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與其它遊戲規則

繼阿富汗之後，現在又輪到伊拉克了。說不定下一個便是敘利亞。這是一個朝向完全受到控制的世界。在以往歷史中，已曾經有過不少強權，企圖完全控制這個世界。有一些甚至幾乎達到了目的或一部分目的；不論它維持了多少時間。

現在美國也輪到承擔這個「歷史任務」。不過，這個似乎已被完全控制了的世界之內，存在著許多矛盾，而且很多是難以「矛盾統一」的。

正如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兼文學家包迪雅Jean Baudrillard在去歲年底即已提出了他的有關《恐怖主義及其它遊戲規則》的論據。那是很有份量的文章，刊於巴黎《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不亞於亨亭頓的《文化衝突論》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從包迪雅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看到，第廿一世紀將是一個恐怖主義的世紀。然而這個恐怖主義不將僅從伊斯蘭基本教義出發，而也孕育在西方世界自己的社會中，這一點不可忽視。

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全球化的強制性？除了西方文化之外，所有其它文化是否都可以用各種方式逃脫不同的文化交換命運？是否有的已經成功地脫逃了？其間，其危險的門檻又在何處？是否起初是普遍性的，即自願的，以後又發展為全球性的，即強制性的？

因為普遍性是一種理想，但它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之際，便進行了理想的自殺。由於所謂人道已成為唯一的主管者，而自認可以自決的人類即已取代了已經死亡了的上帝之地位。所謂人道成了唯一的統治者，但它又沒有終極目標。而且，由於它沒有敵人，它就必須在其自己的內部進行更新，同時又拋棄所有「人道的東西」。

所以全球性的「人道暴力」也是一種制度，它對任何形式的否定態度或各種獨特性，都要進行壓制與迫害，包括獨特性的極端形式（即死亡）在內。這種社會暴力甚至潛在性地也企圖禁止衝突與死亡。它在某種形式上也使暴力本身宣告終結，並且努力企圖建立一個完全脫離自然法則的世界。而自然法則本應包括矛盾與衝突在內，例如肉體的、性別的、誕生與死亡等。

其實人們大可少談暴力，而多提病毒。因為這種暴力本身就是病毒，可以傳染散播，並以連鎖方式進行活動。它逐漸消滅我們所有的免疫及反抗能力。

但是，至今事件尚未決定。全球化並不是一開始便勝利的。我們已經看到：正由於這些均勻性與分解性的力量，使到處都出現了異類的、不同的且敵對性的力量。在日益激烈的反全球化的社會力量與政治潮流的背後，都應當看到比復古思想更重要的事物：它是一種針對現代化成就與所謂「進步」的痛苦的修正主義。

它不僅拒絕全球化的技術結構，而也抗拒其基於使各種文化等值的心靈上的結構。例如要全世界都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的肉餅麵包與肯德基炸雞那樣。這種拒絕也會引起暴力的、不正常的，在我們這些所謂已經啟蒙者思想中認為不合理的形式。例如集體的、種族的、宗教的或者語言的形式。但也有個別形式，即錯亂舉止及神經質等。其極端表現，便是引發自殺炸彈的恐怖分子。

如果把這些感情的爆發籠統且簡單地指為民粹主義、復古主義或恐怖主義等等，那將是一種錯誤。目前的所有事件，凡是能引起注目震驚的，都要抽像的普遍性針鋒相對。包括伊斯蘭價值與西方價值之間的對抗。正因為伊斯蘭是其價值最堅決的保衛者，所以它成為第一號敵人。

那麼，誰能夠使這種全球化的制度失敗呢？當然不會是那些反全球化運動，因為其目的只在於減緩那些反調節措施。不管這些反全球化運動的政治效應有多大，其象徵性的效應幾乎等於零。同時，此暴力仍然是一種內部的變動，因制度本身可加以克服，而仍然是事物的主宰。

能使這種制度失敗的，也不是兩者必居其一的肯定的東西，而是各式各樣的獨特性。然而這些獨特性已非肯定性的，亦非否定性的。它們並非兩者必居其一的東西，而是屬於另一種秩序。它已經不服從價值的批判，也不聽從政治的現實原則，已陷入虛無主義。所以它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

因而它也就不能歸納於歷史的整個行動進程中去。它將使每一種占統治地位的一致性思想歸於失敗，然而它自己也並不是一種反一致性的思想，更確切一點來說，它使每一個都有其遊戲以及其自己的遊戲規則。

獨特性並不一定是暴力的，有些是潛藏著的，有如語言、藝術、文化與肢體那樣。有些則真正的是暴力之致，這就包括恐怖主義。如此，則這些獨特性就會向所有的獨特性文化進行報復，後者則以其消失換取世界唯一強權之樹立。目前，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就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有人認為，並不是什麼「文化的衝突」，而是一種無法下定義的普遍性文化與某些仍然存在的獨特性之間的對陣。此種鬥爭具有人類學意義，指那種普遍性文化；而其對手便是仍然堅持保持，而且不能再減弱了的獨特性，不管它是在何種領域之內。

那個世界霸權，它本身也就是像維持並維護其宗教正統那樣的基本教旨主義，它把任何不同或獨特的事物都視為異端。所以在此霸權的眼中，那些獨特性被判決要重返世界普遍性的大懷抱之中，否則它就要遭受滅亡的命運。

現在的所謂「西方」應當被稱為「前西方」，因它已經喪失了其自身的價值。這個「前西方」目前的任務就在於以各種手段企圖把各種不同的文化逼進相等性具有強制性的法則中去。但是，如果一種文化喪失了其本身價值，則它就必須向另外的價值進行報復。

恰好「911事件」給予某強權以最佳時刻，以便取消阿富汗的某種獨特性。在政治與經濟戰略上，要使那個「蠻荒地區」正常化──在強制性執行者眼光中的正常性或正常化。把各地區都逼進一個模式中去。不論從地理上或心理上來看，其目標便是消滅任何一個反抗區域，並將每個「野蠻角落」加以殖民地化或「開化化」。目前在伊拉克所發生的，也沒有例外。

以前的阿富汗，在塔裡班政權下，在該地區中，所有的「民主、自由、開放」，包括音樂、電視甚至婦女的面孔，都被禁止。那是一個與我們所稱的文明完全相反的，在宗教等的口號下所進行的禁制，這在「自由世界」的其它世界，完全是無法忍受的。

所謂「西方」正進行全球化，它很早便有了「一個世界」運動。所以像阿富汗、伊拉克及敘利亞這樣企圖保持其獨特性的伊斯蘭教國家，即使沒有「911事件」作為開場白，美國遲早也是會對它下手的，石油利益僅是其圖景之一。

每一種對峙都必須從其象徵性的責任來看，為了要瞭解為什麼世界其餘地區仇視西方，必須把所有看法倒轉來看。巴迪雅的看法是：這並非有關那些人的仇恨，這些人的所有一切都被搶走了，而搶者並未還給被搶者任何東西；而這是有關那些人的仇恨，這些人獲得了一切，即別人給了他們一切東西，但獲贈者卻不能回報。這不是很矛盾嗎？

因此那種仇恨並不全然由於搶劫與剝削，而是由於屈辱。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就是以屈辱答覆屈辱。對美國這個超強來說，最糟糕的並不是受到攻擊或甚至被毀滅，而是遭到屈辱。因為恐怖分子給了這超強以「贈品」，而這個超強卻無法回報。

這個超強至今的所有報復，都只是心理報復機制，而其失敗都仍在象徵性的OK平面上。戰爭可以是對侵略的答覆，但卻不是對挑戰的回應。對挑戰的回答只有用也給挑戰者以屈辱的辦法。（當然並非通過將嫌疑犯關進關塔納模集中營，並且用對待狗的方法加以虐待的方式。）

所有統治者的統治都是在沒有回報的情況下發生的；因為正是這個片面的賜與表示了權力的偉大。同時，「好人之國」，「好人」的暴力，正顯示在對方無法回報的贈饋。也就是說，這個「好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也可以說，他是個奴隸主，讓奴隸以勞動換取生命而苟延殘喘下去。如果奴隸要回報，也只能是起義或死亡。

因此上帝給予人以空間，此人即是犧牲品，在傳統的秩序中一直是有可能的，多少進行犧牲品的回報，不論是給予上帝、大自然或任何握有權柄者。只有這樣，方能使事物之間達到平衡。今天西方的人已經找到可以回報的對象，以便至少象徵性地贖罪或還債。根據包迪雅的看法，這便是西方文化的厄運。

這並不是說，西方人沒有這種禮物，而是因為沒有相反的禮物或祭品。這是由於所有獻祭的道路均已閉塞了，或者是中立化或非尖銳化了。剩下的，只是獻祭品或犧牲品的諷刺與幽默的結果。這在歌劇中經常有所表現的，目前在所有的獻祭中都有這種「戲劇」。

恐怖主義乃是基於被屈辱的與被侮辱的人們的失望，但也基於全球化中享有特權的特種國家，也就是美國的失望。它已經擁有一切，所以也就有了無形的失望。而恐怖主義是無形的，美國就必須不斷尋找可以「回報」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