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後冷戰時期日本劇變的諸相

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梁肅戎先生，為了歡迎來台採訪的，日本巖波書店《世界》雜誌編輯馬場公彥先生和評論家齋籐貴男先生，邀約了數十位關心中日關係的學者、專家，於七月十六日在台北世貿大樓舉行了一場十分特別的中日關係座談會。

會後，梁先生說：「在台灣，這恐怕是第一次。」

他是指說，一向具有進步、批判色彩，對日本右傾保守化傾向勇於批判的《世界》雜誌編輯和評論家，能與台灣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針對中日兩國的歷史、現況和和平，進行坦誠的意見交換，在台灣可說是第一遭。

即便不是第一遭，至少，在日本右傾保守勢力與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絡繹於台日之間的今日風潮中；在「中國威脅論」的囂嚷中，這樣的座談會是有突破性、開創性的，它開闢了日本與台灣之間，有良知、有勇氣追求中日和平的思想文化界的交流窗口。

台灣這個地方，由於特殊的歷史，社會上一般人對日本的感情和認識，十分複雜而矛盾，甚至有時是互相對立的。其中，有殖民歷史的感情，也有抗戰歷史的感情；有「日本第一」的風潮，也有「日本鬼子」的稱呼；有青年流行文化的「哈日風」，也有歐吉桑的「皇民意識」；有如金美齡的媚日台獨派，也有如金介壽的勇敢保釣人士。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伴隨著台獨分離主義政治勢力的興起，在歷史認識的問題上，日本殖民歷史肯定論、有功論、現代化論紛紛抬頭，連台灣文學界的老輩葉石濤，也改口說：「日本是我的心靈故鄉」。李登輝更以總統之位，極盡親媚日本、肯定日本殖民台灣的態度，再加上刻意挑釁中國大陸、蔑視中國的姿態，這種表現，使日本的保守、右翼人士「驚為天人」，視為絕好的宣傳「樣板」、利用「工具」，因此從公開到私下、從官到民、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文學各層面，絡繹不絕於台日之間。因而有了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有了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有了極端反中國的石原慎太郎的訪台，更有許許多多的日本右翼媒體如《每日新聞》、《文藝春秋》、《諸君》、《正論》等，以及日本右翼論者中嶋嶺雄、江口克彥等，接踵於李登輝辦公室，構成了一幅日本右翼與台獨勢力大合唱的時代樣相。

在這樣一面倒的時潮下，一向代表日本良知的、進步的立場、對日本右傾保守化持批判立場的文化力量－－日本巖波書店《世界》雜誌，它的編輯和評論家的來訪，並與台灣在野的，追求兩岸和平統一以及中日兩國人民和平的力量交流，可說具有新的、特殊的意義。透過交流，也讓台灣的朋友認識到，真心站在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和平和亞洲和平的立場的日本的聲音，以及他們所處的困境和煩惱。

座談會上，許介鱗教授、王曉波教授、王作榮先生、湯紹成先生……等台灣的與會專家學者，都有精闢的發言，這是不在話下的，因為篇幅的關係不在此贅述。下面僅就兩位日本先銳的文化人的發言內容，綜合整理，記述如下。為了增進理解，難免有筆者個人的取捨、增刪，不盡如實之處，敬請諒宥。

《世界》雜誌編輯的馬場公彥先生，能說流暢的中文，也是一位出色的評論家，最近著有《後冷戰中東亞歷史問題諸相》，以及《戰後日本對中國認識回路的變樣》等論文，對中國、台灣、亞洲的問題有深刻的認識。

另一位齋籐貴男先生，曾任記者，現在是日本著名的報導評論家，他以豐富的取材內容，和尖銳的批判，深入挖掘了日本的各種社會問題；譬如，最近刊出的《精神的瓦礫》一文，便是深入報導了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後的社會傷痕；近著《人間破壞列島》、《機會不平等》等書，就是批判了日本教育改革出現的諸多問題。還有，在近期的《世界》雜誌上，正連載的《空洞的小皇帝》一文，就是對日本的右派代表政客「石原慎太郎」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這回便是為了採訪石原與台灣的關係而來台灣的。

他深深地表露了對石原問題的憂慮，特別是，石原的新納粹主義色彩、新國家主義色彩，居然得到日本國民的支持，其中有許多是高級的知識菁英。最近，日本小泉首相的支持率正明顯的下降，日本的保守勢力想把石原推上台，這更使他深為擔憂。他說，他與馬場先生都是一九五八年出生的「戰後世代」，是在日本戰後民主主義中出生長大的，是沒有戰爭經驗的世代，而這世代已成為日本人口中的主要部分。他的戰爭記憶是來自父親，他的父親在侵華戰爭中在舊滿洲的關東軍特務機關中服務，雖然只是一名司機，但日本戰敗後被羈留西伯利亞長達十年，到一九五六年才得返回日本，二年後便是他的誕生。他說，日本人並不都贊同右翼，也有許許多多愛好和平的人，他表示，他並非出於什麼使命感，而只是想以寫文章來盡一點個人的力量，企望有一個和平時代的來臨。

馬場和齋籐兩位先生都指出，九○年代迄今的十多年間，日本劇烈變化的特徵，簡單地說，就是朝右傾化、保守化和軍國化的走向。東亞冷戰結束後，在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日本政府開始強調日本的「國際貢獻」，而為美國的波灣戰爭出資一百三十億美元。自此，日本便急速走上軍事大國化；應美國的要求在國際紛爭中，派出所謂的「維和部隊」，突破了日本憲法中規範的，原來的「自衛」的角色，而扮演了國際軍事國的角色。一九九七年修訂的《日美安保新指針》，使日本安保條約的性格，超出了專門防衛日本領域的角色，而使日本自衛軍成為美國國際軍事行動的「盟軍」，表現了日美軍事聯盟的「全球化」。一九九九年日本又通過了《周邊有事法》，擴大了日美安保防衛的範圍，涵蓋到台灣海峽，企圖在軍事上介入中國的兩岸問題。又快速制定了《自衛隊法》、《反恐特別法》等，為日本的軍國化鋪路。

而在內政上，也違反日本憲法的基本原則，加強了國家權力對社會的統制；譬如，通過了《國旗國歌法》，強制各學校要升旗，而這旗曾是日本侵略歷史象徵的「日之丸」旗，以及歌頌天皇的「君之代」的國歌（戰後，有反省態度的日本人民，長期抗拒日之丸旗作為日本國旗，君之代成為國歌，這也成了良心勢力與反動保守勢力之間對抗的象徵──筆者按），因此，發生反對升旗唱國歌的老師被迫辭職的問題；另外，通過了《通信監聽法》、推動國民身份字號制度，以及市街道裝設監視器等等，這些都強化了國家對人民的控制，嚴重侵害國民的人權和自由，把日本逐步推向一個統制監視型的社會，為新國家主義鋪路，為軍事大國化作準備。

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影響，日本的教育改革也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現象；企業的改造也惡化了勞資關係，使失業者大增。

在這同時，「歷史認識問題」也浮上檯面，而成了紛爭的焦點；日本的所謂「歷史問題」，主要是指日本過去對亞洲的殖民支配、侵略戰爭的問題，它一直都是日本與鄰近亞洲諸國之間敏感尖銳的問題，因此經常會演變成外交問題，也與外交歷史問題糾結在一起。十年來，日本政府在突破非戰憲法的限制、專守防衛的束縛，朝向國際軍事大國化、日本安保體制的全球化的過程中，為了安撫亞洲各國的警戒心，經常對所謂的歷史問題採取低姿態；然而，有時為了國內的政治現實，獲取保守力量的支持，也經常採取強勢作風，譬如，最近小泉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等，日本的新右翼，就是以「自由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造成會」為中心，展開草根式的歷史認識問題運動，企圖翻轉日本良知的、反省的歷史觀點（他們誣指這種歷史觀為「自虐史觀」，把日本「自省」的歷史觀誣稱為「自虐」的史觀──筆者按）。

由於日本長期的經濟不景氣（自八○年代泡沫經濟破碎以來，十多年間一直處於不景氣無法回升），經濟、產業空洞化，相對照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直逼日本，使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大行其道；一九九四年的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接著一九九六年的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演習，也煽起了日本的「中國威脅論」，乃至最近被誇大報導的「瀋陽日本領事館事件」，也被導向「中國威脅論」。日本的右翼保守派也用以翻弄台灣問題，利用台獨勢力，來強化「中國威脅論」。

石原慎太郎雖然口口聲聲主張「要對美國說NO！」，實際上，只是想要用這種姿態與美國討價還價，骨子裡，石原是親美的，扈從美國的。

馬場公彥先生認為，前述的一九九○年以來，在軍事上、內政上、經濟上、歷史問題上的日本的急劇變化，都是後冷戰時期的特殊現象；也就是說，這些都是八○年代末蘇聯崩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巨變，東西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美國一極獨霸的後冷戰時期，美日安保體制性格的質變，在日本引起的一連串變化。同樣地，在這個後冷戰時期，亞洲各國也產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台灣的新問題（台獨勢力的興起）也是其中一例。

他在最後的致辭中表示，在社會狀況十分複雜的台灣，得聽到台灣朋友的發言，受教不少。在後冷戰時期，如何面對歷史問題是很重要的，今天，在許多先生的發言中，認識了不少台灣的日據歷史問題。希望今後，為了中日永遠的和平，東亞真正的和平，有志之士應該聯合起來，好好共同奮鬥。

筆者認為，從一九九○年起，雖然東西對立的世界冷戰結構，隨著「蘇東坡」崩解而結束，世界進入美國單極超強的後冷戰期。但是，在東亞地區，美國仍維持著冷戰時期的霸主架構，譬如，美國就宣稱在東亞仍然繼續維持十萬的美國駐軍體制，繼續霸佔、操控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搾取美國的最大利益。而維控這樣的體制，它的操作槓桿便是「妖魔化」北朝鮮和中國大陸，特別是，牽制急速崛起的中國大陸，其中，台獨勢力是其最佳「工具」。

因此，在這樣的東亞國後冷戰時期中，馬場、齋籐兩位先生說的，日本的劇變──右傾化、保守化、軍國化，與台灣從一九九○年以來的劇變──以「反中國」為最大特徵的台獨分離主義，有許多共相，有相同的性格，譬如，日本、台灣兩地的石原熱潮與李登輝熱潮，就是「共相」，也有相同的性格。

基於此，中日兩國志士，不是更應該攜手，共同去除阻害中日兩民族永久和平共存，亞洲和平的障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