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

從「9‧11」後的大國關係來看台灣問題

章念馳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美建交二十三年了,基本維持了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這種關係一直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因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大國,又是一個向上發展與充滿機遇的大市場,這市場每年為美國提供了數百億價廉物美的商品,為美國民眾提供了基本生活所需,美國需要這市場,同時也是美國的巨大的出口市場,而這兩個國家政治意識又是如此迥異,充滿抗衡,美國始終把中國看成「非我同類」,加以遏制,美國肆無忌憚的獨來獨往的霸權主義,連他盟國也無法忍受,加上美國一手導演的台灣問題,成為中美之間永遠的痛。當年老布什宣佈冷戰時代結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今日小布什宣佈「反恐」時代開始,要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反恐國際秩序,世界將變得更加動盪。「9‧11」向美國提出了一個大問題,美國不僅沒有很好回答這個問號,反使這問號變得更加巨大。「9‧11」後的世界格局,更加混亂與充滿血腥,而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也變得更加尖銳與棘手,甚至有失控的可能。本文擬對當前的台灣問題與美中關係作一簡要剖析。

一、台灣在走向邊緣化

一九八○年鄧小平總結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教訓,尤其是「文革」教訓,決心走「改革開放」的發展之路,並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提出八○年代三大任務,統一台灣就是三大任務之一,台灣問題的解決由此擺到了桌面上。但當時台灣當局有抗拒統一的實力,尤其在經濟上,當時他們人均GDP在三千美元,而大陸人均GDP不足二百美元,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活躍於國際舞台,有實力搞「銀彈外交」與「軍購外交」,他們理直氣壯地稱,統一是要分台灣的錢,統一意味降低生活水平。李登輝接替蔣經國後,推行了「本土化與民主化」,台灣民眾大過「出頭天」之癮,於是台灣當局提出大陸欲統一台灣,必先實行「民主化」,台灣民眾也確實不想因統一而喪失好不容易盼得的民主與自由權利。這時美國裝出不介入兩岸事務的樣子,從兩岸的僵峙中享盡漁利。

二十年過去了,兩岸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大陸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持續性發展,使國力大為增加,社會穩定、政治開明,人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大陸已成為投資者的熱土,國內生產總值持續以百分之八左右速度發展,而台灣卻五十年來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大陸人均GDP超過八百美元,上海等沿海城市則超過四千美元,而台灣GDP從一九九二年人均突破一萬美元後始終無法突破二萬美元,而美國、英國、法國的GDP在突破一萬美元後,只用十年左右時間即突破二萬美元,日本與新加坡更只需三到五年時間,台灣卻停滯不前了。二○○一年台灣人均GDP反比二○○○年下跌一千四百三十二美元。二十年來,有百萬台胞移居大陸,在大陸投資額達七百億美元,大陸成了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民主與法制建設,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完善,獲得了「奧運會」舉辦權,成了「世界大工廠」和「亞洲火車頭」。「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又成功地在香港、澳門實施,台灣原來藉以抗拒統一的兩大藉口──「統一會降低生活水平」、「統一會失去民主與自由」,都已站不住腳跟了,這使「台獨」分裂分子感到了恐懼,美國也開始嚴重不安了,它必須明目張膽介入兩岸關係與公開支持台獨了。

台灣地位邊緣化僅僅是個開端,它抗拒統一的能力也僅僅是逆轉的開始,兩岸關係的表面似乎是台灣拖了大陸走,「台獨」主動出招,大陸被動應付,實質上是台灣步步在走向邊緣,台灣當局領著台灣走在流沙之上,不斷在漂流,不斷在流失。今日之台灣較之十年二十年前的台灣,不知流失了多少精力、財富、民心、穩定、信譽、制度、技能、產業、信心……,人們開始擺脫李登輝控制,走出李登輝的陰影。民進黨新政府把台灣搞得一團糟,在二○○二年初成立了所謂的「台灣智庫」,這些「智庫」又為台灣開出了什麼「解藥」,且看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數篇「建言」--「政府改造」、「改善投資環境」、「當務之急──財政改革與金融再造」、「落實新中間路線」、「謀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平衡點」、「機構改革是當務之急」……。這些建言無不有理,但台灣當局已根本無法落實,他們的興趣都在搞台獨的意識形態上了。

台灣的實力耗於台獨路線,原罪是李登輝的「去中國化」的「獨立建國」路線。他把推行這條路線凌駕於一切之上,使台灣處於高度泛意識形態化之中,造成族群、統獨對立,把一切問題劃歸為「本土與非本土,愛台灣與不愛台灣的二元辯證」,「這種二分邏輯與統獨、省籍緊密糾合,其侵蝕力將更為驚人」,使社會失去理性,這一切「正是消蝕台灣本土社會力量的猛烈毒藥」(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社論--《謀在於眾、慮之貴詳》),使台灣社會沉淪、政治混亂、經濟下滑、實力下降,而且越來越嚴重地把台灣拖向意識形態的深淵,重蹈大陸「文革」悲劇,最終走向崩毀是無可避免的了。

民進黨執政後,著實讓一小撮台獨分子得意忘形,他們大搞「去中國化」的「漸進式台獨」,陳水扁雖一再保證不挑釁,但還是搞了許多台獨小動作,大過台獨之癮,從而大大惡化了兩岸關係。殊不知民進黨本無治政定邦能力,又加意識形態氾濫,拒絕人才,拒絕正確意見,拒絕機遇,只能一天天沉淪下去。正如張麟徵教授所言,「近一年多來,台灣經濟低迷不振的另一原因為心理因素,那就是對陳水扁政府的執政能力與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民眾難以安心」。今日台灣與李登輝主政時比,更脆弱無能,李登輝還有騙住台灣大多數人的手腕,甚至可以蒙住大陸許久,而陳水扁、呂秀蓮之流,追隨者無幾,今日台灣連李登輝也光輝不再,而幾個「台聯」分子能使台灣脫離中國乎﹖這一切倒逼使大陸振興與崛起,促使中國大陸抓緊時間實現強國之政,也促使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與強大,也促使大陸決心把台灣民眾工作與世界華人華僑工作做得更好。

二十年來,我們雖然尚未統一台灣,但使兩岸的實力與人心向背發生了根本變化,台灣地位與實力的邊緣化,也促使台灣依賴美國的庇護加深,台灣沒有一個領導人如陳水扁這樣臣服於美國羽翼之下,美國也找不到第二個如台灣這樣既可讓其購買大量軍火,又可隨心所欲制衡中國的棋子,因此美中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一再突破中美「三個公報」,成為中美關係中最大的麻煩。

二、美國將更加偏袒台灣

中美建交雖二十多年了,但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與不安之處。還在建交以前,台灣問題就是建交的關鍵問題,從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到一九七八年的《建交公報》,雙方始終環繞著台灣問題較勁,當時美國要拉中國制衡蘇聯,中國要搞現代化建設,雙方對台灣問題作了暫時性的妥協﹔但一九七九年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強調美國對台灣安全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對台灣加以安撫,一九八二年美國復與大陸簽訂《八一七公報》,對美中關係中的美國向台售武問題加以規範,又來撫慰大陸不安情緒。因此,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不是今天形成和變得更複雜的,而是由來已久。

但是,三十年來美國領導人換了六屆,其基本政策並沒有太大變化,兩岸三邊關係始終在「三個公報」與「一個法案」之間遊走,美國「強使兩岸不統、不獨、不戰、不和,表面主張透過兩岸直接對話,和平解決,但實際上又不時加以『關心』,或『指導』一番,以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二○○二年三月號《海峽評論》,蔡瑋﹕《台灣不必過慮,北京也別期望太高》)。美國對華對台政策有兩大依據,「其一,即必須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絕不以台灣或大陸的意願為依歸。其二,即《與台灣關係法》雖然明定了美國保護台灣之義務,但這個義務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基於『一個中國』與不支持台獨的兩大前提」(二○○二年三月號《海峽評論》,熊玠﹕《布希總統大陸行與美國對華政策走向之我見》)。

美中關係可以說始終處於這種既合作又對抗狀態之中,美中關係中有很多必須合作的領域,從維護朝鮮半島和平、限制武器擴散、強化雙邊經貿交流、反恐……都需要與中國合作,需要建立起「坦誠、建設、合作的關係」,但台灣邊緣化的弱勢,中國的強大與崛起,統一的壓力越來越大,美國又必須偏袒台灣,並積極介入兩岸關係,讓弱勢的台灣安心,讓急欲統一台灣的大陸卻步。因此美國布什政府與舊克林頓政府區別在於,舊政府鼓勵雙方坐下來談,促進「汪辜」互訪,提倡和平解決,擺出公正無私與不介入姿態﹔而新政府則不惜突破「三個公報」,大量賣武器給台灣,讓台灣有自衛與反制力量,並協助台灣獲得更多外交空間,嚇阻大陸不以武力實現統一,為此不惜製造兩岸緊張,以台灣牽制大陸發展,起到一箭雙鵰作用。

布什政府的對台政策,雖仍在「一個中國」、「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中間「變戲法」,但較之以前的「戰略模糊」來比,是戰略清楚了,即力挺台灣,牽制中國。因此,才有「保衛台灣論」、「擴大軍售論」、「提高接待規格論」,也才會有卜睿哲的反對預設立場復談言論,湯曜明訪美,美國重申裡根的「六不」等一系列刺激美中關係的行動。隨著台灣的進一步弱化,美國保台行動必會升格,隨著中國大陸日益壯大,美國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發展的動作會更多,如讓李登輝訪美,讓台灣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加入的國際組織……等等,甚至有一天會公然撕毀「三個公報」,也絕不要認為是奇怪的事,也不必忿然要政府對此負責。當今美國,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極端勢力的「強硬派」主政,他們揮舞著核彈,指鹿為馬,橫衝直撞,到處為敵,連他們的盟國也不放在眼中,連簽訂的條約都可毀約,連「替天行道」的偽裝也不要了,私慾極度膨脹的美國,終有一天會撞牆,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龐然大物,對抗它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但我相信美國人民一定會把這不光彩的一頁翻過去﹗

三、中國人民應怎麼辦

面對美國的蠻橫干涉,我們應該怎麼辦﹖是停下現代化建設去充當反美領頭人,還是繼續韜光養晦不當頭和致力現代化建設呢,答案應該是清楚的。誠如江澤民總書記所言﹕「增加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離不開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增強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離不開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離不開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較量中掌握主動權,離不開發展﹔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離不開發展」(江澤民二○○二年三月七日全國人代會上海組討論會上的發言)。發展是硬道理,是根本,目前我們離真正的強大還十分遙遠,當前我們最最重要的任務仍是改革、開放、發展,我們應沉得住氣。把握進一步發展機遇,當然要發展也會有挑戰,我們要禁得起人家冷眼看你、用導彈防禦體系來圍堵你、用經濟或外交封殺你、用台灣問題來挑釁你,一句話,我們要禁得起挑戰,與美國鬥智鬥勇不鬥氣。

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有許多我們可資學習的地方,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基本上是以美國為師的,如開放的精神、鑽研的態度、科學的決策、民主的氣氛、敬業的態度、先進的科技……從而造就了一個強大的美國,然而它的傲慢偏見,美國利益至上,霸權主義的心態,干涉成性的性格……,也令世人厭惡,也是給中國做出了極壞的榜樣。但美國人民仍是偉大可親的民族,他們瞭解中國不夠,要改變他們的偏見,不是幾天幾年可以奏效的。目前是美國少數極右的「鷹派」掌權,他們對中國的怨氣已憋了多年了,他們絕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強大與崛起,要他們改弦更張更是不易的事。總之,目前不管我們用何種辦法,要改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空間都不很大,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不能被他們一激就跳,其實這才是他們最期望的。

相反,我們做台灣工作的空間還很大,據台灣《天下雜誌》最新民調,島內支持統與獨人數約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仍要求維持現狀。台灣二○○一年「縣市長」與「立委」選舉投票率僅佔百分之六十六點一六,還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八四游離選民。這些結果證明﹕統一或獨立都不可能馬上實現,因此台獨只能是「漸進式台獨」,統一也只能「漸進式統一」,統與獨決定於百分之六十維持現狀派與百分之三十三點八四游離選民的最後選擇。我們做這些中間派的空間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政策更好些,工作力度更大些,措施更紮實些,我們自己事再辦得好些,兩岸關係的發展將對我們更加有利,這樣將減緩中美緊張的壓力,有利於我國外交工作,有助於促進國家最後統一。

統一是中國的內政,是中國人的家務事,我們要寄望自己,要寄望於台灣民眾,萬不可寄望美國的恩賜。對於美國的無信義不可靠,台灣同胞是有深切瞭解的,正如台灣學者所言﹕「面對台灣的優勢日益喪失之際,美國的影響力卻日益增強,而後者阻礙兩岸統一的作用也不會在短期內消除,反而還會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台獨勢力必會與美國加緊合作,但是,「美國的力量不足恃,因為這是短暫的利益結合,一九七九年美中建交時台灣被拋棄的情況不就是最好的教訓嗎﹖一旦台灣的民眾覺醒,認為兩岸和平與國家統一是最有利的選擇,將不會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人民的力量」(二○○二年三月號《海峽評論》,湯紹成﹕《當前兩岸關係內外情勢的幾點觀察》),「現在台灣有些人,把布什上台時的用武力保衛台灣這一句話作為推行漸進式台獨的救生圈,實在不智」,「民進黨執政團隊終有一天會明白,美國今天默許、支持台灣的某些分裂活動、阻撓兩岸統一,更多是把台灣問題作為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的一種籌碼。美國政府因自身利益,拋棄盟友的紀錄,在亞洲就不止一次,難道還不足為訓」(二○○二年三月號《海峽評論》,韓江《兩岸關係與美國》)。知此,我們就會多一份冷靜、理智與勇氣。

我們一直希望與美國有一種「戰略的」關係,即從中美三、五十年的前景與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作為兩國關係思考的出發點,是「建設性」的而非保守的關係,是「合作的」而非對抗的關係,我們美好而善良的願望也許還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讓美國人民所接受。只有美國人民完全瞭解這一點,美國的極端勢力才會有所收斂,中美關係才會進入春天,兩岸關係才能進入一個穩定時期。知此,就不必庸人自擾。

(寫於二○○二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