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全文完）

語法與修辭上最嚴重的莫過於幾乎在他們每一篇文章裡俯拾皆是的扣紅帽子手段了。從這裡引伸出的問題是，這些號稱要保衛「民主自由」的學生到底受到台灣大學自由與抗議精神多少薰陶？從運用白色恐怖手段這件事來看，這些學生即使真的沒有黨國背景，卻顯示出他們對自由的認識極為貧乏，也可算是台大校園民主抗爭的墮落了，如此談「民主自由」不就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反而他們所攻擊的陳鼓應、王曉波卻都繼承了台灣的自由啟蒙者殷海光的精神。

如此「民主」、「自由」與「理性」等符號也就成了神聖圖騰，一方面他們自稱是在追求民主、自由與理性，並誣指陳鼓應與王曉波二人的民族感情是非理性的情緒發洩，是反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又很敵視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人一年多來以實際行動支持校園民主抗爭的信譽，不得不說陳鼓應是「高談民主自由的人」，又說他們是「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人」。從這裡我們倒是可以看出「民主、自由、理性」等觀念，已經在一九七○年代的台大校園建立了意識形態的「正當性」霸權，也反映出黨國威權體制在理念上的霸權地位已在台大校園潰敗。這或許也可解釋為何這些台大學生不再繼續追求校園裡實質的民主程序，轉而攻擊對美國式「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提出強烈挑戰、並反對美國世界霸權的左翼世界觀了。

最後他們又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全部用筆名發表。除了穆谷最後被迫承認就是孫慶余外，其他一概隱名。相對於我們大半亮了名字（黃道琳、謝史朗、鄭鴻生、范良光以及張錦焜），他們這種隱諱性代表著什麼？

我們這邊也充滿著激越的言語，並且大半隻能一邊以孫中山為護身符，一邊訴諸「民族感情」，訴諸當時還未受到強烈挑戰的「中國人」的一體觀，甚至因此以台獨帽子來反擊對方扣紅帽子的手段。但那是由於受制於白色恐怖，同時也缺乏理論訓練，因而這些基本上都是用來反擊與自衛，為了撇清「為匪宣傳」的罪名。言語看似激越，然而在左派理念不能宣揚，中國民族主義在當時的台灣已是強弩之末，而我們又只有挨打的份的處境下，心裡其實十分齷齪。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浪漫的激情不免有些氾濫，並投向對代表被壓迫底層人民的義和團與飛歌廠工人的同情，與對高談民主自由與理性的知識菁英的不屑，所有這些在缺乏社會運動的當時顯然也是無可避免的。

多年之後我們回頭來看這場論戰，還可發現其中所充滿的多種歷史弔詭。

首先，當時打著民族主義旗號的是左派，而右派卻是反民族主義的。一九七○年初，海外的史明已經提出台灣民族的觀點，但還沒在台灣流播。因此大學新聞社與大學論壇社的這些人只能以親美反共為訴求，來攻擊左翼民族主義。

左翼學生這一邊的民族主義自是絕非黨國式民族主義，而是為了反對美國的霸權。在台大學生中，這樣一個左翼民族主義思想啟動於民國六十年的保釣運動，那時釣魚台的問題揭露出「美國政府將屬於台灣的釣魚台私相授受交給日本」這麼一個霸權行徑。「反美帝」在當時還有著一個全球性的意義，即是反對當時還在進行的越戰，以及美國政府為了自己利益在第三世界的惡行劣跡。而且很重要的是，當時我們只能用民族主義作為「護身符」，來傳遞左翼世界觀的理念，那時左翼民族主義包含了反美帝、反越戰、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支持社會主義、同情社會主義中國、同情第三世界等等意涵，可以說隱含著一個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當然我們在這時並不充分認識到這個立場的全部內涵，我們的對手也未能清楚左翼民族主義的意義，但他們實際表現出來的卻是集結了幾乎所有左派的對立面：親美台獨派、「自由民主」派、黨國右翼份子、文學上的現代主義者（後來延燒成鄉土文學論戰）等等。顯然在當時一個左翼民族主義的聲音，即使十分微弱也很令他們驚慌。

其中又可引伸出「本土」一詞的弔詭。相對於我們的對手令人莫名其妙的「戈登結」，我們的「黃罔市」可是十分「本土」。相對於對方在文藝上的「附庸風雅」，我們的最愛可是很「本土」的流行歌。相對於對方「高唱民主自由與理性」，我們可是要到民間去「擁抱斯土斯民」。

當時反民族主義而崇尚現代化的台獨右派，如今卻發展成必須靠標榜「本土性」的台灣民族主義來撐腰，這是第一個歷史的弔詭。就像當年我們祭起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就可理直氣壯，攻擊對方買辦崇洋，如今只要講起「愛不愛台灣，認不認同台灣」，就可壟斷「政治正確性」，到處整人，以明示或暗含的「台灣民族」之名罵人賣台。當然這種台灣民族主義的右派淵源很清楚是承繼了幾十年來忠黨愛國者以「反不反共」來整人的黨國心態。這裡前後一貫的情況卻是，三十年後的今天，號稱解嚴的台灣依舊是一個受限於冷戰結構下的反共社會，在這點上他們遂成了黨國的忠實繼承人，而左派的東西都只能躲在後面，不能旗幟鮮明，或許是這個弔詭的基本因素吧！

第二個弔詭是，當時與親美台獨陣營聯手打擊左翼民族主義的忠黨愛國者如馮滬祥等人，如今卻成了反台獨的狂熱份子。他原本狂熱反共，當年用來攻擊陳鼓應與王曉波的罪名都是「為匪張目」之類，也是在這個立場上他當年會加入打擊左翼民族主義者的行列。當年他不僅反共，還反自由主義，反學生民主要求，完全是黨國體制的忠實護衛者，如今他卻成了「保衛民主」的反對黨。當年他跳出來反對台大保釣運動衍生出來的校園民主抗爭，如今他卻成為當今的保釣份子。

第三個弔詭是，身為中國現代革命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國民黨竟然自我斬斷了這個傳承。我們在台大校園「下保釣運動的半旗」同時，也下了五四的半旗，下了中國現代革命在台灣的半旗。一九七○年代初的保釣運動可說是中國現代革命歷史在台灣的最後一樁大事件，它是承繼辛亥與五四的革命歷史而來的，從台獨派從頭到尾未曾介入保釣運動來看，這個屬性清楚顯現。然而就在黨國機器鎮壓了我們這群左翼抗爭者之後，這個傳承劃下了句點。而作為這個中國革命進程很重要一環的中國自由主義也隨之斷送，這點在錢永祥與邱義仁在民國八十四年的有關對談中也有清楚的陳述。而中國國民黨的這個自我斷根顯然也為後來所謂的「國民黨本土化」鋪了路。

第四個弔詭是文化民族主義者與左派的合流。文化民族主義者當年不僅沒加入攻擊左翼民族主義的行列，反而站到這邊來。按照過去的講法，以繼承中華文化傳統為職志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基本上是被劃為右派的「封建餘孽」，是文革「破四舊」的對象。然而在台灣當年的時空環境中，他們卻能與左派結盟。

當年在台大校園的優勢思潮中，傳統派經過一九六○年代西化派的批判後幾乎一蹶不振，台大的校園刊物難得看到談文化傳統的，頂多是「打落水狗」繼續追擊的東西。當時有一位喜好傳統戲曲的教官，不時會為台大國劇社與昆曲社的演出撰寫劇評登在《大學新聞》上，在充滿現代文藝思潮的大新上，這類文字算是末流了，而我們這些反對派學生對此也總會嗤之以鼻。有一天大新社長楊庸一就很得意地向我表示他們已經拒絕再刊登這位教官的戲曲評論了，我聽了也表贊同，以為他幹得好。對我而言，當時的教官與「國劇」都是威權與傳統的代表，處於校園民主抗爭熱潮的氣氛下，這些東西皆屬落伍之類。但是我並不確定大學新聞社的拒斥「國劇」文章是因為它屬於傳統的並與威權體制有關，還是因為它屬於中國，或者兩者對他們而言已是分不開了。不管如何，中國傳統在當時已屬末流，由此可見一斑。

那時背後有著蔣經國影響的大學雜誌社，集結了社會上各方面的改革人士，預示著台灣直到今天的走向，而其中也沒有一個是傳統派或文化民族主義者。可以說在一九六○年代以後「中國文化傳統」已經在反對派學生中，甚至在主導台灣走向的改革派政治人物中，失去了「正當性」。可能正因如此，這個「文化傳統」開始有了與黨國政權脫勾後的生機，開始有了社會批判的意識，提供了反對黨國體制的年輕文化民族主義者一個新的空間。如今在左右與統獨紛擾不休的混局裡，他們儼然自成一股勢力。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他們確實對左右雙方不同的現代化方案都提出了嚴肅的質疑。

這些歷史的弔詭在民族主義論戰當時都是超乎我們想像之外的，《大學新聞》在這個學期關於論戰的最後一篇文章〈愛國必先反共〉將這場論戰作了一個最後的定性。寒假期間，我在台南家中思索著如何脫出這個定性所強加的意識形態枷鎖，卻沒料到已經時不我與。

這是發生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台灣的一次思想上的論戰，這場論戰將「左右」、「統獨」、「傳統與現代」等觀念攪和在一起，而這些觀念的糾纏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似乎仍看不出有解消的跡象，或許正顯示出這些觀念已經窮盡了現實上的有效性，不再能為我們提供前瞻的視野。【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