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風暴的回憶

從1949年3月起，在蔣介石集團陳誠、彭孟緝統治中心的台北，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學院的廣大愛國學生，受祖國大陸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的鼓舞，在兩校學生會領導下，不畏強暴，振臂高呼，開展了一系列激進的愛國活動，爭取著和平、民主、自由的到來。

一

我就讀於台大文學院歷史系。當時的文學院以地處校本部校園中心位置、樓宇寬敞、學術思想活躍，幾成了理、工、農、醫、法各學院學生社團活動的中心。

1949年3月19日晚，發生了台大、師院兩名學生遭到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警察尋釁毆打的事件，消息傳開，兩校五六百名學生義憤填膺，前往大安分局，找分局長交涉。但局長態度蠻橫，準備動武，激起了學生們更大的氣憤，一舉將大安分局門窗玻璃搗毀。

3月20日一早，兩校數千名學生雲集台大校園，即日宣佈罷課，並高唱《團結就是力量》歌曲向台北市進發。學生們一路高呼：「反對警察打人」、「反對國民黨迫害學生」、「反對特務統治」、「要民主、要和平」等口號，到達了台北市中山堂附近。

一時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抗議之聲震天動地。台北市警察局局長一看驚人情況，惟恐事態進一步擴大，被迫向學生道歉了事。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49年4月5日傍晚，在台大公園路宿舍附近，國民黨特務綁架了師院學生會主席周慎源，經過台大學生和特務的一番激烈搏鬥，使周慎源終於得救，兩名特務乃鳴槍洩憤，抱頭鼠竄。但這場不小的衝突，竟成了「四．六」事件的導火線，從而掀開了台灣學生運動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二

1949年4月5日傍晚，台北市烏雲密佈，陰沈欲雨。

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對公園路搶救事件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彭孟緝、林秀欒等軍警特頭目實施緊急軍事動員，出動了一個警備旅和警察、憲兵共五千多人，軍車一百多輛，對台大、師院所在的台北市東區實行緊急軍事戒嚴，並闖入兩校學生宿舍進行大搜捕。

在台大學生宿舍，被警總列入「黑名單」首批要逮捕的21名學生中，有10人被捕，還有15位因護衛自己的同學而與軍警激烈搏鬥的學生被抓。在4月6日凌晨的寒風細雨中，他們僅著單薄的衣衫，在軍警的腳踢拳打中，在明晃晃的刺刀威逼下，被一起推上軍車，疾駛而去。

在師範學生宿舍，學生們提前察覺了警總的動向，三百多名同學早已集中到宿舍北樓，把樓梯口用重重疊疊的桌椅堵死。狂暴的軍警每衝上去一次，同學們便以石塊、磚頭、啤酒瓶把他們轟下去一次。這場驚心動魄的戰鬥，一直持續到黑夜消逝，東方發亮的時候，在軍警的連連圍攻下，三百多名同學已筋疲力盡，「彈盡」援絕，全部遭到逮捕，被推上十多輛軍車，開赴上海路警備旅營房。

三

「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北市東區實行了宵禁和軍事戒嚴。從當日起，公共交通斷絕，公務員不能上班，工人不能到廠，學生不能入學，而馬路兩旁的店舖也統統停業關門。台北市像在恐怖的氣氛中停止了脈搏，死一樣地沈寂。

軍警頭戴鋼盔，足蹬軍靴，滿臉殺氣，手執自動武器，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一輛輛裝甲車、軍用卡車停放路口，一輛輛吉普車滿載巡邏兵在街上往來穿梭，氣氛森嚴恐怖，宛如「二．二八」事變重演。

4月6日上午9時以後的台大校本部，在家住宿的學生、教職員工越來越多，他們得知了本校公園路、新生南路學生宿舍被軍警包圍、好些學生會、社團骨幹被捕、師院三百名學生被抓的事變後，群情激昂，整個校園立即沸騰了起來，但群龍無首，面對危局尚不知如何應對。

上午10時許，經同學們私下商量的結果，立即在文學院大廳召開了學生大會，經討論作出了如下決定：

（一）成立「台大、師院『四．六事件』營救會」，由文、理、農、工、醫、法六學院各選派學生代表一名組成大會主席團，進行集體領導；主席團下設報導、糾察、總務三組，分頭負責各項具體工作。

（二）由主席團出面找台大校長傅斯年，要他立即出面和台灣當局就相關事宜進行交涉，並允許學生代表立即慰問被圍被捕同學，向他們提供生活物品。

上午十一時許，學生大會再次召開，經過一番緊急討論，大會推舉出主席團。我被推舉主持報導組，與十餘名同學負責編輯《營救快報》，撰寫說明此次事件真相，控訴台灣當局暴行的《告全國同胞書》、《告全校師生員工書》、《告寄讀同學書》，同時向台灣各報記者散發《書面談話》，並進行營救動態和實況採訪。

晚六時許，由於校方和警總交涉的結果，台大師生被允組團向被圍宿舍慰問並運送生活物資。我身負實況採訪之責，亦隨團前往。我在採訪中向同學們通報了「營救會」已開始工作，為解決當前的危機而全力以赴地進行抗爭。

四

7日清晨，細雨濛濛，當我步入校園，但見人潮洶湧，人流如織，一時達二千多人，除了在市區住宿的同學們，大多是來自台灣中南部和東部各縣市未在校住宿的同學，大家對國民黨的惡政與暴行極為憤恨，紛紛表示要和台灣當局鬥爭到底。

9時以後，主席團見校園人數激增，再次召開學生大會。主席團介紹了昨夜慰問、採訪經過，然後宣佈全校學生罷課、教授罷教、校工罷工，並要求與會同學充分發表意見，共商營救之策。大會一致決定，向台灣當局提出六點要求：

（一）立即解除兩校學生宿舍戒嚴、恢復市區正常交通。（二）對被捕十同學不得刑訊施暴，確保其人身安全，由情報處移送法院，依照司法程序處理，不得搞「莫須有」。（三）立即無條件釋放師院全部被捕同學。（四）立即無條件釋放在警總搜捕中與軍警衝突的全部被捕同學。（五）允許學生代表團慰問被捕十同學，並向他們提供生活物資。（六）台灣當局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大會一致決定，仍由台大代表團負責出面與台灣當局交涉。上午10點半，代表團銜命出發。會談是在台北市重慶南路警總進行的。經過師生們和彭孟緝一番唇槍舌劍，據理力爭，總算從彭孟緝嘴裡得到了以下承諾：「你們提出的六點要求，我們將向陳主席請示加以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你們必須馬上復課，停止一切抗議活動。」

代表團歸來，主席團立即召開學生大會，通報談判情況，並號召廣大同學為實現自己的正義要求，繼續堅持不懈的抗爭。

五

8日早起，我正和同學們在食堂就餐，有同學帶來了消息說：台北市東區的戒嚴已解除，市內交通已恢復，新生南路和公園路宿舍已解圍，全部同學已來校……大家聞訊，精神為之一振，連日來全體師生全力以赴的營救工作，總算取得了初步成果。

9時許，又傳來消息說：台灣當局已允許我們明天去看望被捕的10位同學，並將五日夜因衛護自己的同學而被抓的15名學生全部釋放，要我們明天下午備車去延平北路警察分局領回。

中午，《營救快報》的「號外」一出，學校內外，一片歡騰。

9日上午10時，代表團車載慰問品去上海路警備旅營房慰問被捕的10位同學後，立即由我和幾位師生備車去延平北路警察局，接運因與軍警搏鬥被抓的15位同學。

當我們接運同學的兩輛救護車到達校本部所在的羅斯福路四段時，即聽到校門內外人聲鼎沸，鑼鼓喧天，炮竹之聲，不絕於耳，一派喜慶氣象，連附近的台北市民，亦為之夾道歡呼不已。

進入校園，每從車上下來一個同學，大家便一擁而上，把他們用肩膀高高架起，一口氣抬到設在食堂大餐廳的會場。佈置得五光十色的會場裡，燈光輝煌，蒙難而回的15位同學被安排在主席台前就座，享受著全體與會者的鼓掌歡呼；他們眼前堆滿了香蕉、柑橘、糖果、糕點。

本來寬敞明亮的會場，被參加歡迎的同學們擠得水洩不通，連兩面窗台上都站滿了人。主席團報告了連日來營救工作的經過，被捕歸來的同學用他們的切身感受，控訴了台灣當局的暴行。會上，群情激昂，紛紛仗義發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後一定要和台灣當局繼續交涉，直到被捕10位同學早日恢復自由，重返學校。

大會在慷慨激昂的氣氛中一直進行到深夜，最後，在全體同學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結束。

六

持續五天的「四．六」風暴，像一場強勁的颱風，終於過去了。台大校園裡，又逐漸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國民黨當局對愛國進步學生的迫害卻仍在進行之中。

4月10日以後，被捕的同學都被台灣當局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被判以不同期限的刑罰。當時參加過營救工作的好些中堅力量，也都審時度勢，通過各種渠道，先後逃出台灣，返回祖國大陸。

我和留在台灣的其他同學，則不言而喻，成了台灣當局跟蹤、迫害的對象，在50年代前後同遭劫難，身陷囹圄，有的還慘遭台灣當局殺害而喋血於台北馬場町。

1950年9月25日，我大難不死，虎口餘生，在內湖「感訓」半年之後，和一批受難者被驅逐出境，輾轉回到了祖國大陸。

歲月悠悠，49年前的夢魘已隨歲月之流逝，成為過去。回首往事，令人不勝唏噓！往日同心赴難的學友，多已風流雲散，或已埋骨於台灣的荒煙蔓草之間。但無可置疑，他們當年都以自己的青春年華，為爭取社會的民主、自由、進步，與國民黨專制統治作鬥爭，獻出了自己的熱血甚至生命。他們是不應被忘記的。

如今，台大、師院重提往事，對「四．六」這段歷史重作調查，因以自己親身經歷，追述其事，使之不泯於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