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仁，以生民為芻狗：論台灣的經濟情勢

平心而論，讓台灣人民真正感覺到民主政治的快感，應該要算二○○○年的總統大選了（一九九六年的大選，基本上，人民是在生存威脅下，打著鴨子上架，非選李登輝不可，這是中國傳統「牧民論」政治文化的效應，那裡會有什麼快感可言）。記得筆者曾在二○○○年三月一日發行的《海峽評論》中，於《蒼茫大地，誰主浮沈：評估台灣的二○○○年總統大選》一文就做過如下的估算：「選情歸選情，其實吾人應該更在意，台灣未來四年能更好嗎？現實看來，近年來經濟景氣普遍欠佳，甚至有每況愈下的趨勢，……將來不管誰來執政，都將面對無米之炊、難為巧婦，不斷的借貸，必將延禍子孫，……由此，吾人不得不懷疑，一個不成熟的民主選舉，是否會以生民為芻狗，使得人民未獲其利先受其害呢？ 至於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由於受到客觀情勢的制約：經濟景象及政府財政的制約，大陸政策的戰略空間其實已大幅度縮小。不管目前檯面上任何人當選，基本上都沒有本錢冒進。……兩岸應該會有一個比較穩定和和平的局面，只是這一個局面卻必須以台灣的經濟困境作為制約因素，這也是台灣人的另一種悲哀。」一般人必定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阿扁的新政府面對這樣一個嚴厲的經濟困境呢？經過觀察和分析，歸納起來，概可從三大層面找出其原因：一者是國內政治的混亂和政府的無能；其次則是未能對兩岸經濟優劣情勢的消長有客觀的認知，並做符合實情的準備與規劃；最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制（institution）的衝擊缺乏足夠的能力做有效的自我調適。

台灣內部政治的混亂，平心而論，並不是從陳水扁先生當政才開始，它是其來有自的。一般都知道，要瞭解政治，就不能離開歷史知識。話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承認了韓、趙、魏三家分晉的現實，將他們都分封為諸侯，自此周天子的共主身份實質遭致破壞，天下大亂。因為「三家分晉」依周朝體制顯然是不合法的，而周天子卻屈服於政治現實，公然承認，賦予合法地位。身為天子竟然沒有原則，沒有是非，這種政治豈有不亂之理，這就是一般罵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下梁既歪，上梁又已不正，這種房子豈有不倒的道理。司馬光就認為：「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禮壞則政治必亂。用現代的話說，就算是「天的兒子」（天子總比台灣之子大吧！），如果不尊重體制（儒家稱體制或法律為禮），政治必亂無疑。任何國家的政治也都是一樣，你上面的敢胡來，下面的憑什麼老老實實呢？這就是所謂的「上行下效」。譬如說，金美齡女士明明擔任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國策顧問」，卻公然宣稱不承認「中華民國」，而陳水扁先生還在出席「世台會」中欣然認定她的國策顧問職位，看來政治不亂也難；其次，總統今天宣告：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明天又居於政治現實高喊：台灣總統要台灣人民站出來！如此地「總統壞禮」，台灣人民怎麼可能老實？另外又如，總統為了喜好享受（要住豪宅於鴻禧山莊）、喜歡打高爾夫球，就對非法的山坡地開發，視若無睹，於是各縣市政府自然會將屠害生態的非法作為就地合法化了。就這樣，老實的人變成了上下交相逼、迫害的對象，法律成為剝削老實人的工具。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最苦的事就是「老老實實的守法」；最苦的人（在別人眼光看來是最笨的人）也就是「老實人」囉！於是有那一個有才幹、有能力的人願意作「老實人」呢？沒有「老實人」，老老實實的生產工作，又有誰願意做呢？整個國家體系的政治倫理、經濟秩序及基本的工作倫理被破壞殆盡。於是，政治亂象、經濟衰頹、社會道德淪喪、人性趨於獸性化，整個國家體系那有不沉淪的道理。如果根據這樣的邏輯推演，台灣的政經亂象應該是起之於李登輝先生，他顯然是台灣黑金政治的元兇：李登輝先生為了鞏固其政權，於是透過選舉，動員民粹，不惜將「黑金」「政治合法化」（竟然還美其名曰「民主化」），公然將「壞禮」之運作合理化、合法化地扶上政治檯面。

然而，儘管是周威烈王壞禮，但周天下卻非亡於周威烈王，而是亡於他的繼任者；雖然天下會自此「開始」亂，但其祖德猶存（祖產還夠他敗落），所以亡必在後。從這一點看來，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於，政黨輪替可以讓舊政府反省，而讓新政府記取教訓，走出一條革新的路，不必沿著前面敗亡的軌跡走，以免除社會的動亂及人民所需承受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如果政黨輪替之後，新總統依然走前任的政策路線；新政府仍然犯著舊政府的陋規和陋習，開口閉口都說舊政府如何如何，新政府為什麼不能，就這樣，祖產繼續敗落，只不過，祖產已經被舊政府敗的差不多了，再敗就要破產了；過去台灣人民勤儉治家，二蔣勤儉治國，累積了將近四十年的財富，不幸碰上了李登輝先生執政了十二年，搞得民窮財盡，甚至連應該留給後代子孫的生態資源，也幾乎被搞光，惟有李登輝本人從窮官員變成富甲一方的退休總統。難怪新政府窮酸兮兮老說接了國民黨五十年的爛攤子，但其實陳水扁先生在競選總統之前，對這種情況早就心知肚明，當選之後，還不斷地感激李登輝先生的提攜，現在又要歸責給國民黨，不知他是要歸責給李登輝呢？還是歸責給蔣經國呢？阿扁是不是應該講清楚。既然要談民主政治，就應該講清楚（尤其是李遠哲先生更應該對台灣人民講清楚），民主政治是不會這樣搞的。當克林頓就任總統之後，根本連想都不敢想要把幾兆美元的赤字歸咎於過去半世紀以來各個舊政府的責任，更不會公開推責；既然擔任了美國總統，不管前任有多少敗家子總統，處理「美國的」問題，就是現任美國總統的責任。總不能說，前任那麼多敗家子，你們怎麼能怪我又成為另一個敗家子呢？果若如此，美國必定走上敗亡之途，政黨輪替又有何意義呢？也就因為克林頓的勇於承擔責任，累積了半世紀以上的雙重赤字終能在他的任期內得到解決，這也許就是佛家所說的「念力」吧！美國人民幸甚！台灣人民能不能也幸甚呢？那就端看阿扁怎麼做囉！

其次，新政府老是怪在野聯盟搞鬼，使得它無法發揮政府的功能，政策無法有效的推動。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想當年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是如何扮演反對角色的，相信並不會比今天的在野聯盟客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國民黨依然還是能有效的執政，不是嗎？其實，搞政治就是互相搞鬼嘛！總是離不開陰謀和權術，儘管魯迅曾說：「搞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就算不能成大事，但至少總要完成對選民的競選承諾吧！既然身在江湖，就不能怪江湖險惡，是你們強著要執政的，怎能怪在野者搞鬼呢？如果能以平常心處之，才能專心從事建設，不至於角色錯亂，身為執政黨還要動員上街頭抗爭，實在不成體統；甚至還有上完街頭遊行後，接著馬上成為總統府的貴賓的，怪哉！要知道，「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壞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夠了，建設可比破壞難多了」，如果到現在執政黨還要分心去思考扮演反對角色的話，等於說是，連自己都在拆自己的台，朝野都在透過上街頭爭相彼此拆台，建設的思維要從那裡來？有效的經濟政策要從那裡產生，難怪十個月來，台灣生靈塗炭。

也因此，這十個月來，新政府的效能和效率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怎麼可能期待會有好的經濟景象呢？一個成功的領導人應該要有容人之量、識人之智及用人之術，才能有效地貫徹其治國的意志。表面上看起來，阿扁似乎滿能禮賢下士，但其實他是無法瞞過內行人的眼光的：一來，「劉備三請諸葛亮」的關鍵點是在「隆中對」，而不是在三顧茅廬，這一點也是關、張二人不如劉備的地方：關、張不滿於茅廬之三顧，而劉備則有期於「隆中對」以定天下。阿扁求才於民間，又所求者是什麼呢？有求到了什麼良策沒有啊！難怪有人批評他在做秀。二來，所謂「用人惟才」，最基本的要點是，用人要超越私人的情感好惡及適人適所，而阿扁的用人，表面上是用了許多國民黨的人，但與其說是國民黨的人，不如說是李登輝先生的人，私情考量依然是主要的指標。「齊桓公之用管仲」的境界似乎是遙不可及了。更糟糕的是，可以為了私情，而讓學法律的去搞需要財政知識的專業，看來金融秩序不亂、股市不衰也難了。更離譜的是，到了這步田地，阿扁還要保顏慶章先生，好吧！就算顏慶章能保，政權可就不好保了，阿扁還是深思吧！前一陣子，許多政治人物都喜歡看「雍正王朝」，而雍正皇帝在研讀《資治通鑒》之後曾提出心得：「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饜，而國家還無法治他們，那天下非亂不可。」既然天下非亂不可，那能期望有好的經濟景象呢？豈不是緣木求魚？自古打天下者，多難能治天下，所以打天下者，賦予爵位，而不賦予官位也。阿扁呀！為了生民，請三思吧！

台灣目前經濟困境的第二層因素是，兩岸優劣勢的彼長我消。一九八○年代開始，當中共積極推動改革開放的同時，台灣也剛好面臨世界新保護主義的衝擊，情勢迫使了兩岸開始從事實質的交流。不過在將近十年的初期階段中，大致來說，兩岸之間，台灣是具有相對優勢的：除了台灣本身擁有大陸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工業技術和管理知識之外，那個階段的大陸，仍然嚴重缺乏工業建設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如動力及交通（運輸和通訊設施等）；更重要的是，既有的官僚體制和統治文化還停留在計畫經濟體制及威權管理的狀態，與世界上其他具有對外投資能力國家的經濟體制及官僚文化，差距甚遠。也因此，中共推動經濟建設所需要的重要生產要素，基本上是很難從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某種程度上顯然有賴於台商的投資。此時兩岸的互賴是傾斜的，是有利於台灣的，因為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台資的投資選擇比中共取得資金的選擇要大得多。這個時段，台灣才真正需要「戒急用忍政策」，以拉長戰略縱深；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目的乃在於最終要打掉「戒急用忍政策」，就有如保護主義政策的目的是在消除保護主義的意義是一樣的（這就是WTO 保衛條款的用意）。在這同時，一方面台灣應該積極推動產業政策，促成產業結構的升級（以政策誘導產業現代化，甚至於推動產業合併），提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台灣更需要超越政治的考量，以政府的功能規劃和輔助產業，從世界經濟體系中尋求足以替代美國或大陸的資金投資市場及商品銷售市場，如獨立國協、東歐地區、非洲國家或拉丁美洲地區。因此筆者曾於一九九○～一九九五年之間，極力為文建議政府積極從這方面去努力，尤其在產業升級和世界市場的開發方面。然而李登輝政府卻只知推動「戒急用忍政策」，而故意忽略「戒急用忍政策」的真諦（這是李登輝以恨〔恨國民黨〕治國的必然結果；當政者應以愛為出發點，以生民為念，才能有可長、可久的政策與政績），徒然失去契機，實為可惜和遺憾。這一契機失掉之後，兩岸的互賴傾斜逐漸地逆轉。由於李登輝緊緊咬住了戒急用忍的政策，儘管可以減緩逆轉的速度，但內、外部的問題卻持續的累積與惡化，就好像裕隆汽車在保護政策下持續的腐化，終至被納入日產公司的世界生產網路一樣，台灣的經濟困境已在檯面下醞釀，終於在阿扁新政府的不適應體制中產生了「併發症」，雖然並不是沒救，可是由於阿扁政府普遍存在私心作祟的現象，看來一定會「亂投醫」，想救也還真不容易。

在台灣的「政策作為」逐漸流失國家發展契機的同時，中共在鄧小平先生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訓之後，更積極的推動經濟建設。譬如，鄧小平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正式啟動了上海地區的快速建設，進而更帶動了全國各地的建設，有如風起雲湧之勢。於是動力不但不再缺乏，甚至成本只不到台灣的一半；運輸、通訊也不再不便，海、空、陸運（穿越整個世界大陸心臟地帶）皆與國際接軌。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建設的國家發展方針之下，也積極推動了政府部門的行政革新，某種程度上採取了黨政分離的策略，讓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世界普遍性的經濟體制（如WTO）接軌。另一方面又透過外交的機能積極從事「國家行銷」的工作，譬如透過克林頓的訪問，將經濟建設的成果傳播至全球各地；透過與各國領導人和企業領袖的互訪，建立國際良好的形象及簽訂互惠互利的國際經貿條約等。就在這樣的積極作業之下，中共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已能夠大幅擴張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去爭取，對於台資的依賴不僅大幅度降低，甚至對台商而言，大陸的投資市場已逆轉而變為競爭的情勢。換句話說，台商不去，其他國家的商人更樂觀其不去，所以也難怪媚日台獨者如許文龍，也瞞著台灣人民，大舉在大陸投資。兩岸經濟的互賴結構已經嚴重傾斜，而顯然不利於台灣；然而台灣還在浸淫於政治運動的快感，那些有識的台灣商人怎麼可能不產業外移呢？可是又能外移到那裡去呢？台灣的產業大部分為中小企業，產業主普遍缺乏國際知識及外語能力，政府又忙於內部的政爭，無暇幫忙規劃，當然只有自求多福了，那除了中國大陸之外，還有那裡可以去呀！儘管很想響應政府的南向政策，然而在政府的鼓勵但不規劃的作業下，也只能心有餘而膽不足了。台商的產業外移到大陸，更進一步形成了兩岸優劣勢傾斜的惡性循環，台灣的經濟困境顯矣！

最後是兩岸的政策互動上，由於受到「兩國論」及二○○○年台灣大選結果的衝擊，中共方面做了審慎的檢討，馬上改變其戰略方針：把過去的「統戰」方式，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改弦易轍，採取所謂的「牛欄政策」（或謂「豬寮政策」），利用目前大陸具有的優勢，以「吸納」配合「軟圍堵」的方式，將台灣限制在「一個中國」的框框（牛欄）內。亦即迫使台灣在「一個中國」的框框（牛欄）內，得以維持經濟的生存條件；一旦走出框框，就無足夠的糧食可以維持生存。這樣一來，就不需要隨時要把牛欄關閉，只要在牛欄外找不到足夠的糧食（即焦土策略）維持其政權，牛自然會主動回到牛欄來，那怕台灣不回到「一個中國」的牛欄裡面呢？過去，中共為了政治的考量，提供了很多優惠條件給台商，連帶地每年也讓台灣賺進了不少外匯，維持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台灣人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及優越，於是就越在意自我的尊嚴，有些人更傾向鼓吹建立自己的國家，至少也堅守「維持分立的現狀」。這下子，「兩國論」一棒打醒了中共領導階層。一方面在國際上採取「軟圍堵」，將台灣策略性地牽住在兩岸關係的互動架構內，並透過國際經貿體系的運作，擴大其相對優勢；譬如，故意拖延加入WTO的時機（事實上，隨著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共已對WTO保有窗口，加入WTO的急迫性已大幅減低，反而是台灣具有更大的急迫性，越推遲，對大陸依賴就越深），並且規畫一旦兩岸雙雙加入WTO之後，將可立即擴大其相對利益（造成關稅稅率及競爭力的傾斜）。另一方面中共亦可利用台灣進入WTO之後，依據其已開發國家的規範、必須完全對外開放的機會，將資金大舉侵入台灣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取得控制權。而且更狠的是，中共開放B股，將可能進一步把台灣所剩無幾的私有資金吸光，最後搞不好流動在台灣股市的資金只剩下四大基金、國安基金和外匯存底轉換而來的基金，於是台灣能上市股市的企業幾乎都為官方資金所擁有，到時真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其實，就在台灣產業大量外移到大陸的同時，所剩者已非常脆弱，不是被併購，就是大程度地依賴於大陸的市場。事實上，目前來看，吾人有理由相信，中資已經透過港商或外商作為人頭，大舉進入了台灣的經濟體系，當然會有很多的行業，在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之下，紛紛關門。就在「焦土」與「吸納」的政策運作下，台灣的經濟情勢面對著內外的夾擊，怎麼可能不陷入困境？而且如果沒有相當的智慧，想翻身也難！光罵中共，救不了自己，也罵不垮別人，是沒有用的。

台灣目前經濟危機的第三個層面是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作。自二次大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幾乎是由美國所主宰，大部分的遊戲規則也是由美國所主導。但是除了西歐地區的國家之外，大部分的其他國家對於它的遊戲規則似乎又不能參透其真諦，從近十年來日本的經濟困境及最近的東亞金融風爆，將可窺其概貌。

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有二項重要的基本特性：一者為需求決定供給的市場機能；二者為供應市場機能運作與活化的金融體系（就如人體中的血液循環系統，它的運行維繫著市場的生命，一旦中風，必呈現癱瘓，生命垂危；所以說血病最可怕，金融失序則有如血病，不能不謹慎處理）。自從凱恩斯理論被提出來之後，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幾乎完全確認了市場機能應該是由需求決定供給，修正了過去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時期的以供給決定需求的立論。而資本主義的市場機能又立基於個人自由主義，也就是市場機能是經過個人依自由意志、做理性選擇所產生的經濟行為，彼此互動而形成的。從現實的社會實體來觀察，由於人的理性並不是「定量」（constant）的變項，而且會隨著主客觀的形勢而轉移，譬如從個人對某一項產品的消費行為及選擇來看，其消費滿意度（utility）必然呈現效能遞減的現象。那麼依此邏輯推演，資本主義的市場就會呈現跳動（fluctuation）的情形。從宏觀及長遠的角度歸納起來，可能會顯現穩定週期的震動，但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市場都會有穩定的週期震動，必須要有足夠規模（size）和足夠能量（potential）的市場，才可能有穩定的週期震動。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只有美國和歐盟的市場規模和能量足夠自我調整（這也是為何西歐大部分國家不惜犧牲國家部分主權，整合成歐盟的原因；英國主要是在考慮納入歐洲大陸體系或北美大陸體系之間，猶豫不決），以維持穩定的市場週期震動。至於其他國家，由於其市場規模和能量的不足，只能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處於邊緣的地位，接受主要市場的支配和影響。不僅如此，任何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都可能導致經濟景氣的長期低迷，陷入困境。日本就是明顯的例子，一九八○年代號稱的經濟霸權、對美國不是可以說「不」嗎？結果呢？掉入了十年經濟困境的泥淖，而無法自拔。原因何在？

很顯然地，大部分的東亞國家都是小規模、小能量的資本主義市場，而且又都是從傳統的社會結構轉化而來，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普遍缺乏深入的瞭解，而且又都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包袱。當經濟景氣碰上榮景的時候，習慣性地會擴大信用（credit），甚至在受到政治的牽動下，很可能過度擴張，而不自知。普遍的情形是，捨不得依總體經濟的理論，主動緊縮信用，說穿了就是執政者好面子，政客們好利所致；然而，一旦碰上經濟蕭條的景況時，缺乏足夠規模和能量的市場機能，根本沒有能力自我調整過來，如果再加上政治包袱的壓力，只好不斷的採取信用擴張的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某程度有效地刺激景氣，維持適度的經濟成長，但金融的秩序正逐漸地遭致扭曲和破壞，就好像已經有病了，還不斷地大幅度進補一樣，真是不怕死！其實從整體的經濟體質而言，病情正在醞釀和加重，金融的流通有如血液循環正在病變中，如果再加上政治的不良因素，必然爆發「併發症」，進而導致「中風」，也就是爆發金融風爆，當然就會長期癱瘓。這也就是為什麼縱然具有足夠市場規模和能量的美國，也必須要由一個超越黨派、超越行政權及超越立法權、采委員會制的聯邦儲備局來負責宏觀調控的原因。

以日本的產業結構及經濟體質，再加上日本人普遍的敬業精神及嚴謹的工作倫理，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遊戲規則的支配和影響之下，都已經掙扎了十年，還未能翻身。你說台灣在三大層面同時衝擊的困境下，應該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翻身呢？如此景況下，台灣人就算站出來了又能有什麼作為呢？還不如冷靜思考對策，尋求出路，才是負責任而自保的最佳良策。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