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伊拉克的效益與成本

伊拉克座落在一片被軟土薄層所覆蓋的油田上。伊拉克的油田蘊藏量居世界第二又易於開採，鑽取石油的成本十分低廉。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者；它的人口只佔了全世界百分之四點五，卻使用全世界百分之三十的燃油。此外，美國政府在這次的攻伊戰爭中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Michael Kinsley在《華盛頓郵報》（二○○三年三月十日, A 21版）中提問：「阿富汗的恐怖組織攻擊美國本土的行動如何可能導致我們發動這起攻伊的戰爭？伊拉克的核子武器為什麼值得我們大動干戈，而北韓也擁有核子武器，為何我們卻不對北韓發動戰爭？」

美國政府聲稱，由於伊拉克制造原子彈，所以必須受到攻擊。但是聯合國的武檢官並未發現核子工廠。接著，美國政府聲稱，因為伊拉克擁有生化武器，所以必須受到攻擊。但是聯合國官員說，伊拉克正在銷毀生化武器。再者，美國政府聲稱，因為伊拉克支持蓋達恐怖組織，所以必須受到攻擊。但是聯合國安理會卻不相信這些調查報告。最後，美國政府聲稱，因為伊拉克應該獲得民主，所以必須受到攻擊。這確實是一種高尚的目標，但是必須受到檢證。

也許美國真的想要為了民主的伊拉克而犧牲它的士兵，但是將這樣的解釋與美國過去在中東地區的所作所為比較之下，我們會發覺其中的怪異之處。一九九一年，美國破壞了伊拉克境內什葉派教徒與庫德族人的民主運動。二○○一年，當以色列因為它的不民主政策而飽受批評時，美國退出了聯合國反種族歧視會議。二○○二年，由於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軍事佔領行動，於是美國增加了財政與技術上的支援。直到最近（二○○三年三月），美國並未支持流亡海外的伊拉克異議份子，雖然他們可能是未來民主伊拉克政府的管理階層人選中最明確的選擇。取而代之的說法是，媒體公開告訴我們在伊拉克將組成一個軍事政府，也許將由美國陸軍中將John Abizaid負責新政府的運作。

依照美國政府的成員背景來看，美國政府以民主解放伊拉克為由變的更有問題。美國總統的產生只是被選定而來，而非被選舉而來。並非取決於眾多的選舉人，而是由最高法院的決定賦予他權力。布希總統本人與石油業有關這並非秘密，他並不是唯一一個與石油業相關的人。其他有關人士還包括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阿富汗特使卡裡查德、貿易代表佐立克、以及國家安全與外國政策顧問賴絲。

他們與石油業相聯繫的情況也並非秘密。布希總統於一九七八年設立Arbusto石油公司；而另一家Harken Energy石油公司於一九八六年買下了Arbusto；布希在Harken公司擁有股票並於該公司擔任顧問工作。副總統錢尼直到二○○○年還為一家石油設備公司Halliburton擔任總裁的工作。國防部部長倫斯斐則與一個屬於New American Century名為Project的政策團體有關。（就好像錢尼、伍佛維茨與佛羅里達州州長、總統的兄弟傑伯‧布希他們曾經於一九九八年遊說柯林頓政府侵略具有豐富油藏的伊拉克，這些人也一樣與這個政策團體有關）美國特使Khalilzad控制了現今的阿富汗政府，他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還為Unocal石油公司擔任顧問的工作。然後，他試圖說服塔裡班政權建造一條經過阿富汗境內的天然石油管線，但卻終告失敗。現在，這條石油管線正在建立。美國貿易代表Zoellick在恩龍石油公司擔任顧問並擁有股票。總統顧問賴絲則為Chevron石油公司工作，因為忠於她的工作，Chevron公司將一艘超級油輪以她之名命為「Condoleezza Rice」。

有些民主的機制可以監督國家領導人的所作所為。但是隨著二○○○年總統以非選舉的方式產生，這些機制變得軟弱許多，而在二○○一年的恐怖攻擊過後，這些機制更加軟弱無力。基督信仰對於布希總統而言十分重要，但是美國的政體，如同任何民主政體一樣，採取政教分離的方式。在那場選舉過後，這樣的政教分離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被消除了。美國司法部長Ashcroft要求司法部的基督徒員工每天禱告；在白宮舉行聖經討論會；而且基督徒福利組織現在也接受聯邦政府的資金補助。我並不介意基督徒總統布希及其行政官員是什麼樣的人。但是，他們應該恪盡職責，他們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必須從他們的私生活中明確區分出來。民主政體下的國家領導人在公共政策方面應該使用理性的語言，而將信仰與充滿神意的語言保留在其私生活方面。如果做反了就是獨裁的象徵。

其他對於領導者的監督機制來自於國際的約定。但是布希政府否認這些國際協定——最為著名的例子如，布希政府在全球溫室效應的議題方面竟斷然退出京都協定、破壞反飛彈條約，以及拒絕加入國際犯罪法庭。

在許多爭議性的政策上，民主制度允許社會大眾持有反對意見的存在，而且人民的自由限制國家領導者的自由。但是在911事件後，愛國者法案合法化增加監視、秘密審訊，以及在密證下逮捕嫌犯的權力。（如果你在美國被捕入獄，你並不必然地被允許知道入獄的理由）新聞自由也逐漸的喪失；在二○○二年出版的《新聞自由指標》一書中指出（由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出版），美國的新聞自由已經滑落到第十七名，還不及拉丁美洲國家如哥斯達黎加位居的十五名。，諸如Fox-TV、CNN，或MSBN等新聞頻道並未挑戰美國政府的政策。

民主政治立基於三權分立的機制。政府的各個部門彼此是獨立且相互監督的單位。因為每個部門可以監督其他部門，所以不會有單一部門支配一切的可能性發生。三權分立的機制保護一個國家使它能夠對抗獨裁政治。但是這樣的機制要能發揮作用最好須伴隨許多政黨的存在——而美國並沒有很多政黨。就歐、亞兩洲的民主政體而言，他們擁有三個、四個甚至於更多的政黨，而美國卻只有兩個政黨。在二○○二年的那場全國選舉中，民主黨落敗之後，共和黨控制了所有的政府部門：總統是一個共和黨員（行政權控制）；共和黨員在參議院的席位已佔多數（立法權控制），而且最高法院的法官中多數是共和黨員（司法權控制）。之前提到的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相互制衡的情形已經隨著單一政黨控制所有部門的情況下改變了。如今，美國政府可以為所欲為了。

一個月前，在南佛羅里達大學的校園裡，我的一位同事與研究生都遭到逮捕。警察宣稱他們是恐怖份子。這兩人（AI-Arian博士和Hamoudeh先生）都是巴勒斯坦人。沒有任何的學生與教職員站出來反對。

我們可以仔細思量這些事件的發展，美國政府攻擊伊拉克的最終理由（為了散播民主）並不能使人信服。

白宮一直強烈地使用道德修辭語言：薩達姆是邪惡的，自由是善的；而且我們應該由於善的緣故而去摧毀惡。這場攻擊行動在道德上值得嗎？

依照任何標準來看，薩達姆‧海珊都是邪惡的。在伊拉克，沒有新聞自由；在獄中，則有政治異議份子；一九九二年，伊國軍方以一場屠村行動來回應異議份子。薩達姆過去的行徑更是邪惡。在他成為獨裁者之前，他是一名專門從事秘密審訊（濕刑：wet work）工作的警官。他施行的審訊之所以是「濕刑」乃因為會留下被告者的汗、血、嘔吐物、糞便與部分的肢體——他是個酷刑者。

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反對薩達姆。聯合國安理會在反對的立場上沒有任何的分歧。安理會的主要分歧並非在於打造一個民主伊拉克的「目的」，而是達到此目的的「手段」：這個手段的形式是，伊拉克必須接受制裁與壓迫，不然就須承受攻擊與戰爭。這個「目的」能合理證成這些「手段」嗎？這必須仰賴於善和惡的平衡來看；換言之，端賴於各個手段之間的比較——它們有用嗎？它們在倫理學上的成本為何？

運用制裁手段只有部分收到成效。已經實施了十二年的禁運措施來制裁伊拉克，但是這樣的制裁併未替伊拉克創造民主。在實施禁運之前，伊拉克攻擊它的鄰國；但在禁運之後，它並未攻擊其他國家。因此制裁的手段達到了消除威脅的目的。但是制裁的手段卻無法達到創造一個民主伊拉克的目的。這個國家在當時是一個獨裁政治的國家，即使是現在也是如此。但是也許這樣的禁運措施不用受到譴責——一九九一年時，伊拉克人民真的群起造反，而且相信美國政府將援助他們的承諾。當美國政府所承諾的援助並未實現時，各種反叛活動應聲瓦解。美國政府寧可選擇穩定的獨裁政體更勝於易變的民主政體。當美國的策略更應受到責備時，我們卻責怪聯合國的制裁，這是不公平的。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了，而現在戰爭才是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問題。

戰爭須付出倫理學上的代價。從上個世紀的每一場戰爭中可看出，無辜犧牲者的比例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一八），士兵的傷亡佔了大多數；平民的傷亡比例低於總傷亡人數的四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三九～四五），所有的犧牲者中，士兵與平民各佔了一半。越戰期間（一九六四～七五），四分之一傷亡比例是士兵；另外四分之三則是平民。波灣戰爭期間（一九九○～九一），則百分之二十是士兵；百分之八十是平民。波灣戰爭期間，二十萬六千名伊拉克人遭殺害（十萬九千個男人，二萬三千個女人，以及七萬四千個兒童）。根據最保守的估計，還有額外的十萬人死亡（非士兵），這些額外的死亡人數都是死於戰後直接來自於之前參戰與轟炸所帶來的傷害與疾病。雖然美國政府以它們的精準性炸彈為傲，美國政府天真地以為平民將免於戰火波及。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將會死亡，就像他們總是在戰火中難逃一死的情況。

因為在一場侵略戰爭中須承受苦難的大多數人並非應該承受這樣的苦難，所以侵略通常是錯誤的行為。但是這種說法必須得到進一步的解釋。你們有權於遭受攻擊時反擊，而且你們有義務進行戰鬥，如果你們可以幫助其他正在遭受攻擊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對法國的入侵行動是一種對於納粹佔領的適當反應。同理，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中，盟軍入侵行動的合理性也毫無疑問。伊拉克第一次攻擊科威特，國際的力量隨後反擊，幾乎從四面八方通往巴格達的道路入侵伊拉克。這便是鑒於不正當的攻擊而產生的正當反應。相較之下，現在的侵略是一種行動，而並非一種反應；是一種攻擊，而並非防衛；是先出手攻擊，而非之後的反擊；而先出手攻擊是錯誤的。

美國政府反駁——他們說，在伊拉克，藉由倫理學上效益的形成可以證明先出手攻擊所產生的錯誤。倫理學上付出的成本是損害與痛苦；而倫理學上的效益是自由與安樂。把一塊石頭丟進池塘裡——水花濺起，然後產生漣漪。伊拉克是池塘；美國是石頭；侵略是水花；而成本與效益便是泛起的漣漪。評估美國的反駁意見時就須比較成本與效益兩者的比重。

成本泛起的初次漣漪影響伊拉克的民眾。這場侵略戰爭並不是對抗薩達姆的戰鬥，而是一場對抗他的軍隊的戰鬥。與其軍隊對陣的戰役造成平民的傷亡。所以一群不值得死去的人將因為戰爭而死亡。

下一波成本泛起的漣漪影響中東的人民。他們受迫於必須注視外人為他們作出決定。許多中東人覺得他們正在遭受殖民統治——再度地受到殖民統治。關於他們國力羸弱的歷史記憶使他們蒙受屈辱而將導致暴亂再起。蓋達組織誕生於賓拉登抗議美國軍事勢力介入沙烏地阿拉伯的背景。賓拉登爭論的理由在於沙烏地阿拉伯座落於神聖的淨土（麥加與麥地那），而非回教徒的美國士兵應該離開，因為他們欠缺對回教聖地的尊重。當沙烏地阿拉伯人拒絕這樣的提議時，賓拉登就變成了恐怖份子。可以合理地推定，更多美軍在中東地區的存在將造成更多對賓拉登的支持。

最後一波成本泛起的漣漪影響我們全體。恐怖主義藉由眾多不正義的感受而被點燃。侵略戰爭助燃了眾多中東地區不正義的感受，並培育出全球各地的恐怖主義。製造出來的恐懼便是倫理學上的成本，造成煩惱與約束，並摧毀安樂與自由。此外，侵略伊拉克只是片面挑戰世界秩序的行動。國際法禁止主動出手攻擊其他國家。忽視國際法的規範卻沒有受到處罰，這樣的情形削弱了法律的強制性與降低了地球村的穩定性。

存在著倫理學上的效益嗎？侵略戰爭將從獨裁者手中解放伊拉克人民，以及賦予他們機會去得到充滿希望的自由與較好的生活。因而伊拉克的人民將付出代價（無可避免的死亡與破壞），但是他們也可能得到效益（或許是自由與福利）。我不知道是否效益勝過成本。

中東的人民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對於他們而言，對伊拉克的制裁方面，這場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並未帶來任何可見的利益。侵略僅僅為他們帶來可預見的倫理學上的成本：屈辱、憤怒、不安、與可能的暴動。

世界上的人民也將不會受到任何正面的影響。這場侵略戰爭將石油的控制權從伊拉克人手中轉移到美國人的手裡。地球村的成員們將繼續購買石油，因而將使美國的公司更加富有。

還有一項最後的成本。美國政府想要讓它的人民使用更多而非更少的石油。二○○二年布希總統斷絕提供大眾運輸系統的資金，同時創造「更大型」房車、卡車與休旅車的購車減稅資金。他想要美國人都開車，而且他鼓勵他們消耗燃油。而世界社區將付環境帳單。由於全球氣候控制專案小組（IPGCC）於二○○○年提出研究報告，我們知道燃燒汽油造成全球的溫室效應。從一種美國企業的觀點來看，退出京都協定與入侵伊拉克這兩方面都可以合理地得到解釋。其他的國家將會付錢，但是美國卻將賺錢。

在企業的成本計算方面隱含一個問題。IPGCC推斷全球的溫室效應正在改變全球降雨模式；在赤道一帶和高緯度的南北地區天氣將變得更加濕潤，以及在副熱帶和溫帶地區天氣將變得更乾燥一些。於是許多國家位於這樣的緯度，諸如台灣，需要因應水資源短缺的問題。這將對農業以及這座星球上的其他地方造成傷害，這也許會觸發一種新的資源取向衝突——不是關於石油的衝突，而是水資源的衝突。我們可以預期美國政府的種種決定將造成地球上更多的傷害、貧窮與污染。渴望石油、酷愛汽車的美國人將會富有，但是在這個憎恨他們的地球上，他們如何可能安穩地享受利益呢？

本文譯自Dr. Martin Schonfeld, 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Iraq Invasio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