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中共「統一政策」之分析

中共的「人大」和「政協」又開會了，在兩會期間大陸方面關心的應該是「十五」計畫，而台灣最關心的還是兩岸關係，還好在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及會後的記者會中，涉及台灣問題部份可以說都是輕描淡寫，沒有重話，也沒有新說，台灣方面把這一結果，解釋為大陸當局對台灣立場的和緩，似乎也因此而鬆了一口氣；然而由於中共的對台政策是統一事業的乙環，而「國家統一」對中共而言仍然是黨的工作，而非政府的工作，因此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只是闡述黨現階段的政策，只是提出執行情況的說明，何況只是年度的工作，例行的報告，原本就不可能有政策性的宣示，故而我們如果要理解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否有所調整，政府工作報告僅具一般性的參考價值，事實上，中共的對台政策自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輝發表「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來，中共的對台政策即有轉變。至二○○○年台灣大選出現政黨輪替的結果，其兩岸關係的本質也出現變化，從正常的邏輯去思考，我們相信中共的對台政策也必然有所調整，問題在於調整的方向為何以及調整的幅度有多大。

自從兩岸之間開始交流互動以來，兩岸關係一直本諸「一個中國」原則下模糊對待的空間，所以兩岸在九○年初開始了一段相互談判的時期。然而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來，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就遭逢台灣方面直接的挑戰，兩岸形勢頓時陷入空前的嚴峻，所幸國際的反應對中共的「一中」原則十分正面，加以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因此化解了台灣的危機。二○○○年三月十八日民進黨政府上台，又顯示了中共的「和平統一」政策遭受嚴重的挫折，幸而中共的自製和陳水扁的低姿態、軟身段，暫時穩住兩岸的情勢，沒有繼續惡化，當然以兩岸現階段的作為來看也不存在任何改善的可能。二○○一 年元月二十日美國新政府的上台，又使得中共原先建立的中美之間希望邁向「戰略夥伴」關係出現了逆轉，中美之間又回到互相摸索的階段。綜合而言，中共的「統一」任務在世紀之交可以說遭逢三大巨變，李登輝的「兩國論」改變了長期以來台灣問題的性質，陳水扁的主政增添了中國和平統一的變數，而小布希的新政策動搖了中美之間既有的架構，這三者都是涉及兩岸關係中根本性質的變化，因此雖然中共仍然一再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以爭取必要的時間，但在另一方面，在執行層面也出現了明顯的調整。

上述的三大巨變中，以去（二○○○）年三一八台灣大選結果正式揭曉可以視為最根本的變化，它對台海兩岸相關的各方都是一個全新的考驗，關係的各方都曾有過相當的調適時期。對中共而言，更是面臨十分嚴肅的政策檢討與反省，經過冷靜而全面深入的政策批評，大致得出以下的結論：

第一、和平統一的進程受挫：但追求和平統一的努力和決心仍是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重要手段，為保證統一，也必須加強實力準備。

第二、對台工作存在主觀和偏差：因此對台灣的理解必須更加精確而客觀，尤其是對台灣民心的掌握特別須要提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全面的交流。

第三、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努力及其壯大的原因與日後的走向，必須精確的分析、把握，針鋒相對，堅決抵制。上述的檢討，簡單地講，就是過去的工作出現不夠精確的缺失，不過他們相信指導思想尚沒有問題，因此提出繼續執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江八點」的基本主張，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指導思想以及「兩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針。所謂「硬」是精準實在的意義，也就是說對台的工作，不論是「和」的一手或是「戰」的一手都必須實實在在，不能打無把握的戰，因此此處所謂的「硬」與另一種「一手硬，一手軟」的意義並不相同，兩手「硬」談的是工作原則，「一手硬，一手軟」談的是工作內容，換言之，中共對台工作在內容上「和、戰」兩手兼備是一貫的內容。目前在對手不同的情況下，中共對對台工作要求更加嚴格，所以工作內容不變，標準提高，這是對台工作的第一個變化。

至於「統一工作」在認知上也有變化，過去在八十年初，鄧小平曾提出「三大任務」：四化、統一、反霸，當時鄧小平曾明白指出「四化」是三大任務的基礎，只有在「四化」的基礎上，統一才有可能順利推進。然而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在教育人民、教育幹部時，已經將「統一」視為最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必要條件之一，此種看法，包含了四種意義：一是統一與現代化的根本關係出現變化；二是不統一已成為中國進一步現代化的障礙；三是推進統一的動力已經從民族主義轉為民族利益；四是代表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對統一的決心，這是對台工作的第二個變化。

何以中共對「統一」政策可以作出巨大的調整，主要是因為中共在實力和自信心方面大大提高，現在與八○年代初已經不可同日可語，中共在「四化」上的成就早已有目共睹，因此現在談統一和過去談統一，在氣勢上是完全不同的。同時外在環境上中共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所獲得的支持和影響，也大大不同，特別是九二年的導彈試射和一九九九年七月台灣的「兩國論」在國際輿論上的測試，使得中共對「一中」原則的信心大大增加。另外，目前在大陸民眾中對「國家統一」的支持度和關心的程度也不同以往，從中國大陸網站上的討論，可以瞭解到大陸民眾對此一問題的關切，而恰恰在中共自信心增加，大陸民眾關切統一的時候，台灣的政局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因此中共的對台工作和統一政策開始認真朝向以實力為基礎的和平統一政策為主軸，才能因應新局。

中共在台灣政黨輪替之後，面對民進黨政府立即提出「聽其言，觀其行」的對策，事實上，吾人理解中共的「對台政策」和「統一政策」，也可以從「聽其言」「觀其行」的兩手來解釋其如何求「硬」。

從言的部份來看，可以粗略地區分「對台政策」的言和「統一政策」的言，檢視中共領導者這一段時間的相關發言，可以發現其中對台工作的「言」比較重視原則，比較重視統戰；而對統一政策的「言」，則比較具有急迫感，比較具有攻擊性，如果用軟與硬的相對概念來形容，則可以說對台政策的語言比較軟，統一政策的語言比較硬。而用軟或用硬的標準則是「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朱鎔基說「將堅持『一中』原則，在此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的談判與對話，發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新華社，二○○一年三月五日）；錢其琛說「那些鼓吹過、追隨過台獨的人，只要他們放棄分裂的立場，我們也願意與他們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新華社，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陳雲林說「我們希望曾經主張台獨，但如今已意識到台獨將帶來立即災害的民進黨人，放棄台獨主張，廢除『台獨黨綱』」；周明偉說「堅持『一中』原則和『一國兩制』對台灣有利，因為『一個中國』原則可以避免戰爭，『一國兩制』可以使台灣保持現狀。」；張克輝在此次政協分組會上強調「兩岸老百姓關係有改善，而這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二○○一年三月七日）。除了政治方面在兩岸經濟方向，其對台政策的語言也是比較軟，錢其琛強調「兩岸三通，若當作一國內部事務會比較容易處理」；在今年的江八點六週年談話也明白的指出可以采「地方對地方，民間對民間，公司對公司」；陳雲林也強調在「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之下，盡早實現兩岸「三通」。

在對台政策部份，如果碰到反對「一中」原則，則中共就十分強硬，如對呂秀蓮、吳乃仁和新政府迄今不承認「一中」原則，不承認是中國人，連汪道涵先生都認為這是「兩岸政治僵局，無法打破」（《兩岸關係》，元月號）的原因，朱鎔基在兩會的記者會也有相同的強調（《聯合報》，民國九十年三月十六日）。

在統一政策方面，中共的語言表示則直接而且嚴厲，其中中共外長唐家璇的說法應該是最具有代表性，「『陳水扁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和『美國作怪』是台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的兩大因素」（新加坡《聯合早報》二○○一年三月七日），這是中共的官方自陳水扁上台以來第一次公開點名批評，足見中共對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的「拖延政策」已經漸漸顯示不耐。至於中共的軍方在對台政策上的不滿和統一政策上的急迫感則早就是溢於言表，如張萬年就說「中國軍隊有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最大誠意，也有在必要情況下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台灣問題的信心」。去年中共發表《二○○○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也明顯地宣示「三個如果」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國家的統一大業（《人民日報》二○○○年十月十七日）。今年的兩會代表，特別是軍方代表，也呼籲早日解決台灣問題，據透露，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去年十月曾在多個場合表示，台海局勢在一年之內必將發生顯著變化，這一表述使軍中人士信心大增（Chinesenews.net.com，轉引自《多維新聞》二○○一年三月三日）。而中共軍委主席江澤民曾經明確表示過，台灣問題不能再給下一代。（按：指第四代領導階層；Chinesenews.net.com，轉引自《多維新聞》二○○一年三月三日）除了對統一的急迫感明顯升高之外，中共對美軍售台灣的言論攻擊最近也在升高，如周明偉訪美期間就曾直接從美國利益的角度，直陳軍售台灣不利美國的理由，特別是美國軍售武器給傾向分裂獨立的台灣政府，中共尤其將視為中美關係中十分嚴重的破壞行動。最近唐家璇在記者會上也公開表示「希望美國認識到對台售武的『嚴重危害性』，應該『懸崖勒馬』」；錢其琛也說「（美國）勿作任何導致兩岸關係出現緊張的事情」；唐家璇也進一步說「如果沒有來自於美國的外來因素，早就解決台灣問題了」。因此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中共對美在語言上的堅定性，這是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十分罕見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視為中共對美新政府的一種預防性警告，也同時告訴美方，中共對台灣問題的重視是可無可取代的。

以上可以說是言論部份的表現，一方面是有針對、有區隔，另一方面輕、重有別，差異明顯。

兩手「硬」的另一手就是行動準備，事實上在三大變數出現後，中共內部和大陸民眾之中，就有不少人認為「和平統一」已經是機會渺茫，因此，對另一手的準備也就更積極、更公開，不過依中共自己的政策優先順序來看，似乎中共的行動準備中，也有軟、硬之分。

在軟的部份也就是針對台灣內部贊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反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以及民進黨內外曾經鼓吹、主張過「台灣獨立」和國家分裂但已放棄原本主張的所有人士，都願意展開接觸，與之對話，於是我們可以感覺到中共自從去年四、五月以來，極強大的邀訪攻勢，不但是泛對台工作的系統大肆活動，而且中共的統戰部門也十分積極活躍，除此之外，中共對來台訪問的大陸人士，只要沒有特殊原因，基本也都可以放行，因此從外在的形式來看，在台灣政權變天之後，兩岸交流反而比較更為熱絡，特別是最近中共在理解民進黨內台獨人士的政治面貌上，亦已經開始區分為留美台獨、留日台獨及本土台獨三種不同的區分，他們認為從基本心態傾向上來看，留日台獨應該是最頑固的台獨份子，他們受到日本右翼的影響，是仇中仇華的分裂人士，台獨對他們而言，已經是宗教，是意識型態的地步；至於留美的台獨份子，則比較複雜，其中有意識形態很強烈，但是長年不曾涉足台灣，只在海外放言高論，也有的是回到台灣參與民進黨的活動，也有的是向國民黨求官未遂，憤而加入民進黨喊喊台獨的；至於本土的台獨，有些是反國民黨，有些是政治投機主義，有些則是受到留日、留美台獨的影響，也很仇視中國。中共內部對民進黨做出如此的分析，目的自然是為尋找在台獨立場上，持「工具性」、「現實性」立場的民進黨人士，以便在時機成熟之際，與這些民進黨人士展開公開的接觸。個人以為這就是錢其琛、陳雲林講話真正意義，也就是對內吹風，醞釀氣氛，以便為未來做準備。（按民進黨人士有人認為這是中共的低頭，不得不與陳水扁政府打交道的先聲，個人以為恐怕是過分樂觀的猜測。）

除了軟的行動準備，當然也有硬的部份。所謂硬的部份主要有兩個著力點，一是自小布希上台以來，對小布希政府的攻擊性言詞日漸增加，而且並不忌諱，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小報刊上，例如：在大陸頗有銷路的《環球時報》，在二月六日頭條標出「美太空戰以中國為敵」，二月二十七日頭條「美國輿論猛攻中國」，另外就是對美國軍售台灣的輿論攻擊和行動阻止（如前述）。除了對美之外，對日軍國主義思想的抬頭，中共也強化對日本的批判。個人以為這些輿論準備，都是為未來可能的統一行動作好輿論準備的政治社會化工作。二是軍事方面的準備，這一部份的預備實際上也已經提升到以美、日有參戰的可能的情況下來作準備。從去年的五月之後，中國的軍事演習到M族飛彈在沿海的增加部署，再到今年的國防預算的大幅增加，都說明了中共是在十分認真而踏實地為打好局部的高科技戰爭作準備，例如中共東海艦隊司令趙國均中將就表示「尚未對現代級軍艦與神盾軍艦作戰術比較，但海軍還會有更先進的新軍艦因應台海局勢。」（《明報》，二○○一年三月七日）西方的觀察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強調「中共軍費提升主要是受美國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北約轟炸科索沃及中國統一的需要而作」。（《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年三月七日）因此不論中、外專家都認為中共的國防預算增加，其效果之一必然是為非和平手段的國家統一作努力，此一努力從中共解放軍的人大代表的發言和其他軍方的發言，都可以看出中共的「行動」的部份已經十分積極。

綜合以上的資料，個人以為中共的祖國統一的任務，在新的變數之下，顯然在急迫感和危機意識上與過去國民黨執政台灣的時代已經顯著有所區分，因此在策略的使用上也出現以下的特徵：

第一是采兩岸關係緊縮和兩岸交流擴大相統一的作法：在兩岸關係只留下一個渠道，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只要通過此一原則，則中共就可以允諾相當寬廣的空間，因此對陳水扁的小三通也好，統合論也好，都先放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檢證，通不過一中原則的說法，不論身段多軟，善意多大，都認為是沒有誠意，一概不加以回應；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共不以兩岸交流作為反應兩岸關係的手段，特別在兩岸經貿層面，推出「一個國家內部事務」、「港台模式」以及訛傳的奇美鎮江廠事件等，都是採取彈性處理的原則，一方面擴大兩岸的經濟互賴，創造經濟的共同體，另一方面也以經貿實質的行動來為「一中」原則奠定堅強的、無法搖動的物質基礎，可以說以實踐行動來統合經貿，統合文化，為政治統一來作預備。

第二是對台輿論保守化和對美輿論強硬化相統一的作法：在去年中共對呂秀蓮尚有一些激烈的言論攻擊，對台灣新政府不願回到「一中原則」，不承認「九二共識」，也有若干強烈的譴責。到了今年中共在對台輿論的批評上顯示出與去年不同的內涵，似乎在陳述實況為多，進一步的攻擊比較收斂。相對地，對美國新政府在對台軍售方面則不斷提出嚴肅的警告，而且也有實際的行動，似乎中共有意在對台的問題上，凸顯中美的矛盾所在，挑起美方的重視，作好輿論的準備，有意使美方新政府感受到中共在統一問題上的高度而公開的急迫感，這與鄧小平原先訂下「不搞對抗」的方針似乎並不相符。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是否真正想在權力交班之前，為統一工作奠定順利的基礎，以便第四代領導在對美外交有更大的主動權，應該是十分值得我方觀察的戰略佈置。在此一問題上屆時美方是否出於亞洲整體美國利益的考慮，而作出「保區域，棄兩岸」的戰術，也值得我方關注。

第三是對台政策的務實化和統一政策行動化相結合：前面說中共新政策的特點是對台政策的軟和統一政策的硬相結合，具體而言，我們也可以說是政策作為滿足現實，以減少台灣人民對中共政權的反感，進而以大陸改革、開放的具體成績來吸收台灣各界，特別原來對中國大陸並不友好的民眾，甚至我們以為中共對台灣民眾是採取溫和的攻勢來引導，以便對抗台灣新政府的文化台獨的作為；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國防上滿足大陸強硬派盡速解決台灣問題的要求與壓力，這使得大陸民眾感受到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確實是在十分認真地準備「統一」任務，並沒有對台灣的分裂傾向、拖延政策感到束手無策，尤其第三代領導尚無明顯的歷史功績和貢獻的情況下，統一任務的急迫感對即將交班的第三代黨、政、軍的領導人都是十分重要任務，既與民族興衰、共產政權的合法性，也特別與第三代領導人的歷史地位相關。因此中共目前的統一任務是以一種外弛內張的形勢，正在積極的佈置之中。

在世紀之交中共第三代領導在「祖國統一」任務上，一連串遭遇連續的三個挑戰，對已經沒有強人領導的第三代，似乎逐漸將「祖國統一」視為他們必須向中國歷史交代的重大挑戰之一，回顧中共的歷史，第一代是建國，第二代是改革，第三代迄今為止不論是深化改革或港澳回歸，都只是執行第二代遺留的任務，如今第三代領導已經面臨交班的門檻，他們將留下什麼給第四代領導呢？顯然如果能在統一問題上建立起一個解決的架構，或是奠定比較穩定的基礎，使得「統一」成為中共時間表上可以期待，可以完成的任務，這恐怕是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在有限的時間內的工作重點。因此，個人以為從現在到中共的第三代領導正式交班的期間，台海兩岸關係有可能出現較大的變化，這是台灣朝野必須共同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