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政改」應為第四代的特色

一、平穩交接，初建典範

自從去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選出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之後，對長期研究中共事務的專家、學者而言，早就已經準確地預言了現階段的人事安排。當然，這並不是說「兩會」在大陸的政治系統中並不重要。畢竟，名正而後言順，「合法性」在政治統治上絕對是有效背書。

然而從「十六大」結束到「兩會」的召開之後，中共的政局就進入一個新舊領導的交集過渡期，在此一時期中，中共政局表現出四種與印象中以往中共政治不同的特色：

第一，相對穩定：「十六大」結束之後，台灣某些學者、專家的意見是認為在交集期是中共史上前所未見，因此在舊人不甘退，新人急欲上的情況下，兩方有可能有些動作，增加了第四代接班的難度。但事實說明一切。

第二，有序接班：「十六大」的接班基本上是一個大換血，而大換血之後，依中共黨內的慣例，出現依序排名的方式，從而透露了「十屆人大」可能的政府人事的佈局和安排，如今「十屆人大」也已經結束，基本上與「十六大」預示的信息完全一致。

第三，積極改革：在交集過渡期最常見的政府的空轉，舊領導不作決定，新手不能上路，形成政府統治的脆弱期。然而我們從「十屆人大」王忠禹和曾慶紅的相關報告來看，中共當局在交集的四個月中，仍然積極進行全面的改革工作，並沒有發生空轉的現象。

第四，分工運作：在交集過渡時期的政府工作如何得以有效運行呢？我們從中共所透露的資料來分析，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個分工運作的模式，即日常工作以及機構改革由舊領導負責，而人事安排由新接班領導負責。換言之，事仍歸舊，人則由新。因此我們從以上的總體形式來看，中共的政局走向表現出不斷而穩定改革的趨勢。

二、政治建設，穩定為先

然而就在中共積極營造穩定、改革、團結的形象來召開「十屆人大」之際，在北京就發生了北大、清大的爆炸案、方慶輝詐彈北京路透社以及在這期間大陸各地還有下崗職工的抗爭、軍中轉業幹部的上訪以及農民的抗爭等不安的社會事件，類此事件從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角度來看，又代表了中共當局統治能力的弱化，因此究竟在中共當局完成權力改革，也順利完成人事佈局之後，整個大陸往後的政治走向如何，自然是一個頗令人關心的課題。

依中共現行的政治生態和政治邏輯來看，目前中共的領導班子是可以掌控未來十年的大陸政經走向。換言之，大陸的政經局勢將逐步出現以十年為週期的統治世代，此一週期的運行是有助於中共政權的穩定和政策延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此一政治邏輯對經濟發展應該是一種理性的保證。其次在十年週期的後五年，中共將在領導階級出現下一世代的接班人選，這些人選擠進領導核心後，中共是否有一套規範、制度引導新人從事工作競賽、成績競爭，而減少權力鬥爭、私怨惡鬥的內耗與風險，這就關係到政權穩定的問題。因此，在胡的十年任期內，除了手邊必須立即因應的三農問題、失業問題、國有企業、貧富差距、東西失衡等棘手問題之外，從長期看，胡如何思考十年週期的執政願景和五年後的接班梯隊制度建立，毫無疑問這就必須將十六大的黨內民主、政治建設等政治路線視為當務之急，這應該是胡世代政治觀察的重點。

從中共自身的角度來看，未來政局的穩定所依賴的路線，是中共十六大所謂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從外界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毛式的政治浪漫主義的翻版，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結合比較容易，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結合也不難，但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結合就是一種矛盾的「統一」，理論上可以思考，實踐上幾乎不可能，如今中共地方推廣的「黨委書記兼地方人大主任」似乎提供了兩者有機結合的某種可能，此種結合可能優點有三：一是黨委書記必須接受間接民意（雖然可能是假民意）的檢驗，但總可以增加黨監督政府幹部的合法性；二是黨對政的領導在理論上可以受到人大法律的規範；三是增加了地方人大的權威，有可能是地方人大增加功能重要途徑。但是此一結合的最大後遺症是黨權是否更進一步擴張，同時有許多貪腐現象未必只在政府幹部中，更多的是在黨委幹部裡，因此黨的權力的擴大，其後果是很難預料的，我們以為中共高層不會不明白此一道理，那麼胡的十年在三者「有機統一」上除了黨委書記兼地方「人大」主任外，是否有新的制度設計，就十分令人關注了。

三、「改革」邏輯，自成一格

中共自上一世紀七○年代末開始提出「改革、開放」的口號迄今已過了二十年，外界對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總體印象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大家最常說的是「政左，經右」，因此認定中共的改革如果不能在政治改革上改弦更張，最終經改也將失敗。但是中共自己的看法是「經濟改革快，政治改革穩」，中共官方的正式用語中沒有「政治改革」的提法，只有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政治建設和政治文明等用語，因此我們評價中共的政治改革的方向究竟為何，必須先整理出經濟改革的邏輯，然後依此評價中共政治改革的走向。中共「經改」的內容是包括了確立目標、理論試探、學習外國、政策修正、法律修改、體制調整，最終是融入世界。以上述的內容來看，個人以為邏輯如【表一】：

從以上的邏輯來看，中共在經改方面十分明確瞭解自己的體制、辦法都必須有所調整，所以「改革、開放」不是向資本主義退卻，而是學習資本主義融入社會主義另外一條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共自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途徑，但是在政治方面無論從「既得利益」角度、「統治合法性」角度，以至「信仰價值體系」角度，都不可能按經濟改革的模式，因此中共政治改革的內容一開始就提四個堅持，因此目標的選擇上就是以行政改革和法制建設為目標，在此目標下，中共在政治改革的部分明顯地沒有理論試探的問題，也不存在民間試驗，最終目的也不是融入國際，在此情況下，中共政改的邏輯【表二】：

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九○年代之後，中共的政治改革遭遇三大問題：一是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大大剝奪了黨的權威感，二是快速的貪腐形成的共犯結構大大削弱黨的自我糾偏的能力，三是信息因為對外開放、交通便利和網路興起，大大削減了黨的掌控能力，在此情況下鄧小平式的政治體制改革顯然不足以因應上述的三大問題。不過基於「政改」的複雜性和艱難，中共一直努力從對政府的改革、人大功能的強化、辦大案以便殺雞儆猴等方法，以便維持「黨」完美性，然而中共的做法顯然趕不上社會的變化，也無法平息人民的憤怒，因此我們必須注意目前中共「政治改革」是和上一世紀有著相當的差異。首先「十六大」是中共已經開始對政改提出理論的思考，亦即所謂的「三個代表」；其次「十六大」的政改包括了黨的本身也是被改革思考的對象；其三，此次的改革提出政治文明，代表了願意借鑒其他國家的政治文明和制度，其改革邏輯圖示如【表三】： 換言之，中共在新世紀的政改，從邏輯來看是開始與經改的邏輯相互接近，不過他們之間仍有其根本的差異：經改的目的是求發展，而政改的目的是求穩定。

四、結 論

從長期來看，中共的「改革」是由政治邏輯去配合經濟邏輯嗎？我們無法此時斷言，但是在現階段來看這兩種邏輯仍有其各自發揮的空間，尚不致出現無法相適的矛盾。事實上，中共也很難找到既能找到維持黨的傳統信仰，又能放手改革的理論依據，是以中共的政改路線必定深化而不會退後；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政改」也必然遭遇很多的新問題，這就要看胡是以穩定在壓制改革，或是以改革來創造穩定，不同措施將有不同的效果，必然為第四代樹立不同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