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邊一國」論兩岸關係之管理

一、點火與滅火

陳水扁在今（二○○二）年八月三日面對FAPA組織年度會在東京召開時，透過視訊發表了祝詞，在正式的文稿之後，陳突然增加三點呼籲，他說因為中共對我們不友好，所以台灣要走自己的路，二是台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三是全民公投對台灣有「重要性和急迫性」。身為台灣的領導人在兩岸關係膠著之際，突然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著實讓中、美、台三方面都感到緊張和不安，當然在台灣方面接下來的事就是滅火降溫，到處解釋；中共方面也是一樣，控制自己的怒火，先查證再行動；美國方面也同樣光火，忙著詰問，外傳我方派出的解釋代表還遭到美方的訓斥。阿扁何以有此反應呢？根據各方的資訊，大致是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共無善意：解釋扁之所以脫稿發言的第一重點是中共沒有善意回應，因為扁對大陸提出了許多的善意，如「統合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論、「委託民間談三通」等，但是中共都沒有具體的回應，而且在扁任主席的當天，中共與諾魯建交，第二天新華社的署名文章還點名批判陳水扁；八月一日中共軍方重申武力的方式不變，既然中共拒絕扁的善意，陳自然要表示一下他的不滿。

第二，武力前提說：解釋的第二個重點是扁的政策的一致性是建立在中共是否放棄武力，過去的「四不一沒有」和現在的「一邊一國」、「全民公投」、「走自己的路」都是在中共仍不放棄武力的前提下所作回應，所以證明陳水扁沒有背信。

第三，台灣政策未變：在陳的「八三」講話之後，台灣執政黨、總統府和行政院（主要是陸委會）三方的滅火行動也主要集中在解釋台灣的大陸政策未變：一是走自己的路只指民主、自由，而不是台獨；二是扁的「一邊一國」說法只是陳述事實，沒有企圖改變現狀；三是所以台灣的大陸政策一切都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四是重複陳述事實的說法，責怪外界、媒體對陳的說法過份地簡單化。

但是聽完扁的解釋，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簡單回應兩點：一是美國反對台獨，二是姑且相信陳水扁。當然扁政府完全可以阿Q式地告訴台灣人民「美國人相信了」，所以扁沒有闖禍，但是以美國政府的發言人公開對外聲稱「姑妄聽之」，坦白說這是十分不禮貌，十分不滿意的用語，後續的發展就必須看十月的「江布會」是否在台灣議題上有所發言。所以就美台關係而論，台灣的滅火是否成功仍待十月以後才能揭曉，對中共而言，當然不可能就此結束。

二、迷惑與對策

中共方面對陳的突然發言可以說是相當不解，尤其有以下的四點迷惑：

第一：錢其琛在元月二十四日的講話應該是十分善意的表示，甚至對民進黨人士也提出了有條件交流；按理這一信息對陳是有利的講話，何以陳有「八三」講話，故意將兩岸的氣氛惡化、兩岸關係緊張起來？究竟陳是希望兩岸朝和平方向發展或是朝衝突方向發展？

第二：陳水扁在「五九」講話時，還指「三通為必走之路」，其後也同意以委託民間方式來促使「三通」的開始談判和接觸，何以不及數月就提出「一邊一國」論，增加了兩岸之間的人為障礙，因此陳是否真想與大陸三通？

第三：「七三○」陳在民進黨中執委開會的講話，在語氣上、內容上仍十分和緩，到了「八三」突然提出「一邊一國」的講法，究竟在這三天之中發生什麼事，而使得陳有此反應？

第四：以陳對美國人的依賴和聽命，陳斷然不敢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自作主張，那麼美國人究竟在「三通」議題以及陳的「一邊一國」論發言上扮演何種角色？

基於上述的疑惑，中共對台灣態度是：

第一，所謂走自己的路只是自由、民主之路的解釋完全不可信，如果陳的說法為真，則台灣在過去十年的路是何種道路，而且到目前為止，有誰去阻止台灣走民主、自由之路呢？

第二，「一邊一國」論：陳說政策不變，只是強調主權對等，那麼何以包括台灣媒體、外國媒體在內的所有聽者都認為扁的說法是「台獨」的另一種宣示呢？因此陳的政策不變說是事後補救式的說法，不是其本意；所謂主權相等說則是說給島內人民聽的內銷貨而已，根本沒有人會承認，因此，不變、沒變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全民公投」論：是作為阻擋統一的武器，也是一種內銷貨，因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人民是否有權單獨決定自己的前途，這是國際法中涉及國家的「全意志」可否任由部分人民自己決定去留的問題，此一問題在各國都是一種挑戰，因此各國均十分慎重，所以台灣縱使有類似統獨的公投，不論結果，各國均不會承認；其次台灣一旦真正公投，大陸也可以作十三億人民的公投逼迫大陸以武力解決國土分裂，維護主權完整有其正當性，在此情況下，外國的干涉便是與中國為敵，對兩岸都是一場災難。台灣當局如果在兩岸關係玩弄台灣民粹主義，勢必得不償失。

抱持上述的懷疑和處理「兩國論」的經驗以及上述的心態，中共目前對「一邊一國」論的處理基本尚未最後定調，不過一些初步的回應已經陸陸續續浮現，而且將隨著「十六大」人事紛爭的定案，應該有一些更明顯、更具體的反應和作為。

綜合而言，中共短期的作為包括：

第一，密集的點名批判：自從陳提出「一邊一國」論之後，中共立刻由國台辦發言人召開記者會，嚴辭點名批判陳水扁，之後中共的官方媒體、海外華文媒體也開始跟進，中共當然十分瞭解此種批判對台灣起不了作用，但是對大陸、對國際則具有一定的意義，點名批判代表對陳水扁的本質已經定性，認定陳水扁是走台獨之路，因此不再太寄望陳的現實性格；其次點名批判也代表與陳的公開決裂，日後陳再想以黨對黨的方式來開啟與大陸的接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往後的兩岸關係想要好轉，可能性是很低很低了；其三是對內有教育意義，用中共的術語是斗倒斗臭之後，變成全民公敵，以便為以後激烈行動尋找正當性、合理性的藉口。

第二，密切注意島內公投議案的動態，強化大陸對公投之研究：在今年九月台灣立法院開議之後，「一邊一國」、「全民公投」一定是屆時十分熱門的議題，「一邊一國」將出現表態大會，一如在野黨逼問執政官員是否是「中國人」一樣；而「公投法」極有可能多種版本重現議題，一旦民進黨不能反對，台聯全力推動，則極有可能在下一會期形成法律，屆時中共如何因應？中共反應如果溫和，在國際可能被解讀為默許一中原則下台灣人民可以擁有自決去留的權利；反應激烈，又可能激怒台灣人民，激起兩岸關係不可預期的發展，而且中國大陸是否也必須趕快請「人大」立一公投法？假如不立，將無法在緊急狀況下使用；假如立了，是否為少數民族、異議份子要求加以使用，徒增中共政權的困境，因此中共當局已經開始認真研究世界各國的相關規定和作法，以茲因應立即可能的變化。

第三，明確呼籲「三通」，繼續加強經貿交流：這一點是與以往很大不同的處理模式，以往在兩岸的氣氛破壞，中共很直接的反應常常是中止交流，停止對話；此次中共的處理顯然地吸收了以往兩岸衝突台獨得利的經驗，因此國台辦在八月十四日宣佈「三通」政策不變（《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仍然可以由台灣當局授權的民間團體或業者代表溝通兩岸「三通」議題，當然在兩岸人員交流的部分仍有一定緊縮的現象，特別是與民進黨人士的交流，甚至出現凍結的現象，這種應該很明顯是一種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的作法，而且也阻止了扁政府推卸不能三通的責任，當然以現階段台灣對中共、中國的氛圍之下，中共的作法能否「達陣」，尚有待日後的考驗。總的方向來說，是比以前全面中止、停止對話的作法要高明得多。

第四，冷靜因應，加強分析，提高準備，強化對美，期待江布：瞭解中共政治運作的人都發現一個事實，即使陳的「八三講話」事發至今已經兩周，而中共除了「國台辦」的發言人公開表態之外，其他中共對台部門的負責人，更不必說黨和國家的領導，更沒有一人出面對陳的講話公開作說明、作批判。個人以為這一方面有可能是中共領導人基本都在北戴河協商「十六大」的人事部署有關；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中共在多次衝突之後，吸取教訓，重新因應，而採取諱莫如深的辦法，保持神秘，靜觀變化，加強分析，再謀良策，以茲因應。同時十月下旬江澤民訪美的行程也已經排定，屆時再將台灣問題擺上日程，要求小布希表態，自然比較有利，因此我們相信中共目前對台灣此次的「一邊一國」論的風波，大概不會輕易放手，不過也不會盲目衝動了事，有可能是拉長戰線，全面部署，逐步收網。果真如此的話，看起來，陳此次情緒性的發言，有可能帶給台灣相當長期的麻煩。

三、癥結與解讀

事實上兩岸關係之所以一直呈現其複雜性，而且越來越難以解決，主要是兩岸關係存在著五種極大的矛盾性：

第一：法理的「一中」原則與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相互存在的事實，使得任何一方都可以依自己的需要來描述事實，既然雙方都各有堅強的事實，自然也就無法說服對方，因而增加兩岸關係相互定位的困難。

第二：以近十年的趨勢來看，兩岸之間經濟整合越來越快、越來越密切，經貿量的驟增到投資額的增加都加速了兩岸的互動；但與之相反的是兩岸的政治關係卻也越來越敵對，甚至出現經貿關係每往前走一步，政治關係也就往後退一步的現象。台灣擔心大陸以經促統，大陸擔心台灣漸行漸遠，所以兩岸當局的政治取向都是經松政緊，結果這種政經不同步，政經相衝突的現象，自然增加了兩岸解決糾紛的困擾，而且加深了彼此的矛盾。

第三：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自然很希望在兩岸關係上交出一些成績單，因此民進黨也希望兩岸關係和解是必然的，中共雖然不願與民進黨打交道，但是由於大陸內部事務也很多，統一不是中共的優先任務，因此中共對兩岸的情勢也同樣以穩定為主要的訴求。因此雙方的誤解不斷增加，其結果演變雙方都不想衝突，但是在陳陳相因、惡性循環的情況下，雙方仍然不自主地一直邁向衝突之境，於是兩岸關係的結也就越打越死，兩岸態度也越來越僵化、保守，和平關係也必然漸行漸遠。

第四：台灣的地理區位和地緣政治的結構使得台灣的發展不得不受限於陸權和海權的競逐之間來爭取自己的出路，因此台灣的發展和處境很難不受到外部的制約，然而在某些政客的鼓舞之下，台灣的出頭天情緒除了用在對內區隔統獨、省籍排斥的功能，也常常以走出去作為出頭天的標誌，其結果在表面上是衝撞「一中」原則，但事實上是在衝擊現有的國際框架，而且在歷次的民調中去教育台灣人民，不惜任何代價要走出去，試探現有國際結構，而將每次的被打壓積累成下一次突出的悲情壓力，結果使得台灣內在求變的衝動和外在相對穩定的結構不斷摩擦，使得台灣成為除了面對中國大陸之外，對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可以不顧國家的尊嚴，不計個人地位，以各種方法去尋求突破，一方面當然增加中共當局的困擾，另一方面也同樣增加第三國的麻煩和困擾，因此台灣就變成了國際上所謂的「麻煩製造者」。

第五：兩岸關係的矛盾情境對相關國家而言，既是可以好好利用為自己的國家牟利的因素，同時又是相關國家不能不小心加以控制和管理的衝突，以免爆發戰爭，損及相關國家的自身利益。此一情結當然是以美國、日本表現最為直接，對中國大陸而言，雖然可以抗拒，但無法改變；對台灣而言，更是樂得飲鴆止渴，所以兩岸關係就存在著被強權利用衝突和管理危機之爭的矛盾。而各國的利益不盡相同，自然在衝突和危機之間也就不易獲得妥協之點。這也加深了兩岸問題解決的難度。

面對上述的五種矛盾，陳水扁的因應之策在對外關係自然是唯美國馬首是瞻，對兩岸關係的處理則是將原來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區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陸政策，這一部分是談台灣如何面對大陸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兩岸關係政策，這一部分在其大陸政策的基礎上所希望營造的兩岸關係。

從大陸政策來看，陳的大陸政策稱為中國政策，這是有別於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國民黨早期的大陸政策是鋪陳台灣應該在大陸、對大陸同胞做什麼，從反攻大陸到國家統一，都是希望台灣對大陸的作為，國民黨時期的兩岸關係也是以此為基礎去思考，直到國民黨的兩國論之後，法理基礎上仍是希望對大陸有作為的基礎上來討論兩岸關係；而陳的大陸政策則完全在闡明台灣和大陸如何定位政策，在此一基礎上，陳的用語是「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這是以最明確的語言來說明台灣想要的兩岸定位，其後解釋的「主權對等論」、台灣前途決議文所謂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用言，從本質上說應該是與「一邊一國」並不相矛盾的說法。從獨派人士看來，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土地、人民、政府、主權（對內）其實是什麼都不缺，唯獨欠缺外國的主權承認，此一主權的欠缺來自兩方面：一是受到中共政權的國際打壓和武力威脅；另一方面是受到國際間「一中」原則的限制，世界各國均不承認「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當局自然也知道欠缺了這一部分，台灣作為「國家」永遠只能具有對內的主權，只能自我感覺而已。美國的右派政權上台之後，對台灣而言，其實中共的不放棄武力已經成為台灣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籌碼，因此「武力威脅」對台灣而言根本不是問題，甚至巴不得中共多強調幾次。近幾年來中共強調武力少了，美國國防部還會越俎代庖發表國防白皮書，而且將中共的不放棄武力變成對台灣的武力威脅，這一方面的宣傳在台灣是十分成功的，所以「武力論」從來對台灣只是當權派用以凝聚內部共識和外購軍火的合理性利器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威脅。國際方面對台灣而言則比較困難，特別是美國的右派政權上台之後，單邊主義引起不少國家對美國的反感，是以美國在國際上不可能，甚至也無意願來幫助台灣，因此台灣想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就很困難，但是聰明的台灣知道獲得承認不易，獲得打壓則很容易，這便是「烽火連天」、「四處點火」的外交論的思考基礎，突破不成便是打壓，突破成功便是一次性的國際承認，同時可以以此來滿足政權，教育人民。

對正常的國家（法理、事實兼具的國家）其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思考如何與其他國家交往，以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利益衝突的國家尋求和解，所以對國家而言，外交的目的是追求和平，對台灣而言，外交工作被扭曲為追求衝突，尋求矛盾的「武器」，而以此「武器」來追求「國家主權」的被承認，所以台灣的外交在本質上，不論是對大國、對小國都是矮人一截，因為她不是維護國家利益，而是收買他國的承認，如此一來陳的大陸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凸顯台灣自己的主權，與大陸完全無關的主權，他們想盡辦法要證明這一點，所以從對內政策的種種措施都是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所謂的愛不愛台灣也就是以是否排斥任何大陸與台灣的相關性，所以不僅是台灣的主權獨立，而且是台灣也不能擁有對岸大陸的主權為標準，在此基礎不存隱性或顯性台獨的區別，這是陳的大陸政策的原則和本質。從兩岸關係的政策來看，毫無疑問地從陳的主觀意願來看，陳不可能去追求兩岸衝突、兩岸戰爭，因此陳說我們堅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這本身就只是主觀的希望，關鍵在於如何作。

從台灣追求自己的國家定位的角度來看，陳所提出的「小三通」、「統合論」、大三通委託民間團體的構想，以至中共不武，台灣也不會改變現狀等講法和作法自然都是善意的、和解的，但是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如果陳是立足在敵對的大陸政策上，則所有的善意中共都無法接受，只有在經濟領域不涉及政治敏感部分可以以民間方式促進交流，其他部分對中共而言，如果接受陳在兩岸關係上的「善意」，也就等於接受了陳在大陸政策層面的定位和安排，果真如此，兩岸關係又何必如此費事的安排呢？所以對中共而言，去判斷陳在兩岸關係上有善意的關鍵在於陳的大陸政策，而且兩岸關係能否和解的基礎也在大陸政策，當然中共也瞭解到目前兩岸關係的基礎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去，但是為了政策的延續性以及兩岸目前狀態的可操作性，因此中共在兩岸關係的定位提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說法來維護中共政策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其次是模糊定位，在兩岸尚未展開真正政治性協商之前，兩岸政權無法清楚定位，唯一能作是採取模糊定位方式，此種定位的好處就在於保留彈性，保留協商空間，以免出現衝突，但是此一思維的寬大和彈性基礎在兩岸都接受「一中」原則，反之，在台灣不接受「一中」原則之後，對台灣而言，台灣的定位問題就是由台灣自己解決自我定位，而不是由兩岸協商來決定，這一點就成為台灣方面在兩岸和解的前提，在兩岸關係中釋放「善意」都必須考慮此一前提，前提不對，則一切善意就都不存在。換言之，中共檢視扁的善意是以扁的大陸政策為準，所以是無善意可言。而對扁自認為的善意自然不願加以回應，反而認為陳的政策忽左忽右，難以捉摸，有人稱之為選舉花招，有人責其政策缺乏一致性。然而對陳自己而言，他相信自己的政策是一貫不變的，即大陸政策追求對等，兩岸關係追求和解，而且陳也將此種作法稱為「中間路線」。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扁的善意是完全無法瓦解兩岸關係的危機，反而是在種種因素的催化之下，兩岸關係已越走越窄，越前進和平解決的機率也越少，而且以目前台灣內部的民粹文化來看，民進黨的執政有可能是一段時機的現象，而非一任而已，於是當前兩岸的問題就在於如何管理兩岸危機，使之不導致立即而明顯的危機，更不能出現戰爭的局面。

四、管理與處理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兩岸關係是一種危機不斷、危險不已的關係，不過到目前為止此一危機尚在已控制的範圍，而可控制的因素是中共對周邊穩定的需要，目前中共本身尚不夠強大以及台灣對美國的完全依賴，但是中共作為不斷上升的強權，若非發生重大事故，否則此一趨勢很難避免，而台灣有了此次「一邊一國」論的突然襲擊之後，已經顯示出危機可能難以控管的徵兆。因此，從一個危機的管理與處理的角度來觀察兩岸關係，才有可能對兩岸關係加以有效的監控。

對一般的危機而言，大概有兩套的管理危機的程序：一是有效預警，一是積極救治。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分析，在有效預警部分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討論。

第一，可能產生危機的因素分析：在危機發生的因素中，不外是人、事、時、地等。一是可能製造危機的人，如果依權力與危機的關係來論，則權力越大，造成的危機也越大，反之亦然；如果是從何種性格的人與危機的關係而論，則EQ（情緒管理）管理能力與危機發生成反比。二是可能製造危機的事，在兩岸關係所謂的「事」最明顯的是語言，凡是粗暴語言、逞一時口舌之快的語言、情緒性語言都容易製造兩岸危機；其他如行動的誤解，特別兩岸外交鬥爭的勝負、兩岸宣傳中對對方的批判，常常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危機。三是可能製造危機的時間，例如在台灣選舉時機、中國大陸舉辦奧運的時間、中共召開「十六大」時機，這些時機都是雙方比較敏感的時機。四是可能發生危機的地點，如每年聯合國大會開會的場所、ＷＴＯ的總部、台海中線地區，以至ＡＰＥＣ每年開會的國家領導人面對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對象等等，都是兩岸發生角力的地方。

當然以上所討論的都是人為因素所造成內在與外在因素，除此之外也可能有非兩岸人為的因素，如第三者介入所造成的，以及非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危機等等。總之，吾人有必要根據以往的經驗，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羅列出在兩岸關係中可能發生危機的各種因素。

第二，根據上述的因素，分析其發生危機的概率大小：例如以台灣陳、呂的領導性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他們製造危機的機率遠大於江澤民、胡錦濤，所以在現階段的兩岸關係中，大概人物、語言造成的危機機率恐怕是大於其他的因素。當然以上的每一種因素並不是孤立的，而更可能是多種因素的組合而形成危機，因此搜集足夠的資料以便對危機可能性作出準確的預測。

第三，分析危機發生概率後，依概率的多少分別釐定不同的對策：這裡又可以包括搜集國內外各種危機的應變計畫，擬定最糟的情況，尋找適當人選，舉行模擬推演，找出應變的最適當原則，教育所有相關人員。

以上均屬有效預警部分，事實上在這一部分的作為越周延，危機發生的機率也越低，有許多事情如果是在預估的範圍之內，其實也就不算是危機，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中，其實是兩岸當局都應該建立一套有效的預警，在大陸特別是對台灣領導人的情緒、語言、場所、時機的監控，就能有效、及時化解危機。在台灣特別是對大陸方面對台政策的運作，對台用兵的發言機率，行動的可能時機與時間，也就能大致理解中共的邏輯，雙方就都能相對有效管理兩岸關係，則危機發生的機率也大大降低。

第二部分為一旦危機發生積極救治部分。危機一旦發生而無法有效積極地加以處理，則危機必然擴大，危險也會加驟，最終使得戰爭難以避免。在積極救治部分，個人以為有效擴建應變小組，此一小組平時就需要組成，當危機發生時，根據不同的危機，吸納不同的專家參與應變，以便處理計畫更周延、更精確、完善，以使得應便的方式、時間、場合、層級都能形成完美的搭配。

其次是設立公關發言制度：危機發生之後，盡可能透過媒體使大眾有很清楚的認識和瞭解，是化解內部危機的重要方法。因此統一的發言人定期與媒體接觸，盡可能清楚的陳述事實，是爭取認同、化解誤會的有效方法。

其三是靈活的資訊通報：在危機處理中最新、最精確、最全面的資訊是解決危機的關鍵，特別是在危機決策與公關發言人都必須獲得最新、最全面的資訊，才能有助於作出有效的決定和精準的發言。

其四是從危機中獲教訓，轉化危機：在危機發生之後，不只是片面的處理，還必須詳細記錄每一處理的步驟以及預期效果與實際效果的落差，最終從危機中獲得信心，獲得信任，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五、結 論

依據上述的程序，我們以為兩岸政權均應在相互沒有互信的情況下，加強危機的管理和處理的機制，以便在無法以談判獲得互信的情況下，以每次的危機處理來獲得危機管理的寶貴經驗，從而在過程中建立起碼的互信。

依此來看此次「一邊一國」的風波，黨、府、院三方面是否在處理的過程積累出經驗和教訓，從而能夠對外聯合國際的結構管理，對內平衡陳水扁的情緒管理，這才能真正化危機為轉機。

至於中共方面，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看其處理的方式，可能是中共並不視之為危機，只視為「突發事件」，因為不具立即而明顯的危機，因此我們只看到他們搜集資訊，逐步應對的過程，然而顯然這是因應「一邊一國」論的部分，至於在「全民公投」論的部分恐怕就有必要以危機管理的觀念來因應，以免形成真正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