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相近　道相遠

一、前 言

兩岸關係發展到台灣由民進黨執政之後，兩岸關係就進入了相當詭譎的時期，此一時期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湧，兩岸當局的每一行動都為下一時段帶來不可預測的可能性，所幸是在管理兩岸關係層次的中美關係基本格局相對是穩定，所以兩岸關係在此格局的制約之下拖行了三年，並沒有爆發不幸的悲劇，但是從兩岸近三年的發展來看，我們不能不說大陸的發展沒有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而台灣的發展確是受到兩岸的不確定性影響很大。

去（二○○二）年的兩岸關係在兩岸當局的相互試探、放話，甚至挑釁之中摸索而過，兩岸關係也陷入一個相對的低潮，所不同的是在兩岸關係低潮期，兩岸各自的內在的政治發展出現了明顯的落差。

在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順利地召開了第十六次的全國代表大會，而「十六大」之後，中共完成了權力的交接，規劃了今後二十年奮鬥的戰略目標，確定了往後十年的政治路線。對中國而言，「十六大」代表自信，代表希望，也代表了穩定，對大陸人民而言，普遍的感覺就是「十六大」開過之後就像沒有開一樣，老百姓說：「我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從這些我們發現中國大陸已經真正遠離了政治的干擾，而中共也找到治國的方向和感覺，依此來論中國大陸的穩定至少可以維持十至二十年，我們可以稱之為新權威主義的穩定。

對台灣而言，兩岸關係是台灣整體發展的總樞紐，自從被李登輝這種假台灣人以「愛台灣」之名異化了「愛台灣」的實踐行動之後，台灣就失去了理性討論兩岸關係的空間，此一困境完全沒有因為台灣的政黨輪替而好轉，按理說在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後，對所謂「愛台灣」的異化現象理應應有主動解放的空間，結果卻由於執政能力的不足，信心不夠，導致政策左右搖擺不定，以及施政選舉化的考量下，使台灣越來越陷入政治的狂熱之中，加上選舉頻仍，媒體的炒作，政客的自私，執政的固執，民眾的盲目，自身的困境和外在制約，加深了台灣的危機，不但是兩岸關係的討論沒有理性的空間，反而使所有的政策都陷入意識形態的對決。台灣的政黨輪替反而是台灣失去了願景和信心，台灣展現的不知是民主的陣痛，或是沉淪的開始？在此一新形勢下，在今（二○○三）年初兩岸關係似乎也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此一變化表現在兩岸領導人各自就兩岸關係發表了新的看法，這些看法是否帶給兩岸關係的新春天或是繼續呈現一個「拖」字了得呢？本文以此為基礎來進行一些分析。

二、兩岸言相近

所謂「言相近」是指在二○○三年開春兩岸當局在相關兩岸的講話中，至少以下五點是相似的：

第一是對「十六大」的肯定：陳水扁說：「去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舉行『十六大』，順利完成權力的交替與政黨的改革，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樂觀其成」。錢其琛說：「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未來二十年裡，祖國大陸的經濟建設將向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前進」。

第二是寄望和平的意願：陳水扁說：「海峽兩岸應該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錢其琛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爭取和平統一，謀求共同發展，是海峽兩岸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肩負的歷史重任」，又說：「我們有最大的決心，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中國的統一，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將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是以經貿與文化交流為兩岸互動來奠基：陳水扁說：「讓兩岸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創造經濟發展的共同利基，營造長期交往的良性環境……進而使兩岸能夠在既有的基礎及漸進的互信之上，秉持民主、對等、和平的原則，共同來處理更長遠的問題」。錢其琛說：「兩岸同胞應當進一步加強往來和交流，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倍加珍惜同胞的情誼，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大局的穩定」。

第四是對「三通」實現都有意願：陳水扁說：「要邁出第一步，可以從協商和推動兩岸直航及相關的經貿議題著手，為雙方文化與經濟進一步的交流提供條件」。錢其琛說：「盡早實現兩岸直接『三通』，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也是當務之急。『三通』作為經濟性事務，理應以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實際需要為優先，而不應受到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兩岸直航這件事，關係到廣大台灣工商業者的切身利益，可以為廣大台灣同胞帶來諸多便利，不應該繼續拖延下去了」。

第五是兩岸領導人都闡明了各自對兩岸關係的戰略構想：陳水扁說：「海峽兩岸有必要將『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作為現階段共同努力的重大目標」。錢其琛說：「盡快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是我們一貫的主張。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最大的誠意，也有最大的包容性。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就兩岸談判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新主張。兩岸中國人之間，一切問題都可以商量，兩岸談判具有廣闊的空間和餘地」。

綜合年初的兩岸的形勢來看，我們更注意到，不但是雙方的話語已經十分相似，而且在兩岸的互動關係上也有了突破，如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陳忠信獲准訪問大陸，兩岸春節包機，小三通的定期直航，台灣的《聯合》、《中時》兩大報直接進入大陸，以及台灣考慮人民幣在台灣直接兌換等互動來看，兩岸關係確實存在著新的合理的期待，但是在這些良性的因素之中，我們仍有兩大憂慮。

三、兩黨道相遠

不過證諸歷史經驗，盱衡兩岸現實，又不能不使人們對今年的兩岸關係抱持一個比較務實，比較審慎的期待，甚至還帶有一些「悲觀」的憂慮，主要的理由有二：一方面是刺激性話語仍然存在，二是對相互認知的落差仍然很大。

從刺激性的話語來看，首先是陳水扁在元旦講話之後，在元月二十日參加「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時，聲稱：「過去我們把蒙古人、西藏人特別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視為所謂的『大陸人士』，這是不正確的」，以及在以春節包機為例「大澆兩岸直航的冷水」，在二月十一日的台商負責人春節聯誼會上又說：「如果對岸要說『一個中國原則』，那就會有人說『台灣獨立』，如果他們說『一國兩制』，那也難怪有人會說『一邊一國』」等談話，都是一種無事生非，左右搖擺的表現，既與兩岸的法統、歷史和實際的狀況是不合的，更無益於兩岸關係的改善。陳水扁說：「你（指大陸）不動我，我也不會惹你」，將蒙古人、西藏人不視為「大陸人士」不正是陳去干預中國大陸的內政嗎？春節包機是台灣拖延核可，而且直航曲走，雙飛單載，造成不便，因此使用率不高，這與人民真的直航，如何可以類比？對岸說一中，說一國兩制，台灣自然有人可以反對，所以如果陳水扁是以民進黨黨主席的身份講這些話，我們無法置喙，但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怎麼可以說「台灣獨立」，說「一邊一國」呢？這是違憲。如果違憲是無所謂的事，那麼台灣推行的民主是什麼民主呢？此外，其中對蒙古人和西藏人的論述更是極不智慧的，因為蒙古人分佈在內、外蒙古，而以內蒙為主，我們去問問內蒙人的認同，他們答案肯定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陳水扁的講話不但沒有統戰到蒙古人，反而得罪了中共的鷹派；在西藏問題，陳水扁可能必須以戰略的眼光來看待中共與達賴的互動，以免將來萬一達賴宣佈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讓人民覺得陳既沒有戰略，也欠缺戰術。

其次是錢其琛在江八點的八週年談話中也提及台灣的「省籍矛盾」，雖然錢是以善意的期望來提醒，但是在兩岸相互誤解甚深的情況下，難免給人有故意諷刺之感，台灣的省籍問題有自己的歷史因素，不是中共的領導人希望如何就可能如何。事實上，兩岸領導在涉關兩岸事務的講話中，以目前的關係下最好是彼此均不涉及對方自身的麻煩和困難，才能使善意的氣氛長期保持，否則其發展就不樂觀。

再從相互認知的落差來看，問題則更多，歸納如下：

第一，兩岸政策善意背後的哲學基礎不同：對中共而言，其政策的善意是來自對大陸發展的信心，同時也來自大陸當局對未來大陸發展的信心，因此此一善意是一種開放，是來自對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對外在結構掌控能力的顯示；但是對台灣而言則是藉由此一善意來增加民眾對當局的信心，對台灣發展的信心，是在外在結構制約的一種表態，換言之，大陸當局的善意主要是建立在自身認知的改變，台灣當局的善意則是一種策略選項。

第二，兩岸政策善意背後的政策邏輯不同：對大陸當局而言，其政策的善意是以政策的穩定性、持續性為基礎的變化，這就是說大陸政策的善意是從表現政策的穩定、持續的基礎上，思考其策略的靈活性和彈性。具體而言，是以大陸「一個中國」原則下思考的善意；反之對台灣而言，其政策的善意則主要來自政策的搖擺和對壓力的調整。具體而言，只要有壓力，台灣當局就有可能釋出新善意或是回收所有的善意，因此相對而言，大陸的政策穩定性高，台灣當局的政策善意的穩定性低。

第三，兩岸政策善意的政治有效期不同：錢其琛在「江八點」八週年的話，基本精神是中共去年「十六大」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的第八段「推動祖國完全統一」的翻版和延伸，而中共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共全黨的政治路線、政治方針和政治任務，其改變的機率很小，有效期短則五年，長則十年、二十年；至於陳水扁的元旦講話本身就可能自相矛盾，縱使短期在言論上不自相矛盾，陳水扁的講話也只能在陳水扁任期內有效，陳水扁任期之外就完全無效，所以大家聽到陳水扁的元旦講話之後，一致的反應就是陳水扁的行動為何。

第四，兩岸政策善意的戰略位階不同：對中共而言，釋放對台政策的善意是大陸穩定其周邊環境的戰略部署中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可以使大陸當局專心於內部的發展，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所以此一善意的政策是以政權的內在需要來考量，我們在錢的講話中不但看到想法，也看到做法和推動的步驟；至於台灣的善意，看起來更多地是一個戰術應用，所謂的戰略意義是一套系統的行動方案，所謂戰術則比較是一個漂亮的口號，所以陳水扁就任三年，第一年提「統合論」，第二年提「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今年又提「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這些都是口號，有無實踐方案不重要，實踐了多少也未見反省，是否繼續推動也無人知曉。

第五，兩岸政策善意中對美國利益的計算大不相同：對中共而言，他們比較清楚中、美之間的利益並不一致，在台灣問題上經過多年多次的交手之後，中、美在反台獨上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促統一方面利益則有差別，甚至是互有衝突的，因此中共在制定策略時，必然要算計美國利益與中國利益的統一和矛盾；反之，在台灣制定大陸政策時，心態上希望台灣利益就是美國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作為在宣傳上、在思考上也都受到自己心態的影響，在制定政策時不免對美國利益有著太大的期待。

基於上述複雜而深層的理由，我們以為兩岸關係很難依靠兩岸領導人的一、兩篇講話就得到改善，因此今年的兩岸關係如果按目前的調子來演奏的話，以節日的雙向包機到兩岸展開直航的談判為最佳發展，次佳狀態則是雙方持續進行良性喊話，但是兩岸談判沒有進展，而比較不幸的狀態則是兩岸關係在下半年受到台灣選舉總統的氣氛的影響，而出現不必要的政治語言暴力，破壞了目前剛剛開始的良性試探，而最壞的情況是兩岸關係又回到相互猜疑，彼此無法溝通，中共的對台政策重新回到政黨考量，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又受制於政客李登輝的左右。

四、研不精，勢難改

回顧三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持續在低迷中徘徊，如果不是外在的國際結構的牽制，我們很難相信單靠兩岸當局會有維持現狀，保持基本格局不變的能力，究其原因除了兩岸自身的能力不足以完全掌控以及決定兩岸關係的發展之外，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兩岸的執政黨彼此的認識有限，因此不論在新世紀裡此種外在結構性的因素是加強或是減弱，不論是中共希望將台灣問題國內化，或是台灣所希望將兩岸問題國際化，都只有在強化內在的變數才是使兩岸當局真正有效主導兩岸關係，按兩岸人民的意願來發展的主要因素。所謂提升彼此的認識就是要中共認識民進黨，要民進黨認識中共，也許有許多兩岸學者會認為他們之間彼此的認識和研究不乏著作，但是個人以為以下的幾點仍有待加強。

第一是研究的心態：顯然中共在研究民進黨時是從台獨黨綱出發，民進黨研究中共則是受國民黨反共教育以及中共武力犯台的角度出發，雙方的研究心態就是一種互相仇恨，相互敵對，此一立場使得雙方不可能真正理解對方政策的變化，反而是不斷以對方未變，對方不認識我來為自己的立場作辯護，其結果研究的目的就不在理解對方，而是為自己的立場找理由，找正當性和合法性。

第二是研究的假設前提：中共在研究民進黨是無意間假設了民進黨也是列寧式的政黨，所以黨綱就是黨的最高綱領，是不變的政綱，相對於他一切都是策略，但是根本的問題是民進黨不是一個列寧式政黨，其黨綱不是最高綱領，而是階段性的宣示，一定時期的策略；反之，民進黨也有意無意地假設了中共是一種完全獨裁式、家長式的政黨，因此動不動就以「我民主你獨裁」，「陳水扁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江澤民可以一個人說了算」來質疑對方。事實上，連毛澤東在所謂的「一個人說了算」之前都必須有大量的說服和協商的過程，更不必說是江澤民。換言之，民進黨就跟以前的國民黨一樣，只宣傳中共政策產出的結果，忽視其過程的協商性，於是就延伸出中共避談民主、害怕民主等結論，繼而發現大陸的變化時，要麼說是假民主，要麼以制度的一致性來質疑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所以雙方在假設前提上其實是不認識對方的。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強調歷史歸納法的唯一正確性：所謂歷史歸納法是以自己所認知的對方的歷史來討論現在的對方，換言之，就是無法理解對方本質的變化。以中共而言，顯然對在野的民進黨和執政的民進黨在認知上只有連貫性的認知，沒有斷裂性的認知，事實上從民進黨執政開始，她們就在不得不的制約下轉型，以便適應整體的結構，不然就無法理解今日台灣的局面和兩岸關係的相對穩定，那麼未來民進黨繼續執政或二次執政後，其性格會有何變化，就不是歷史歸納所能理解的；以民進黨而言，顯然對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共以及對第三代以後的中共，在認知也是只有連貫性沒有斷裂性的理解，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共是企圖改變結構，扭轉外在的中共，而改革開放本身就代表中共開放學習在與外在結構相處中尋找自己的定位，第一、二代與第三代之後中共的差異性，第一、二代是以歷史功績來取得治國的正當性，第三代以後是憑藉過程的正當性來積累功績，以功績來競爭治國的合法性，所以第三代以後的中共領導人犯錯的空間大大縮小，這些變化對中共的意義何在，有何影響呢？

總之，在中共與民進黨的相互研究和認知，如果只是接受他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甚至是研究結論，則在兩者所參與的兩岸關係必然是受制於人，只有兩方能夠相對發展出自己的方法、理論，才能有自己的結果，有自己的結果，才能規劃自己的兩岸關係。

五、結 論

事實上，中共和民進黨經過三年左右的彼此摸索和試探，雙方都應該對對方有一些認識和瞭解，中共應該理解了所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其中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要重新認識民進黨，因為認識民進黨對認識台灣人民而言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之後才能真正提出有效地對台政策；民進黨則應該反省國民黨早期反共式的瞭解中共以及李登輝以反華仇中理解大陸的偏頗性，發展出一套以健康理性的台灣認識大陸的中共學，才有可能克服上述的困難，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