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6日,是「四六事件」的50週年。1949年4月6日,國民黨繼「二.二八事件」後,對台大、師大學生進行鎮壓,開始了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1997年台大和師大先後完成了「四.六事件」的調查報告。「四.六事件」後,也有一些學生逃亡大陸,忽忽50年,他們也有話說。編者
1997年6月,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先後公佈了關於「四.六」事件的總結報告,台灣各報對此作了大量報導和評論。總結報告是分別根據兩校校方的決定,經有關人員在調查的基礎上作出的,並經校方同意公諸於眾。總結報告揭示了「四.六」事件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明確指出,「四.六」事件是國民黨當局對要求社會正義的台大、師大兩校深重的鎮壓。至此,台灣歷史上歷經半個世紀,繼「二.二八」事件之後又一宗重大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這是正義戰勝邪惡、進步戰勝反動的又一明證。
感謝兩校從事「四.六」事件調查和總結的有關人員,他們為了弄清事實真相,盡力之所及,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和取證核實工作,這一點應予以肯定。同時,要看到,事件畢竟已過去了多年,有關歷史資料或已散失或被銷毀,不易尋找;有關當事人或不在島內或已亡故,就是健在的可能有的已淡忘。記憶不清;參與調查的有關人員視角不同,這在調查中也會有所反映。因此,總結報告難免有一定局限性,有關資料更有待充實,使之臻於完善。台大「四.六」事件資料搜集小組召集人黃榮村教授說得好,總結報告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大家在這個基礎上,搜集更多的史料,以重建更完整的戰後台大校史。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我作為「四.六」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四.六」黑名單上的陳實)、當年「國立台灣大學各學院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簡稱「台大自聯會」)主席兼農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想結合台大情況,談談對「四.六」事件的一些看法,就教於各位先進,尤其就教於當年一起學習和參加學運的各位老友。
「四.六」事件究竟是怎麼產生的?產生的背景是什麼?這是人們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我看,「四.六」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要聯繫光復後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聯繫台灣人民和國民黨當局之間的矛盾,聯繫當時大陸政治和戰爭的形勢,特別是大陸學生運動不斷發展的形勢,進行研究探討。
一、「四.六」事件前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是台灣人民「二.二八」鬥爭精神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發展。
「二.二八」起義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一次偉大的愛國群眾運動。起義雖然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台灣人民並沒有屈服,鬥爭仍在繼續。國民黨當局貪污腐敗,巧取豪奪,依然如故,而且每況愈下。這樣,廣大台灣人民與國民黨當局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而且愈演愈烈。
經過「二.二八」洗禮的台灣青年學生,是台灣社會的先進分子和中堅力量。他們嫉惡如仇,最富於反抗精神,台灣人民在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反對黑暗統治的鬥爭傳統,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二.二八」起義被鎮壓後的一段時期,台灣學運一度處於低潮。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了一陣表面沈寂之後,台灣學運又逐漸活絡起來,學生對當局的不滿情緒隨之滋長,首當其衝的是民生問題。當時台灣社會經濟混亂,物價暴漲,物資匱乏,學生陷於經濟拮据、生活無著的困境。1949年2月17日,台大自費生曾發表宣言,要求配米、貸金及照立委之例開放省外匯兌,以解決飢餓問題。台大自聯會還通過演出歌舞募集用於救濟台大師生的福利基金。民生問題的背後實際是政治問題,腐敗的國民黨當局不可能關心人民疾苦。加上「二.二八」後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對學校的控制,校內特務橫行,連校部收發室和新生南路台大學生宿舍都安插了特務,對學生嚴加防範,毫無民主自由可言。所有這些,都激發了廣大同學對國民黨當局的憤慨,這種憤慨隨時都可能轉化為對抗行動。這時發生的警察打人抓人事件,僅僅是導火線。學生反對警察打人抓人,只是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具體表現,是「二.二八」鬥爭的延續。這才是「四.六」事件中學生遭受鎮壓的最深刻的根源。這裡,不應過份渲染警察打人抓人問題,更不能把事件的起因僅僅歸結為當局處理不當。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就是「四.六」事件產生的原因和背景是複雜的,要從多方面進行探討。但重要的是,要透過複雜現象看本質,這樣才能真正瞭解「四.六」事件真相。
二、祖國大陸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大大推動了台灣學生運動的深入發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備受歧視,學校裡經常發生反日事件。但這種鬥爭終究未能形成反日的學生運動。台灣光復後,在大陸解放戰爭和學生運動的推動和鼓舞下,台灣學生運動才逐步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矛頭直指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腐敗政府。早在1946年5月4日,為了紀念「五.四」活動,基隆中學學生曾上街遊行,規模雖然不大,但說明台灣學生在政治上開始覺醒。同年7月19日,在日本東京澀谷附近,發生了一起日本警察毆打台籍華僑的「澀谷事件」,有兩個台灣人被打死,日本當局在美國佔領軍的包庇下,卻宣佈打人者「無罪」。而國民黨當局投靠美日,奴顏媚外。此事激起島內台灣人的公憤,學生為甚,他們很快動員起來,舉行反美反蔣遊行示威。這是台灣學生第一次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活動。接著,這一年年底,北京發生美軍強姦北京大學女生的沈崇事件,由此導致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的大規模示威。消息傳到台北,激起全市廣大學生和市民的極大憤怒,台大和師院等院校學生,於1947年1月9日,在原新公園召開有全市一萬多名大中學生參加的大會,抗議美軍暴行,整個會場群情激昂,「美軍滾出中國」、「反對內戰」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大會根據與會群眾的要求,作出兩項決定,一是要成立台北市學聯;一是會後舉行示威遊行。當時遊行隊伍聲勢浩大,圍觀群眾對學生愛國行動無不表示同情與支持,整個遊行歷時四個多小時,最後以勝利而告結束。
「一.九」事件是由台灣本省和外省學生聯合發動的一次愛國群眾運動,也是台灣光復後,台灣學生表示對國民黨當局投靠美帝發動內戰的不滿和反抗,對以後台灣愛國民主運動的開展有較大影響。經過「一.九」事件鍛煉而湧現出來的許多積極分子,在隨後發生的「二.二八」起義中,又站在鬥爭的前列。起義中許多骨幹和領袖人物有不少是青年學生,可以說,這時的台灣學生運動是與台灣人民的武裝起義鬥爭相結合。而且是融入於起義鬥爭之中。就這個意義上說,這時的台灣學運是更加深入了。應當客觀地說,台灣學生運動與整個大陸學生運動是遙相呼應密不可分的。國民黨當局不能容忍大陸學生運動的開展,同樣也不能容忍台灣學生運動的開展,所以,鎮壓台灣學生運動是遲早要發生的,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三、鎮壓台灣學生運動是為國民黨逃台掃清道路,藉以鞏固最後一個反共基地。
台灣「二.二八」起義雖然失敗了,但祖國大陸的形勢卻發展得很快。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形勢對國民黨很不利,他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退路,就是要退到台灣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當局必然要加強對台灣的控制,特別是對台灣學生的控制。對台灣學生來說,「二.二八」後,由於當局的高壓政策,大規模的鬥爭行動暫時已不可能,他們更多地轉向做思想教育工作,在提高自身認識的同時,也提高台灣人民的認識。為此,台大和其他院校紛紛成立了許多學生社團,其中有歌詠隊、劇社、讀書會、生活促進會以及各種學習和文藝小組,各社團還舉辦各種牆報和「五.四」紀念會等活動。在這期間,1947年8月,以台灣公費留學祖國大陸院校的大學生社團「台灣同學會」,組成了「九人演講團」,利用暑假機會回到台灣。演講團在台灣各地向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講述了祖國大陸國共內戰的形勢,國民黨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風起雲湧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這些分析精闢、感人至深的演講,使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受到深刻教育和鼓舞。
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台大各學院先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自治會幹部都是通過學院學生大會選舉產生。我是台大農學院首屆學生自治會主席。當時台大共有理、工、農、醫、文、法六個學院。在六個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經過各方協商,於1948年下半年,成立了「國立台灣大學各學院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我被推舉為主席。這樣,台大就有了一個全校統一的學生組織,領導全校甚至是全市性的學生活動。像這樣的學生組織,在台灣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台大自聯會成立後,舉辦許多活動,其中主要有:(一)1948年秋季,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台大校方在正常的招生過後,又續招轉學生,目的是為了安插當時由祖國大陸逃到台灣的學生中的特務分子和高官子女。因此,剛剛成立的自聯會支持同學衝擊了考場,事後並舉行記者招待會,向社會說明事實真相。這就是當時頗有影響的「反對續招轉學生事件」。(二)設立福利基金,救濟生活困難的台大師生。為了籌募基金,自聯會組織台大襲浪歌詠隊在中山堂演出三天,後來又讓「襲浪」利用1949年寒假環島旅行演出。演出所籌基金雖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但演出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卻是巨大的。(三)積極支持校內學生社團的進步有益活動,向校方反映廣大同學的正當要求。(四)籌備成立台北市學聯。早在光復之初,台灣學生就自發成立了「台灣學生聯盟」,開展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題的宣傳教育活動。雖然這一聯盟不久被當局命令停止活動,但為後來台灣學運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台大自聯會成立後即著手籌建台北市學聯。我走後據說在1949年3月29日舉行的晚會上,宣佈台北學聯成立。
當時的形勢是,一方面,國民黨大勢已去,黨政要員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台灣;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台灣學生運動正向縱深發展,學生組織日益發展壯大,這對國民黨無疑是心腹之患,所以,對學生下手只是時機問題。1949年4月初,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學運主謀分子,這更預示著他們就要準備抓人了。果然,他們終於在4月6日這一天對愛國進步學生下手。從此台灣進入了白色恐怖時期。「四.六」事件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
綜上所述,「四.六」事件的發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根源,要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認真深入地進行探討。總結歷史經驗,以昭示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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