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危險：兩岸關係中的日本因素(上)

台灣二千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乘國民黨分裂的「天賜良機」（實際上這個良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兼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促成的，但從歷史角度看，這個「陰謀」恐怕永遠沒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贏得了三‧一八勝選。陳水扁的當選，是戰後台灣政治史上的「大地震」，台灣本省籍民眾自然視其為「變天」，陳水扁也在其五二○就職演說中呼應這種「變天」的激情，用「台灣站起來」的表達方式道出了「舊兆換新符」的勝利宣言。顯然，從傾向台獨的台灣民眾的集體心理而言，民進黨的執政毫無疑問是一種改朝換代，是路《馬關條約》以來台灣集體悲情的一種大清算。這種氣氛在決定陳水扁選票贏局的南台灣尤為明顯。

但是，由於兩岸關係的現實以及國際社會大環境的使然，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勝利執政，無法帶來「台灣共和國」的揚帆起航，相反，陳水扁和呂秀蓮必須在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的大義名分之下走進總統府。當陳水扁在國父孫中山畫像下舉手宣誓就職，保證履行中華民國憲法的時候，作為總統，或許權力的甘美滋味和重大責任已經使其超越過往的悲情以及追求台獨理念的虛幻浪漫，而傾向更加務實的態度，正如他自己所說，維護和平是國家領導人的最高道德。然而，作為台獨擁護者的一部分台灣民眾，一方面因為有參與權力可能性而異常喜悅，一方面則因為其領袖無法暢所欲言地高乎「台獨萬萬歲」而扭曲成另一種仇華或仇中的新悲情，導致兩岸民眾的心理越來越有距離，和平統一的目標也越來越難實現。形勢是險峻的。

陳水扁當選後，不但兩岸形勢突然升高，國際社會也極為緊張，萬目關注這個東亞的火藥庫會否引爆。一時間，全球媒體都紛紛大幅報導台灣局勢與大陸的反應，同時各國政府也表態希望兩岸能夠彼此克制，理性互動，把兵戒相見的危機完全地降下來。在這當中，美國和日本的態度最為引人注目。許多人都認為，如果沒有美日的公開撐腰和暗中打氣，台獨勢力就不可能如此囂張，兩岸的關係處理會順暢得多。這話當然沒有錯。但是，從國際政治的現實來看，美國和日本又是「一個中國」的政策最重要的承認者，也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經貿與政治夥伴，如果美國和日本不改變他們的對華政策，台灣的獨立自不待言，連務實外交的空間都很難拓展。令人感覺弔詭的是，兩岸一旦開戰，西方國家要協防台灣的國家也是美日，換句話說，美日中將會有一場大戰。假如沒有美日的協防，台灣是無法抵禦北京攻擊的。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陳水扁當選後，美日的反應是不靈相同的。從美國而言，其東亞戰略的最大利益是維護兩岸不統不獨的現狀，避免把自己拉入打另一場「越戰」的困境。這也說明白宮為什麼對李登輝不經過與華府商榷就提出「兩國論」相當惱火的原因所在。而要做到「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平衡，美國就必須防止台北和北京誤讀美國意思，從而各走極端。正因為如此，美國一反原來模糊政策下袖手旁觀的態度，派遣特使穿梭於海峽兩岸，以至於媒體傳出北京和台北要求美國正式作調人的信息。美國的積極斡旋，中共的潛在武力威脅，給阿扁善變的政治性格創造了絕佳的外部條件，其結果就是誕生一篇「讓美國滿意、讓國際社會肯定、讓北京找不到挑釁藉口」（陳水扁語）的五二○就職演說，暫時拆下了兩岸形勢一觸即發的炸彈雷管引信，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當然，從官方的角度而言，美國絕不會呼應呂秀蓮副總統所謂的模仿「中東和談」模式，由總統來邀請兩岸領導人在白宮舉行高峰會，並且表明美國決不會當兩岸調人。

與美國的積極態度相比較，日本對台灣的政權交替及兩岸緊張採取更為審慎的立場態度。除了政府發言人在一些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兩岸糾紛和平解決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調停動作。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國內經濟復甦緩慢，政局也相當不穩，無暇顧及外交；另一方面，日本也知道台獨與日本情意結的糾纏，大陸對台獨背後「黑手」的疑慮，以及日本和中國大陸本身有爭奪東亞地緣政治龍頭的心結存在，所以導致日本對兩岸問題沒有像對南北韓問題、柬埔寨問題那樣熱心，顯得低調和沈默。

但是，美國的積極介入和日本的冷靜旁觀，並不表明美國對台灣的企圖心比日本更強，也不表明日本真的採取了明哲保身的方針而置身於台灣問題之外。我發現，這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幾乎把所有關注的焦點集中於美中台三方的互動之上，好像忘記了這個問題上日本因素的重要性。其實，無論從歷史淵源和領土野心等諸方面來看，日本對台灣的企圖遠遠比美國來得大，來得深，只是形式上來得更隱蔽。

從美國的東亞戰略整體而言，它是擔心和害怕中國大陸強大起來變成美國的敵手，因此需要用台灣來牽制中共。但是，如果中共持續改革，尤其是邁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在經濟上全面導入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全面認同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主流價值，美國也不一定反對兩岸的統一。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朝野能夠克服激進主義路線，同意柯林頓總統給予中國大陸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堅持和平演變的對華政策主軸，而不採取軍事對抗和硬性圍堵的策略。即使在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的小布希入主白宮，也不會改變這個基本方向。換一個角度來看，出於區域政治的大國外交需要，在面對地區性衝突，比如南北韓問題、印巴核武問題、美國的戰略利益必須得到中國大陸的支持才能實現，故而美國亦可以在台灣問題上向北京傾斜，甚至可能把台灣作為交換的籌碼。

但對日本而言，台灣是它國運擴張時的驕傲象徵，也是它國運衰落時的心頭之痛。雖然一九五二年台北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定了《中日雙邊合約》，將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後簽定《馬關條約》所獲得的對台灣領土主權財產所有權和統治權交還中華民國；一九七二年日本政府又與北京共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北京的立場，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但是，從內心深處而言，日本並不認為二戰之前日本所做的一切是錯的，其中包括對台灣的殖民。一九六三年九月，日本權威雜誌開始連載林房雄的「名著」，即《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在日本引發巨大反響。此後，為東京審判翻案的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試想，日本如果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的侵略罪行都不承認，怎麼可能讓它對體現明治維新成功的輝煌果實──殖民台灣作深刻懺悔呢？

日本對台獨勢力的迅速增長內心是竊喜的，因為台獨運動所秉持的歷史觀是親日媚日的。日本或許這樣想，如果台灣從政治歷史觀到文化價值觀全面地日化，那就把今天的台灣民眾心理與過去皇民化運動時的心理連接上了，由此跨越了戰後的斷層，讓日本從精神上重新奪回和接收台灣。一旦台獨成功，必然全面重回日本的懷抱，重新成為日本在亞洲「雄飛」的橋頭堡。

由此可見，日本對台灣問題的低調，並非它已經不關心台灣，它已經對台灣沒有企圖心。事實上，在兩岸關係乃至中美台三角關係的背後，日本的陰影一直在閃動，對此，決不能加以忽視。日本對台灣的鍾情與執著，是它近代一百多年歷史發展的脈絡所決定，是日本近代國家感情和民族感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日本向外擴張夢幻的基石。這與美國和台灣的關係完全不同。

日本的文化源自中國，而且歷來以中國為師。但是，鴉片戰爭的結果，日本目睹「聖賢之國」的上邦，竟然敗於「無禮無義之國」的英倫，遂興起維新強國的大事業。明治維新成功後，日本的志士們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後，就開始尋找目標向外「伸張國威」。連日本學術界都承認，明治維新後日本兩次站在國運選擇的十字路口：一次是十九世紀後期，一次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但每次的最後選擇都是一樣的，即向中國開刀，台灣則是首當其衝。

一八七四年，日本在國內「征韓論」聲勢最高之際，突然急轉直下，以所謂的「漂流民事件」（琉球宮古島官民六十多人因遇颱風而漂流到南台灣的八瑤灣、牡丹社附近，結果大部分被當地土著所殺）為藉口，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出兵台灣，二十二日登陸南台灣，領軍者為西鄉從道。這是日本首次的海外出兵，也是日本侵華的最早先聲。這次征台遭英美干涉，日本沒有拿下台灣，但在十月三十一日締結的北京條約中，日本不僅從滿清政府拿到龐大的賠償金，而且迫使清政府承認琉球歸屬日本。日本嘗到了對外侵略的甜點。

一八九四年，中日之間發生甲午戰爭，翌年三月，滿清戰敗。李鴻章和日相伊籐博文簽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與日本。台灣現任副總統呂秀蓮曾經到馬關感謝日本，因為台灣由此脫離了中國。其實，在《馬關條約》中，清政府把遼東半島也「永遠割讓」於日本，後因俄、法、德三國干涉，清政府得以出贖費三千萬兩贖回遼東半島。但台灣和澎湖列島則淪為日本殖民地達半個世紀之久。

問題是，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目的完全與英國殖民印度、荷蘭殖民印尼不同，它不僅是日本勢力範圍的擴大或者通過殖民地剝削來搾取利潤，而是要把台灣變成日本經濟的支柱以及南進的踏腳石，說得更徹底一些，日本要把台灣變成日本的一部分，日本對台灣的整體開發就是基於這樣的目的。

在日本佔領之初，台灣民眾進行了英勇的抵抗，甚至建立了「台灣民主國」。依台灣總督府官方紀錄，日本在佔領台灣的最初五年之間，殺害了近一萬二千名抵抗者。按照台大許介鱗教授的研究，日據時代初期，伊籐博文首相和陸奧宗光外相所構想的「台灣島鎮撫策」，乃在威壓島民，將中華民族從台灣驅逐減少，而獎勵日本國民遷往居住，是一種滅絕種族的政策。許教授引用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台灣（一）》解說部分的資料來證明日本殖民台灣的目的及其使用滅絕種族的手段：

「吾人佔領台灣，不外是以此島作為我國向南洋飛躍的根據地，因此，一定非促使此島日本化不可。然而，清民的性質稟賦，自尊而倨傲，所謂中華之外不知尚有其他文化國，頑固而株守舊習不知改變。如果讓這種人民蔓延跋扈於台灣島內，則要在此島誘導文化改變習俗，到底不可抱存希望。且說清民勤儉耐勞，團結聯合以互相救援，如果他們與福建廣東的商民內外呼應，則台灣島內的製造、工作、貿易等事業，全歸他的掌握，我國掌有管轄權，除了租稅之外，不得其他。新加坡、印度群島不是殷鑒嗎？為了阻遏這種弊害，必須驅逐減少在台灣的清民。」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以驅逐中國人、移入日本人來達成台灣「日本化」的「種族絕滅」政策並沒有成功；以東部為日本人在台灣的民族根據地，馴改並同化先住民的構想也無法成真。根據東鄉實所著《台灣農業殖民論》的統計材料指出，一九○五年在台日人為五萬九千多人，占台灣總人口百分之一點九一，到一九二七年，在台日人為近二十萬三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四點六八。

既然直接的換血達不成目標，日本就在文官總督時代推行同化政策，更在一九三七年日中全面戰爭之後推行皇民化運動，嚴禁使用國語和台語，廢除報刊中文版，全面使用日語；禁止家庭祖宗崇拜，強迫台灣民眾改奉日本天照皇大神，禁用「台灣人」名稱，一律改稱「皇民」，改用日本姓名，禁用中國紀年，改用日本正溯。再次借用許介麟教授的說法，這種「皇民化政策」，是以文化的手段將殖民地民族「絕滅」。這種同化政策的影響之鉅，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戰後五十年，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由衷地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我二十歲之前是日本人。

日本在二戰後被迫吐出以前侵略的果實，並在美國佔領軍的刺刀下進行民主改革，達成經濟起飛的奇跡。但是，日本並沒有忘懷「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七○年代以後，日本政經學界洋溢著歷史翻案的激情。這從「教科書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南京大屠殺捏造說」等風波中可以窺知一、二。其實，說日本亡台之心不死，可以列出許多理由。首先，打贏甲午戰爭、殖民台灣是日本近代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也是日本民族精神史的重要里程碑。日本不但由此跨入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帝國主義行列，也從民族自信心上站了起來，甚至開啟了日本要成為東亞盟主的雄心大志。其次，對台灣的殖民成功使日本向外擴張領土有了成熟的經驗和正當性的心理基礎。剛殖民台灣的時候，因碰到人民抵抗和其他種種困難，日本帝國議會甚至出現以一億元把台灣賣給法國乃至中國的台灣出售論。但到二戰時，日本竟然以「亞洲的解放者」自居，向東南亞各國侵略。戰後，日本學界和政界也一直把殖民台灣看作是成功的範例，從來不反省自己在這方面的罪惡。再次，日本很大一部分人認為，二戰失敗是敗在美國人手裡，而不是輸給中國人或其他亞洲人，如果日本不發動太平洋戰爭，那不但台灣今天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或許連東北還在日本手中呢！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楬櫫的是「脫亞入歐」的大旗，並且在第一次開國的「宏揚國威」的過程中，就確立起欲霸亞洲，先取中國的國策。二戰戰敗後，日本極不情願地交出半個多世紀擴張牟取的殖民地利益，並進行了第二次開國，結果取得了世界經濟優等生的地位，由此開始，企圖改變戰後的「非戰」憲法精神，竭力轉型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準備第三次開國的條件，以清刷戰敗的恥辱。從目前的端倪可以看出，第三次開國的特徵是「回歸亞洲」，但其隱性的戰略基礎依然是二十世紀初葉形成的「大陸政策」，釣魚島、台灣將會成為日本擴張的前鋒與生命線。

有人說，日本現在是歐美型態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再會對領土擴張感興趣，這實在是對日本歷史和大和民族精神構造的不瞭解，日本對台灣的情感，對中國東北的情感，以及這些地方對日本國運重要性的認識，並不是我們能夠輕易懂得的。從表面上看，當兩岸發生統獨之爭的時候，日本維持了低調，但許多跡象顯示，日本並沒有停止過水面下的運作，乃至於某些公開的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