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關係vs.中日外交,究竟誰是贏家?(下)

李中邦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而關於這次外務省的改革,岡崎說:主要就是在「中國政策」。他認為,由日本外交的觀點來看,最重要、最亟待解決的大事便是瀋陽事件和李登輝的簽證問題,日本對中國太過「軟弱」了〔注一八〕,其次才是那些個別的紕漏。外務省裡面,特定語言研修者獨佔某項職位,經常形成「school」(派)的弊端,尤其以「中國語研修者」的「China school(親中派)」為最,他們之中的佼佼者沿著「China school」 ─中國課長─亞洲局長─駐中國大使的路徑升上來是相當「危險」的〔注一九〕。他覺得,要這些專注於中國問題的官員,在李登輝的簽證或類似瀋陽事件的事情上,做出不理會中國反應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將他們打散,與專司別國語言者或別的課長、局長交叉任用。

經過數月的整頓,現在外務省的官員中,出身「China school」者已居劣勢,被大量從本部「外放」出去,像前亞洲.大洋洲局長?田邦彥調為駐新加坡大使、前亞洲局審議官樽井澄夫調為駐科威特大使、前軍備管理.科學審議官(做過中國課長)宮本雄二調為駐緬甸大使、前亞洲.大洋洲審議官佐籐重和調為駐印度公使、前駐中國公使下荒地修二調為駐美國公使等,一個個都調走,離開外務省的決策核心〔注二○〕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外交向來是以「經濟外交」為主流,一直運用得如魚得水、無往不利,並造就了數十年繁榮的經濟。然而近幾年,日本國內基於中國軍事實力日益增強,擴散著「中國威脅論」的意識,對中國強硬的心理遠勝於親近,在意安全的氣氛高漲,因此,「經濟外交」的任務似乎已告一段落,未來要改採以自身安全保障為著眼點的「安保外交」了。

而在抗衡中國方面,最好用且廉價──對某些政壇人士來說,還頗有賺頭的一張王牌,實非台灣牌莫屬,如果台灣有個反中國、追求獨立的政府則效果尤佳。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之後,分別與中國、台灣密切來往的日本政壇、民間著名人士大概可以這麼區分:親中國的較偏向於進步、反省歷史和抱持和平主義;而親台灣的多為右翼、保守、國家主義乃至緬懷軍國主義的人士。現今日本政界右傾氣氛濃厚,親台灣的舉措也隨之暗潮湧動,有的甚至根本不顧忌中國而搬上檯面,這也給了台灣不少遐想。

儘管日本政府口口聲聲說支持「一個中國」,希望兩岸問題能和平解決,但實際上日本比任何國家更戒懼、嚴防台灣與中國接近乃至統一,其政壇廣大的右翼人士,以前即偏好跟台灣的反共(=反中)政權來往,現在更赤裸裸地支持台獨勢力。官方與「親台派」合演面面俱到的兩手策略。

日本本部的風向如此,其駐台機構交流協會也必然會朝此方向努力,現在的台北事務所所長是新上任的內田勝久,但真正負責對台政治操盤的是該所相當精幹、活躍的總務部長垂秀夫,他可以說是交流協會裡的第二號人物〔注二一〕,○二年三月十一日陳總統召見剛來台北履新的內田所長,他即在場作陪。垂秀夫亦經常出席台灣團結聯盟所舉辦的宴會。此地的民間活動,諸如東吳大學舉辦的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金馬影展日本電影周等,他都有參與,接觸面甚廣。

交流協會對台工作的績效和手腕十分出色,既深入又能跟台灣的核心領導階層打成一片。據立委蕭美琴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現在許多政府官員都認為日語很重要而在認真地學習,包括蕭美琴自己在內,她的「同學」、「同好」尚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已宣佈轉任凱達格蘭學院校長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將接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邱義仁及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等,而交流協會皆特別給予協助,安排講師授課,雙方熟絡的程度可想而知。

日本很用心地透過各領域的影響力,使台灣執政當局的意向被誘導、控制得頗符合日本右翼的衷心期盼,難怪現今台灣當局的「中國觀」會流露出濃濃的日本味。要是台灣與中國大陸有改善關係的跡象,日方也不會袖手旁觀。

○二年夏天,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Nancy Bernkopf Tucker發表了一篇題名為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的論文,結論大要是說:如果台灣執政者順應民意宣佈統一,美國將不能反對。稍後的十一月,日本著名的經營學者大前研一也出書『中華聯邦』(中譯本已問世,商周出版,○三年一月十四日),闡述○五年台灣將會和中國統一。如果真有這種趨勢,日方光是想到萬一其「生命線」台灣海峽被封鎖,石油、貨物等運輸船隊必須繞行台灣東岸海域,多出七十五海浬的航程就覺得事情嚴重了。據最新報導,日本政府近日派遣退役陸上自衛隊將領長野陽一來交流協會任職,負責等同於正式大使館內「防衛駐在武官」的重要工作(收集情報與情報合作),這是台日斷交後,首位駐台軍方人士。在此之前,雙方的軍事防衛交流缺乏直接管道,但由於「台海安全防衛」與東亞軍事情勢變化,日本遂認為有必要跟台灣進一步「交換意見」。

長野陽一出身防衛大學,五十六歲,歷任統合幕僚會議調整官、情報本部計畫部長等職, ○二年十二月退役前擔任北海道千歲市第一特科團長,官拜陸將補(相當於少將)。一九八六年起,他曾在北京日本大使館擔任參事官和防衛駐在武官三年,深諳中國事務。

消息指出,日方會有這樣的決定,主要是因為○二年十月,一艘中國飛彈驅逐艦穿越琉球與台灣東邊的公海,結果台日都是藉由美軍情報才得以證實此事,讓日本覺得需要加強因應周邊事態〔注二二〕。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但武官的功能絕對是「多方面」的。據台灣官員透露,日方決定派軍方人員前,並未知會陳水扁政府,很顯然的,日本對台工作完全居於「主導」地位。

六、知日派退潮,美歐留學大隊擔綱

中國大陸與日本三十年前正式建交後,雙方一直在各領域發展關係,日本給予甚多日圓貸款援助,在那個時代,自民黨內即便有很多Taiwan lobby受到台灣「照顧」,可是行事還算低調,檯面上出現的幾乎都是「親中派」。不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和後來的中國核子試爆,令「親中派」受到很大的打擊,而有緩緩逆轉的現象。

如今中國儘管已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台灣是第四),占日本對外貿易的一百分之零點九(台灣是百分之四點七),二○○一年雙邊貿易額八百九十二億美元(台灣是三百八十六億美元),○二年貿易額更大幅增加到一千零十九億多美元,但雙方還是經常發生齟齬。○ 一年十月八日日本小泉首相前往北京訪問,參觀過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他聲稱會反省過去的歷史,強調日本要走和平國家之路,全力發展日中關係,也就先前八月份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提出解釋。江澤民跟他會面時則表示:「中日關係時好時壞,不好的時候就是出現(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問題的時候」。就像這樣,近年兩國領導人會面時,江澤民多只談歷史問題,可知他頗在乎這一點。

未料,○二年四月小泉又執意去參拜,中國方面立刻表達強烈的不滿和反對,江澤民也說了重話「以為這件事已經落幕了,沒想到又發生事端」,指責小泉未遵守信義。小泉本來預定九月間要再次訪問中國大陸,並參與建交三十週年慶祝活動,也因北京的趨於冷淡,悄悄取消了。

九月二十九日的建交紀念,中方各項活動均用「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基調,殊不知,日方最厭煩提「歷史問題」。當今日本年輕議員絕大多數都對中國採取批判態度,他們覺得「跟台灣不同,中國只會對日本發牢騷。」、「他們講不到兩句話,就會反覆說些中日共同宣言啦、中共黨中央的正式看法啦、什麼的」〔注二三〕。現在國會議員裡的「親中派」,自民黨只有前幹事長野中廣務領頭的橋本派,民主黨是眾議員橫路孝弘,公明黨、社民黨也不如往昔多。承接父親(田中角榮)餘蔭、毫不諱言親中的田中真紀子,零下二度,年八月九日因涉嫌挪用公設秘書薪水案,辭去眾議員。對比Taiwan lobby的熊熊攻勢,中日間的政治管道似乎變窄了。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前夕,選出了九位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整個人事做了一次「世代交替」,中共中央權力正式移轉,而這高層領導人裡面有沒有知日派、會不會產生中國的對日新戰略是頗值得觀察的。

據瞭解,九位新常委中,接任總書記職位的胡錦濤,一九九八年四月當上國家副主席後的首次出訪,即選擇到日本千葉縣的木更津市視察農村、訪問農家。也蠻熟悉台灣事務的曾慶紅(是與李登輝的「密使」蘇志誠、鄭淑敏會談的大陸方面重要人士之一),在日本政界有豐富的人脈,特別是跟在自民黨政務調查會裡頗具份量的野中廣務〔注二四〕很熟;他最近一次訪日是二○○落年四月,應日本政府與自民黨之邀去的,並跟當時的外務大臣河野洋平會談。黃菊一九八○年曾以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位經營管理研修生的身份,去日本留學十個多月。不論這樣的經歷算不算得上是知日派,他們都有一定的接觸和認識,而對台、日皆涉入甚深的曾慶紅,應該最具影響力。

倒是外交部門,相對於日方親中派的被打散,中國方面知日派亦有某程度的衰退。現任外交部長唐家璇(屬知日派)已確定今年春天離職(或許升任國務委員),一般預料接任人選可能是副外長李肇星、駐美大使楊潔篪、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劉華秋或者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戴秉國,這些人盡皆是知美派的精英,對日關係則可能由副外長王毅挑大樑。中國的中樞轉移到第四代的胡錦濤之後,推測將進用留學歐美的幹部,知美派紛紛佔據黨、政要職,肯定會大做對美工作,而知日派幹部預備隊相對減少。那麼,不難想像若干年後,假使美國回過頭來與中國合作「痛擊日本(Japan bashing)」,也不是不可能的劇本了!何況,在美日關係上,其實早就有「越過日本(Japan passing)」與中國接近的傳言了〔注二五〕

不單單是美國,自從中國大陸嶄露要變成「世界的工廠和市場」態勢時,散佈在其他各洲的許多國家也改以中國為亞洲的主要夥伴,遠在南美而日本移民最多的巴西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原先巴西在亞洲的夥伴,從通商、直接投資、技術合作到移民,居「窗口」地位而關係最密切的是日本。然而,這一、兩年中國與巴西的關係即起直追,頗有取代日本之勢。對○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贏得總統大選、○三年一月起執政的工黨魯拉政權來說,中國在經濟、外交方面對巴西均十分重要。

看看巴西的貿易就可以瞭解中國份量劇增的程度,一九九九年巴西的進、出口,中國僅分居第十五、十四位,二○○一年一下就上升至第六、九位,○二年一~九月中國已挺進為巴西的第三大出口國(十八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荷蘭,超越了居第七位的日本;進口方面,中國亦居第7位(十一億美元)。此外,兩國在跟先進國家談判貿易時經常步調一致,還有發射人造衛星等科學技術方面的長年合作。○二年四月訪問巴西的江澤民說,兩國關係是「戰略夥伴」〔注二六〕

再看看同年的十一月四日,朱鎔基總理參加在金邊舉行的東協(ASEAN)+3(中國、日本、韓國)會議時,與東協國家簽訂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要在二○一○年建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同時宣佈減少對東協國家的債權,顯示中國跟東協整體的經貿關係,進展得比日本快,讓日本相當驚訝。中國大陸這一陣子也積極從事對非洲的經濟外交,在在證明中國擬開拓經濟版圖,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即認為,中國現在較注重擴大經濟影響力,「就地緣政治來說,當前他們在意的是外交,不是軍力」〔注二七〕。中國附帶該做的是,妥善地卸除鄰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懼。參照美國藉反恐,大搞軍事擴張,中國展現的是「韜光養晦,不搞對抗」的柔性外交,厚植國力、廣結善緣。由此可知,中國布建的是全球性的大戰略,跟台、日所操作的地區性戰略層次有差,所收的效果和所起的作用亦有天壤之別。

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日本確實是「雙刃劍」,有「利」也有「害」,如果好好運用中國作市場、生產基地、零件供應或採購的對象,那對日本極為有利;相反的,如果日本一味誇大「中國威脅論」的「害」,那日本不止會失去大好機會,最後恐怕亦免不了蒙受其「害」。這事實也在考驗日本領導階層的抉擇。

關於台日關係,中國很清楚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靠山,台灣跟日本私底下接近,中國不會不聞不問,對日本政壇的「幫襯」台灣,中國以前都反應激烈,但近來也變得較務實了,體認到「如果得不到世界各國的理解與鄰國的支持,解決統一問題將是很困難的」,並改採溫和的反制,對日本下工夫。○二年三月,中國首次就兩岸問題在上海舉辦中日兩方的研討會;四月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訪問日本,與外務大臣川口順子會面〔注二八〕

要是中國釜底抽薪,台灣該怎麼辦?有什麼籌碼? 七、結論──日本「親台派」是贏家?

台灣跟中國大陸在日本的角逐一向激烈,○一年四月關於李登輝的赴日簽證,運作發給的自民黨、民主黨親台議員,和主張拒發的野中廣務─槙田邦彥陣線兩邊之間的較勁,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場台北與北京意志的代理戰爭。

不可否認的,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台灣活動的日本Taiwan lobby的確神通廣大,甚至多年前曾令在華盛頓負責化解美日貿易摩擦的Japan lobby汗顏。然而,有時候「形勢比人強」,非外交管道神通再大也仍有其局限。這是很輕易就可以由台灣所仰仗的外交對像國家得到證明的。

台灣在美國、日本均擁有為數龐大的Taiwan lobby〔注二九〕,兩地操作的手法相似,「結果」好像也差不多。在此不妨也略微觀察一下台美近兩年的互動情形。

美國現任布希總統上台之初「親台反中」的態度和言論,讓台灣覺得是「三十年來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二○○一年五月下旬,陳水扁總統任內第二次出席台灣與中美洲邦交國元首高峰會議,往返時得以過境美國紐約和德州的休士頓,並在後者吃牛排餐、觀賞大聯盟職棒比賽,台灣頗受鼓舞,覺得這是一項非凡的外交突破。

然而,才短短一年多就翻盤了。○二年五月,美國副國防部長伍佛維茨先後表示「美國無意也不希望讓台灣自大陸分離」(十五日),「美國反對台灣獨立」(二十九日)。五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五日,江澤民不但去了德州,還進了布希總統私人的克勞福農場,當面再從布希口中得到「反對台灣獨立」的明確表態(記者會上僅是說「不支持台獨」)。甚至十一月間美方因不滿台灣讓與其分享衛星資訊的合作案曝光,決定停止供應台灣即時衛星情報〔注三○〕

台、美、中三方,政治上台灣寄望於美國的似乎一一被破解,連陳總統親自呼籲要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美國也是答以「尚沒有計畫、沒有任何討論」。美國要台灣做的是,趕快落實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承諾,確實做好保護智慧財產權、開放稻米進口、開放電信業、藥品議價等跟美國切身經濟利益相關的議題〔注三一〕。至於中美關係,經過數次溝通和高峰會議,布希政府已調整對大陸的政策,雙邊關係由「對手」轉為朋友,軍方恢復交流,再者,他們之間還有反恐、北韓核武問題的共同戰略利益哩!再回來檢視台日關係,先拿台灣提過與日本締結FTA的問題來看。○一年十月上海APEC會議期間,陳水扁政府當時的經濟部長林信義跟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說是談妥,台日間的FTA由民間來研究可行性。不料,台灣雖然使力拉攏日本,但黨政運作上卻屢屢「凸槌」,搞不清楚狀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民進黨舉辦第一屆台日政黨研討會,居然繞過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而請來在野的民主黨,惹毛了向來對台灣友好的平沼赳夫等自民黨重量級人士。平沼在與立法院王金平院長率領的赴日訪問團會面時,直說「FTA不用談了」。當然,更關鍵的應該是日本產業界認為「沒有必要」──目前平均關稅已經很低了,簽訂FTA不會帶給日方什麼經濟利益,因此決定暫緩〔注三二〕。可見日本仍是以國家利益的多寡為考量,沒有利益,議程也不必排了。其實這理由看起來也是托辭,Taiwan lobby難道不知道經濟利益固然不多,但台灣欲與日本簽FTA是有「政治」象徵的,這點日本都不做個順水人情,還有什麼好奢望的?

現任經濟部長林義夫已說「我們的FTA進度落後」,日本又不肯幫忙,在亞洲最重要的經濟整合會議東協+3的場合,日本也未替台灣說項,把台灣排除在外,則數年後台灣經濟很可能跟政治一樣,被邊緣化。

經濟面如此,政治面又是如何呢?前些時候日本的親台議員頻頻來訪、絡繹於途,特別是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台日斷交(<=>中日建交)屆滿三十年前夕,「日華議員懇談會」、「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包括中川昭一、水野賢一等日方共有五位人士來台晉見陳總統,儘管他們在返國後的報告內容裡,講了許多諸如「應該修正日台關係」、「世界外匯存底居第一、第三位的兩個國家只有這樣的關係是『不自然』的」之類,讓台灣感到窩心的話,但仍不忘說明「並不是主張與北京斷交」,也沒有提要跟台灣建交〔注三三〕,顯然在空泛的善意話語背後多所保留。

其實,從「親台派」右翼的政治意識來看,台灣對日本的政治價值僅僅在「反中」、「親日」上,其他方面日本極少顧及台灣。甚至更進一步說,當遇到台日有爭執的議題──譬如釣魚台,日方是毫不客氣的將台灣一軍,龐大的Taiwan lobby中,也不見哪位有過任何尊重台灣的表示。不難瞭解,原來所謂「親台派」對台日之間的事務,肯不肯幫忙、願不願意插手是有「選擇性」的。

平心而論,台灣在日本政界培養一大堆親台人士,建立溝通管道,多少可為台日關係加點分,可是由整個環境來看,著實難以扭轉大局。中日間是有很多台灣可插針的縫隙,不過兩者還是有定期的安保對話,例如○二年三月,第八次在東京召開,外務大臣川口順子九月訪問中國,她跟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經常通電話、在國際會議上見面,就北韓核武問題、綁票問題也有請中國幫忙斡旋。換句話說,除了「反中」,台灣幾乎使不上力。

然而,日本國會裡欲加入「親台派」者卻是源源不絕。當然有些是基於個人的「好惡」(反中親台),但更大的一群是為了「私慾」,因為台灣有求於日本者多,遂在台日投資貿易上放出大量利權,成為他們籌措選舉資金的絕佳管道。一遇有經濟利益的case,日本朝野「親台」的Taiwan lobby就會列隊垂涎台灣的錢。至於台灣委託的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就賴說,「親中派」阻擾或外務省太在乎中國。進可攻、退可守,穩賺不賠。

是不是很諷刺呢?大家原本以為台灣的「凱子外交」只存在於大洋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的小國家,豈知在日本這種「經濟大國」內,也有一大票打著Taiwan lobby旗號的政治掮客拿台灣當凱子,對小國家台灣尚可換來「國交」,對日本卻只能在符合對方的利益和意識下,增加一點點「私交」,他們出一張嘴,我們撒一大堆錢,這樣的代價值得嗎?他們是台日接近真正的大贏家。

台灣副總統呂秀蓮○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籲請日本傚法美國,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注三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賦予美國間接防衛台灣、銷售武器的義務。一旦日本也來個「台灣關係法」,即意味著在組「台美日三國(軍事)同盟」,對抗中國。這是個超級大動作,台灣要砸下多少錢才能敦請Taiwan lobby幫忙?而向來小心謹慎、精打細算的日本政府不會嗅不出深藏其中的火藥味,日方會願意帶領日本國一起來蹚兩岸的混水?

〔注一〕民進黨台日友好協會成員名單會長:謝長廷(當時是黨主席,現為高雄市長);
副會長:吳乃仁(當時是黨秘書長,現為台糖董事長);
會員:總統府國策顧問方仁惠
 總統府顧問(當時,現為立法委員)蕭美琴
國家安全委員會諮詢委員柯承亨、葉國興(現為新聞局長)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 羅致政
 海基會副秘書長 顏萬進
 僑委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立法委員 唐碧娥、邱太三、林宗男、黃爾璇、張俊宏
 總幹事田欣(當時是黨國際事務部主任,現為新科台北市議員)
 業務執行部門 國際事務部
〔注二〕《台灣日本工作接近班》,《選擇》,二○○二年七月號,頁三九。
〔注三〕同上,頁四○。
〔注四〕《羅福全提經濟「聯日抗共」》,《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注五〕而關於這次外務省的改革,岡崎說:主要就是在「中國政策」。他認為,由日本外交的觀點來看,最重要、最亟待解決的大事便是瀋陽事件和李登輝的簽證問題,日本對中國太過「軟弱」了〔注一八〕,其次才是那些個別的紕漏。外務省裡面,特定語言研修者獨佔某項職位,經常形成「school」(派)的弊端,尤其以「中國語研修者」的「China school(親中派)」為最,他們之中的佼佼者沿著「China school」 ─中國課長─亞洲局長─駐中國大使的路徑升上來是相當「危險」的〔注一九〕。他覺得,要這些專注於中國問題的官員,在李登輝的簽證或類似瀋陽事件的事情上,做出不理會中國反應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將他們打散,與專司別國語言者或別的課長、局長交叉任用。

經過數月的整頓,現在外務省的官員中,出身「China school」者已居劣勢,被大量從本部「外放」出去,像前亞洲.大洋洲局長?田邦彥調為駐新加坡大使、前亞洲局審議官樽井澄夫調為駐科威特大使、前軍備管理.科學審議官(做過中國課長)宮本雄二調為駐緬甸大使、前亞洲.大洋洲審議官佐籐重和調為駐印度公使、前駐中國公使下荒地修二調為駐美國公使等,一個個都調走,離開外務省的決策核心〔注二○〕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外交向來是以「經濟外交」為主流,一直運用得如魚得水、無往不利,並造就了數十年繁榮的經濟。然而近幾年,日本國內基於中國軍事實力日益增強,擴散著「中國威脅論」的意識,對中國強硬的心理遠勝於親近,在意安全的氣氛高漲,因此,「經濟外交」的任務似乎已告一段落,未來要改採以自身安全保障為著眼點的「安保外交」了。

而在抗衡中國方面,最好用且廉價──對某些政壇人士來說,還頗有賺頭的一張王牌,實非台灣牌莫屬,如果台灣有個反中國、追求獨立的政府則效果尤佳。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之後,分別與中國、台灣密切來往的日本政壇、民間著名人士大概可以這麼區分:親中國的較偏向於進步、反省歷史和抱持和平主義;而親台灣的多為右翼、保守、國家主義乃至緬懷軍國主義的人士。現今日本政界右傾氣氛濃厚,親台灣的舉措也隨之暗潮湧動,有的甚至根本不顧忌中國而搬上檯面,這也給了台灣不少遐想。

儘管日本政府口口聲聲說支持「一個中國」,希望兩岸問題能和平解決,但實際上日本比任何國家更戒懼、嚴防台灣與中國接近乃至統一,其政壇廣大的右翼人士,以前即偏好跟台灣的反共(=反中)政權來往,現在更赤裸裸地支持台獨勢力。官方與「親台派」合演面面俱到的兩手策略。

日本本部的風向如此,其駐台機構交流協會也必然會朝此方向努力,現在的台北事務所所長是新上任的內田勝久,但真正負責對台政治操盤的是該所相當精幹、活躍的總務部長垂秀夫,他可以說是交流協會裡的第二號人物〔注二一〕,○二年三月十一日陳總統召見剛來台北履新的內田所長,他即在場作陪。垂秀夫亦經常出席台灣團結聯盟所舉辦的宴會。此地的民間活動,諸如東吳大學舉辦的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金馬影展日本電影周等,他都有參與,接觸面甚廣。

交流協會對台工作的績效和手腕十分出色,既深入又能跟台灣的核心領導階層打成一片。據立委蕭美琴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現在許多政府官員都認為日語很重要而在認真地學習,包括蕭美琴自己在內,她的「同學」、「同好」尚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已宣佈轉任凱達格蘭學院校長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將接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邱義仁及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等,而交流協會皆特別給予協助,安排講師授課,雙方熟絡的程度可想而知。

日本很用心地透過各領域的影響力,使台灣執政當局的意向被誘導、控制得頗符合日本右翼的衷心期盼,難怪現今台灣當局的「中國觀」會流露出濃濃的日本味。要是台灣與中國大陸有改善關係的跡象,日方也不會袖手旁觀。

○二年夏天,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Nancy Bernkopf Tucker發表了一篇題名為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的論文,結論大要是說:如果台灣執政者順應民意宣佈統一,美國將不能反對。稍後的十一月,日本著名的經營學者大前研一也出書『中華聯邦』(中譯本已問世,商周出版,○三年一月十四日),闡述○五年台灣將會和中國統一。如果真有這種趨勢,日方光是想到萬一其「生命線」台灣海峽被封鎖,石油、貨物等運輸船隊必須繞行台灣東岸海域,多出七十五海浬的航程就覺得事情嚴重了。據最新報導,日本政府近日派遣退役陸上自衛隊將領長野陽一來交流協會任職,負責等同於正式大使館內「防衛駐在武官」的重要工作(收集情報與情報合作),這是台日斷交後,首位駐台軍方人士。在此之前,雙方的軍事防衛交流缺乏直接管道,但由於「台海安全防衛」與東亞軍事情勢變化,日本遂認為有必要跟台灣進一步「交換意見」。

長野陽一出身防衛大學,五十六歲,歷任統合幕僚會議調整官、情報本部計畫部長等職, ○二年十二月退役前擔任北海道千歲市第一特科團長,官拜陸將補(相當於少將)。一九八六年起,他曾在北京日本大使館擔任參事官和防衛駐在武官三年,深諳中國事務。

消息指出,日方會有這樣的決定,主要是因為○二年十月,一艘中國飛彈驅逐艦穿越琉球與台灣東邊的公海,結果台日都是藉由美軍情報才得以證實此事,讓日本覺得需要加強因應周邊事態〔注二二〕。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但武官的功能絕對是「多方面」的。據台灣官員透露,日方決定派軍方人員前,並未知會陳水扁政府,很顯然的,日本對台工作完全居於「主導」地位。

六、知日派退潮,美歐留學大隊擔綱

中國大陸與日本三十年前正式建交後,雙方一直在各領域發展關係,日本給予甚多日圓貸款援助,在那個時代,自民黨內即便有很多Taiwan lobby受到台灣「照顧」,可是行事還算低調,檯面上出現的幾乎都是「親中派」。不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和後來的中國核子試爆,令「親中派」受到很大的打擊,而有緩緩逆轉的現象。

如今中國儘管已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台灣是第四),占日本對外貿易的一百分之零點九(台灣是百分之四點七),二○○一年雙邊貿易額八百九十二億美元(台灣是三百八十六億美元),○二年貿易額更大幅增加到一千零十九億多美元,但雙方還是經常發生齟齬。○ 一年十月八日日本小泉首相前往北京訪問,參觀過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他聲稱會反省過去的歷史,強調日本要走和平國家之路,全力發展日中關係,也就先前八月份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提出解釋。江澤民跟他會面時則表示:「中日關係時好時壞,不好的時候就是出現(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問題的時候」。就像這樣,近年兩國領導人會面時,江澤民多只談歷史問題,可知他頗在乎這一點。

未料,○二年四月小泉又執意去參拜,中國方面立刻表達強烈的不滿和反對,江澤民也說了重話「以為這件事已經落幕了,沒想到又發生事端」,指責小泉未遵守信義。小泉本來預定九月間要再次訪問中國大陸,並參與建交三十週年慶祝活動,也因北京的趨於冷淡,悄悄取消了。

九月二十九日的建交紀念,中方各項活動均用「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基調,殊不知,日方最厭煩提「歷史問題」。當今日本年輕議員絕大多數都對中國採取批判態度,他們覺得「跟台灣不同,中國只會對日本發牢騷。」、「他們講不到兩句話,就會反覆說些中日共同宣言啦、中共黨中央的正式看法啦、什麼的」〔注二三〕。現在國會議員裡的「親中派」,自民黨只有前幹事長野中廣務領頭的橋本派,民主黨是眾議員橫路孝弘,公明黨、社民黨也不如往昔多。承接父親(田中角榮)餘蔭、毫不諱言親中的田中真紀子,零下二度,年八月九日因涉嫌挪用公設秘書薪水案,辭去眾議員。對比Taiwan lobby的熊熊攻勢,中日間的政治管道似乎變窄了。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前夕,選出了九位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整個人事做了一次「世代交替」,中共中央權力正式移轉,而這高層領導人裡面有沒有知日派、會不會產生中國的對日新戰略是頗值得觀察的。

據瞭解,九位新常委中,接任總書記職位的胡錦濤,一九九八年四月當上國家副主席後的首次出訪,即選擇到日本千葉縣的木更津市視察農村、訪問農家。也蠻熟悉台灣事務的曾慶紅(是與李登輝的「密使」蘇志誠、鄭淑敏會談的大陸方面重要人士之一),在日本政界有豐富的人脈,特別是跟在自民黨政務調查會裡頗具份量的野中廣務〔注二四〕很熟;他最近一次訪日是二○○落年四月,應日本政府與自民黨之邀去的,並跟當時的外務大臣河野洋平會談。黃菊一九八○年曾以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位經營管理研修生的身份,去日本留學十個多月。不論這樣的經歷算不算得上是知日派,他們都有一定的接觸和認識,而對台、日皆涉入甚深的曾慶紅,應該最具影響力。

倒是外交部門,相對於日方親中派的被打散,中國方面知日派亦有某程度的衰退。現任外交部長唐家璇(屬知日派)已確定今年春天離職(或許升任國務委員),一般預料接任人選可能是副外長李肇星、駐美大使楊潔篪、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劉華秋或者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戴秉國,這些人盡皆是知美派的精英,對日關係則可能由副外長王毅挑大樑。中國的中樞轉移到第四代的胡錦濤之後,推測將進用留學歐美的幹部,知美派紛紛佔據黨、政要職,肯定會大做對美工作,而知日派幹部預備隊相對減少。那麼,不難想像若干年後,假使美國回過頭來與中國合作「痛擊日本(Japan bashing)」,也不是不可能的劇本了!何況,在美日關係上,其實早就有「越過日本(Japan passing)」與中國接近的傳言了〔注二五〕

不單單是美國,自從中國大陸嶄露要變成「世界的工廠和市場」態勢時,散佈在其他各洲的許多國家也改以中國為亞洲的主要夥伴,遠在南美而日本移民最多的巴西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原先巴西在亞洲的夥伴,從通商、直接投資、技術合作到移民,居「窗口」地位而關係最密切的是日本。然而,這一、兩年中國與巴西的關係即起直追,頗有取代日本之勢。對○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贏得總統大選、○三年一月起執政的工黨魯拉政權來說,中國在經濟、外交方面對巴西均十分重要。

看看巴西的貿易就可以瞭解中國份量劇增的程度,一九九九年巴西的進、出口,中國僅分居第十五、十四位,二○○一年一下就上升至第六、九位,○二年一~九月中國已挺進為巴西的第三大出口國(十八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荷蘭,超越了居第七位的日本;進口方面,中國亦居第7位(十一億美元)。此外,兩國在跟先進國家談判貿易時經常步調一致,還有發射人造衛星等科學技術方面的長年合作。○二年四月訪問巴西的江澤民說,兩國關係是「戰略夥伴」〔注二六〕

再看看同年的十一月四日,朱鎔基總理參加在金邊舉行的東協(ASEAN)+3(中國、日本、韓國)會議時,與東協國家簽訂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要在二○一○年建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同時宣佈減少對東協國家的債權,顯示中國跟東協整體的經貿關係,進展得比日本快,讓日本相當驚訝。中國大陸這一陣子也積極從事對非洲的經濟外交,在在證明中國擬開拓經濟版圖,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即認為,中國現在較注重擴大經濟影響力,「就地緣政治來說,當前他們在意的是外交,不是軍力」〔注二七〕。中國附帶該做的是,妥善地卸除鄰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懼。參照美國藉反恐,大搞軍事擴張,中國展現的是「韜光養晦,不搞對抗」的柔性外交,厚植國力、廣結善緣。由此可知,中國布建的是全球性的大戰略,跟台、日所操作的地區性戰略層次有差,所收的效果和所起的作用亦有天壤之別。

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日本確實是「雙刃劍」,有「利」也有「害」,如果好好運用中國作市場、生產基地、零件供應或採購的對象,那對日本極為有利;相反的,如果日本一味誇大「中國威脅論」的「害」,那日本不止會失去大好機會,最後恐怕亦免不了蒙受其「害」。這事實也在考驗日本領導階層的抉擇。

關於台日關係,中國很清楚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靠山,台灣跟日本私底下接近,中國不會不聞不問,對日本政壇的「幫襯」台灣,中國以前都反應激烈,但近來也變得較務實了,體認到「如果得不到世界各國的理解與鄰國的支持,解決統一問題將是很困難的」,並改採溫和的反制,對日本下工夫。○二年三月,中國首次就兩岸問題在上海舉辦中日兩方的研討會;四月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訪問日本,與外務大臣川口順子會面〔注二八〕

要是中國釜底抽薪,台灣該怎麼辦?有什麼籌碼? 七、結論──日本「親台派」是贏家?

台灣跟中國大陸在日本的角逐一向激烈,○一年四月關於李登輝的赴日簽證,運作發給的自民黨、民主黨親台議員,和主張拒發的野中廣務─槙田邦彥陣線兩邊之間的較勁,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場台北與北京意志的代理戰爭。

不可否認的,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台灣活動的日本Taiwan lobby的確神通廣大,甚至多年前曾令在華盛頓負責化解美日貿易摩擦的Japan lobby汗顏。然而,有時候「形勢比人強」,非外交管道神通再大也仍有其局限。這是很輕易就可以由台灣所仰仗的外交對像國家得到證明的。

台灣在美國、日本均擁有為數龐大的Taiwan lobby〔注二九〕,兩地操作的手法相似,「結果」好像也差不多。在此不妨也略微觀察一下台美近兩年的互動情形。

美國現任布希總統上台之初「親台反中」的態度和言論,讓台灣覺得是「三十年來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二○○一年五月下旬,陳水扁總統任內第二次出席台灣與中美洲邦交國元首高峰會議,往返時得以過境美國紐約和德州的休士頓,並在後者吃牛排餐、觀賞大聯盟職棒比賽,台灣頗受鼓舞,覺得這是一項非凡的外交突破。

然而,才短短一年多就翻盤了。○二年五月,美國副國防部長伍佛維茨先後表示「美國無意也不希望讓台灣自大陸分離」(十五日),「美國反對台灣獨立」(二十九日)。五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五日,江澤民不但去了德州,還進了布希總統私人的克勞福農場,當面再從布希口中得到「反對台灣獨立」的明確表態(記者會上僅是說「不支持台獨」)。甚至十一月間美方因不滿台灣讓與其分享衛星資訊的合作案曝光,決定停止供應台灣即時衛星情報〔注三○〕

台、美、中三方,政治上台灣寄望於美國的似乎一一被破解,連陳總統親自呼籲要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美國也是答以「尚沒有計畫、沒有任何討論」。美國要台灣做的是,趕快落實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承諾,確實做好保護智慧財產權、開放稻米進口、開放電信業、藥品議價等跟美國切身經濟利益相關的議題〔注三一〕。至於中美關係,經過數次溝通和高峰會議,布希政府已調整對大陸的政策,雙邊關係由「對手」轉為朋友,軍方恢復交流,再者,他們之間還有反恐、北韓核武問題的共同戰略利益哩!再回來檢視台日關係,先拿台灣提過與日本締結FTA的問題來看。○一年十月上海APEC會議期間,陳水扁政府當時的經濟部長林信義跟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說是談妥,台日間的FTA由民間來研究可行性。不料,台灣雖然使力拉攏日本,但黨政運作上卻屢屢「凸槌」,搞不清楚狀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民進黨舉辦第一屆台日政黨研討會,居然繞過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而請來在野的民主黨,惹毛了向來對台灣友好的平沼赳夫等自民黨重量級人士。平沼在與立法院王金平院長率領的赴日訪問團會面時,直說「FTA不用談了」。當然,更關鍵的應該是日本產業界認為「沒有必要」──目前平均關稅已經很低了,簽訂FTA不會帶給日方什麼經濟利益,因此決定暫緩〔注三二〕。可見日本仍是以國家利益的多寡為考量,沒有利益,議程也不必排了。其實這理由看起來也是托辭,Taiwan lobby難道不知道經濟利益固然不多,但台灣欲與日本簽FTA是有「政治」象徵的,這點日本都不做個順水人情,還有什麼好奢望的?

現任經濟部長林義夫已說「我們的FTA進度落後」,日本又不肯幫忙,在亞洲最重要的經濟整合會議東協+3的場合,日本也未替台灣說項,把台灣排除在外,則數年後台灣經濟很可能跟政治一樣,被邊緣化。

經濟面如此,政治面又是如何呢?前些時候日本的親台議員頻頻來訪、絡繹於途,特別是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台日斷交(<=>中日建交)屆滿三十年前夕,「日華議員懇談會」、「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包括中川昭一、水野賢一等日方共有五位人士來台晉見陳總統,儘管他們在返國後的報告內容裡,講了許多諸如「應該修正日台關係」、「世界外匯存底居第一、第三位的兩個國家只有這樣的關係是『不自然』的」之類,讓台灣感到窩心的話,但仍不忘說明「並不是主張與北京斷交」,也沒有提要跟台灣建交〔注三三〕,顯然在空泛的善意話語背後多所保留。

其實,從「親台派」右翼的政治意識來看,台灣對日本的政治價值僅僅在「反中」、「親日」上,其他方面日本極少顧及台灣。甚至更進一步說,當遇到台日有爭執的議題──譬如釣魚台,日方是毫不客氣的將台灣一軍,龐大的Taiwan lobby中,也不見哪位有過任何尊重台灣的表示。不難瞭解,原來所謂「親台派」對台日之間的事務,肯不肯幫忙、願不願意插手是有「選擇性」的。

平心而論,台灣在日本政界培養一大堆親台人士,建立溝通管道,多少可為台日關係加點分,可是由整個環境來看,著實難以扭轉大局。中日間是有很多台灣可插針的縫隙,不過兩者還是有定期的安保對話,例如○二年三月,第八次在東京召開,外務大臣川口順子九月訪問中國,她跟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經常通電話、在國際會議上見面,就北韓核武問題、綁票問題也有請中國幫忙斡旋。換句話說,除了「反中」,台灣幾乎使不上力。

然而,日本國會裡欲加入「親台派」者卻是源源不絕。當然有些是基於個人的「好惡」(反中親台),但更大的一群是為了「私慾」,因為台灣有求於日本者多,遂在台日投資貿易上放出大量利權,成為他們籌措選舉資金的絕佳管道。一遇有經濟利益的case,日本朝野「親台」的Taiwan lobby就會列隊垂涎台灣的錢。至於台灣委託的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就賴說,「親中派」阻擾或外務省太在乎中國。進可攻、退可守,穩賺不賠。

是不是很諷刺呢?大家原本以為台灣的「凱子外交」只存在於大洋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的小國家,豈知在日本這種「經濟大國」內,也有一大票打著Taiwan lobby旗號的政治掮客拿台灣當凱子,對小國家台灣尚可換來「國交」,對日本卻只能在符合對方的利益和意識下,增加一點點「私交」,他們出一張嘴,我們撒一大堆錢,這樣的代價值得嗎?他們是台日接近真正的大贏家。

台灣副總統呂秀蓮○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籲請日本傚法美國,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注三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賦予美國間接防衛台灣、銷售武器的義務。一旦日本也來個「台灣關係法」,即意味著在組「台美日三國(軍事)同盟」,對抗中國。這是個超級大動作,台灣要砸下多少錢才能敦請Taiwan lobby幫忙?而向來小心謹慎、精打細算的日本政府不會嗅不出深藏其中的火藥味,日方會願意帶領日本國一起來蹚兩岸的混水?

〔注一〕民進黨台日友好協會成員名單會長:謝長廷(當時是黨主席,現為高雄市長);
副會長:吳乃仁(當時是黨秘書長,現為台糖董事長);
會員:總統府國策顧問方仁惠
 總統府顧問(當時,現為立法委員)蕭美琴
國家安全委員會諮詢委員柯承亨、葉國興(現為新聞局長)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 羅致政
 海基會副秘書長 顏萬進
 僑委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立法委員 唐碧娥、邱太三、林宗男、黃爾璇、張俊宏
 總幹事田欣(當時是黨國際事務部主任,現為新科台北市議員)
 業務執行部門 國際事務部
〔注二〕《台灣日本工作接近班》,《選擇》,二○○二年七月號,頁三九。
〔注三〕同上,頁四○。
〔注四〕《羅福全提經濟「聯日抗共」》,《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注五〕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一。
〔注六〕這次小泉參拜,宣稱「只是因為新年,以新的角度參拜」,日本媒體分析也認為,他已顧及鄰國的感受,沒挑有象徵意義的大日子去參拜。中、韓仍然嚴厲抨擊,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表示,此「問題的本質,關係著日本領導人如何處理歷史問題。無論什麼時候去,中國人民和政府都強烈反對」。韓國總統金大中立刻取消接見次日來訪的日本外務大臣川口順子,以示抗議。日本國內也有四個在野黨批評,其中共產黨志位委員長在國會上說,這等於「自己(指小泉)在肯定侵略戰爭」;社民黨土井委員長則覺得「北韓發展核武,這時正需要與鄰國協商,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去參拜」。
〔注七〕二○○二年十月山中貞則曾來台晉見陳水扁總統。他跟台灣的淵源極深,十九歲,正值日本軍國主義狂飆的一九四一年,被派到屏東東港國小當老師。
〔注八〕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
〔注九〕本澤二郎著《台灣ロビロ》,一九九八年五月,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東京,頁一七四~一七五。
〔注一○〕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
〔注一一〕我國對日本貿易統計表
〔注一二〕本澤二郎著《台灣ロビロ》,一九九八年五月,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東京,頁四六~六○。
〔注一三〕日本新幹線系統也有意競標中國大陸北京─上海一千三百公里高速鐵路的建設工程。台灣最高當局認為本地的高鐵應該可以帶來跟上述鐵路相當的經濟利益,於是擬用高鐵向日本施展「金錢外交」。
〔注一四〕本澤二郎著《台灣ロビロ》,一九九八年五月,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東京,頁六○。
〔注一五〕《美日安保含台灣秋山主導決策》,《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注一六〕「財團法人台灣智庫」成立於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現任董事長為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列名捐助人有許文龍、殷琪、高志尚、林鍾雄……等十六位企業界人士。列名顧問有李遠哲、杜正勝……等十二位學界人士。
〔注一七〕《岡崎:美「中」應思考一中替代政策》,《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注一八〕《外務省改革の主演ほ中國政策だ》,《世界週報》二○○二年九月十七號,頁八。
〔注一九〕同上,頁七。
〔注二○〕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一。
〔注二一〕垂秀夫之前歷練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部一等秘書、駐香港總領事館政務部部長,可見得他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情勢亦相當熟稔。
〔注二二〕《斷交三十後日派少將級來台履新》,《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二三〕《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一。
〔注二四〕野中廣務是京都地區選出的眾議院議員,目前在自民黨內的職務有:組織本部:一、男女共同參與協議會會長,二、政令指定都市議員聯絡協議會會長;政務調查會:一、調查會、人權問題等調查會會長、故鄉創生推進調查會長會,二、特別委員會公務員制度改革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沖繩振興委員會委員長
〔注二五〕《中國がアジアの主要バ-トナ-に急浮上》?《世界週報》,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頁四八。
〔注二六〕《中國がアジアの主要バ-トナ-に急浮上》?《世界週報》,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頁四九。
〔注二七〕《大陸經濟威脅 更令鄰國憂心》,《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二八〕「台灣『日本接近』工作班」,《選擇》,二○○二年七月號,頁四一。
〔注二九〕Taiwan lobby在美國華府投入的資金僅次於Israel lobby(以色列遊說團),也是極有影響力。附帶一提,Taiwan lobby其實發源於美國,是國民政府遷台後一直在美國國會裡替台灣中華民國說話的議員集團,原本叫做China lobby,後來因為台灣始終只管轄台澎金馬地區,而且又退出聯合國了,漸漸地外人就改稱為Taiwan lobby。日本Taiwan lobby的運作模式也是由美國移植過去的。
〔注三○〕《美決停止供我即時衛星情報》,《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注三一〕《美官員證實:目前沒有和台簽FTA計畫》,《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程建人:台美迫切議題在經貿》,《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三二〕《日與我簽自貿協定態度趨保留》,《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三三〕 http://www.cbs.org.tw/japanese/activities/2002/020930.htm
〔注三四〕《永田町で《「台灣ロビイ」攻勢》,《選擇》,二○○二年十一月號,頁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