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未到絕望 絕不放棄和平

一﹑各種民調的對比與反省

自從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岸是「國與國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以下簡稱「兩國論」）之後﹐大家自然好奇地問「台灣民眾對此反應如何？」針對此一議題﹐台灣有不少的「民調中心」立刻作了調查﹐初步估計從7月10日至8月6日有11份民調針對此一問題作了調查。

這些民調看起來結果都朝向一方向呈現﹐因此我們說台灣一般的民眾對「兩國論」是採取支持的態度﹐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本文所例舉的11份問卷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以台灣民眾為對象的民調﹐共計有10份﹐一類為針對台灣的商業精英所作的民調有一份。後一類由於只有一份﹐無從比較﹐只能做出解釋﹐而前一類的10份報告﹐卻令人有若干費解之處。

第一﹐從平均數來看﹐在九份民調中﹐台灣民眾贊成或同意「兩國論」者為五成五有餘（55.1%）﹐而不贊成或不同意「兩國論」的為二成四有損（23.98%）﹐而無意見的一成九餘（19.7%）﹐此一數據從台灣近期的電視媒體﹑平面媒體所做的電話投票﹑觀眾與聽眾的叩應反映來看﹐應該是十分正確和接近的民意數字。

第二﹐但是在九份民調中﹐贊成或同意「兩國論」的最高支持度為73.3%﹐最低支持度為42.9%﹐其中相差了30個百分點﹔不贊成的比率最高為29.6%﹐最低比率只有17.3%﹐其中相差為12.3%個百分點﹔而贊成與不贊成的相差率﹐最高為56個百分點﹐最低為19.3個百分點﹐這些數字﹐不值得我們懷疑嗎？

首先﹐我們知道在台灣的民意調查之所以能作得如此頻繁﹑快速﹐主要是因為台灣的電話普及率極高﹐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制之中華民國統計年鑒（民87年10月）稱台灣的電話普及率在1997年為97.54%﹐因此幾乎所有的時事議題的民調﹐均以電話抽樣調查。換言之﹐不論那一家的民調公司的調查﹐在母群體是完全一樣﹐均是由台灣地區的97.54%有電話的用戶中去抽樣﹐那麼何以結果有30個百分點的差距呢？

其次﹐在所有的民調結果中﹐其他的結果都只是四成﹑五成之間﹐而只有歐亞學會委託全國意向調查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特別突出﹐從他們公佈的數據來看﹐同意的為73%﹐不同意為17%﹐他們調查方式也沒有任何特色﹐則何以與其他調查的結果存有如此重大的落差呢？委託者和調查者看了其他民調的結果之後﹐都沒有任何疑惑嗎？我們同樣以7月14到17日的四份民調結果來看﹐有山水的43%﹐有《聯合報》45.9%﹐有立委鄭龍水的55.2%﹐何以相同的母群體﹑相似的時間﹑相似的抽樣數﹑相似的方法﹐而結果大異呢？

其三﹐進一步瞭解﹐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訪問的問題設計﹐具有明顯導向性的問題。在問題一﹕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是否是一個國家﹔問題二﹕台灣是否為P.R.C.的一省﹔問題三﹕中共說中華民國（R.O.C.）不存在﹐同意嗎﹔問題五﹕P.R.C.和R.O.C.是一個國家或兩個國家﹔問題六﹕您是否贊成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在上述問題誘導之下﹐其結果必然十分明顯。但是我們瞭解類似誘導式的問答所得的統計數據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吾人對台灣過半的民眾支持「兩國論」這一點是沒有懷疑的﹐然而幾乎所有的問卷都是採用直接的問法﹐即是「您支不支持」﹑「贊成不贊成」﹐或是「同意不同意」。個人以為類似的問法﹐只能瞭解民眾對政府的提法是否贊成﹐似乎沒有辦法瞭解民眾在此一政策上真正贊同的重點為何？例如究竟民眾是為了追求兩岸對等而贊成﹐或是為了台灣獨立而贊成﹐或是為了反共而贊成﹐這些內容在本質上差別很大﹐是不能一概而論的！特別是陸委會在8月1日提出說帖﹐指出兩岸應該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時﹐上述的民調團體沒有立即再去進行調查﹐以便進一步瞭解原來贊成「兩國論」的民眾是否贊成兩岸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個人以為由於在這一段時間﹐由於「兩國論」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差別﹐上述的民調單位更應該進行追蹤﹐才能真正瞭解民眾的想法。因為在「兩國論」熱時﹐也出現以下的現象﹕

首先「兩國論」獲得過半支持的同時﹐台灣的股票在三天下跌1,100點﹐成交量也大幅萎縮﹐這清楚地說明了民眾一方面口頭上支持「兩國論」﹐一方面在行動上則自保財產的心態。

其次﹐在「兩國論」效應之下﹐大部分民眾認為李的言論有利於連戰的選情﹐大多數的民眾也相信有連戰才能執行李登輝的政策﹐因此連的支持是明顯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雖然只有三個百分點的民眾認為宋楚瑜會執行李登輝的政策﹐但是宋的支持率依舊高居第一﹐領先約十個百分點﹐這現象似乎又和過半民眾支持「兩國論」的信息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

其三﹐依據山水民調中心在7月14﹑15日與8月5﹑6日所做的調查中﹐分別有20.4%及16.9%的民眾回答不知道﹐這些民眾是真的不知道此一信息﹐抑或不知道應不應該贊同或是從內心逃避這樣的對立和對抗呢？以台灣的通訊條件﹐要說不知道此一消息﹐似乎並不可信﹐所以應該是逃避的意味很濃﹐果如此再加上有民眾表示無意見的﹐加上就有三成左右的民眾是不願陷入選擇﹐這一部分現象﹐目前似乎無人研究。其實在台灣長期以來﹐只要一討論到兩岸關係﹐就呈現一種「非楊即墨」的極端現象﹐因此只要表現了不同的意見﹐立即無情撻伐﹐於是扣帽子﹑打棍子﹑拋石子的口水戰﹑情緒戰立即出現﹐此種在兩岸關係上的民粹激情弄得台灣全部生活十分政治﹐人際關係也十分緊張﹐而這樣的氛圍﹐這樣的狀況完全無助於解決兩岸問題﹐只有助於政客以更多的激情和口號來鼓動﹐例如像李登輝這種「越鬧越好」論調的提出﹐就是出於對此種心態的迎合。然而政治畢竟不是台灣民眾生活的全部﹐不少民眾對此討厭﹑無奈﹐才會出現在如此重大議題上的沈默和逃避。廣義而言﹐台灣其實有不少人都是抱持這樣的心態﹐因為目前的台灣沒有政治的白色恐怖﹐卻有極大的政治壓力和無奈。所謂壓力是在台灣任何議題都避不開政治﹐也避不開兩岸關係﹐然而一談政治就必須選邊﹐而選邊就掉入對立的極端之中﹔所謂「無奈」就是選大的一邊﹐只能搖旗吶喊﹐選小的一邊更是狗吠火車﹐完全不起作用﹐因此他們會對政治議題選擇閃避的辦法。

二﹑國際壓力與不願的退怯

在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之後﹐國際反應十分錯愕﹐大家都不知道李登輝到底想什麼﹐眼看著兩岸關係即將有希望改善﹐李突然要破壞大陸最忌諱的原則問題﹐分明是仗恃有美國的保護﹐挑釁中共﹐因此美國為了避免被誤認為幕後主使者﹐首先﹐而且是多次對台灣表示不滿﹐雖然台北多次表示美方沒有施壓﹐然而對李登輝而言﹐在提出之後﹐就開始作了若干的修正。

一是否認「兩國論」﹐責怪「兩國論」是媒體的簡化﹔

二是強調「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才是其本意﹔

三是強調沒有放棄統一﹐強調我們堅持的是未來式的「一個中國」﹔

四是強調所謂「特殊的」是指兩岸人民的特別情感﹔

五是強調我方的大陸政策沒有改變﹐也無須改變﹐因為「兩國論」只是描述現狀﹔

六是強調「兩國論」是為了汪來訪的政治談判﹐提出的對等地位的提法。

不過無論怎麼解釋就是不願收回「兩國論」的提法﹐所以美國不滿﹐中共更不滿﹐文攻依舊﹐而且不斷升高批判的字眼﹐於是行政部門就只好負起收回的責任﹐所以蘇起主任委員趾高氣揚地宣佈拋棄「一個中國」﹐走出「一個中國」的迷思等等﹐到我們的大陸政策未變﹐憲法﹑法律﹑機構也都不會改變﹐到7月30日海基會辜董事長提出講話稿﹐也是為了解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且使用江澤民的語言﹐提議「平等協議」﹐歡迎汪先生如期來訪﹐但是講話稿遭海協會立即退回。8月1日陸委會提出說帖﹐要求兩岸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陸委會的說帖據說由主任委員起草﹐許副主任委員宣讀﹐而且不許記者發問﹐結果高層不滿﹐民進黨大罵﹐中共否認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美國的國會議員來了不少。除了在內部被大肆歌頌之外﹐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大家除了表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根本沒有反應。在行政部門呼籲兩岸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之外﹐反而引起了內部的矛盾﹐不過最令李登輝氣結的恐怕是台灣選舉行情的表現﹐連戰的聲勢雖然有長﹐宋楚瑜的氣勢仍高﹐李所謂的狠招並未能使宋的聲勢大挫﹐反而是李的跛腳現象越來越明顯﹐而且連戰的講話也和李不同調﹐李提兩國﹐連倡雙贏﹐有跡象顯示連戰一旦獲得國民黨提名之後﹐恐怕在各種政策就可能大膽的﹑積極的開始凸顯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做法﹐所以李的「兩國論」是極冒險﹐也極得意的招式。但是他沒有想到也是壽命最短的得意﹐也是把自己更逼向角落的政策﹐這對李而言﹐應該是始料未及之事。

以李的性格而言﹐是決不服輸的﹐所以在美國國會議員來訪之際﹐找到一個特別對口的眾議員吉爾曼座談之後﹐不知道美國議員給了什麼樣的鼓舞﹐或是保證﹐李開始突然又發飆起來。

三﹑越鬧越好

在8月10日對行政院國策班的講話﹐竟然瘋狂說出﹕事情鬧得越大越好﹐鬧大了世界才知道中華民國的委屈！

中共對台現在唯一能作的就是心理恐嚇。

中共的軍機在最近只有兩次飛近中線。（否認了國防部中共軍事活動一切正常的說話）大家不用驚怕。

我們說李瘋狂可能不大恭敬﹐然而身為一國之君﹐竟然在正式的講話時﹐對如此攸關台灣生存安全的頭等大事﹐竟然能輕率地挑釁﹐希望把事情鬧大﹐又嘲笑中共只有一招﹐要求台灣人不必害怕﹐李這種講話習慣早已超越了古代帝王﹐直逼上帝的權威了！在此種情況下﹐台灣還能未遭天譴﹐恐怕除了早期中華民國政府的兢兢業業經營留下的產業之外﹐只能說台灣的福氣尚未用盡吧？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台灣已經號稱進入民主時代﹐何以對這樣一個瘋狂的人（外國媒體稱李為「不可預測的人」）﹐全民無奈﹐自己的身家性命任由他一個人擺佈﹐更不可思議的是還有人支持他的說法﹑作法﹐為什麼肉食者或許是智商低或是需要權力的鴉片﹐才能獲得自我滿足？但是一般人民大眾呢？難道完全沒有覺察此種魯莽對我們老百姓的安全福祉的影響嗎？

我們說李已近瘋狂不是惡意的謾罵﹐而是嚴肅的自省。

第一﹐自問自答﹐以便自我合理﹕此次「兩國論」的源起是來自李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針對德國記者提出「叛離的一省」此一問題時﹐李所作的答覆。先不論答覆的內容﹐根本的要害在於「問題」是否存在？任何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都不可能提出如此偏袒和帶有明顯引導性的問題﹐因此此類問題的提法和語氣﹐根本就是我方的官員設計好的「問題」﹐交由對方發問﹐此一方式在媒體訪問外國元首時是比較常見的方式﹐所以李是先設計要談「兩國論」﹐再去設計問題﹐然後欺騙國人為外國記者提出「叛離的一省」﹐所以我們才必須澄清﹔其次就是所謂「叛離的一省」此一提法﹐中共中央電視台曾公開否認他們用過此一語詞﹐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有利的證據﹐證明對方確實使用過此類的名詞。換言之﹐這又是政府故意欺騙國人的手法﹐政府使用此一名詞主要是抹黑對方﹐以證明自己叛離一個中國原則的合法性。那麼為什麼李政權要如此作﹐敢如此作呢？要如此作是為了故意刺激對方﹐激怒對方以誘使對方犯錯﹐好為自己的叛離尋找正當性﹔敢如此作是因為李政權仍然可以運用台灣人民的民粹心理來支持其錯誤政策﹐而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吃定美國帝國主義的霸權心態﹐所以不可能也不會在此時此刻放棄台灣。所以李政權自然認為「發瘋有理」。

第二﹐惡意扭曲﹐以便鼓動民粹﹕兩岸關係的癥結就在「一個中國」原則﹐李政權也並非不瞭解1992年兩岸口頭協議的內容﹐主要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至於中國內容暫不討論﹐海峽兩岸可以以口頭表述的方式來闡述其內容﹐但李政權一開始就轉化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原則﹐其後更進一步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只強調「各自表述」。自己扭曲原則之後﹐回過頭來「作賊的喊捉賊」﹐指責對方不應該在「一個中國」原則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指責對方不應該擴大使用範圍等。然而﹐在92年兩岸既有「各自表述」的共識﹐則何以中共方面不能強調「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既然兩岸在92年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台灣方面又何以懼怕中共將此原則擴大呢？事實上﹐關鍵在1992年李登輝的權力基礎尚不穩固﹐因此在兩岸關係還不敢造次﹐在不得已情況下同意了「一個中國」原則﹐並以「各自表述」為自己留空間。如此看來李政權的主要企圖是想將「台灣」或是暫時借用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表述成不是中國的一部份﹐而為了凸顯此一訴求在國際上的合理性﹐因此李政權最害怕是大陸當局將「中國」的內涵作了寬大的﹑模糊的解釋﹐因此不論是內外有別﹐不論是進行式的一個中國﹐也不論是「86字」的一個中國﹐都是大陸方面依據應付中華民國人士所作的思考和善意﹐而這恰恰是披著中華民國外衣的掌握權力的李登輝所最害怕的。所以李政權的官員對外強調﹕錢其琛否認內外有別﹐強調新華社沒有同意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對「86字」的解釋視為是中共給台灣的「緊箍咒」。換言之﹐中共當局在「一個中國」的解釋上越寬﹐李政權的危機感也越重﹐從而也越必須誘使台灣民眾從惡意理解﹐最後實在無法欺騙了﹐就只能冒險提出「兩國論」﹐以便作為徹底與中國劃清界限的第一步﹐類似這樣一個極獨派的台灣領導人﹐不是瘋狂還是什麼？

第三﹐愈鬧愈好﹐以便故意刺激中共犯錯﹐贏取延任的正當性﹕任何一個正常的﹑不作「麻煩製造者」的領導人都不可能提出「越鬧越好」的作法﹐然而李則公開提出「搗亂哲學」。其實李原本就有一個綽號﹐被稱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提出的作法﹐正好坐實此一綽號的正確性。然而以台灣的力量企圖大鬧國際社會﹐我們只能說這是自不量力的作為﹐問題這麼淺顯的道理﹐台灣當局也不能完全無知﹐愚昧到如此地步﹐那麼為什麼台灣當局仍是一意孤行呢？

一方面我們不排除﹐在李的政權中的官員為了保其權位﹐不得不迎合上意﹐粉飾太平﹐一切作法只供李個人欣賞﹑陶醉﹐至於效果﹑影響完全不必考慮。

二方面為了進一步刺激中國大陸﹐所以李不但講「鬧大」﹐而且還算準中共現在唯一能作的就是對台進行心理威脅﹐言外之意﹐就是台灣有美國保護﹐中共根本不敢動我們﹐所以中共只能扮演「紙老虎」﹐對台灣只能作「心理威脅」﹐而不可能真正有行動﹐所以台灣方面根本不必在乎中共﹐李的說法從另面向來說﹐就是希望中共方面沈不住氣﹐真正的動手。

三方面為了進一步鼓動台灣的民粹情緒﹐以便大家在看到﹑聽到中共的「批判」攻勢時會越聽越氣﹐越想越氣﹐尤其是台灣軍人如果在任務頻繁﹐休息不足﹐身心俱疲的情況下﹐「擦槍走火」引起局部戰爭﹐屆時就更可以誣指中共「黷武」﹐引起兩岸戰爭﹐台灣進入危險時期﹐戒嚴﹑延任就毫無困難了。

從以上來看﹐李的處心積慮引發兩岸危機﹐激怒中共﹐以便逼使美國出兵保護﹐台灣永遠脫離中國﹐真可謂用心良苦。不過從策略的角度來看﹐李登輝這招稱之為險中求勝﹐他的根本除了民粹主義和美國國會的部份支持之外﹐主要的依據﹐恐怕也是認定大陸方面對應的選項十分有限。

第一﹕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低。其原因有二﹐除了美國因素之外﹐也不希望李藉機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延任得逞。既然沒有戰爭﹐所以李才說「免驚啦」！

第二﹕軍事包圍的可能性低。因為軍事包圍自然危及日本的經濟生命線﹐這就有可能是所謂「周邊有事」的範圍之內﹐從而必然過早地引起中國與美﹑日的對決﹐若以目前中共的軍事水準來看﹐顯然並不可行﹐何況包圍是十分費時費力﹐又難以收效的行動﹐因此可行性與有效性均不存在。

第三﹕軍事演習的效果有限。軍事演習本身也是一種嚇阻的手段﹐然而基於95至96年的經驗來看﹐對台灣島內人民實質的收效有限﹐反而激起一種同仇敵愾的敵對心理﹐結果是適得其反。

但是形勢的發展是不論李的算盤如何﹐他都錯了！因為沒有人會再為一個跛腳總統的任何不可預測的行止去付出代價﹐中﹑美雙方只是靜靜做好一切的準備﹐把李送進歷史就好﹐大家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看法﹐那就是台灣大選之後﹐任何一位領導人在處理兩岸關係上都會比李為好。所以中共的北戴和會議會訂下「一批﹑二看﹑三準備」的基調﹐一面保持壓力﹐一面坐以待變﹐李的「越鬧越好」一招也是沒轍﹐因為他沒有舞台可鬧﹐想鬧大都不可能﹐連利用過他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也不同意李登輝的「兩國論」﹐看起來就是李最後的悲哀﹐他畢竟還是逃不掉眼睜睜看得他的繼任者否定自己路線政策的命運。

四﹑如何恢復兩岸關係

雖然李在兩岸關係上是個悲劇性的人物﹐但是兩岸人民的福祉﹐特別是台灣民眾的福祉﹐則不能被李所限制﹐而不被李的行徑所限的辦法﹐不是全面去否定和批判﹐因為這樣的否定和批判﹐事實上只是另一種方式的依賴李登輝。我們以為真正的不受所限是超越﹐而非否定﹐超越是在李的作為區分積極和消極的東西﹐對積極加以發揚和提升﹐對消極加以批判和拋棄﹐才是真的超越。以「兩國論」我們批李之餘﹐不可以忘記台灣民眾絕大多數的支持﹐正如本文的第一段所述。因此我們必須去思考台灣人民贊成的理由﹑贊成的本質﹐如果是李之餘﹐連「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兩會在1992年沒有各自以口述或文字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等說法﹐那就是情緒﹐那就是上了李的當。我們以為恢復已經破壞的兩岸關係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首先是要耐心等待﹐前面說過明年台灣的總統選舉是兩岸關係中的最大變數﹐大家都期待變數發酵﹐所以各方面均應有耐心﹐而耐心的表現在於不要情緒地否定對方﹐要給對方留些餘地﹐以後大家有所期待﹐口一出話﹐就難以收回﹐只好堅持錯誤﹐李登輝在這方面留了很的反面教材﹐值得大家借鑒。

其次是把1992年的「一個中國」說清楚。現在台灣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大陸說是「一個中國」。內容暫不討論﹐以便雙方各自以口頭或文字的方式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究竟當時的協議為何﹐曲解為何﹐當時的當事者至今依舊健在﹐有必要雙方各寫回憶錄﹐互相糾正﹐以找出當然真正的共識。特別是兩岸的學者有必要依據當年的資料﹐當事人的口述﹐認真的總結﹐以便以此為準來瞭解1992年以來雙方互信不足的癥結﹐提供後李的台灣領導人瞭解兩岸關係問題的本質。

其三﹐中共必須認真面對兩岸過渡時期的定位問題。在外交上不能一直寄望兩岸仍以「互相排斥」的方式來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在兩岸上不能在心態上使台灣感覺是中央對地方﹐也不能片面否定中華民國主人的地位﹐否則其錯誤和李登輝的「兩國論」是如出一轍﹐都是希望將複雜的歷史問題尋求一種一夕解決之道﹐這是不切實際。這也需要兩岸學者舉行經常性的論壇來探討和化解。例如在兩岸間是否定位為特殊的政府與政府關係﹐且揚言不是中共對地方﹐亦不是國家與國家﹐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再嘗試作外交邦誼和國際組織方面的安排。

其四﹐兩岸關係的好壞﹑和戰﹐最終決定在兩岸人民﹐兩岸最終的政治走向也決定在人民。所以任何一個真正為人民設想的政府﹐卻企圖以其他的政治價值﹐如獨立﹑統一等﹐而陷人民於不安﹐鼓動民眾瘋狂都是不道德的﹐最終也是不得民心的﹐因此在目前來看﹐任何一岸的政府能主導兩岸的和平﹐則必能真正贏得民心﹐兩岸政府經過90年代的風風雨雨﹐從脆弱的兩岸互信到如今完全化解﹐其中仍積累了許多經驗教訓﹐如今基礎雖然破壞﹐然而以往的經驗仍然彌足珍貴。兩岸當局如能在台灣領導人更迭之後﹐傳達一種「以和為貴」的新價值﹐加以過往的經驗來重建兩岸關係﹐則也許經過破壞之後﹐重建的兩岸關係反而更具有未來性﹑更具活力﹐反而能使下一世紀的兩岸關係互動和諧﹐各蒙其利。

其五﹐除了「和平」價值的重建作為互動基礎之外﹐兩岸也應就「中國」的定義交換看法﹐尋求共識。首先在「中國」乙詞中﹐兩岸有相同﹑有相似﹑有相異的部分﹐然後才有合作和鬥爭的共同基礎﹐有了共同可以接受「中國」的核心部分﹐則「一個中國」原則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當然這種方式對台灣獨派份子是無效的﹐因為他們根本反華﹐但是這畢竟是極少數﹐因此追求一種兩岸可以接受的中國定義﹐是目前重建兩岸關係基礎的途徑之一。

希望兩岸之間和平未絕望﹐絕不放棄和平。

武力未需要﹐絕不使用武力。

才是兩岸之幸﹐台灣之幸﹐中國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