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合作　誰來當頭

中國與東盟十一月四日簽署的《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標誌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即將啟動﹔國外一些媒體因此渲染說，中國已從日本手中搶過東亞經濟合作的領導權。日本也在第二天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合作夥伴聯合宣言》。有媒體稱，日本試圖奪回被中國搶走的領導權，中、日兩國在這一領域的競爭將趨於激烈。這些評論把中、日兩國特別是中國看成是東亞經濟合作的領導，把互惠互利的多邊合作解讀為零和遊戲中的惡性競爭。而實際上，正如朱鎔基總理在金邊會議上所言，在東亞經濟合作進程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東盟，而中、日、韓三國是共同發揮「主要推動作用」。

一九九七年正式起步的東亞經濟合作，其合作地域雖然大大超出東南亞的範圍，但一直是在東盟的組織框架中進行的。這年十二月在吉隆坡召開「東盟與中、日、韓首腦會議」以及東盟分別與三國的首腦會議，東盟與中、日、韓簽署了《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合作宣言》。一九九九年東盟擴大為十國後，上述機制被分別簡稱為一個「10+3」和三個「10+1」。東亞經濟合作剛一起步就是首腦級會議，起點固然很高，但其正規名稱中一直沒有包括「東亞」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很不正規的字眼「10+3」（歷次會議的英文版文件使用的是「Asean+3」）。從東盟方面來考慮，這樣做有兩個作用﹕一是申明東盟的核心作用，二是照顧美國的感受。

從中、日、韓三國的表態和實際行動看，它們對東盟的核心作用不但完全贊同，而且積極支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東盟曾發起、主導過一些多邊合作機制，在多年的實踐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東亞地區的現實狀況還不允許任何一個大國在多邊區域合作中單獨發揮所謂主導作用。

東亞經濟合作的早期構想雖然出自馬來西亞，但東亞各大國中第一個表示支持的是中國。隨著十多年來內外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對東亞合作的態度從熱情支持發展為積極參與、主動推進，貫穿其中的是一條與時俱進、不斷小步調整的政策紅線。可以說，今日中國與東盟關係的質的飛躍，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中國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政治承諾和經濟措施，使中國確立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東亞各國之所以能在這個特殊的時段內化危機為轉機，啟動「10+3」和「10+1」機制，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中國對東亞區域穩定高度負責的態度。幾年來，江澤民主席、胡錦濤副主席和朱鎔基總理相繼出席「10+3」和「10+1」一年一度的首腦級會議，更是凸顯了中國對東亞合作的高度重視。

從長遠來看，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目的是要實現中國與東盟的互利共贏，但近期而言，這顯然是中國在關鍵時刻「再拉東盟兄弟一把」。如果說二十世紀九○年代的金融危機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內部經濟結構問題的總爆發，它們仍可指望西方的幫助，那麼，去年以來世界經濟衰退的源頭是在西方，本已開始復甦的東南亞各國因此被拋入「最寒冷的夏天」，無法再指望西方。另一個事實是，中國和東南亞吸收外資的比例，九○年代中期是三比七，現在是七比三，中國的吸引力顯然已大大超過東盟各國（峇裡島爆炸案可能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在這種情況下，朱總理主動提出十年內建立自貿區的設想。這一計畫的出台，對「中國經濟威脅論」在東盟各國逐漸消亡，起到關鍵作用。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評論傳達了東盟各國的普遍看法﹕自貿區的建立對中國來說固然重要，對東盟來說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東亞十三國合計約六點四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中，中國和東盟各有一萬億美元，韓國有四千億美元，而日本高達四萬億美元。此外，日本在中國和東盟的外資、外貿等領域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日本經濟雖已低迷多年，但總量仍占東亞的三分之二左右，東亞經濟合作若沒有日本的積極參與，其發展程度和實際意義都將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不過日本對東亞經濟合作的態度自九○年代中後期以來轉趨積極，「脫美入亞」的實質性步伐有所加快。中國和東盟就自貿區計畫達成初步共識後，小泉首相今年一月訪問東南亞時倡議在東亞地區建立「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共同體」。

應該看到，中、日兩國在區域合作中的做法雖然有所不同，但這本身不會對雙邊合作以及雙方在東亞合作中的協調構成新的障礙。可以說，兩國間的合作範圍能否擴大、合作層次能否提高，不僅在較大程度上決定著東亞合作的最終發展水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關係到兩國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朱總理在金邊會議期間展示了一個高瞻遠矚的藍圖﹕建議中、日、韓在「10+3」的框架內強化三邊合作，討論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以及「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爭取把東亞合作從目前的經濟領域全面推進到政治、外交、社會和安全等更廣闊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