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道應在日據時代的抗日歷程

著名法醫先驅蕭道應，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病逝台北，享年八十七歲。

這是一個傑出法醫的殞落，更是一個畢生堅持國家民族主義立場的鬥士的殞落。

蕭道應是屏東佳冬人，許多人知道他是台灣法醫界的先驅，早在民國四十年代，他就已經進入法醫界，他以其優秀的病理學涵養，為許多棘手命案，抽絲剝繭，還那些不幸遭到毒手之受害死者以公道，給兇手應有之制裁，台灣法醫界因為他，逐漸建立起威信與制度，但除了法醫之外，他早年有著英勇的反日、抗日事跡，這卻是比較少為人所知，現在他不幸去世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愛國事跡，是不應該淹沒於歷史之中的，那是抗日史實之一部分。

一九一六年，蕭道應出生於台灣屏東佳冬，蕭家在當地是世家大族，清代中葉之際，自廣東梅縣遷居而來，歷代以耕讀傳家，兼營染坊，以忠厚訓勉子孫，代出傑出子弟，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將台灣割給日本，當年日軍派出軍隊到台灣接收，南路從屏東東港一帶登陸，蕭家以民族大義，不願為日人統治，響應「台灣民主國」之號召，集合裡人起兵抗日，蕭道應的祖父蕭贊堯就是佳冬地區的抗日義軍領導，他率領義軍在佳冬土地公廟與日軍激戰，不幸寡不敵眾，兵敗被日軍殺害，壯烈犧牲，年僅三十出頭，留下寡妻幼子二人，由於祖父因為抗日而犧牲生命，這段家族的悲慘歷史，在他長大懂事之後，從祖母口中得知其詳情後，便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加上他的母親畢業於高等女學校，也是一個具有知識的現代女性，富有民族意識，年幼時都是做唐裝給他穿，影響所及，他的心田里逐漸養成不滿日本、痛恨日本的思想。

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人要出頭，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日本以殖民主義統治台灣，實施差別待遇，刻意壓抑台灣人，教育機會不平等，蕭道應處在那種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力爭上游，讀書非常用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今台大）醫學部醫科，不僅贏過同班台籍同學，並且壓倒日籍同學，其優秀可以想見，在學期間，他在病理學領域的課程，特別用心，成績特別突出，教授對他刮目相看，尤其是杜聰明特別愛護他。

就在蕭道應就讀台北帝大時，反日思想更趨濃厚，大三時，一位自中國大陸歸來的年輕小姐黃素貞，在台北教人家北京話，蕭道應因為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學習，黃素貞教學生動活潑，除了一般教學以外，還會教唱歌曲，特別是當時中國耳熟能詳的抗戰愛國歌曲，例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的學生，不時高唱那首雄壯的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逼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地高昂起來，也因此萌發了想要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一九四○年春天，蕭道應自台北帝大畢業，與教授北京話的黃素貞小姐志同道合，結為夫妻，決定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離開台灣，回到中國大陸參加抗戰，當年八月，蕭道應夫妻兩人自基隆乘船離台航向上海，登船之前，為免日人盤查，特別將黃金燒成條狀，塞到屁股裡面，以便到大陸後當旅費，到了上海，換穿中國衣服，裝成中國人模樣，轉往香港，南下途中，勇敢地把日本護照丟入海裡，以示決絕，表明永遠不做日本二等國民的決心，當到香港後，會齊鍾浩東、蔣碧玉、李南鋒，五人遂經由九龍，進入沙漁村，步行了五個多小時，到達惠陽。

蕭道應本以為就此踏上祖國的抗戰之路了，哪知他們五人好不容易地走到惠陽後，沒想到因為身上拿不出任何身份證明文件，被惠陽的國軍指揮部人員認為是日本間諜，扣押在指揮部裡，法官訊問好幾天，問他們從哪裡來的？怎麼回到中國的？回來做什麼？希望做什麼？由於法官只懂廣東話，不懂得普通話，而蕭道應等人只懂得普通話與客家話、閩南話，所以訊問還得透過翻譯，翻譯程度不好，因此法官認為他們的答話，前後不一致，有矛盾，不採信他們的話，下令把他們拘押，並判他們以漢奸之罪，雙手反綁，下到監獄，準備擇期槍斃。

以蕭道應出身台北帝大醫科的學歷而言，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優秀的青年，這樣的人待在台灣，好好地當個醫生，不是很好嗎？結果他滿腦子抗日思想，跑到大陸，現在被誣賴為日本間諜，下到監獄，淪為階下囚，即將槍斃，這不是冤哉枉矣嗎？如果不是貴人出現，他們五人就必定當了愛國冤魂了，這個貴人是誰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念台，也就是當一八九五年割台之際，倉促之間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當時在廣東博羅領導「東區服務隊」，蕭道應五人被監禁準備槍斃時，丘念台正好到惠陽洽公，領取服務隊的薪餉，一到惠陽，就聽說抓到五個台灣來的間諜，即將以漢奸之名槍斃，他一聽感覺不對，就要求讓他重審一次，以明實情。

丘念台明白了他們的情形與志向，對他們說：你們不諳國情，冒險回國參加抗戰，雖然熱情可嘉，但入國手續不清楚，又不認識任何人，只能以行動來自保，丘念台又告訴他們說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問他們能不能吃得了苦？獲得蕭道應五人承諾後，丘念台遂保了他們，就這樣從千鈞一髮之際保住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還是得送到桂林覆審，當時桂林設有軍委會行營機構，到桂林前先到韶關，那裡有軍法處，再繼續往桂林，沿途有時受到禮遇，有時受到衛兵無理的斥責，罵他們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漢奸」，這些謾罵，他們都忍耐下來，畢竟他們是為了抗日、為了愛國，但沿途環境衛生差，一路上大家都長了虱子。一九四一年年初，他們在桂林過完陰曆新年，在桂林軍法單位以溫和的方式，考核他們的思想，要求他們閱讀蔣中正手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以及《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國》等，經過層層考核，過完年，終於獲得正式釋放，送回廣東曲江，分派工作，蕭道應、黃素貞、蔣碧玉被分發到陸軍總醫院，擔任醫護工作，鍾浩東與李南鋒分發到民運工作隊。

蕭道應被派擔任外科上尉醫官，黃素貞和蔣碧玉擔任護士，沒多久黃素貞就學會了打針等護理技術，三人都熱愛這得來不易的工作，此時蕭道應和黃素貞的兒子繼誠出生，一家和樂，蕭道應因為病理學涵養豐富，受到器重，又被派擔任外科門診部主任，蕭道應正高興可以為軍民同胞服務之際，卻因為救命恩人丘念台來信，希望他們到東區服務隊工作，乃離開陸軍總醫院，前往位於羅浮山腳的東區服務隊報到，步行二十多天到達。

丘念台要求不可以帶小孩到東區服務隊，為此蕭道應夫妻雖然心痛，捨不得，但心裡想小孩子也是國家的，就透過張發奎的妹妹張三姑，將兒子繼誠送給別人抱養了，為了抗戰，為了參加東區服務隊，懷著不捨之情，將愛子送給別人，不幸的是這孩子，未及成年就因病去世了，這也是他們夫婦參加抗戰的代價之一吧。

「東區服務隊」成立於一九三八年，是丘念台奉廣東軍政當局准許成立，專門從事民運組訓工作，蕭道應他們到達隊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該隊有隊員三十餘人，男隊員二十多名，女隊員僅有五人，他們的加入使東服隊加添了生力軍，是隊上僅有的台籍隊員，尤其是蕭道應身為醫生，更受歡迎，東服隊過的都是團體生活，隊員同吃同住，每天早上六點就要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一天只吃兩餐，工作到晚上，睡前還要開會檢討一天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蕭道應夫婦認識許多民眾，除了藉由行醫，為民服務，與民眾打成一片外，還得做文化表演工作，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戰戲劇，他們夫婦如同當時一般民眾一樣，生活清苦，有時連買肥皂的錢也沒有，只好運用他的醫學常識，教隊員們自製肥皂。

羅浮山當時位處前線，算是三不管地帶，國民黨、共產黨游擊隊、日軍都出入其間，日軍有時候會來侵擾，殘暴的日軍，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竟然連老太太也會強姦，有一次蕭道應親眼目睹一位老太太被日軍強姦致死，痛恨日本之心有增無已。

一九四二年，東區服務隊轉移到羅浮山區的橫瀝鎮，該地文化教育落後，服務隊因此籌畫辦理「保國民學校」，以教育當地民眾的失學子女，每一保設立一個國民學校，總共辦理了四十五所，東服隊隊員全部投入籌備工作，學校成立後，隊員義務擔任教師，即使如此，師資還是不夠，隊員乃到梅縣、蕉嶺一帶招募新血，由於戰時缺乏交通工具，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走路去的，只有很少路段坐船，走路走得雙腳起泡，傷及神經，痛徹心扉，女隊員走不動路，必須人抬，但大家都忍耐下來。每到一地，都受到民眾的歡迎，許多年輕人來報名，經過考試，錄取二十多人。

有了小學，接著就籌辦「羅浮中學」，校址設在一家道觀「沖虛觀」，於一九四三年籌備，由於太過忙累，蕭道應與太太黃素貞，先後都病倒，為惡性瘧疾所侵擾，輾轉病榻許久，體重從一百多斤掉到五十幾斤，後來服用六○六，好不容易才得以痊癒。

「羅浮中學」一九四四年成立，丘念台擔任校長，蕭道應擔任總務主任，為學校的經費事情忙碌，還要上課，教「生理衛生」課程，太太黃素貞身為東服隊隊員，也投入教學工作，身上背著大女兒惠枝教書上課，小小年紀的惠枝，也品嚐到抗戰的辛苦，不久逢氣候乾燥，久旱不雨，學生交不出充當學費用的斗米，隊員只好喝稀飯度日，蕭道應身為總務主任，負擔經費大任，因為關係重大，把關嚴格，且為人耿直，例如對部分同仁有時去飲茶，用公帑開支，蕭道應就加以勸告，惹來不滿，丘念台因此勸告他不要太嚴格、古板。羅浮中學辦了一年，由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竟在博羅附近打仗，戰況激烈，學校受到影響，辦不下去了，只好停辦。東區服務隊在一九四四年結束，丘念台被任命為國民黨台灣黨部執行委員，帶領蕭道應到福建永安洽公。

抗戰結束，丘念台奉命在廣州成立「台籍官兵集訓總隊」，蕭道應與妻子赴廣州，他被任命為中校訓育主任，黃素貞則出任女子大隊的副大隊長，隊部設在廣州花地一家工廠裡面，隊員有軍夫、軍屬、護士等，總共有三千多人，其中屬於軍人者有一千六百人，得自己煮飯，隊員在附近河裡抓蠣仔，用醬油、蒜頭沾著吃，得了霍亂，死了三個隊員，對不幸喪生者，他立刻將其遺體火化，以遏止病毒擴散傳染，引起隊員不滿，他們以為死者應入土為安，即令應該火化，也不可那麼快，應多留幾天追思啊，他極力解釋並安撫，才化解一場可能產生的暴動，為此蕭道應叫隊員以後不可再生吃蠣仔，米飯煮好，要放在蚊帳內吃，以便防止蒼蠅，隊員生病也由他動手術醫治，認真照顧隊員的健康，除了醫療，蕭道應還負擔教導集訓總隊隊員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課程，讓隊員趕快對祖國有正確認識，並且還不時要安撫隊員們不穩的情緒，如女隊員的感情問題，如多數隊員的思鄉情緒等等，直到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蕭道應才回到台灣，結束六年的大陸抗日生涯。

對日抗戰期間，無論是在「東區服務隊」，或是在「台籍官兵集訓所」，他都是僅有的醫生，他為大家治病，任勞任怨，沒有怨言，戰後回台，昔日台北帝大醫學部同窗都已經在醫療界位居要津，不是擔任教授，就是開業有成，唯獨他可說一無所有，得從頭做起，這都是因為他年少時遠赴祖國參加抗戰之故，但是他一生毫無懊悔，並且回台後選擇的職業，是一般台灣醫生看做冷門的「法醫」，以世俗眼光來看，一定無法理解，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家不做的事情他去做，如今法醫在台灣已奠定基礎，其志業影響到他的次子蕭開平，開平也是醫學系畢業，同樣不當一般醫學生所嚮往的內科、兒科、皮膚科、耳鼻喉科、外科或婦產科醫生，而是傚法父親，也當起法醫，為苦難的人申冤，顯而易見是受父親影響。

蕭道應早年為了參加抗戰，吃足了苦頭，差一點就要犧牲生命，他熱愛國家，一生始終堅持大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他身強體壯，年滿八十五歲猶騎摩托車出入市區辦事，從法醫退休後，也一直在兼任案件檢驗工作，看病理切片，可說是退而不休，他一直堅信自己還可以活好幾年，看到台海兩岸終將有嶄新的局面出現，沒想到肝疾奪走了他的生命，其大陸的抗戰經驗，與丘念台分不開，也是台灣人對日抗戰的重要篇章，他一生以「勇於改過，敢於認錯，立場自省，自動堅韌」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將之筆之於竹版上面，掛在家裡牆壁上，自勉也勉兒女，而今驟然而逝，緬懷其早年飄洋過海，投入對日抗戰的歷程，令人懷念，令人敬佩，而老一輩抗日反日的台灣人，又遠去了一個，但他的典型與風範，將永遠鐫刻在台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