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獨裁永遠的敵人

挾著台灣本土政權光環，以「台灣之子」之名取得二○○○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政權的陳水扁政府，在李遠哲等人「向上提升」期許下，在民主進步的政黨圖騰下，結果令人錯愕地帶來台灣整體社會的沉淪，其失望之情緒已經不只是曾國藩所稱的「一家哭」的個別現象，而是彙集成一種「一路哭」的集體問題，成為一個值得診斷以及治療的社會議題。

然則如何正確診斷病狀、病因，才能收到對症下藥的宏效，否則治絲益棼，等到病入膏肓則將無以為救。

民進黨政府治理台灣出了問題，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從二○○三年一月初的「執政興革座談會」的結果看來，陳水扁政府似乎認為執政困境是因為忽略就業、招商、振興觀光、教育、黑金等問題，從而提出強化決策機制做為「拚經濟」的解藥。其然乎？豈其然乎！

對此，石之瑜的《墮落與瘋狂：民進黨的黨國文化》直指當前台灣整體社會向下沉淪的病因，就是挾本土之名打著民主改革口號取得政權的民進黨政府，當政後並沒有脫離英國政治學者阿克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歷史規律，用「台灣」做為文化霸權的符號，沖決憲政為統治者設立的權力網羅，試圖透過文化詮釋權，將民進黨政府由少數政府蛻變為無節制的絕對政府。

石之瑜首先拿起自由主義來維護市民社會，批判民進黨統治權擴張，民間遭到政府封鎖禁錮，在自由主義邏輯下，當然推論出國家機器必須受到國民契約亦即憲法的制約，而任何其他的言說只能臣屬、附從於憲政的規約。

石之瑜也指出民進黨文宣工具常常為了政治目的讓自己前後矛盾，他舉例說，民進黨婦女部面對小林善紀《台灣論》慰安婦自願論時，喪失女性主義顛覆公私領域兩分的立場，結果「使色情變成一種言論自由，……使性騷擾變成是民事問題」（頁一○～一一）。然而，這終究只是一種理論論述的矛盾，而新政權藉由「愛台灣」符號形成的「新革命民權」論述，試圖超越憲政主義、壓制民間自由的作為，則是具有根本性的。

用立憲主義批判民進黨政府對於民主憲政的損害，從而對人民自由的危害，是石之瑜本書的核心。他首先解構「愛台灣」這個政治正確的文化霸權的問題，指出「愛台灣運動」使得許多不愛台灣的人被迫產生逆反心理，使得許多不願口頭表述的人被迫自我異化，尤其是民主憲政的「容忍異見」的基石受到損毀。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將「愛台灣」這個「實質正義」，當成超越憲政「程序正義」的最高原則（頁八一～八八）。於是，如同石之瑜論述的，新政府因為擔心大陸傳播對台灣民眾影響，停播大陸中央台，剝奪了人民的新聞言論自由（頁九五）；從核四釋憲以來發展剝奪立法權的「行政否決制度」（頁一○九～一一二）開啟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對抗格局造成政策空轉；在總統府下設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司法、監察院體制組織爭權（頁一一六）；更有甚者，陳總統不能安守憲法總統職權，以拚外交、拚經濟為務，不能任命獲得國會多數支持的人擔任行政院長，通暢治理的任督二脈，即使任命了自己班底的人也要事事插手，使得行政部門不敢有主動規劃，只能事事被動等待指示，陷入一人決策壓力之中，結果是政策空轉、人心浮動（頁一三一～一三二）。掌握「愛台灣」詮釋權的黨國高層，可以任意依據他們認為的「實質正義」必要性，隨意突破憲政既有的程序，使得沒有一方勢力可以掌握全部權力的台灣政局，無法形成民主憲政下的有序合作治理，成為權謀用盡、瘋狂互鬥的叢林格局，而以規則以及民間自主性為特徵的「文明社會」與台灣社會漸行漸遠，終致墮落與退化。

石之瑜接著轉向另一個問題，他強調民進黨政府的墮落，不必然代表泛藍能夠自動在政黨輪替中取代民進黨而執政。他首先揭露泛藍缺乏一個共通的理念，指出泛藍唯有成為理念的結合，才能對厭倦李前總統本土主義的多數人產生號召力（頁一四五～一四七）。他提出的途徑有二：一是，國民黨高層宣告退出二○○四總統大選，徹底民間化，揭舉總理遺囑、勵行三民主義，成立中華民社，推動兩岸民間全面交往，推行社民健保、社民自主社團（頁一四八～一四九），簡言之，成為重建公民社會的中間力量，採行類似「短空長多」之長期戰略。第二，策略上追求讓國民黨本土派不反對、親民黨不委屈、省籍意識強的本省人不排斥、外省人不疏離之國親配，石之瑜提出「連張配、宋組閣」的創見（頁一五○～一五一）。

石之瑜更強調泛藍提出政策願景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泛藍需要就幾個議題提出理念。首先，針對陳總統不尊重憲法的亂象，宣示泛藍陣營若是總統大選勝利，總統當選人恪遵憲法職權分際，嚴守黨政分離原則；其次，明確國家定位，提出《中華民國前途決議文》，告訴選民中華民國的希望在哪裡，兩岸不應該對抗的理由，說明為什麼兩岸不是一邊一國，要讓選民知道國民黨抗日是讓台灣脫離殖民地的關鍵，國民黨如何代表台灣人民最大的福祉，如何代表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讓民進黨知道，海峽兩岸都是同胞，台灣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為全體中國人保留了額外的可能性。通過決議文讓百姓看到政策與國家願景的政黨差異，從而在各項選舉中以政黨為判斷標準（頁一六二～一六四）。石之瑜更指出國民黨奮鬥的目標，是要在兩岸關係上與逐漸掌握台灣民心的中國共產黨爭奪台灣的民心（頁一六五）。

石之瑜指出，陳總統的統合論並非真的思考統一，而是藉由統合議題來迴避一中。對民間而言是本末倒置。石之瑜認為在兩岸都沒有統一急迫感的此時，恰當的做法應該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重申國統會關於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決議，從而穩住兩岸關係，與北京展開三通談判，北京也承諾不再強迫台北進行統一談判，使民間兩岸交流正常化。兩岸民間交流熱絡，可以討論台北國際空間問題，人民通婚，商業大幅往來，學生互相註冊，台灣沒有訴求獨立情況下，防獨促統都失去必要性，北京也不再以台北拖延談判做為文攻武嚇的理由（頁一七○～一七一）。解放軍攻台的理由也喪失，國家安全的危機也沒有出現的背景（頁二二○）。

然而，陳總統不此之圖，從不承認兩岸間有什麼基礎，不時還挑釁對岸的鷹派，利用美國不樂見兩岸復合的對華政策，實行「國內危機外部化」方式，藉由激化中共對台惡言以及威脅，從而團結台灣本土力量，壓制在野力量（頁一八二）。對於民間從利益出發自主發展出來的兩岸民間交流，不但不站在台灣人民利益立場做其靠山，從而還從派系利益角度加以限制，限制中資來台，縮減大陸記者來台員額，民間代售大陸圖書遭到新聞局干涉，從而在兩岸爭奪台灣民心的戰役中「兵敗如山倒」。

書中石之瑜提出許多有趣的論點或創見值得一提。

關於台灣兩岸政策主流何在，石之瑜打破台灣傳統對於中間多數選民是選擇不極端台獨、統一的「不統不獨」觀點，他引述前瞻基金會民調資料，即台灣民眾百分之七十以上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些人之中同時認為是台灣人的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頁一七六），從而提出多數人心中是「統一加獨立」，多數選民是既想維持獨立地位，又不捨割捨統一，在這樣多數民意心態下，他們討厭統派因為統派藐視獨立，討厭獨派因為獨派藐視統一（頁三四～三五）。石之瑜認為，只有這樣的詮釋才能解釋何以陳水扁當選以及美國對台灣安全保障後，台灣人反而對西進趨之若鶩。而此種主體性的結果是，當統派勢力變大，人民就趨獨，當獨派力量變大，人民反而趨統（頁三六）。

用女性主義分析兩岸關係也是石之瑜的有趣論點。李安妮用女性研究角度看三通，認為大陸與台灣談三通，就像男人逼女人做小老婆。但是石之瑜細緻的指出，李安妮論點若要成立，必須以台灣人之中沒有想要三通為前提，但是當台灣人之中有相當多數希望三通時，台北當局就成為一個顧不了家的男人，當女人試婚想改嫁之時，這位先生受不了，故意製造恐怖氣氛，攻擊新歡是逼婚，想把妻子的主體性永久壟斷（頁四○～四二）。

但是，在欣賞讚歎石之瑜的創意之際，對於他的若干論點，個人也有不解與請益之處。

首先，石之瑜文中討論林毅夫事件中的軍方態度時，指責過去一位軍方首長對台獨的態度是「軍方只問憲法，不管政治」，並且揶揄的論到「如果憲法是中華民國你要保護，是台灣共和國你也要保護，那如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想必你也保護囉？」（頁一六）但是同樣的石之瑜也在書中的另一處指出，「愛台灣這種正義凜然的模樣，已經形成對自由主義至高的程序正義法則造成危害。」（頁八八），作者也感慨「歷史的反革命罪竟在台灣復甦」（頁九○）。如果「愛台灣」做為「實質正義」的標準，在自由主義論述中不能危害超越程序正義原則，則中華民國的名稱形式又如何能夠超越經由正常修憲程序正義帶來的名稱變革以及政體更迭？依照此一原則推論，軍方將領表達對於憲法優越於政治的態度，至少做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不能反對的。

其次，石之瑜在為泛藍未來指引兩條路中，第一條強調要國民黨高層宣告退出二○○四總統大選，徹底民間化，成立中華民社，換句話說成為台灣甚至是兩岸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先鋒黨，然而他又在第二條途徑中指引二○○四年最佳的泛藍總統候選人是各種泛藍政治勢力接受的「連張配、宋組閣」。前者與後者是否必然磨合？如果徹底民間化則又何有「連張配、宋組閣」？反過來說，如果「連張配、宋組閣」則又如何確保此一組合是徹底的台灣甚至是兩岸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先鋒黨？有什麼機制做此保證？

泛藍陣營的朋友常常發現，無論從憲政法理、國際環境因素分析，似乎道理應該站在泛藍的一方，可是在泛綠陣營取得文化霸權，建構「愛台灣」成為政治正確的霸權後，泛藍陣營的理論家噤若寒蟬，只能隨著泛綠的論述起舞，對於「愛台灣」、「台灣優先」、「本土優先」這些論述若不是隨之演繹，就是辯論無力。石之瑜從憲政主義、自由主義的論述，有力的解構這些新文化霸權。

但是，如果統派將石之瑜當成是一個「統派理論大師」（相對於書序中有泛綠陣營學者期望有一天他成為獨派的理論大師）或是泛藍的理論大將，恐怕卻是對於石之瑜的錯誤解讀。我從石之瑜書中感覺到，縱貫全書最重要的核心議題，不是統或獨的實質正義，而是做為一個獨立知識份子，善盡一個批判國家當政者假借任何論述超越客觀憲政權威，並嚴厲揭露因此形成的權力異化、治理能力退化、社會功能萎縮的弊端。像這樣的人，他扮演的角色是市民社會的代言人、發聲者，而不是泛藍的自然盟友，也不是統派的當然成員。石之瑜在自序中更是坦白承認，「在反對民進黨政府的統一戰線中，固然北京當局與泛藍勢力都有可能搶搭便車，但這不代表書中的論述不能回身拿來對付一個是中華世界的特大統治集團，一個是過氣的統治階層」。教授未來學的我自然推想到，當民進黨這個今天的敵人再度淪為在野時，如果新政權當政是憑藉著權謀而非紮實植根於公民社會，恪守憲政主義，那麼，想當然爾，泛藍新政權又可以期待一個新批判者石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