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關係vs.中日外交,究竟誰是贏家?(上)

李中邦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由於纏結著歷史恩怨和地緣政治的鬥爭,長久以來,台灣、日本、中國大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即是東亞國際政治最詭譎、敏感的部分。加之,這又牽扯著各方國內政治勢力的消長,因此,台上、台下的角力拉鋸不曾止歇。通常,中日外交處於正面、積極的話,台日關係即會呈現負面、蟄伏;反之,中日外交惡化,台日關係就會有好轉的契機。

二次大戰後,基本上在美國防堵共產主義的策略下,日本得美國的援助迅速躍升為亞洲所向披靡的「經濟大國」。從七○年代中期起,日本即成為參加「七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G7)」唯一的亞洲國家,一九七九年被美國學者Ezra F. Vogel歌頌Japan as Number One,八○年代末、九○年代初,「亞洲雁行論」(日本是帶頭的大雁,引領著四小龍及東南亞經濟繁榮)盛行,歐美國家又促請日本派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PKO),其國內甚至出現像石原慎太郎那樣要對美國說「NO」、分庭抗禮的聲音,一時間日本在國際間的地位似乎達到了歷來的巔峰。

然而,正當日本要由「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乃至「軍事大國」之際,半途卻遇到阻礙──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宣佈進行「改革、開放」以降經濟漸入佳境的中國大陸。九○ 年代起,日本泡沫經濟開始崩潰,連續十餘年經濟低迷,「雁行論」成了歷史名詞,尤其是近幾年,日本欲振乏力,而中國大陸在全球不景氣的情況下仍能一枝獨秀、快速成長,更對比出兩者不同的氣勢。

現在,日本不僅「政治大國」夢碎,連亞洲經濟龍頭的優勢亦飽受來自中國的融蝕,日本燃起危機感、國會裡復有「親台派」議員(大陸稱他們是「台灣幫」)搖旗吶喊,於是斷交之後就遭冷落、卻從來不吝於向日本示好的台灣備受青睞,特別是台灣這些年由反中意識強烈的領導人或政黨執政,正中日本下懷,於是經由雙方熱中人士的經營,台日關係便在官方外交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

二○○二年五月,日本民主黨幹事長菅直人(現已是相當於黨魁的「民主黨代表」),在上海召開的研討會上語驚四座的說:「中國應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他的發言可說從根本顛覆了一九七二年以來台、日、中關係的架構。姑且不論其意圖為何,單就一位稍具實力的政治人物敢這樣公開倡言來看,即足以顯示日本國內政治生態蛻變,台日、中日關係似乎有些變動了。

如果說中日外交是在「幕前」進行的話,台日關係就是在「幕後」運作。而夾在中間的日本就好比那張「幕」,區隔了前、後,也同時分別接觸著前、後,挾制著前、後,依本身利益收放;「幕前」的表演固然名正言順、攤在眾人面前,但「幕後」的戲碼因為它的隱密性,說不定有更熱絡、更親密的演出。

然而,國際政治是很現實的,台日密切接近,台灣究竟能有什麼突破、收穫?日本「親台派」真的幫得上忙?他們的出發點為何?需要什麼回饋?中國大陸會如何回應?這些都是應該仔細審視過去的軌跡和近期的互動來權衡其利弊得失的。

一、陳水扁政府如何全力拓寬對日管道

為了抗拒中國大陸,台灣一直以美國和日本為對外關係所仰賴的兩大支柱。

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之後,彼此就像「似近而遠」的鄰居,儘管經濟、文化等民間交流加深,但政府間的交流受到嚴格限制。二○○○年的總統選舉,陳水扁當選,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對內政、外交及兩岸關係均帶來不小的衝擊,台日關係也不例外,日方很在意「李登輝路線」能不能延續,派了許多議員、媒體來台觀察、打聽。

對台灣來說,很僥倖的是,半年多後的美國總統大選,由從競選時即連連發表對台灣友好的言論,主張對中國強硬的(小)布希當選,使得台美關係充滿樂觀。

穩固了美國這邊,自○一年春天開始,政府高層即擺出重視日本的姿態,一口氣新組織了好幾個對日工作的團體。首先是在總統府內設置「對日工作專案小組」,外交部長、經濟部長、農委會主委、僑委會主委皆是主要成員,企圖將原先各部門間聯繫欠佳的力量及管道統合起來,而負責領導這項工作的,正是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他是陳水扁最倚重的親信,○一年五月,甫擔任該職即以觀光名義走訪了日本一趟。

由於游錫堃以前跟外交並無淵源,因此由那時還是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葉國興來輔佐他。葉國興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也留學美國,返國後在張榮發基金會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工作過,雖非民進黨黨員,但台灣意識非常強。

○二年二月內閣改組,游錫堃被拔擢為行政院長,葉國興則晉陞為新聞局長,葉至今仍是對日關係的關鍵人物。外交部長也有變化,被認為對日工作不夠積極的田弘茂遭撤換,由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取代。簡先前在總統府裡,深知陳總統的意向,馬上在外交部內成立「有關日本問題諮詢委員會」,而且也設一個「對日工作小組」,配合總統府重視日本的政策。

執政的民進黨也加以呼應,努力強化對日關係與遊說活動,而於○一年八月十五日組織了跟日本國會議員交流的窗口「台日友好協會」〔注一〕,會長是當時的黨主席、現任高雄市長的謝長廷,他留學過京都大學,得到法學碩士學位。幾乎在同一時間,以立法委員林重謨為中心的「台日國會議員友好聯盟」也成立了。超黨派的「立法院台日交流聯誼會」則重新改組,○二年四月,該會會長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率團赴日訪問,會見了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和前首相森喜朗。

民間也出動了,台泥董事長辜振甫組織「台日交流聯誼會」,於○一年十二月在台北舉辦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會長今井敬(當時)的演講會。其實這也是「專案小組」主導的,為的是要縱貫銜接各世代,並橫跨外交、經濟、文化各領域,將所有的對日相關人員聚合起來〔注二〕

二、一個接一個討好日本的動作

○二年三月,外交部長簡又新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上指出未來對日工作的五項重點:一. 推動高層互訪,特別是與年輕政治人物的交流;二、強化與日本政治人物的接觸,提升政府間的交流;三、喚起台灣海峽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四、檢討台日自由貿易協定(FTA),促進經濟貿易關係;五、爭取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推動國際合作關係。

就一個執政黨有「台獨黨綱」,近年又在水面下盡力推動「去中國化」的政府來說,台灣這些佈置的真正意圖,無非就是在想辦法抗拒經濟、軍事持續壯大的中國,而意欲跟日本連結在一起。

這幾年,台灣民間對大陸的的投資、貿易急遽增加,經濟越來越依賴大陸,IT(資訊技術)產業也快速移轉到對岸,使得台灣當權者益發沒有安全感。因此,陳總統在○二年五月十八日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會說「為了避免過度依賴中國,日本、美國、新加坡、台灣等亞太地區應該商討締結FTA(自由貿易協定)。……亞洲太平洋的安定與台灣海峽的和平要藉由FTA來確保」。

在安全保障方面,駐日代表羅福全五月二十日接受JAPAN TIMES採訪時說,「堅強的美日同盟是使亞洲安全獲得穩定的主要因素,日本、美國、台灣共同的利益是一致的」,很技巧地在「言詞上」將台灣送進「美日安保體制」內。

陳水扁政府上台之初,還曾在日本遷就中國或達不到目的的時候(陳水扁試探訪日、李登輝赴日就醫兩事),譏諷日方「懦弱」,後來也慢慢修正為要「理解日本的立場,加強實務關係」〔注三〕,越來越懂得「體貼」日本了。

○一年八月十三日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台灣外交部的聲明尚說:「傷害了周邊國家的感情」。○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小泉又去參拜,中、韓及東南亞國家皆立刻嚴辭反彈,唯獨台灣替日本說話,強調「歷史雖不可遺忘,但更要以寬容的精神、前瞻的視野面對未來」,全文沒有一句批判,反而是「肯定日本戰後走向民主和平的道路。……當前日本正在促進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方向上扮演重要角色」云云。

據消息指出,力主加進「寬容的精神」字句的,就是「專案小組」成員葉國興。然而,日後羅福全在立法院透露,台灣外交部表示「寬容」的反應,日本政府沒有感謝、也沒有高興〔注四〕

接下來,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沖繩時報》八月二十四日刊出的專訪表示:「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十月二十日他在群策會舉辦的研討會上,又做了同樣的發言,並大罵對此批評過他的人是「看到鬼,沒有搞清楚,亂講話」。「保全領土」是日本外交官所背負最要緊的義務之一,李登輝以卸任總統之尊,竟超出台灣政府的立場,越俎代庖地護衛日本的領土主張,台灣社會固然一片嘩然,而日本媒體只覺得那是李登輝討好小泉政權〔注五〕,換取赴日簽證的「口惠」而已。

○三年一月十四日,小泉以首相身份第三度參拜靖國神社,台灣照例與眾不同〔注六〕,僅由外交部以跟上次雷同的語氣,發了一篇輕描淡寫又很簡短的新聞稿。

三、東京Taiwan lobby的真面目

由於台日間政府官員的交流受到限制,日本方面遂多用國會議員的活動來做某程度的彌補,而其參眾兩院裡面確實有勢力極多的Taiwan lobby(台灣遊說團),專門替台灣說話、四處打點。

○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中國大陸與日本恢復邦交三十週年紀念,從四月起,經過整個夏天到九月底,一連串的慶祝活動,雙方照章辦事,行禮如儀,台日關係自然是暫時歇息。不過,之後即告一段落,漸漸地輪到Taiwan lobby上場。

台灣「中華民國」十月十日的「雙十節」,在東京大倉旅館舉行盛大的宴會,日本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和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親自到場致辭,這是首次有現任閣員出席發表祝詞,顯示Taiwan lobby在永田町(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總部所在地)的勢力正持續擴大。

日本國會有好幾個親台灣的團體,像:小林興起組織的「自民黨‧日台友好議員聯盟」(自民黨二十八位議員;台灣以民進黨為主,跨黨派四十四位立委);中川昭一發起的「二十一世紀委員會」;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也捲土重來,成立「日台友好懇談會」,會員超過五十人,重量級成員有幹事長中野寬成、民進黨在野時即與之結交不少人脈的前企劃委員長仙谷由人。

但是,提到「親台派」,執牛耳的還是現今以自民黨為骨幹而跨黨派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這是一九七三年三月成立以來就一直跟國民黨緊緊密合的團體(原本全都是自民黨議員,九七年二月改組成跨黨派)。然而,二○○○年三月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日華議員懇談會」見風轉舵,馬上轉向民進黨,○一年十二月立委選舉,民進黨成了立法院第一大黨後,動作尤大,兩方都是執政黨、第一大黨,「門當戶對」,自然都希望擴大交流。該會會長是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頭頭、前通產大臣山中貞則〔注七〕,現任內閣大員、自民黨高幹許多都是該會的成員(有的還是會裡的幹部),譬如: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幹事)、副官房長官安倍晉三、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副會長)、外務副大臣茂木敏充、政務調查會長麻生太郎、國會對策委員長中川秀直、前述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副會長)等等〔注八〕。耐人尋味的是,此一號稱人數超過三百名的國會團體,跟一般的議員聯盟不同,它帶有「封閉性」、「密室性」,除了少數幹部或旗幟鮮明的成員外,其名單是絕對不公開的「極機密」。怎麼會這樣呢?原來其中很多人也是「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人數同樣超過三百)的成員,換句話說,這些甚受台灣信賴的國會議員,是一個人同時扮演著「親台派」和「親中派」兩個腳色〔注九〕,八面玲瓏(民主黨的「日台友好懇談會」也有類似情形)。因此,名單當然不能曝光,否則非但享受不到腳踏兩條船的「樂趣」,搞不好還會兩邊都得罪。至於他們葫蘆裡賣什麼藥,恐怕要從其「業績」、政治意識或台、中餵食的「餌」去研判!

四、以實例探討銀彈的供應與使用模式

坦白說,lobby(遊說)活動的關鍵是財力,單靠人脈不見得能奏效。這一點Taiwan lobby頗為自豪,他們資金龐大的程度,連成份較純的「親中派」都不甚甘心的感歎:「北京若不再多撒點錢,根本不是台灣的對手」〔注一○〕。而台灣在這方面一向跟購買外國武器一樣,很慷慨──雖然台灣近幾年經濟非常不景氣、失業率迭創新高、學生繳不起營養午餐費、農民生存艱困「三斤稻穀換不到一包香煙,三斤木瓜買不到一份晚報」……。

台灣「金錢外交」的本事早就聞名國際,而日本是法治國家,一九九三年還制定了嚴格的「政治資金規正法」(政黨等政治團體有每年提出政治資金收入、支出等總額與內容的報告義務),所以台灣活動Taiwan lobby的工作,做得尤其細膩又乾淨、俐落。歸納過去的一些「傑作」,大體上有下列幾種模式。

其一,跟台灣有貿易關係的日本企業剛好是某位國會議員的資金贊助者,則該議員為了資金和選票很可能就會成為「親台派」,因為贊助企業會敦促議員來台訪問,而台灣方面也會趁機透過此一管道左右日本政界。同理,親台議員也可以反過來促成他的贊助企業和台灣貿易,使攪在裡面的企業、台灣和議員本身都各蒙所需的利益。

長久以來台灣與各國貿易大都是出超,賺進不少外匯,唯獨對日本是入超,特別是自一九九三年以後動輒就是一百三十億美元以上的鉅額赤字〔注一一〕,二○○○年一度高達二百一十九億一千萬美元,卻很少聽到台灣政府、媒體吭聲。深入探究,這是因為日本企業把台灣當成加工廠,像汽車、家電之類在台灣生產,但「心臟部位」的關鍵零組件必須從日本進口。日本企業遂大賺其錢,它們跟台灣「你幫我、我助你」的關係,正映照出台日間的政治聯繫。這可以說是「精心設計獨讓日本獲利的高招」,也是台灣對日工作的奧妙之處── 無數台日企業管道,在合法外衣的掩護下,將錢自自然然流到Taiwan lobby手中。

其二,給予大型建設或到日本進行投資,讓對方先獲得巨額、長期的利益,以便在日本政界、財界、官界孕育「親台派」,之後再伺機要求回報,通常這是台灣有特殊政治目的或戰略時所用的方式。最典型的兩個例子,就是國民黨的計畫投資沖繩(琉球)和台灣高速鐵路外國合作對像案。

沖繩是日本領土中,離本土最遠、駐紮美軍最多、經濟最貧弱、埋伏著獨立問題而最接近台灣的地方。但由台灣的角度來看,沖繩的戰略地位重要極了──不單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連擴張解釋的「美日安保條約」均可讓駐沖繩美軍發揮牽制中國大陸的作用。可是,沖繩居民普遍反美、反美軍基地的訴求,令台灣高層甚感「威脅」,遂謀劃一石二鳥的策略,一方面去投資化解當地低迷的經濟,一方面藉此拉住當地的美軍。

一九九七年三月,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率領旗下二十七位經營事業機構的負責人前往沖繩八重山進行投資考察,擬在當地花十億美元,設立能享有低法人稅和免簽證優惠的自由貿易區。當然,這是需要先說動日本政府的,台北的意思很快傳達給在東京的Taiwan lobby,擔任穿針引線的就是前面提過的山中貞則(「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兼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沖繩對策小委員會會長),強力向自民黨、日本政府運作。在內閣中指揮調度的則是 Taiwan lobby的「盟主」、也是李登輝最信賴的?山靜六。

其實,沖繩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很單純的,當時該縣知事(縣長)大田昌秀等的「蓬萊經濟圈構想」,純就經濟面來考量,不僅台灣,還希望納入中國大陸的福建省。可是關於這個問題,李登輝面對九十七年二月來台訪問的前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武村正義嚴辭表示「不要福建省」〔注一二〕

說穿了,李登輝盤算的就是「台灣獨立」,若台海發生戰端,駐沖繩的美國陸海空三軍能防衛台灣。投資沖繩,經濟是虛,軍事是實。惟這個計畫案因法人稅過高和台灣顧慮沖繩會扯下台灣經濟,以及日方有整個沖繩抑或部分地區(那霸)做自由貿易區的爭議而作罷。

高鐵是台灣這些年持續在進行數一數二的大型經濟建設項目,從一開始就風波不斷,但最匪夷所思的一次是:當初九七年底台灣高鐵聯盟與歐洲高鐵聯盟(以法商、德商為主)為合作夥伴,聯手打敗中華高鐵聯盟(代表人為劉泰英,其國外合作對象是日本新幹線系統),取得優先議約權,可是,三年後台灣高鐵將最重要的機電系統工程重新開放招標,結果竟捨棄先前約好的歐洲高鐵聯盟,改由日本新幹線得標。

這麼大的轉折,以台灣的政商環境,沒有政治力介入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事實上,早在第一回合交手之前,時值日本企業競標三峽大壩發電工程挫敗,中日關係冷淡,於是國民黨黨營事業部決定加入,東京的Taiwan lobby逮住這好機會大肆活動,通產省(當時)官員、產業界、永田町都捲進來一塊兒運作。沒想到台灣高鐵以「政府零出資」的優厚條件搶得先機。不過沒關係,既然政府最高階層「屬意」日方,則台灣是哪個集團包下不要緊,重要的是好處一定得做給日本〔注一三〕,因而才會有後來的大翻轉。報載的另一說是,那時的李登輝總統對法國將拉法葉艦的機密交給大陸極為光火,便拿高鐵作報復。

其三,變相的政治捐款或提供酬謝性質的資助。為了避開「政治資金規正法」,不要給Taiwan lobby(包括他們的秘書等相關辦事人員)或「台灣友人」造成困擾,台灣支付的捐款、資助都不是直接的,而是迂迴的,譬如:由駐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大量購買議員所辦募款餐會的餐券;透過在日本活動的台資企業(華僑,但現政府較愛稱「台僑」)提供政治獻金和來台的「招待」,而且台灣方面很善體人意,不索取收據,不留下證據。這一手也是日方人員覺得「最有魅力之處」。

台灣用錢運作的花樣真是多多,○二年三月本地雜誌、報紙和香港媒體披露國安局(體制外)三十五億元的秘帳,自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接手,洋洋灑灑一長串「╳╳專案基金」、「╳╳專案」、「╳╳墊款」、「╳╳小組」、……都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日本替台灣出力的從前首相到自民黨極右派、大學教授、退役軍情首長(統合幕僚長、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公安調查廳及警視廳部長),一一榜上有名,其中一件名目較具「特色」的是,台灣曾經提供十萬美元「助學金」,給日本前防衛廳事務次官秋山昌廣前往美國進修兩年。來龍去脈是這樣子的:日本被稱作Taiwan lobby的「親台派」國會議員大都沿襲戰前的思想觀念,認為「台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因此,從李登輝時代,「台海危機」就常被用來作為台灣攀附美日安保體制的施力點。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去康乃爾大學演講之後,及九六年三月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期間,大陸軍方都在台灣附近海域實施飛彈演習,李登輝便和日本的「親台派」通力合作,在國際輿論上成功凸顯「中國威脅論」〔注一四〕。此危機剛過的九六年四月十七日,美國柯林頓總統訪日,與橋本首相發表「安保共同宣言」,宣示冷戰後兩國同盟的新目的是要「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兩國也從這時候開始商議安保防衛新指導方針,而其中最大的爭議焦點就是:日本周邊有事的範圍是否包含台灣海峽。此議題引起中國與日本不小的摩擦,中國堅決反對。

日本政界也分成兩派,自九六年一路吵到九七年,屬「親中派」的自民黨幹事長加籐紘一呼應北京,主張「不包括台灣」,而且周邊有事的地理界線要說清楚;軍人出身的右翼官房長官?山靜六則駁斥加籐的說法,認為地理概念愈模糊對日本愈有利。李登輝私下也表示,「日本不要說清楚較好」。後來,日本政府內部達成共識:「周邊有事的判斷,不是以地理概念,而是以事態發生的性質」,才平息兩方的論戰。

不過,當時日本防衛廳的事務次官秋山昌廣對此事亦有主導權。九八年五月,外務省北美局長高野紀元在國會做證時提到,「日本對美軍的支援活動,不會超過遠東及其周邊」。那時,美國對遠東的定義是菲律賓以北,包括台海以及朝鮮半島在內的區域;據瞭解,這說法即來自防衛廳,秋山是做此決策的人物之一。九九年五月,與美日安保新防衛指導方針相關的三法「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美日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日本國會順利通過立法,由於未具體確立地理範圍,等於是含混地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的保護圈內,秋山昌廣所率領的防衛廳意見大獲全勝,台灣遂將秋山當作「真正的友人」〔注一五〕。他不是國會裡的 lobby,而是握有實權的「親台派」。

五、日本藉外務系統出紕漏拆散親中派

從二○○○年一月爆發一連串不當使用機密費事件開始,日本外務系統連連出狀況,譬如:眾議院議員鈴木宗男在國會與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衝突、鈴木宗男不當干涉外交事務、田中真紀子遭小泉首相解除外務大臣職務(○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北韓人逃入日本駐中國瀋陽總領事館事件(○二年五月八日)等,在國內皆備受批評而被迫改革,不過,這次外務省的諸多改革中,「中國政策」乃至與其相關的人事制度卻是潛藏在深處的一大重點。現任外務大臣川口順子於○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召開記者會,公佈外務省改革案「行動計畫」的內容裡面看不出有什麼針對性,但是,日本小泉首相甚倚重、也極受台灣前任和現任總統歡迎的外交評論家岡崎久彥,在接受訪問時卻明白透露出外務省此番改革的目的。

岡崎一九九四九四年九月下旬即曾來台,在外交部發表過演講,就島內的政治情勢,不著痕跡地「指導」台灣外交官試著思考朝「台灣獨立」的方向發展。此後他就三不五時來台北「施教」。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岡崎又應台灣智庫〔注一六〕邀請,來台參加「美日台三邊戰略對話」,他在演講會上指出,美國不應一再重申空洞的「一個中國」政策,也不該再說「不支持台灣獨立」。美、中兩國應盡早跳出「一個中國」的文字遊戲,構想替代性的政策,因為即使美、中雙方都堅持維持台海現狀,但現狀是難以維持長久的,一旦台灣民意改變,由宣稱要獨立的政黨贏得選舉並執政,美國民意與國會豈能坐視不管?屆時美、中將難以轉圜而走向衝突,甚至戰爭。他還強調:「中國應在問題惡化之前,及時思考如何和平及永久地解決台灣分離的問題」〔注一七〕。可見岡崎對台灣政府、民意的走向獨立和美國的出兵相挺有很高的期待,只是不知道他是就台灣人民的利益,還是日本的利益做此主張,他也沒說屆時日本應該扮演什麼腳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