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新帝國」與兩極格局解體後的國際關係走向

近年來，一種「新帝國主義論」正在美英抬頭，「美利堅帝國」、「新帝國」、「新自由帝國主義」、「自願帝國主義」和「不情願的帝國主義」等提法不斷見諸報刊和書籍。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國際關係新動向。

一、從所謂「不情願的帝國主義」談起

「新帝國主義論」的最先提出者是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高級顧問羅伯特．庫珀。二○○二年四月七日，他在英國《觀察家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帝國》的署名文章，公然主張世界需要一種「新帝國主義」。文章認為，一批前現代國家（pre-modernstates），通常是前殖民地國家，它們組成了失敗國家世界，正威脅後現代國家（post-modernstates）即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安全，因之需要後現代國家推行一種符合人權及普世價值的「新帝國主義」來加以治理。幾乎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Mallaby）在美國《外交》雜誌二○○二年三∕四月一期上以《不情願的帝國主義者──恐怖主義、失敗國家和為美利堅帝國正名》為題，詳細論述了提出美利堅帝國的「理由」。《不情願的帝國主義》（TheReluctantImperialist）一文與羅伯特．庫珀等人文章大同小異，但也有獨特之處，那就是，其既要讓美國允當帝國主義者，又要往帝國主義者臉上貼金的心態和策略反映得更為突出。我們不妨就先沿著該文的軌跡走上一遭，看看「不情願的帝國主義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四點值得注意：

（一）窮國、失敗國家，日益成為「富人的負擔」

該文在歷數世界上窮國的社會混亂、內戰頻仍、人口增長、毒品貿易、非法移民、非法勞工等等弊端之後說道，「經驗表明，各種非帝國主義的選擇──特別是對外援助和各種各樣的建設國家的努力全部歸於失效。」該文以「援助」為例稱，「（二十世紀）五○和六○年代，援助考慮以提供資金的辦法保證貧窮國家自身的持續發展。在七○年代，援助重點轉到直接建設衛生醫療機構和學校來緩減貧窮困。八○年代，捐助者著重於幫助經濟改革。九○年代，他們增加了對於反腐敗措施和其他管理改進措施的要求。」「但是誰也沒有找到具有魔力的鑰匙。在這些機能出現障礙的國家裡的頑固集團拒絕上述辦法。」

結果，富國的援助不僅沒有獲得成功，這些「失敗國家」反而成了「富人的負擔」。「富人世界日益認識到它的利益受到混亂（國家）的威脅，卻缺乏解決問題的手段。」

（二）解決「失敗國家」的問題，希望在於富國的「政治補充」

該文接著說，「八○年代末，發展理論家開始承認，非帝國主義的一種主要選擇──經濟援助，不可能使最弱的國家獲得穩定。」於是，由富裕國家提供「一種政治補充是需要的」。說白了，就是要由富國來加以政治干預。

（三）「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

文章提出，「而對日益增長的失敗國家帶來的威脅」，「對於布希政府而言，新帝國主義已是不能不加以接受了」。

於是該文再次把美國歷史上的「天定命運」說抬了出來，並引用美國殖民史和英國統治印度的歷史作為例證說，「帝國並不總是事先計畫好了的」，「今日的美國甚至是一個更為不情願的帝國主義者。但是一個新的帝國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由於其力量的優勢，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

（四）主張建立一個超越聯合國的由「美國領導」的新的國際組織。

如何實現美國的領導呢？該文提出，「對付失敗國家的最好辦法就是依靠一個由美國領導的並且在國際上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化的機構。幸運的是人們不必到遠處去找。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體現了這種機制：兩個機構都反映了美國的思想並同時優先考慮跨國公司的意見。」

這種新的國際組織既不隸屬於中國和俄羅斯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也不隸屬於一國一票制的聯合國大會，因而不會遭到挫折。

一個被定名為「國際建設基金會」的新的國際組織將被建立起來，「這一基金會需要自富國的金錢、部隊以及承擔新的義務，它只能在美國強有力的領導下才能建立起來。」（以上內容均見《不情願的帝國主義》）

從《不情願的帝國主義》一文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美英一些政界人士正在利用第三世界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面臨的困難，而極力鼓吹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富人統治，以盡快實現資本主義富國的一統天下。他們歪曲世界歷史，掩蓋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罪惡史及二戰後富國剝削窮國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把貧困的責任一股腦兒地推到第三世界窮國身上，從而為干涉控制這些國家製造依據。聯繫到其他一樣「新帝國主義」論鼓吹者的主張，人們看到，一種將率先發動武力攻擊和軍事干涉合法化的「新帝國主義」主張正日趨抬頭，其特徵是徹底否定民族自決和主權平等的原則，主張由美英式「自由民主」體制來重組世界秩序。（參看《「新帝國主義論」在美英抬頭》，日本《赤旗報》二○○二年四月八日）這完全是一種新殖民主義的表現，反映了美國全球霸權主義的新發展。儘管這在目前還只是美英政界部分人士的主張，但其危險性不可低估。

二、「新帝國」論是美國全球霸權主義的新發展

美利堅「新帝國」論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背景和歷史根源。

作為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擴張是貫穿整個美國對外政策的主線，也是我們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發展的關鍵。在美國歷史上經歷過大陸擴張和海外擴張時期，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更進入全球擴張時期。這種擴張政策既是美國科技經濟實力強大的表現，又是其維持資本主義生存的內在需要。早在二戰後初期，一位美國官員就說，「資本主義主要是一個國際體系，一旦在國際上行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由於種種原因，「戰後美國需要開放世界市場」。（沃爾特．拉菲伯[Walter LaPeber]，《美國、俄國和冷戰〔一九四五～一九九二〕》〔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紐約，一九九三，九頁）美國當局認為，「全世界都應當採用美國的制度」，因為正如美國總統杜魯門一九四七年三月所說，「美國制度只有在它成為全球制度時，才能在美國生存下去」。（愛德華．韋斯班德〔Edward Weisband〕，《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倫敦，一九七三，五四頁）

二戰後幾十年，美國都在為擴展與維持全球霸權主義而爭鬥，但屢遭挫折。一九九四年底蘇聯的解體以及從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到二○○○年底持續一百一十七個月的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使得美國當局「生氣」十足，認為這是它實現世界霸權的最佳時機。一九九八年美國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中宣稱，美國的目標就是要「領導整個世界」，決不允許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對其領導地位構成挑戰。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領導人又毫不掩飾地宣稱，二十一世紀美國外交的立足點是，世界「必須而且只能有一個領導」，美國「最有能力領導這個世界」。美國為了稱霸全球，妄圖把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統統納入由它領導的完全符合美國壟斷資本利益的「自由世界體系」，誰不聽它的話，誰不接受它的政治經濟模式，就向誰施加壓力，甚至大動干戈，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它在一九九九年對南斯拉夫聯盟的侵略就是典型的一例。而美國二○○○年五月的一份題為《二十一世紀前十五年外國導彈與彈道導彈對美國的威脅》報告稱，在今後的十五年裡，美國極有可能面臨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伊拉克等國的洲際導彈的威脅，因此，美國必須加緊開發導彈防禦系統，在核進攻與防禦兩方面在全世界佔有絕對優勢，企圖以此作為其全球霸權的後盾。

至於繞開聯合國行事，也是醞釀已久已久。特別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約在美國舉行首腦會議，通過了「北約戰略新概念」。按照這個「新概念」，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軍事行動可以不必經過聯合國安理會而自行授權（關於北約戰略新概念的詳情，可參看「新華社」華盛頓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英文電）。北約這樣一個地區性組織完全繞開聯合國，凌駕於聯合國之上，成為冷戰後國際關係的新現象。現在看來，僅僅靠北約已不過癮，「新帝國」論者又提出建立更新的國際組織的主張了。

但是，美國的全球霸權權主義遇到一系列障礙。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和強烈願望。世界走向多極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三世界一部分國家面臨的暫時困難是一定會通過國際社會的平等合作與自身努力而得到解決的。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認清了美國霸權主義的真面目，反對由一國或國家集團壟斷國際事務。可以肯定，霸權主義在冷戰時期沒有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在冷戰後的新形勢下也同樣達不到目的。九○年代以來世界上人們在談論美國時，已「把它說成一個瘋狂殘暴的超級大國」。（參看美國《華盛頓郵報》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文章《戰爭失敗之日，便是民主黨人失勢之時》）一些學者指出，「美國在歐洲、俄國斯和中國的眼裡是一個盛氣凌人的霸主。」（同上）一些學者依據歷史經驗指出，美國目前所作所為終將步歷史上先後走向衰落的羅馬帝國、西班牙、荷蘭和英國這些老牌大國的後塵，美國「現在已符合一個開始衰弱的老牌大國的經典定義。」（美國《華盛頓郵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文章，《業已建立起來的東西必須拆除》）

但是，美國當局對此完全沒有清醒的估計，反而變本加厲地向著全球霸權主義的目標迅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二○○一年「9．11」悲劇發生了。而恰恰又是「9．11」事件加速了美利堅「新帝國」論的提出。這就使美國當局猶如盲人騎瞎馬一般，一步步把事情引向更加危險的境地。

三、美國正在把自己置於與全球對抗的境地

「新帝國」論的提出究竟會對兩極格局解體後的國際格局產生什麼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一看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傑拉金的一些看法。他說，「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慘劇完成了從蘇聯解體後開始的蘇聯後世界的形成過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人類已從兩個國家集團的對抗轉向在本質上是另一種對抗──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和所有其他人的對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經濟發展上離美國越遠的社會，這種對抗就越尖銳，其採取的方式就越是殘酷和無情。」（米哈伊爾．傑拉金，《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蘇聯後世界結構的完成》，《二十一世紀自由思想》〔二○○二年第一期〕）

作者圍繞這一發人深思的論點詳細論述了他對蘇聯解體後國際關係中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指出「全球化在實質上改變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性質」，因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財政和智力的剝奪，而出現了「失敗國家」，這種國家不僅喪失了最重要的智力資源而且失去了發展的能力。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市場戰爭的加強，使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水平降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而「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其餘世界接連不斷有效破壞其餘世界的穩定的基礎之上，以便於它吸收外來資本。」此外，「美國輕視其他民族的利益，踐踏公平和人類立法，千方百計加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以便自己從恐怖惡魔的威脅中擺脫出來。」

但結果是，美國自己卻嘗到了這種「有害的利己主義戰略」帶來的苦果──「9．11」災難。

針對美國當局於「9．11」事件後的反恐行動，該文指出，儘管美國「特工掌握著成千上萬種與恐怖行為作鬥爭的手段，但是只有一種手段能夠戰勝它，那就是根除產生恐怖行為的原因。」「9．11」事件後「來自美利堅民族的震撼和深刻的團結一致，不應掩蓋那樣一個事實，即恐怖主義行動的基本原因之一乃是美國政策本身。」

上述文章的內容對於美國來說，其實是逆耳忠言。

但是，美國當政者完全迴避對「9．11事件」深刻根源的分析。在「9．11」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總統布希就斷言，之所以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是因為「他們憎恨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憎恨我們的自由。」（日本《朝日新聞》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文章《美國人自問：我們為什麼招人恨？》）有的人則認為正是二十世紀九○年代推動世界經濟巨大發展的美國經濟對世界的開放性本身增加了美國的脆弱性。（參看斯蒂芬E．弗林〔Stephen E. Flynn〕：《美國的脆弱性〔America the Vulinerable〕，《外交》二○○二年一／二月）美國當局把世界上一切被視為與美國現存經濟、政治制度不同因而對美國具有潛在威脅的國家，統統視為恐怖主義的後備和溫床，主張對之加以壓制打擊。「新帝國」論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蔓延開來。

事實上，美國當局已經在一步步地實施「新帝國」計畫。

去年六月三日，布希總統以反恐怖為名，將六十個國家列為反恐怖打擊目標，他宣稱「恐怖主義基層組織分佈在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國家，我們必須找到它們並將其一網打盡。」（英國《泰晤士報》二○○二年六月三日文章《希望將六十個國家列為反恐戰爭的打擊目標》）

六月十四日，布希在共和黨的一次籌款集會上，正式將「先發制人戰略」上升為「布希主義」。他警告說，對於恐怖主義組織來說，「如果我們坐等威脅付諸行動，我們就來不及行動了。」因此，結論是，我們必須「先發制人」。布希還聲稱在反恐戰爭中不惜動用核武器。

為了自身的利益，美國退出並拒絕簽署一項又一項國際條約，如一九七二年控制軍備競賽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和一九九七年簽署的保護大氣環境的《京都議定書》等，還拒絕參加全球禁止地雷公約。在組建國際反恐聯盟上則我行我素，實行單邊主義。這裡，其他富國（也許英國除外）在美利堅「新帝國」裡也只是作為陪襯。

對於這種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而趁機推行「新帝國主義」的主張，世人已看得越來越清楚。日本廣島市長秋葉指出，「『9．11』事件後，美國開始把『復仇哲學和暴力邏輯』強加給全世界……地球上的生活變得愈發危險，核戰爭的威脅也變得愈發明顯」。他明確指出，「美國無權將『美國式的和平』強加給我們，也無權代替我們決定這個星球的命運。」（參看俄羅斯《生意人報》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文章《美國人遭到政治轟炸──日本人對美國說不》）

「9．11」事件後，美國人一直在問，「他們為什麼憎恨我們？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不喜歡或者不贊成我們？」（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文章《一個孤獨的國家》）對於這樣一個本來不難回答的問題，現在已被美國當權者某些人擾得混亂不堪。而「新帝國」論的提出則更把美國引進自設的陷阱之中。英國著名作家薩曼．拉什迪最近在美國《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儘管美國有時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美國卻發現自己面對一個更為強大的思想上的敵人，這個敵人可能會變得比伊斯蘭好戰分子更難對付，它就是反美主義。眼下，這股反美風潮在世界各地變得越來越強勁。」甚至連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公眾都是如此。他警告布希政府，「現在不是忽略其他國家，我行我素的時代了。如果這麼做的話，你可能先贏後輸。」（美國《紐約時報》二○○二年二月六日文章《美國和反美者》）

看來，如果美國當局不收起「新帝國」的謬論，世界格局肯定沿著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矛盾與對抗的方向發展繼續下去。當然，這裡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美國當前如果能夠正確看待「9．11」恐怖事件後的世界局勢，放棄單邊主義，與國際社會協調解決包括貧困問題在內的世界重大問題，在雙邊互利的基礎上加強與各國在反恐鬥爭中的交流與合作，則是既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又有利於美國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大好事情，最後我們矚望著美國有識之士的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