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發會週年祭

插在台灣經濟體上的三把刀子

歐陽承新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近數年來台灣的政經社會一直是處於高度動盪、載沉載浮、系統性風險不斷升高的狀態;但在林林總總的災難症候群中人民感受最深、受創最直接,卻又束手無策的則屬經濟。造成島內經濟急速滑坡的部份成因雖可歸因於天災和國際景氣異動等不可抗力,但人禍終究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果若因應得宜,所謂不可抗力對經濟社會的衝擊也可減輕,祇不過截至今日事件的發展卻與人們合理的預期背道而馳;確切的說,溯自八掌溪事件首開先河,包括廢核四、高層人事任命、高鐵易主、華航購機,降至最近的「一邊一國」說,執政當局不是無從因應就是無端製造危機,隨即設法脫困;至於常態經濟管理則僅賴少數前朝的文官維持場面,致使「拚經濟」徒托空言,整體社會向下沉淪,其勢已無可挽回!然而,如僅就經濟面而言,財政赤字、金融逾放比過高和投資匱乏,正似插在台灣經濟上的三把刀子,其禍不容小覷。

從去(二○○一)年春開始,為期長達十年美國的經濟榮景走到了盡頭,由網路業崩盤所引爆的新經濟泡沫肆虐全球,作為首屈一指代工基地的台灣當然無法置身事外而被迫隨勢浮沉。「911」事件後布希政府除以反恐為名糾集反伊斯蘭的勢力入侵阿富汗,同時竭盡全力,透過降息、減稅等激進措施為美國經濟施打強心針,使得在去年第三季陷入衰退的市況於次一季便轉好。以季為單位,去年度美國各季的實質GDP成長率分別是:百分之一點三、百分之○點三、負百分之一點三,和百分之一點七,今年頭一季的增幅更高達百分之五點○,而勞動生產力的單季漲幅百分之八點六,更打破了近十九年來的紀錄,以至於一時之間從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到華爾街的分析師都為美國經濟的快速復甦歡欣不已;然而至今年三、四月間當巴以的流血衝突可能推升國際油價時,認為經濟循V形反轉向上的學者已經減少;待恩龍、世界通訊等一大串產業龍頭紛紛爆發假帳醜聞,徹底摧毀投資人信心後,明確懷疑美國經濟可能步入二次衰退的聲音,更因為股市狂瀉、美元貶值,及第二季僅有百分之一點一的成長,不到預期的一半等利空消息相繼湧現而揚升。同時期,分居台灣第二和第四大貿易夥伴的日本和歐盟同樣面臨乍暖還寒、欲振乏力的經濟情勢;相形之下,台海兩岸貿易在一片蕭瑟的環境中卻仍能保持正成長,有力的提振了台灣的景氣;矛盾的是:官方對此刻意保持緘默,但另一方面卻籠統的將島內經濟衰退的外因歸咎於國際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積弱不振(內因部份執政黨則推說是:在野黨杯葛、輿論唱衰,乃至大陸的磁吸效應等謬論)。

具體的數字揭示,雖然近期美國的經濟起伏劇烈,不過去年度仍錄得百分之一點二的年成長率;反之,尚處於擴張期的台灣經濟卻以負百分之二點一八的降幅打破自能源危機以來的最低紀錄,今年首季雖然由負轉正(百分之○點九),但顯然未伴隨期間內前者的強勁反彈而同步增長;換言之,相對於美國經濟的榮枯盛衰台灣反以(近乎)停滯和重挫回應,從而展現「非對稱性互動」關係。扁政府怪罪世界經濟不景氣的遁詞當然不能成立!

第一把刀──財政困窘

經濟結構失衡可從不同的角度衡量,就總體面而言,近年來政府部門的財政赤字和銀行逾放比不斷攀升是島內最常為人詬病的兩大結構性沉。

從表面看,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逐年上升的原因是政府經常帳收支入不敷出;其中稅基遭到嚴重侵蝕、稅制不合理、政府開支有增無減,及萎縮的經濟無以支撐反景氣循環的擴大支出方案等均屬之。據統計,近三年來各級政府收支短差的金額每年均高達五千億元(新台幣)之譜,精省後的省債(主要來自省政府為配合中央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支出)八千億劃歸中央,為因應「九.二一」震災舉債八百億,以及公債還本付息的債息負擔等,使得二○○一年度的政府負債餘額從前一年的一點三四兆迅速竄升到二點四八兆,至今更累積到近三兆元的規模,中央債務餘額占GDP的比例已從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十三點九急增至二○○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今年預計為百分之二十九點六);這一比例雖仍低於歐盟依《馬斯垂克條約》規範其成員國債負比例的上限百分之四十,但由於目前政府年度收支短絀的缺口已超過GDP的百分之四點○(馬約規定的上限是百分之二點五),為彌補缺口而舉債的額度占歲出的比例已升抵《公共債務法》第四條所設的上限百分之十五;長此,背負龐大償債餘額的政府財政將持續惡化,最後終將步上日本後塵,並在政策的取捨上陷於動彈不得的泥淖。

按時程推演,各級政府財政惡化始於國民黨李逆執政後期;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寅吃卯糧猶嫌不足,為填補收支缺口進一步以稅改為名大肆展開搶錢大戰;然而無論就攫取或支配社會財富,具有仲裁者角色的扁政府卻無視「分配正義」,從收支兩方面推動有「劫貧濟富」或犧牲後代人福祉的重分配政策,諸如:動議修改《公共債務法》舉債上限、通過有高度針對性的《財政收支劃分化》、《土增稅》兩年減半、局部擴大各式租稅減免、罔顧家戶經濟條件一體取消軍教所得免稅,及至提高健保自付額、實施高速路通關罰則等財稅及非稅措施均一一出爐,但卻無法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遑論提振景氣、促進經濟發展。

據政院主計處新發佈的統計,去年度台灣高低所得差距擴大到六點三九倍,較前年的五點五倍大幅增加○點八四倍,超過荷蘭、日本和南韓;惡化速度之快是有該項統計數據以來僅見,但若非政府對低收入戶等進行補助,貧富不均的現況將更形尖銳。對此,應加警惕的當然不祇是分配的兩極化,包括經濟大幅衰退、失業率攀高、股市崩盤所造成國民淨資產普遍縮水,導致「既寡且不均」的雙重困境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第二把刀──高逾放比

相對於財政,金融紀律腐化是構成當前台灣系統性風險的另一核心單元。自五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擔心體質不佳的島內銀行金融產業也可能遇襲落難的話題此起彼落,在傳播媒體流傳,並掀起激烈的意見攻防。

有關島內金融風險的報導按來源的不同有各種版本,不過各項報導主要集中在銀行逾放比過高、資本適足率偏低,及基層金融營運績效低落等,不一而足。根據外國的研究,台灣整體銀行的逾放比率約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之間,遠遠高於財政部最近公佈的數字(百分之八點二八、央行統計為百分之七點四八,官方的比例較低在於定義不同),發表這項估計值的阿特曼教授(Edward,I.Altman,執教於紐約州立大學)指出,逾放比應下降到百分之二點○到百分之二點五的水準,並將資本適足率提高到百分之八以上才能避免風險;為此,應提撥九千億以上的金融重建基金打銷壞帳,但即令如此,逾放比在兩年內也祇能壓低到百分之五的比率而非更低。阿特曼的警語當然不是反映經濟現實唯一的非官方觀察結果;不久以前,亞洲開發銀行針對相同的問題運用計量模型建立風險指標,進而推斷台灣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看法較保守的國際信評公司標準普爾與中華信評於今年年初發佈的研究成果披露:按國際標準,台灣銀行業的產業風險高於世界平均水準。這份以二○○○年台灣金融業為對象的年報指出,由於銀行數目過度飽和,導致業者的獲利空間狹小,同時業者對於高風險客戶的授信過於浮濫,問題資產頻創歷史新高;但該一報導認為如果政府及時因應台灣將不至於出現一九九七年橫掃亞洲的系統性金融危機。此外,國際信評公司惠譽(Fitch)於今年七月刊行的季報也認為正在積極打銷呆帳的台灣銀行業並不會重蹈覆轍,發生類似的災難,不過仍指陳島內的金融機構體質多不健全。

針對各界的批評政府部門除引述相關統計數字,予以反駁,試圖化解社會疑慮,同時自一九九八年島內爆發本土性金融風暴後便籌議解決之道;其中成立資產管理公司(AMC)、募集金融重建基金、要求銀行定期降低逾放比、嚴控基層金融放款、鼓勵合併,甚而放言打破銀行不倒的神話均先後推出。

這些措施對於整頓金融、清理壞帳,不能說沒有作用。據報導,一九九九年整體銀行打銷的壞帳總額計有一千三百六十三億元,然而由於新增不良放款不斷增加,以故截至今年六月底逾放總額仍高達一兆五百六十九億元,平均逾放比為七點四八(如將受警示放款納入逾放比則上升到百分之十點八三),而這還是扣減去、今兩年合計四千六百五十八億銀行轉銷不良放款後的成績。祇不過近數年來島內的景氣空前低迷,為振興經濟主管機構在降低銀行存款準備、廢除營業稅以協助銀行業脫困的同時,卻又發出銀行放寬授信標準及展延貸款償還期限等在作法上相互矛盾的吁求;另一方面受制於整體經濟走勢疲弱,企業和銀行獲利大幅下降,導致個別銀行動用本身盈餘打銷壞帳的能力也有其限度。

第三把刀──投資匱乏

按照國民經濟會計的實施原理,財政和金融分別掌管分配、流通,兼有規範並調劑市場活動的功能;如果政府負債纍纍當然也就無力推展公共政策,再若諱疾忌醫財政和整體經濟都將陷於癱瘓。另一方面,建立在信用擴充基礎上的銀行金融則禁不起任何有礙流通或信評下降的風險;因為信用崩潰所釀成的災難就如同人體心臟病發,和財政空虛比較,其患一徐一疾,但都屬於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構面,再來就是總體經濟的動能衰歇;目前三項危機同時降臨,其勢就像三把利刃,隨時將能奪命封喉。

動能衰歇屬於生產領域內的問題,反映島內經濟動能耗弱最為具體的徵兆則是民間投資的不足及連續下滑。

據主計處的最新預測,今年台灣的投資總額為一兆六千億,已回落到七年前的規模,投資率僅有之十七點三,創下近十六年來的新低;然而按中經院的統計,至今年首季民間投資已是連續五季出現兩位數的負成長(去年首季為負百分之八點六除外),設若這一趨勢持續,主計處預估今年全年的投資成長率百分之○點七,自然難以達成。由於投資回升緩慢,劇增的失業人口也將難以減少,同時進一步削弱購買力壓制民間消費,形成整體經濟動能不足的惡性循環。意見調查顯示,當前廠商吝於投資的原因與國民黨主政時期已大不相同。依照經濟部今年針對三千二百家廠商所做的調查報告,過去廠商最關切的問題是「土地取得困難」,但現今對各類投資障礙的評比則以「政局不安定」(百分之三十九點二)居首位,其餘的要求依次是:「健全資本市場,便利資金融通」(百分之三十點八),「改善兩岸關係」(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和「協助開發產品及新技術」(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然而對照島內投資滑落的現實,業者赴大陸投資卻有增無減;此外,按外貿地區(國)別統計,今年第二季中國大陸首度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外貿出口市場。

歸趨與抉擇

自一九七二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以來,台北的國民政府在外交戰線上一一失守,遂轉而將更多的氣力用在島內的經濟建設,並卓然有成,不過也就在同時中國大陸宣佈廢除人民公社,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推展以「開放與改革」為雙主軸的經濟發展策略,經過了近二十年的和平競賽陸方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綜合國力大舉提升。有鑒於北京決策者選取的發展模式符合國情,政策得宜,因此著眼於全球佈局的台商莫不急於搶灘,前呼後擁,大舉登陸,使得兩岸雙邊貿易不斷攀升,即在近兩年全球性的衰退重創各國經濟時,兩岸間的經貿關係卻一枝獨秀,持續升溫,從而導致在檯面臨關廠歇業的生產者不但為一己的事業開創了第二春,更透過跨海產業分工體系的布建,開發大陸市場,直接間接嘉惠凋敝的台灣經濟,然而就在三通將通未通之際,專擅操弄民意,高度政治掛帥的民進黨人改用圖騰治術,濫行人事任命,摧殘經濟理性,造成島內經濟社會的嚴重倒退。過去兩年半的實踐已充分證明:掌握政權卻不以蒼生為念,反而成為振興經濟的絆腳石和不可抗力的統治者,正是手握三把尖刀插在台灣人民身上的罪魁禍首!

時至今日,兩岸間的外交賽局早已結束,但無輸贏問題,兩岸間的經濟合作與互惠則仍待開展,縱使有人願意誇張的將後類型活動視為純交易,那麼講求實利的當權者在「賣台」與「亡台」之間難道不知何所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