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論」風波的省思

自7月9日李登輝貿然提出「兩國論」後﹐兩岸關係急遽惡化﹐戰雲再度籠罩台海﹐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也未表支持﹐使台灣淪於左支右絀的困境。照形勢研判﹐「兩國論」造成的震盪﹐還要持續相當時日﹐非短期內所可善了。

事態發展至今﹐可明顯看出﹐北京怒氣之大與美國不滿之深﹐皆出乎台灣當局意料﹐只能用粉飾太平的言辭安撫浮動的民心﹐甚且在面對各方壓力紛至沓來之際﹐以「鬧得愈大愈好」聊以自解。台灣當局如今在美國壓力下﹐重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在「兩國論」與「一個中國」之間進退維谷﹐而猶未能為北京與華盛頓接受﹐以收釋疑止紛的效果。所以致此﹐原因在於誤判北京與華盛頓的思維。

台灣當局在「兩國論」的論述中﹐運用了邏輯學上「偷換概念」與「轉移論題」的手法。當局一方面說﹐中華民國自1912年即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說﹐自1991年修憲以來﹐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兩岸已成立互不隸屬的兩個國家。然而征諸歷史與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與領土包含了大陸與台灣﹐如果1991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主權與領土只及於台﹑澎﹑金﹑馬﹐則此中華民國已非1912年創建的彼中華民國﹐名同而實異﹐倒是與「台灣共和國」名異而實同﹐故而這是偷換了「中華民國」的概念內涵。至於所謂「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的兩會共識﹐原本指的是兩岸在共同承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不去爭議「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兩國論」事實上已先摒棄了兩岸共同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前提﹐已無「一個中國」可言﹐更遑論各自表述了。以「兩國論」為基礎﹐卻名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是典型的「轉移論題」。這樣的手法或可蒙蔽台灣人民於一時﹐卻絕不可能瞞天過海﹐取信於北京與國際社會。汪道涵拒絕訪台﹐兩會停止對話﹐北京備戰之聲不絕於耳﹐美國表示台北的解釋不夠充分﹐即是明證。

在兩岸關係上﹐中共歷來以「一個中國」為不可動搖的最高原則。美國在50年代曾企圖搞垮蔣介石﹐實行「兩個中國」政策﹐卻同遭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反對﹐於是共同演出了1958年「八二三炮戰」的雙簧戲給美國看。根據北京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在1959年5月10日對東德的議會代表團說﹕「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佔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同年10月5日又說﹕「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 ﹐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台海在兩蔣時期能維持數十年的和平﹐主因有二﹐一是兩蔣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美國支持﹑保護台灣。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並於近日公然聲言﹐兩蔣的一個中國政策已過時﹐逾越了中共所能容忍的底線﹐兩岸之無寧日實勢所必然。

美國長期以來的對華政策是力圖使中國成為親美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符合美國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至於所謂「民主」﹑「人權」則非主要考量。過去台灣在兩蔣統治時期是眾所周知的獨裁政權﹐但美國依然提供大量的經濟﹑軍事援助﹐並開放美國市場使台灣獲得巨額貿易順差﹐其他如南韓﹑伊朗﹑菲律賓等許多第三世界的獨裁政權也無不得到美國支持。反之﹐1972年智利經由全民民主普選產生的左派總統阿葉德﹐則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改由軍事強人皮諾切實行獨裁統治。如今﹐中共實行市場經濟﹐並逐步開放大陸市場﹐美國大型企業在大陸有數千億美元的商機。美國不論是著眼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或本國企業的直接經濟利益都不會輕易與北京搞到勢同水火的對抗局面。此所以1996年台海危機發生﹐雙方劍拔弩張﹐險些開戰後﹐克林頓即快速與北京修好﹐並訂出「新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采「防獨促談」的立場。

96年後﹐美國與北京達成的諒解是﹐在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石上﹐美國保證台灣不獨立並願進行政治談判﹐北京即以和平方式推進統一。換句話說﹐台灣一旦有脫離中國的具體行動﹐成為挑釁者﹐北京即師出有名。這種平衡政策最符合美國既可和平演變大陸成資本主義社會又維持台海和平的國家利益。李登輝在未獲美國准許下﹐擅自提出「兩國論」﹐無疑破壞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戰略平衡﹐使本已因南斯拉夫等事件而日形惡化的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有雪上加霜之虞。無怪乎美國要急於施壓台灣﹐藉機與北京修補關係。

正如美國政界與輿論最近一再表明的﹐台灣自1949年以來是依靠美國保護才能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違背了美國的意志﹐台灣絕無可能獨立對抗北京的壓力。而大陸不論是何人何黨當權﹐實行倚重制度﹐若聽任台灣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也難逃垮台的命運。

德國的社會學宗師韋伯認為﹐只沈醉在浪漫的激情或使命感中﹐卻不願對其言行的後果負責的人﹐並不足取﹐只有清楚認識到後果﹐又義無反顧的承擔責任﹐才是真正夠格的政治家。台灣的統獨問題攸關二千二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朝野黨派與政治人物不論主張統獨﹐都有責任把統獨的利弊得失﹑成本與效益﹐根據國際與兩岸的現實條件﹐真實而完整的估算出來﹐交給人民選擇。

「兩國論」所暴露的危機主要還不在其本身﹐而是把「民主」當成「為民作主」﹐「坐井觀天﹐閉門造車」的決策模式﹐而台灣當局之昧於國際與大陸的現實﹐更令人有「盲人騎馬﹐夜半臨深池」之感﹐一念及此﹐不禁為台灣前途不寒而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