中美關係為何起伏動盪﹖

對華外交搖擺不定

貿易逆差、政治獻金、衛星技術洩漏、戰區導彈防禦等問題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最近又大肆流傳聳人聽聞的核武器間諜案件。縱觀幾年來中美關係的起伏動盪，事端迭起，其起因大多來自美方，特別是其內部的策略的擺動或不同派系的爭執。對此，中國政府和民間有一個很簡單的解釋，那就是：「美國國內總有一小股勢力和噪音，試圖破壞和阻礙中美關係友好發展的勢頭。」

然而，中國方面的這種解釋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想當然的和一廂情願的理解，出於對美國國內政治和輿論的有關信息不甚瞭解。瞭解美國主流媒體和公共輿論的人都清楚，敵視中國、妖魔化中國、懷疑中美合作的輿論，佔據了美國主流媒體和輿論的主導地位，相反，支持中國、倡議發展中美關係的言論，才是「一小股聲音」。在這方面，海外華人的一些輿論，能夠將問題看得更進一步，它們指出：最近以來的反華聲浪，和彈劾總統之後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怨恨和爭鬥有關，特別是：美國的政治週期日益接近大選前的角力階段，對華外交成為共和黨攻擊克林頓和民主黨的把柄。在這種情況下，華人李文和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被惡意誹謗、無辜解雇，成為兩黨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這種說法無法解釋：歷次譴責中國的法案，以及剛剛出台的赫爾姆斯－霍林斯公開信，都是兩黨共同贊助的。

另外，還有一種文化心理解釋，即：冷戰後美國失去了對手，因而心理上需要人為地樹立一個敵人，以充當美國文化意識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假想敵；有人說這是一種過時的冷戰思維，還有人認為這種文化心理來源於西方基督教信仰中魔鬼的存在。這種看法當然很準確地刻化了美國媒體對蘇聯、伊拉克、中國等美國的潛在敵人的如出一轍的處理方法，但仍無法說明：美國的外交戰略制訂者，是否真的遵循這種完全非理性的文化意識來作決策。

顯然，無論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都主要基於理性計算。然而，是外交戰略理性決定國內政治，還是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是值得研究的，剛才說明了阻礙中美關係發展的「噪音論」和「文化心理論」的缺陷，下面將說明：兩黨鬥爭也無法全部解釋美國對華外交的搖擺不定。

從美國社會體制結構分析

這裡，就牽涉到西方政治學中的兩種對立的理論，特別是對美國社會的體制結構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就是所謂多元競爭模型和權力精英模型。

多元競爭模型認為：西方民主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權力向一切社會集團開放，各種勢力公開、平等地競爭，公平競爭的主要途徑就是多黨制和議會制度，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不斷進行討價還價、談判、妥協，而任何個別的集團都不可能長期取得壟斷地位。這個模型長期以來主導美國的政治學，但自從60年代以來，受到挑戰，一個與之不同的，稱作「權力精英理論」被提出來。權力精英模型認為，西方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真正實質性的政治決策，是通過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後操縱完成的。提出權力精英模型的人，如米爾斯（C.W. Mills）強調社會高層圈子內的密切聯繫，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關注政治議程的幕後預設，而喬姆斯基關注大眾媒體的思想控制等等。

權力精英理論假如推至極端，就是所謂的「陰謀理論」（conspiracy theory），而陰謀理論常常被視為是缺少證據和說服力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帶陰謀理論色彩的解釋（如美國政治家拉魯什的理論，馬哈蒂爾的金融投機家密謀之說），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認同。

權力精英模型更準確地反映現實

假使我們深入分析美國社會的體制結構，就會發現，權力精英模型更準確地反映現實。在表面上，美國制度中的總統、參眾議員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掌管著最大的權力，然而，只要分析一下美國社會日常運作的過程，就會發現，最高利益中心和實際決策中心，遠不在於三權分立的政治家們的台前表演，而是處在幕後的，一個集社會等級、經濟實力、文化資本等各方面特權於一體的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的社會特徵是盎格魯－薩克森新教徒家族，他們控制著美國最大的大財團和大商業媒體，比如，通用電氣（GE）和西屋電氣（Westinghouse）是大型跨國公司和軍火製造商，它們同時分別擁有全國廣播公司（N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這樣的大商業媒體，迪士尼公司、迪恩‧維特金融服務、時代－華納公司和有線新聞網（CNN）是同一家大財團，等等。之所以稱得上是一個集團，因為它的成員之間的社會關係稠密，所有成員之間，或直接或間接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大家都在美國的最關鍵權力部門中佔據首要位置，如華爾街、財政部、聯邦儲備銀行、五角大廈、中情局、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等。這就是人們所稱之的「軍事工業復合體」，或者，如自由派學者巴格瓦堤（Jagdish Bhagwati）所稱，同時也是「華爾街－財政部聯合體」。

這個集團如同一個部族的長老會，通過各種精緻隱蔽的機制控制著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同時它也完全不受選民的控制、不對選民負責任。儘管集團內部也分派別、也委託不同的政治家作為其代理，如石油財團支持布希，電訊財團支持克林頓，煙草財團支持杜爾，等等，但其最基本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當它需要公眾輿論支持某項政策時，就會動員它所控制的大商業媒體，精心篩選出對其有利的信息和言論傳給大眾，以影響普通美國人的看法。這就是所謂的「製造輿論一致」；西方民主的秘密，就在於：有了既定的政策，再去製造民意支持，而不是如其冠冕堂皇地宣稱的那樣，政府聽取民意制訂政策。

那麼，美國對華政策上的左右搖擺、反覆不定又是因為什麼呢﹖顯然，這不是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固有政策之爭。克林頓上台前批評布希的對華政策軟弱，上台後其政策又完全和布希雷同，而共和黨又批評他對華政策軟弱，這已經成為一種定式。

中國改革轉軌的強烈不確定性

其實，美國對華政策的猶豫和動搖，主要在於這項政策的高度困難。在後冷戰時代，令美國最為頭疼的國際問題，就是中國改革轉軌的強烈不確定性，美國對此的憂慮，甚至超過它對危機中的俄國的擔心。這一點，是中國方面所不太能理解的：大多數中國人都堅信現行改革不可逆轉、並將把中國引上現代化的大道，因而滿懷信心、滿懷希望地走向世界、擁抱世界，並堅信中國的現代化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有著根本共同利益、中國和美國能夠攜手並進。然而，美國戰略界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卻悲觀的多：美國知道，像中國這樣的不發達社會進行目前這種（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充滿了巨大的風險：它有兩種可能的前途：即實行外向依附型的現代化（如伊朗、印尼），或自主發展型現代化（如二戰前的德國、日本）。

如果是第一種前途，即外向依附型，當然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卻會在中國社會內部製造出巨大的鴻溝，導致親西方的上層和民族主義的下層的尖銳對立，從而產生社會崩潰和反西方革命的危險。

如果是第二種前途，即自主發展型資本主義現代化，那麼，其後果就更為可怕：這種發展模式注定要走上軍國主義外向擴張道路，這更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所不能容忍的。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判斷反而比大多數中國人要冷靜得多、清醒得多；美國自己是明白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後起國家現代化是怎麼回事的，不能認為老虎不懂得撲食的道理。

中國根本不同於冷戰中的蘇聯，但也完全不同於走向軍國主義前夕的德國、日本。其精英層的一部份其實在熱切盼望實現親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如伊朗、印尼和戰後日本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像伊朗、印尼等國家，而更像二戰前德國、日本等有挑戰實力的國家。美國對華政策的難度就在此：一方面中國仍處在演變蛻化之中，前景不明，因而難以找到長期對策，另一方面，中國具有超級大國的實際規模，以往的任何圍堵經驗都難以奏效。從國際政治角度看，美國的真正的困難在於：目標和手段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造成強烈的焦慮。在具體操作上，最好的對策只能是：不斷反覆地進行「試錯」（trial-and-error）實驗，並對「試錯」實驗結果進行評估。在這樣的「試錯」實驗中，需要軟硬兼施，胡蘿蔔加大棒，威逼與利誘交替使用，因此才顯得美國的對華政策左右搖擺，反覆不定。其實，這與其說是內部不同派系的不同策略的鬥爭，不如說是：不斷地「試錯」實驗﹑不斷地測試水溫、不斷地進行火力偵察的策略使然。然而，每次「試錯」實驗的結果，都不是很令人滿意（因為如上所述，問題本身極為困難，很難有令人滿意的對策），而克林頓作為「試錯」實驗的執行者，在兩黨為私利而爭鬥激烈的時刻，自然要被對手當成攻擊的靶子。因此，與其說，李文和與中美關係是兩黨鬥爭的犧牲品，不如說，克林頓才是美國對華外交兩難處境的犧牲品和替罪羊。

不定完全是兩黨在國會裡的恩怨仇隙

在中國，流行這樣一個寓言式的笑話：一位老農觀看戲劇《白毛女》，當他看到舞台上的地主殘酷地欺侮農民時，他憤怒了，因而衝上舞台，把演地主的演員痛打一頓。這個笑話當然有諷刺這個老農的意思，因為他不懂得舞台上的表演並不等於真正的社會衝突，而是由幕後的編劇、導演所精心策劃、安排、指揮，並以此來說服、感動台下的觀眾。因此這個笑話也有誇獎編劇、導演和演員們的創作演出格外逼真的意思。其實，不久前，在美國國會裡上演的辯論、聽證、彈劾，還有剛剛被透露出的中國間諜案，其逼真和精采程度豈不遠遠超過《白毛女》！然而，假如相信美國對華政策的搖擺不定完全是因為兩黨在國會裡的恩怨仇隙，那麼，就等於是犯了和那位老農一樣的錯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