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

五、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割讓台灣澎湖。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半個世紀。日本早就有意於台灣，1874年5月，曾藉機派西鄉從道率兵進攻台灣南部牡丹社。甲午戰爭是日本乘朝鮮東學黨之亂，進攻駐朝清軍而引起的。日本在簽訂《馬關條約》時，卻不願中國上下反對而從中國割取台灣，中國是被迫割讓的。不少人以為「割讓台灣」就是中國遺棄或出賣台灣，而埋怨中國，甚至以此為「台獨」的論據，是違背歷史真情的。

日軍登陸台灣，從北到南「平定」台灣義軍武裝反抗鬥爭達五個月，於1895年11月成立台灣總督府，實行軍事、專制統治。首先，進行軍事鎮壓。日人宣佈「平安」台灣當年年底，台灣義民就在各地襲擊日本軍警，前仆後繼進行了七年反抗武裝游擊鬥爭。日軍用武力鎮壓外，還採取「招撫政策」，誘降、騙殺民眾達一萬多人。五年之後，在祖國辛亥革命前後的形勢影響下，1907年到1915年台灣發生十多起反日復國事件，也遭到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日本軍警還對台灣原住民從1896年到1920年進行了138次「討伐」。原住民遇難者達一萬多人，受傷者四千多人。可以說，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是建立在血腥鎮壓之上的。其次，施行警察政治。殖民當局在全島遍設警察機關，密佈警察，據1922年統計，民眾與警察的比例，日本內地為1228比1，而台灣高達547比1。警察絕大多數由日人擔任，管理戶口、治安、收稅收捐、防火防疫、監視公開集會等無所不管，動輒以「違反政令」、「行為可疑」為罪名，任意拘捕關押，加以罰款施刑。警察還利用保甲、壯丁團作助手，全面控制台灣民眾。再次，將台灣人作為二等公民加以奴役。台灣人處處受歧視，日本人念小學，台灣人念公學，只傳授日語，限制上中學、大學，為其殖民統治鋪路；公教人員和公司職工的工資，日本人要比台灣人多六成。台灣人毫無政治權利，經台灣人的不斷要求，1921年總督府和各州市街設評議會，作為諮議機關，僅由官方指定台灣人當其三分之一的評議員，作日本殖民統治的助手。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殖民當局加強「皇民化」運動，徵用台灣人當軍夫、士兵20萬多人送戰場，犧牲者達三萬零三百零四人，還欺騙台灣婦女到戰場當慰安婦。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在經濟上極力變台灣為其原料供應地、商品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為建立殖民地經濟基礎。殖民當局首先進行土地和林野調查，沒收不能證明所有權的耕地和林野為官有地。官有地占耕地總面積的30%，林野總面積的94%；廢除清代「大租戶」，確定「小租戶」為地主，建立殖民統治者─地主─佃戶的封建土地制度；施行專賣制度，壟斷鴉片、食鹽、樟腦、煙、酒等重要物資，指定日本商人專賣；大力扶植日本在台企業，禁止台人單獨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很快成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日本資本在初期以商業投資為主，以後產業投資迅速增加，並加強了壟斷性。日本資本在台灣的壟斷企業，遍及糖、米、鳳梨、制紙、礦業等，殖民當局還直接經營電力、鐵路、樟腦等壟斷性事業，殖民地資本主義有很大發展。再從台灣對外貿易看，以1931年為例，米、糖兩項出口占對日出口總額80%，而金屬、機械、棉織品、肥料等工業品進口達從日進口總額62%，「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顯出台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性。在農村，土地所有很集中，一甲以下的佃農和半自耕農為20.19萬戶，而10甲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為9,200戶，其中，制糖公司等10家日本壟斷資本企業擁有的耕地達耕地總面積7.5%。1937年以後，日本當局把台灣作為「南進基地」，在台灣建立金屬化學、機械製造等工業，台灣工業化程度顯著提高，日本壟斷資本更強大。1941年資本20萬日圓以上的公司中，91%屬於日本資本企業，台灣民族資本只佔8%。《認識台灣》課本，讚揚台灣建立了「經濟發展基礎」和「稻米的增產和糖業王國」，卻忽視台灣近代化建設是從清末劉銘傳開始的，避而不談日本資本壟斷台灣經濟和掠奪性的殖民地經濟結構。

在文化方面，日本殖民當局極力推行「同化」和「皇民化」政策。推行日語，排斥漢文，灌輸「忠於天皇」的思想和日本文化，以日本天照大神神牌占台灣人之祖先神主牌位，企圖改變台灣人原有的風俗習慣和民間信仰，直至消滅中華文化和民族意識，使台灣人變成日本順民。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強大政治經濟文化衝擊下，台灣的先進知識分子吸收約15年的反日武力鬥爭失敗的教訓，在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於1921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開展社會和文化運動，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文協」宣揚中華文化和現代化文化，激發民族意識，開展豐富多彩的啟蒙運動。隨即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共產黨、民眾黨相繼成立，1930年10月還發生震撼島內外的原住民武力反日霧社事件，在20年代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台灣同胞還創辦漢文報刊（1937年被禁止）、開設私塾、詩社，倡導鄉土文學，為維護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進行不懈的努力。在祖國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啟示下，台灣新文學從20年代，經賴和的倡導實踐而發展起來，30年代以後出現楊逵等日文作家，寫出深刻反映殖民地台灣社會生活的寫實主義作品。

日本殖民統治50年，儘管對台灣人灌輸日本文化，強制「皇民化」，但是未能消滅台灣人的民族精神和中華文化的特質。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警察沿革志．台灣社會運動史》序言中承認：「屬於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台灣人）雖已受日本統治40多年，至今風俗、言語、信仰等方面卻仍沿襲舊貌，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且視福建、廣東為其父祖瑩墳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以支那（中國）為祖國的感情難於拂拭。」台灣社會學家陳紹馨分析說：「由（日本）統治者帶來的物質上的建設或行政制度，對被統治者當然有各種影響，但被統治者的社會文化，他們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宗教或民間信仰、人民的態度等，是不容易變化的。……台灣社會還是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文化仍繼承中華文化的特質。但經過日本殖民統治50年，台灣受到日本文化和資本主義的影響，文化已起了變化和發展，台灣文化成為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六、從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回歸祖國。台灣社會從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吸納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代表中國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接受台灣，成為台灣的統治者。日本戰俘和僑民42.2萬人被遣返日本，代之，中國大陸6.9萬人到台灣，被稱為外省人，其中許多人成為統治階層。國民黨當局隨即沒收日產、敵產企業和土地，把它整編為國民黨的官業壟斷資本。國民黨當局濫發貨幣，剝奪台灣物資供國共內戰的財政耗資。官吏貪污腐敗，對人民作威作福。國民黨統治與台灣人民的矛盾激發，終於發生席捲全島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反對貪官污吏，要求高度地方自治，反對內戰，是當時全國各地民變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歷史條件下的愛國主義的一環。在文化方面，光復後，台灣民眾積極學習國語（普遍話），創辦種種報刊，介紹大陸文化知識，輸入大陸各種書刊，彌平兩岸隔離50年的文化隔膜，提高了對祖國的認識。許多先進份子經「二．二八」，「嘗到了期望的破滅和現實生活中的困苦，對白色祖國的絕望而轉向紅色祖國」。

1949年10月中國大陸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社會。而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大陸各省籍一百多萬人跟著遷移台灣，成為新移民。1950年六月美國乘朝鮮戰爭，把台灣作為圍堵中共的西太平洋防線的一環－－反共基地，支持國民黨政權割據台灣，與大陸隔海武力對峙。從此，台灣社會又走了與大陸不同的發展道路。國民黨倉皇退據台灣，為保住棲身之地，以圖再起，首先，頒行「戒嚴令」，「戡亂時期匪諜檢肅條例」，進行廣泛、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秘密逮捕、拷問與槍決、監視等，白色恐怖籠罩全島。「這一持續約10年，襲擊全台灣的政治肅清風暴，歷史學家估計約五萬人被逮捕，被定罪約在一萬人以上，被槍決的合計約四千人」（台灣《中國時報》1995年2月27日）。其次，為解決從大陸擁入台灣的大量人口造成的糧食壓力和台灣農村的矛盾，國民黨當局從1949年至1952年推行農地改革。台灣有數百年歷史的地主佃農制解體，創造了大量小資產階級性自耕農的農業社會。台灣社會的半封建性大為降低，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到1939年的高紀錄。再次，使台灣經濟得以站穩腳跟並有所發展的是美援。從1951年至1968年，美國向台灣提供的援助總額達14.8億美元，對台灣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在文化方面，國民黨嚴格管制宣傳出版物，推行反共抗俄八股和舊傳統文化，鄙視和打壓台灣的地方文化，使人們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泛政治化日益不滿，對知識、信息及精神生活感到苦悶。在解放後的大陸新文化遙不可及、台灣現實問題不敢面對的情況下，台灣知識分子寄希望於西方文化，從中尋找出路。因而60年代，無論文化、學術、思想等各方面都以引進、探討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新思潮為風尚。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依賴美國的情況下，美式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日漸滲透到台灣。因戰後台灣與日本有新的經濟關係，日本戰後文化也對台灣民眾起了很大的影響。

台灣社會從60年代起開始轉型，到80年代中期基本上由農業社會轉入工商社會。台灣大力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在1960-1972年，生產總值增長率年均達10.2%，經濟起飛。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台灣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53年農林業在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8.3%，1983年下降到8.7%，而工礦業從17.7%增加到42.9%。社會階級關係也有很大變化。農業人口在1960年以前占總人口的56%，70年代末下降為20%左右。勞工人口急速增加，占就業人口的一半，但政治力量薄弱，在社會中仍處於低下地位。私人資本有很大發展，民營企業生產值在1953年不到公營企業的一半，到80年代增加到占工業生產的八成，民間大資本和官僚資本構成台灣社會的支配力量。60年代中期以後，在都市崛起中產階級、廣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占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深刻影響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1971年1月美國應諾其所佔領的中國領土釣魚島「歸還」日本，7月聯合國驅逐台灣當局代表，接著中日建交，美國總統訪問北京。這一系列國際政治衝擊喚起了台灣知識文化界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覺醒。他們從60年代的西方思潮汜濫中回到現實社會中來，開始關心台灣的現狀與未來。台北和美洲的台灣知識分子展開保衛釣魚島愛國運動，進而發展為統一運動。一部分知識分子創辦《大學》雜誌，進行政治文化運動，另一部分知識分子陳映真、王津平等作家即致力於創作鄉土文學作品，繼承和發展老一輩寫實主義的文學傳統，成為70年代台灣文壇的主流。大學生中興起唱「校園歌曲」的新民歌熱潮。保釣運動一代以《夏潮》雜誌為中心，形成台灣年輕一代進步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論壇。另一方面，以知識分子和中小企業家為主體的新興（國民）黨外勢力，從70年代中期開始登上政治舞台，要求國民黨民主改革，形成了反蔣、不反美的黨外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初中美建交、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同年底發生國民黨鎮壓黨外運動的美麗島事件。從此，黨外民主運動逐步走向反蔣、反共、不反美的台灣獨立運動。 統一派人士離開黨外運動。統獨兩派在文化認知上也反映其對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