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上)

與談人：
　王曉波（台大哲學系教授）
　鄭鴻生（《青春之歌》作者）
　錢永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副研究員）
　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時　間：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地　點：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602研討室
主辦單位：台大華夏學會
主持人：江苑新（台大政研所政論組一年級）

王曉波：今天很高興參加學運三十週年紀念講座。

其實台灣的學運不只三十週年，台灣光復後的學運應該要從一九四六年「澀谷事件」開始，後又有「四六事件」（一九四九），也就是現在在「戒嚴時期不當叛亂與匪諜審判補償基金會」要求補償的白色恐怖時期案件。

我是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董事之一。我常常跟年輕的朋友說，我是「學生運動進台大，學生運動出台大」的人。

什麼叫做「學生運動進台大」？就是在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五月二十日，台大曾經發起過一個「青年自覺運動」。這個「青年自覺運動」的背景是在《自由中國》被停刊後，當時整個青年思想沒有出路，在政治上說是要反攻大陸，蔣介石講了好多遍，「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已經好幾個五年過去了，也不知道何時可以成功，因此在國家統一上沒有出路。在國家的前途方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反攻會成功。大概大家也聽到麻痺了。

在島內來講，當時反攻不成功，在島內是否可以實施民主政治呢？結果也不行，戒嚴。不只戒嚴，還實行《出版法實施細則》來控制言論。

當時幾個刊物，最主要的一個就是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

雷震辦的《自由中國》基本上，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失敗之後，到台灣來，由一些知識份子和一些國民黨開明的政客官僚組成，當然也有人說是失意的政客官僚結合在一起，包括胡適之在內，來辦這麼一個《自由中國》。

當時剛辦《自由中國》的時候，國民黨還支持的，是要做一個反共知識份子統一戰線的刊物的，結果後來統戰捅到自己頭上來。《自由中國》的成員包括台大哲學系的老師殷海光先生，當時還有一些譬如經濟學的夏道平先生，還有文學界的聶華苓小姐，新聞界宋文明等結合的一批人。後來《自由中國》在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也被停刊了。

另外，當時的本省人，以李萬居為首，也還有一個報紙，叫做《公論報》。

李萬居是日據時代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人，參加國際研究所跟日本人做地下鬥爭的。他是國際研究所的副主任，主任叫做王芃生，當時的秘書長也是台灣人，是曾做過蔣渭水的民眾黨秘書長的謝南光，在台灣的名字叫做謝春木，後來到大陸去做地下工作，改名為謝南光。

謝南光就是當過民進黨立委的謝聰敏的堂叔，彰化人。李萬居是雲林人。二二八之後，他們還結合了當時也當過民眾黨秘書長的陳其昌辦了《公論報》。後來《公論報》也被國民黨吃掉，而《自由中國》發生雷震案，所以在民主上也一片沒有前途。

在經濟上，各位今天坐在這麼漂亮的房間，手上還有手機，還有這個還有那個，當時我們家裡連電話都沒有，只有公家機關才有電話，當時不要講別的，我的國際關係老師黃祝貴，他說他當教授，要用腦子，一天吃兩個雞蛋不為過。吃兩個雞蛋在當時都是奢侈品。經濟上，也沒有出路。沒有這麼多的就業機會，所以當時台灣的青年只有一條路，叫做「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只有這條路。

在這種情況底下，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當時有一個美國到台灣留學的學生，叫做狄仁華，住在台大對面新生南路的教會學生宿舍，是基督徒。狄仁華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人情味與公德心》，除了這篇文章外，當時的台大法學院的教授俞叔平，駐德大使回來，也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留德觀感》。

狄仁華的文章裡就講到，他要回美國去了，而他在台灣有很多很深的感受，台灣的這些年輕人以及台灣人都很有人情味，都對他很客氣等等，但是台灣的學生沒有公德心，為了爭取留學考試的成績，就作弊。

其實當時台大的學生也很可憐，當時台灣的經濟不好，沒有獎學金根本沒有錢可以出國留學的，但是要高分才能領到獎學金，而且出國又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只好作弊。

坐公共汽車也不排隊，爭先恐後亂擠，為自己一點方便好處，完全不遵守公共秩序，國家民族更是沒這個事情，社會的承擔根本不必講。

在《留德觀感》裡有講到西德的大學生，當時西德俾斯麥的鋼筆行銷全世界，但是德國大學生做筆記是用鉛筆做筆記，捨不得用俾斯麥的鋼筆，德國大學生的筆記本，都是用過的紙的另外一面反面來做筆記的，以及德國的學生、德國人如何的刻苦，在一個戰敗的廢墟上面，重建自己的祖國。

這兩篇文章出來以後，台大學生當時由劉容生他們，首先就響應，大家覺得很慚愧，所以要有自我的覺悟，當時喊出一句口號出來，叫做「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當時在五月二十日在台大爆發自覺運動，我在台中念高三，七月初要大學聯考，當時被這句話刺激了，書也不念了，考試也不管了，到處去開座談會，刻鋼板，那個時候沒有影印機，要用蠟紙刻鋼板，然後一張一張去印，發傳單，貼海報，「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要奮起，要有覺悟。

這樣子，我進到台大來。

當時台大的自覺運動的刊物，叫做《新希望》。所以我大一進來，我就參加了《新希望》社。大一下，我就擔任《新希望》社的總編，我們一些朋友就討論來討論去，這個國家要怎麼辦，將來台灣要怎麼辦，青年的前途在哪裡。後來我們討論出一個結果來，我們還是要回到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所講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所以那一期《新希望》的社論，由我執筆的，題目就是《重新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

自覺運動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民國五十三年，《新希望》就被學校停刊了，《新希望》就變成了沒希望。結果我們只好一面讀哲學，一面追女朋友，其他的事就不幹了。

這一群人，到了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有兩部分的人，一部份的人是讀理工科的，一部份的人是讀文法科的，讀理工科的《新希望》同學就由林孝信與當時《新生報》有一個叫做「兒童週刊」欄，每個禮拜有半版，去接洽，既然要扛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那麼他們別的不懂，科學還懂，就把這個「兒童週刊」包下來，變成「科學週刊」。與當時一些學理工的同學，在上面撰稿，介紹一些剛剛從課堂上面學來的半生不熟的新科學的一些知識與觀念，把「兒童週刊」變成「科學週刊」。

林孝信畢業之後，到美國去，林孝信是我們這一代非常尊敬的一位同學，他的綽號叫做「和尚」，當時他是念物理系的，剃一個大光頭，穿一雙牛伯伯皮鞋，苦行僧。他到美國去後，聽說在北美各校園裡和尚化緣，五塊、十塊、五十塊通通要，穿一雙牛伯伯皮鞋，和尚化緣踏遍北美各校園，創辦《科學月刊》。《科學月刊》是從這樣子創刊的。

另外一些學文法科的同學，以當時心理系的鄧維楨為首，鄧維楨是心理系畢業，通霄人。他的母親認為兒子大學畢業了，要給兒子一點錢，到台北來創業，結果他創業成立了一個《大學雜誌》，又出版書，結果把錢全部花光。

《大學雜誌》當時我還記得，各位如果到圖書館還找得到的話，這些書都已經是好幾十年前的書了。當時張俊宏寫過一本叫做《三千個煎熬的日子》，在書裡面也描寫了當年我服兵役回來，《大學雜誌》創刊，我們到政大、台大、師大各個宿舍裡面去推銷《大學雜誌》。

推銷雜誌要跟人家笑，不能哭喪著臉去跟人家推銷雜誌，每個宿舍去推銷。笑到幾個宿舍推銷完之後，笑容的肌肉放不下來了，已經僵化了，推銷《大學雜誌》到這種地步。

後來《大學雜誌》成為七○年代初台灣政治改革和知識份子集中的一個陣地。

到了七○年代初，爆發了釣魚台事件（一九七○），我還記得是暑假的時候，應該是年初開始鬧，鬧到暑假的時候，《中國時報》的記者還登陸釣魚台，插上中華民國的國旗，還在釣魚台的岩石上面寫「蔣總統萬歲」。當時國家的象徵就是蔣總統，所以寫蔣總統萬歲，表示這是我們的領土主權。後來這個「蔣總統萬歲」被人擦掉了，然後國旗又被取下來，還給我們外交部的時候還撕開了一角。

當時我在念哲學研究所跟一位在念政治研究所的同學王順，我們兩人就合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保衛釣魚台》，發表在《中華雜誌》上，在七○年的十一月號發表的。

林孝信辦《科學月刊》，他是用和尚化緣來的錢，因此大家都是股東，大家也都很熱心，所以《科學月刊》就在美國每一個校園成立了《科學月刊》編輯小組，胡卜凱當時是其中的一員。

在這個小組裡面，胡卜凱是《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的兒子，所以他收到了《中華雜誌》，看到了這篇文章，胡卜凱也是我們自覺運動以來的老同學。他就把這篇文章提出來，表示對這個事情我們應該要講話。

由胡卜凱這邊就聯絡了在芝加哥的林孝信，林孝信就各處打電話聯絡，所以當時大家傳說林孝信的獎學金都打電話打光了。

在一九七一年的一月二十九與三十日，在美國西部與東部分別舉行學生示威遊行，這個學生示威遊行，後來做過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徐正光寫信給我，還有現在在美國教書的黃樹民，他們都參加了，寫信給我，當時我們是很熟的朋友，一天到晚喝酒打屁的。

他們的信裡面有一句話我還記得，他說，他們去參加這個遊行，那個時候美國還是冰天雪地的時候，寫的信裡有講到「台灣學生對於國家的冷漠，居然在異國的冰天雪地中融化了」。

當時我是研究生，永祥和鴻生是大學部的，他們正在辦《大學論壇》，也不知道錢永祥從哪裡來的消息，說我這裡有不少有關釣魚台的資料，我還記得當時我住在羅斯福路三段二八四巷，在外頭租的學生公寓，他們找到我。是在一天晚上，在汀州街一個小咖啡館裡面，擠了一群人，談釣魚台的問題。後來他們就發起了釣魚台運動。

在那一次的汀州街的咖啡屋裡談後，他們就開始籌備釣魚台運動。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四日，「民族主義座談會」，我為什麼記的這麼清楚呢，因為這一天是改變我們一生命運的日子，後來「哲學系事件」都是「民族主義座談會」引起的。

我第一輪就講到這裡，接下來換他們講，講他們如何籌備釣魚台運動。

鄭鴻生：剛才王老師提到很多四十年前的事，對各位來講算是天寶遺事了。

他提到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的「青年自覺運動」，提到雷震與殷海光的《自由中國》，以及李萬居的《公論報》，對我而言，大半也是兒童時期的記憶。

我家住南部，自覺運動是我小學六年級時發生的，雖然沒有像曉波那樣已經可以參與進去了，但從報紙報導上也能感受深刻。那個時候，我父親收集過幾本《自由中國》雜誌，藏在衣櫃裡的最深處，有一天居然被我翻了出來，讀得心情激動不已。我家還訂過李萬居的《公論報》，讀出很多反威權的信息。這些東西在那個時候構成了我們的成長背景與思想資源。

到了高中，我就有機會讀到當時同是高中生的錢永祥編的《建中青年》。這時雖然《自由中國》、《公論報》已經停刊，但還有一個曉波沒提起的，就是《文星雜誌》以及殷海光、李敖的書，其實這些雖然都已遭查禁，但是想讀的話還是找得到。李敖鼓吹反傳統與全盤西化，提倡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對於我們那整個世代的人有著很大的影響。這些東西就構成我與錢永祥來到台大（他是一九六八年，我是一九六九年）時的背景，所以我就從這裡接下來說吧。

三十年前的這場學運，雖然沒有十多年前剛解嚴不久的那場來的聲勢浩大，沒有那麼多政治性的搖旗吶喊，但就思想的轉折上卻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在那個還是十分嚴苛的戒嚴體制下，我們在校園開始了一場騷動。這個騷動從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經過一連串校園民主抗爭，再到民族主義座談會與論戰，最後由台大哲學系事件來收場，前後兩三年的時間。

王曉波原來希望今天的題目是「民族主義論戰三十週年」，因為三十年前的學運是因民族主義而起，也因民族主義告終。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頗為弔詭，在保釣運動爆發之前講的民族主義，對學生而言是一種黨國式的民族主義，那時的戒嚴體制把「民族」這個東西搞的高高在上，然後又有一個用來對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如此，民族主義就變成了一種很壓迫性、跟生命很疏離的東西。

就在那種與黨國威權結合的壓迫性之下，殷海光、李敖等人的提倡個人自由，就給那時不少青少年很大的激勵。青少年時期是個體自我發展的重要階段，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反壓迫──反家庭的壓迫、反學校的壓迫、反各色各樣的社會禁制，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生命成長歷程。

對當年的我們而言，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李敖的個性解放，以及他們的反傳統，都是一個個重大的啟示與召喚，就是要去追尋個體的自由。

但是隨著思想的進程，就進一步認識到個體的自由若沒有集體的解放，是不可能達成的。在這裡我們受到另外一個人極大的啟發，就是陳映真，有著濃厚社會與民族關懷的陳映真的小說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同時一九六○年代全球性的反對運動，包括反越戰、黑人民權運動、學生運動等，都在這個時期達到高潮。這些力量都指出了一個超乎個人的集體救贖方向，也構成了在青少年時代影響我們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了一九六、七○年代之交的台大，自覺運動已經遠去，校園一片安詳和諧，就如我書上提到的，校園的報刊雜誌所談的多是文藝性的現代音樂美術，或男女戀愛問題。要發洩一點批判之氣的也多是自覺運動影響下的自我反省，覺得家國社會的問題都是我們自己青年的不好，錯在自己。那是我剛上大學的氣氛，表面一片祥和，壓住了內心的抑鬱，直到保衛釣魚台運動爆發。

這轉變是個關鍵，在那麼一片天下太平的祥和表象中，當時年輕人其實很鬱悶。整個一九六○年代大家都在自責是失落的一代或無根的一代，不知出路何在，何以安身立命。因此當釣魚台事件的資訊從留美學生、從王曉波（他還是哲學系研究生）那邊傳過來的時候，就變成爆炸性的導火線。

當時我與錢永祥都是哲學系的學生，一起在辦校園刊物《大學論壇》。錢是論壇社社長，他馬上找來很多社團前輩如王曉波、王杏慶等人，商談怎麼辦。我們那時只想到可以先辦個座談會像今天這樣，再看看下一步能怎麼走。

當時學生不能走出校園遊行示威，校際不能串聯，在這種條件下，你很清楚界線何在，搞座談會大概就是一個限度了。可是事情有了轉機，我清楚記得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二日這天一早陽光普照，台大的僑生耐不住了，他們率先貼出海報「釣魚台是我們的」。

錢永祥看出這是個重大契機，就是說你知道有人帶頭沖，你也可以衝出去了。因此大學論壇社原本要搞座談會，如今就不只座談會了，也開始製作大字報標語到處貼，在這之前，原本貼海報標語都要訓導處蓋章，這個時候就完全不管了。

錢永祥又找來師大美術系的朋友，會寫隸書，在一對十多公尺長的大布聯上，寫上五四運動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隔天一早就拿到那時的農推館（現在是哲學系館）的屋頂放下來，十分醒目，一進校門馬上看到，具有十足的震撼力，整個校園就這樣爆開來了。

於是整個學校都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幾乎每個社團都搶位置貼。那是一個自發的運動，學生掌握了自主權，就這樣爆開來。接著王曉波與錢永祥、洪三雄等人又推動成立台大學生保衛釣魚台委員會，規劃出一連串抗議示威活動。從此，台大校園的情況就完全改觀了。

海外的保釣運動在林孝信，以及郭松棻、劉大任等各位耳熟能詳的人物，在北美洲推動出來。往後的發展比較複雜，我就不多言。

台灣的保釣運動，最高潮當然是當年六月十七日走出校園到美國與日本大使館的抗議遊行。這個遊行有很重大的意義與影響，是台大學生公開集體走出校園的第一遭，以後台大學生的各種活動基本上都可以走出去了。

當然當時我們也認識到，釣魚台事件作為一個國際性爭議並不容易解決，尤其是兩岸的對立局勢發展成那個樣子。在北美洲這個運動的一支就往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回歸中國的方向走去，包括劉大任、郭松棻他們。但在台灣，很奇妙地，它馬上轉化成學生的民主抗爭，那年秋天新學年一開始，學生就要求學生會的普選，反對派社團並共同推出一個「黨外」候選人來競選學生代聯會主席，居然史無前例地順利擊敗黨團推出的候選人。

接著，法學院的洪三雄與陳玲玉也帶頭要求學生能有更多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甚至將議題發展到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地步。釣運之後台大學生的這場自發的民主抗爭，還得到一些勇敢的年輕老師的支持，其中站到最前面的就是哲學系的陳鼓應與王曉波（陳已是副教授，王這時當了講師）。

結果在一九七二年年中就引來了黨國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小市民的心聲》系列文章，連續六、七天，攻擊對象就是陳鼓應與王曉波，以及保釣以來的學生民主抗爭。「小市民」的攻擊效果適得其反，引起台大師生極大的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