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頭不對馬嘴的第十年

辜汪會談至今年第十週年開展，但海峽雙方當局卻在迥異的心態之下或迎接，或淡化。對台北而言，正值總統大選前哨戰，先有民進黨興革會議的召開，與春節直航的喧囂，然後是連宋配以及民進黨大選文宣草稿的曝光，接著才是辜汪再會新加坡的謠言散播，足見辜汪會談的意義基本淪為選戰考量，即如何利用此一象徵性的議題，開創陳總統主持兩岸和平交流的前景，成為執政黨最高的戰略。相對於此，北京則因為辜汪會談所奠基的一個中國原則為台北所否認，使得慶祝的氣氛難以凝聚，以致於重點只擺在突破三通直航，而不在辜汪會談。

其結果，北京一碰到辜汪會的議題就支吾其詞，涉及直航就攻勢綿綿，先是承諾直航無涉一個中國，又同意春節包機單向曲航，再在兩會期間放出外資可以參與的利多，藉由觸動外商（尤其美國航運業）的利益神經，間接增加對台北的壓力。這一切，都是因為台北太成功地摧毀一個中國原則，否定辜汪會談的口頭共識後，北京在節節敗退之下，終於出現的調整，如今反而造成台北的進退失據。可以說，辜汪會後的第十週年，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一年。

面對北京的三通攻勢，陳總統重申，要在和平與穩定的架構下，以民主、和平、對等的原則，與大陸協商兩岸直航與經貿的問題。這個談話，賡續了自北、高兩市市長選舉以來的基調，一以拋下因為選舉所背負的若干基本教義包袱，二以開創未來一年競選連任的新局面，三以銜接由行政院推出各種降低失業率的方案。依照常理判斷，陳總統對於來年突破兩岸政治關係，應當已經有所心理準備，正在醞釀內外條件。陳總統必須處理的問題，首先是黨內同志，其次是台獨基本教義派，再其次是在野黨，最後則是中共官方。

在黨內同志方面，自從陳總統兼領民進黨主席，並任命陳忠信出任中國事務部主任後，就已經在積極籌劃直航談判，加上陳總統在黨內權威至高，絕不可能容忍選前一年還有對重大決策指指點點的餘地，所以黨內同志這一關，並不難過。倒是由李登輝前總統為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包括入黨不久的辜寬敏、國政顧問團其他成員大老與副總統呂秀蓮在內，都勢必對大陸政策改弦更張有所保留。呂副總統可能形成的牽制較小，因為畢竟她仍然希望成為陳總統在下一屆大選時的夥伴。至於李前總統，當然也因為種種考量需與當道結盟，開年以來且數次公開交心，可讓陳總統覺得不足為大患。在野黨方面至今沒有妥善的大陸政策論述，一旦政府政策轉趨以推動直航為方向，大概難有制衡或還手的能力。

對陳總統來說，在面對泛藍軍整合的壓力下，依賴百分之三十五的基本票源顯有不足，開拓中間選票勢在必行。在國內，這表現成降低失業率的暫時性政策，而在兩岸，當然就是推動直航有關的談判。此刻正是在政治上恰當的時機，一方面探測基本教義派反彈的力道，將這些來自陣營內部的抗拒先行釋放，以免等到大選將屆時形成牽制，二方面也藉機刺探中共反應，倘若對岸配合的不如人意，或是在台灣內部對中間選民吸票作用不明顯時，陳總統仍有充裕時間重作調整，改以對抗為手段。換言之，陳總統要求於兩岸關係方面的，與降低失業率的思考相同，乃求其短期內能回復新中間路線的形象。

在中共方面，也許有人反對給陳總統在大選之前加分，因而對於台北要重起直航談判的爐灶，認為應當拒斥之。但在錢其琛發表不以政治分歧干擾民間交流的談話後，這種圍繞台灣大選的思路，想必很難再產生影響力。然而這並不表示直航的僵局就此打開，因為現階段陳總統的直航談判策略，仍以刺探為主，並不代表只要中共方面有所節制，就可以一帆風順。相反的，中共愈是讓步，愈會啟人疑竇，從而誘使台北方面在政治名義的棋盤上得寸進尺，以便確認中共沒有包藏禍心。所以說，協商之路漫漫，如何運用使之對於大選有利，必須靠陳總統親自督軍，臨場判斷，果決轉向方可。

在民進黨興革會議上，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則對台灣民間不配合政府，表達令人害怕的恨意。她尖銳地指控「少數人與民間團體藉機與中共配合」，造成民間對政府的批評始終存在，以致於政府在建立兩岸談判主導的過程中非常艱困。興革會議由陳水扁總統親自主持，旨在反躬自省，但若寄望他能規勸矛頭指向人民的蔡主委，少將心中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殺伐之氣，這麼赤裸地表達，多學習陳總統自己變換位置，兼聽四方的雅量，恐怕會是緣木求魚。

自從陳總統主政以來，各界便多次呼籲，政府要正視兩岸民間交往的趨勢，因勢利導。在三年前，北京官方對這樣的交流趨勢也不看重，而一意鑽在反獨促統的宣傳中，對於延續兩岸政治對立，異化官民關係，貢獻真是不小，甚至還有所謂彎弓待發的野蠻說法。當時陸委會在華盛頓的壓力之下隱忍不發，但對於中共這種僵化的政策姿態，恐怕暗自歡喜，樂於配合。因為兩岸政治對立系陳總統與在野勢力周旋之際，所不可或缺的牽制點。

換言之，自始兩岸民間的交往就不曾是在配合兩岸官方中的任何一方，就算中共在統戰口號上鼓吹民間往返，但卻以口惠居多，實則傷害台灣民眾情感的作風卻不斷。自九三年辜汪會談以降，出乎兩岸官方意料之外的是，在實踐與論述兩方面突破官方對峙，為兩岸交流正名，終至今日光明正大搬上檯面的，竟然是民間自己，而不是中共，更不是終日亟思降溫的台北決策當局。所不同者，是中共顯然有所反省，決定不再與台北互唱主權與民族主義的雙簧，改親民間而遠政治，於是鋪陳了蔡主委前述談話的背景。

看來，真正不能配合陸委會的，並不是什麼少數人與民間團體，而是長期以來與之相互批評而水漲船高的中共官方，現在居然不告而別。中共政策的轉變，使得長期以來一直從事交往的民間，突然變成陸委會眼中變節的一方。陸委會既然將中共視為不共戴天，為何不先中共一步爭取民間？配合民間？利用民間？而要在中共拒唱雙簧後，選擇在以回歸民間為目的的興革會議上，突兀地指控民間不配合政府？嚴格說，是中共改弦去配合民間，製造了陸委會誤以為民間突然背叛自己的錯覺。

但真正影響陸委會心情的，恐怕既不是中共的戰略變化，因為無論中共如何調整，反正仍會被鎖在敵人的位置上，也不是民間交往大潮的澎湃，蓋此亦非一朝一夕的新現象，而是美國在布希主義之下，置重心於軍事預防戰爭的發動，而開始與中共重建戰略交往關係，導致台北在外交戰場上掀起連天烽火的游擊外交空間無限壓縮，前此投資北韓秘密外交的經費，也因為北韓得罪了美國，而如覆水難收，一無成效。原本寄望美中自由貿易區與軍事同盟的台北國家安全部門，面對變化多端的世局與喜惡無常的霸主，只好將沮喪的怨氣惱羞成怒地往民間身上發。

並不是少數人與民間團體藉機配合中共批評政府，而是美國藉機配合中共來反恐，中共則藉機配合民間來促通，他們都不配合陸委會，造成民間對政府的批評出現質變，不再是透過統派空洞的陳腔濫調，而是對政府事事掣肘干預，濫貼紅標籤的真情抗議。所謂少數民間團體，始終在民間需求、美國動向與中共戰略中保持高度敏感，因此不投陸委會當局所好自是難免。然而，儘管陸委會成為變遷陳總統的箝制力量令人遺憾，但陳總統為了證實自己是兩岸交流中的中道力量，蔡主委的激進剛好作為襯托，且可以安撫基本教義派，讓他們相信陳總統的姿態轉變，只是應景需要，不必擔心。

還記得辜汪會談時，唐樹備與邱進益兩人在場外就三通問題較勁，不分勝負。儘管十年來所吵的一個中國問題一直沒解決，可是在今年新春，兩岸的間接直航竟然成行，雖然符合大勢所趨，但也不能不說是頗為意外的發展。在首班飛航行前的最後一刻傳出，同時也職司陸委會企劃處處長的現任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獲派至上海浦東機場下機歡迎台商。派詹志宏前往接機的確是一個出其不意的戰術運用，但這個戰術背後的思維拖不了政治考量，除了展現我方戰術調適能力之外，也期望能營造民進黨政府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的形象，是不折不扣的選舉思維。

派詹志宏前往接機這個戰術，原本在促成此番間接直航的兩岸間接協商過程中，聞所未聞，因為直到最後一刻，我方決策高層猶不願意見到台灣的班機能夠在上海起降，唯恐給予外界不當的政治聯想。俟大陸方面決定放棄要求大陸航班能對等地間接飛來台北，且不堅持雙向載客，並姿態極低地在各種方面予以配合的壓力下，才使得我方決策高層未免落人阻撓返鄉的口實，而不得不勉強同意直航。但不到一個禮拜時間，我方就有了將計就計的思維，一改消極態度，打出詹志宏接機這顆棋。

我方的考慮不外乎下列幾項。首先，因為北京自從兩國論以降，就停止與海基會接觸，意在對海基會推翻九二年協商時的口頭表述，表達抗議。新近中共的建議是，雙方何不就把九二年的文件攤開即可，而不必再做爭論？這個建議回應了過去各界曾提的建議，即雙方只須各自重申當年換文內容，而不必用另外其他名詞詮釋。但即使如此，海基會勢必仍不能同意，因為在當年換文中，海基會曾表達「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今卻堅定反對一個中國原則。可是這樣一來，兩會協商遙遙無期，造成海基會的邊緣化。此刻一旦詹志宏到了上海，不就等同於海基會再次登陸，重新把海基會放回舞台，讓中共正視其地位了嗎？

其次，由於詹志宏具有陸委會官員身份，加上華航班機依國際法慣例為我方主權管轄所在，則詹志宏之行無異於官員搭乘象徵主權的航空器，赴僑居地迎接僑民返國，在姿態上將台灣外於大陸的主權管轄主張，實踐一次。如果中共對此不滿，以致將來不願意再進行類似間接包機直航的模式，不也正中我方下懷？

最後，是國內選舉的考量。畢竟陳總統三番兩次將直航的推動放在嘴上，礙於政治現實與意識形態，卻未便於全力施展於此，難免予外界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錯覺。現在雖然已經達成間接直航，但民間仍因為必須在香港起降，而不覺特別感激，則安排官員接機，顯示我方對此事的鄭重與高興，提醒選民要將直航得以成行的功勞，歸為政府的政績，便成為一個當前政策宣傳的重點。而實際上，包機之後仍為間接飛行，且並未真正完成直航的現象，就可以有所淡化。

在中共來說，看到兩岸民間交流如此熱絡，從而意識到直航的政治利益無與倫比，因此為了促成直航，可以擺出無限的低姿態，至於辜汪會這種高層次的途徑，不值得再投資精力。故在江八點八週年紀念會上，錢其琛再度呼籲雙方繞過一切政治紛擾促成直航，正是憧憬於直航之後兩岸民間的水乳交融。相形於這樣的大戰略，詹志宏凸顯主權身份，重振海基會談判地位的戰術舉止，當然不值得中共大驚小怪了，甚至還會有所配合，好讓我方沒有理由再打退堂鼓。

在國民黨連戰與親民黨宋楚瑜合作的壓力下，陳水扁總統必須爭取中間選民，因此他近一個多月突然週期性地釋放兩岸和解訊息。畢竟選戰的重要焦點之一，就在於陳總統是否能處理好兩岸關係。而各方最矚目的焦點，是陳總統會在兩岸政策上打三通牌，或是對抗牌。如果是三通牌，其目的當是要爭取中間選民﹔如果是對抗牌，則動機顯然是要說服大家，連宋是會賣台的一對組合。目前的態勢是兩手策略：民進黨的總統大選文宣草稿透露的是對抗牌，所以批判直航是要命丸，連宋有恐共症；但陳總統本人則打和解牌，證明自己能處理兩岸關係。

首先，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陳忠信訪問大陸，與大陸對台單位分析台灣選情，希望說服中共相信，民進黨終將獲勝，他講給大陸聽的理由是，四年來新加入的年輕選民八成以上會投票給陳水扁，因此中共若是為了長遠兩岸關係計算的話，必須從現在開始就與民進黨合作，莫要寄望連宋勝選後重新開始。同時，除了陳總統上個月對美商談話，宣示從現在到選前，兩岸必能維持安定之外，也有他的信差開始探詢雙方開啟三通談判的可能性。這些活動不便見光，故假如不成功，也不算失敗，旦倘若取得成效，就證明現政府能夠穩定開展兩岸關係。對於基本教義派而言，這樣的處理雖不滿意，但仍可以接受，因為能夠不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三通協商，表示中共又被逼退一步，何況協商也不代表成局，將來靠近選戰之際，或等選戰結束之後，還有可能翻案。

問題恰恰在於一個中國原則。台北方面在包機直航過程中，處心積慮要讓詹志宏不簽證就落地，製造海基會再度登陸的假象，目的就是要在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突破中共對官方接觸的迴避，結果未能如願。緊接著上映的，就是一廂情願地推動所謂辜汪會談十週年紀念，讓兩位當事人在新加坡重逢的鬧劇，結果當然又失敗。依照台北的構想，透過新加坡發邀請函給雙方，共同出席，是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並影射中共已經不再計較台北推翻九二共識，所以肯讓兩會再行接觸。但是中共當然不肯入甕，既然辜汪再會已經不可能，於是台北國家安全單位就故意釋放有關新加坡紀念會議的訊息，使得雖然早知辜汪已經見不到面，可是一旦不知情的媒體被誘，而用頭條新聞炒作，也足以讓國人感受和解氣氛，從而信任陳總統穩定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力。之後故意傳出汪道涵要照顧夫人身體，不便與會的禮貌藉口，更被台北拿來當成真實回應來宣傳，就好像汪道涵不反對與辜振甫共同出席紀念會。

從這些痕跡可以看出，陳總統相信，兩岸政策的表現，影響到他爭取中間選民的連任之路。故若不成功，他還有民進黨與陸委會幫他打對抗牌。事實上，他在美國最得力的宣傳員程建人大使，也於二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發表講演，對未來兩岸關係的樂觀與悲觀各自有所闡述，其中樂觀點全屬台北方面的和解意願，而悲觀點則一概是中共的對抗與壓迫。儘管這與美方輿論界一般的印象不全符合，但卻能夠與民進黨的大選文宣有所配合，故未來兩岸政策論述已經有了往衝突方向發展的基礎。

應該說，辜汪會談的第十週年是以各懷己胎的形式開展。北京寄望的三通直航，有一部份的確符合陳總統的選戰需要，使他有機會表現自己治理兩岸關係的能力。然而陳總統要的是形象，而不是真正的直航，畢竟真正的直航不符合他個人的態度，也傷害基本教義擁護的情感，所以他最希望的是推動兩會，乃至於辜汪的再會面，而非三通。可不可能用三通換取辜汪象徵性地再會面呢？當然可能，可是陳總統沒必要這麼做，因為三通本身就足以證明他有能力治理兩岸關係，辜汪就沒有必要再像征性會面。假如他堅定不要三通，則辜汪當然就會不了面。可見，想要大談辜汪十週年的，一定是台灣方面的人，大陸方面的人感受不到要隨著起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