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未來可能妥協之道

一、前 言：

兩岸關係自始李登輝的「兩國論」之後一直僵持迄今，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原本也有很多機會兩岸之間可以恢復交流會談，可惜民進黨政府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因此，兩岸關係更形緊張，特別是民進黨在國際上四處出擊，在島內強調去中國化的種種措施，這使中共和大陸人民對台灣島獨派力量的上升，抱持著巨大的懷疑，因此就出現大陸方面希望加強法律形式的聲音，然而兩岸關係是法律服從於政治，大陸方面企圖制定「統一法」，事實上，政治問題這並不是法律可以解決的，兩岸政治之結與解都在「一中原則」。

二、「一中原則」之結：

兩岸問題的關鍵在「一中」原則，從國共時代爭奪「一中原則」的獨佔權，到如今兩岸之間是否存在「一中原則」之爭，其實都是為了「一中原則」，在兩岸關係中只要中共堅持「一中」原則，則台灣不論是誰當政，就算面對「一中原則」，也必須處理「一中原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兩岸當局在「一中」原則幾乎已經走到完全無解之境，一方面是中共高舉主權，強調台灣沒有單獨分裂中國的權利，另一方面是台灣的民進黨政府高舉人權，強調台灣有權自我選擇。

兩岸的堅持在目前的國際結構也都可以得到自我滿足的邏輯，然而目前的僵局是一種脆弱的僵局，此一僵局是隨時都有邁向衝突的可能的僵局，一旦衝突發生了肯定東亞戰略格局是重新洗牌，對相關的各方都未必有一定的勝算，因此相關的各方也都希望台海的局面能得到管理，而在此一地區有發言權的，除了台海兩岸的當事方之外，美日也都有不同的參與權，他們管理台海危機方式，大概不外是在法理上承認中共的「一中原則」。在行政和軍事上則利用台灣滿足台灣的某些需求，常年以來，美日也都發現這是可以兩面得利的方式，反之，台灣則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來逃避「一中原則」，而中共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來維護「一中原則」；更有甚者是兩岸在「一中」原則的鬥爭已經進入到十分不理性的階段，對中共而言，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任何行為都以「一中原則」加以檢證，在此一檢證之下，台灣在國際社會必然寸步難行，對台灣而言，則是不論在台灣內外，從政府到社會文化大小事務，都要與中國脫鉤，把反中國化視為一種時尚和時髦，而且在國際上越是走不出去，在台灣境內，則越是努力反中國化，於是雙方的基礎關係就在此一惡化循環中，越來越猜忌，越來越疏離，在此情況下雙方在「一中原則」，不但沒有去思考其他的化解之道，反而是加強了「一中原則」之間的情緒鬥爭，以致兩岸關係完全停滯不前。

任由僵局的持續蔓延成為思想的僵化，對中共而言，就把兩岸關係簡化為「只要台灣回到一中原則」；對台灣而言，也很容易把兩岸關係簡化「只要中共在兩岸關係不設定前題」，其結果是兩岸當局所有的在兩岸關係中可行性的建議，都隱藏在不可能被採納的原則之下，一切的善意都是做給第三者看，而不是為當事者設計，例如「五一七聲明」中「七個前景」所提透過協商「妥善解決與台灣身份相適應的國際空間問題，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這與「十六大」江澤民的報告中所提出「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的說法，顯然的是告知台北有三點建議：

第一是中共也覺察到兩岸外交的耗失是不智的，有意以「協商」來停止互鬥，換言之，以協商方式達到兩岸外交休兵的效果，這是在外交休兵的方式上的建議。

第二是北京應該是覺察到台北不可能，也不會接受只限定在「經濟」、「文化」領域身份相適應的談判空間，是以在「五一七聲明」中以不再提「經濟」、「文化」方式來默認台北是有其政治身份的政治實體，這也可以暗示北京方面已經注意到如何正視台北的政治身份問題，大概也在討論研究之中，這也可以從旁證實了中共已經注意到必須面對解決「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問題。

第三是「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這裡比較重要的是「共享」一詞，這一詞彙邏輯地暗示了當兩岸就此問題協商出結果之後，「中華民族」的尊嚴就是兩岸共享而非中共或大陸所獨享，這說明了中共在「中國」這一名詞上有可能在心態上可以接受「共享」的狀態。

當然如眾所周知的是雖然「五一七聲明」有了更大的善意，但是這一切的善意都是在台灣承認「一中」原則，因此，只要台灣不承認「一中原則」，則一切的「善意」(中共所界定的)都只是「水中鏡」、「月中花」，又如在「五二○講演」中，也說「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過去十幾年兩岸人民的互動交流，已經發展出極為密切的關係，對於兩岸關係的進展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未來，我們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之上，持續放寬並且擴大兩岸新聞、資訊、教育、文化、經貿交流的相關措施，推動兩岸恢復對話與溝通的管道，如此才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建立互信的基礎。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不僅是台灣要全面向上提升的關鍵轉型期，也是中國大陸邁向民主化及自由化的機遇期，雙方的政府理應掌握機會全力打拚，放眼於全球競爭的趨勢，不要再虛耗於政治爭辯的僵局。個人深信，唯有兩岸致力於建設與發展，協商建立一個動態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共同確保台海的現狀不被片面改變，並且進一步推動包括三通在內的文化經貿往來，才能符合兩岸人民的福祉與國際社會的期待。但是這一切都是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中國」之間，因此對中共而言，一切的善意也都空談。由此觀之，兩岸當局對打開僵局的設計都是立足在自己的政治立場，因此這些善意本身就包含了相當的策略伏筆，對兩岸的當局而言，「一中」原則是一個無解的神主牌，一個不能動，一個不能碰，這便是「一中」原則的結。

三、「一中原則」的解：

「一中」原則如果從其意義的更換，或是從制度的蛻變，或是從政治學的學理，或是從法律的框架，去討論兩岸可能的妥協途徑，從八○年代開始已經不乏其人，也不乏各種主張，但是迄今為止均無法得到解決，是以我們就必須改從方法的角度來思考，換言之，兩岸當局不妨從以何種方式使對方不得不接受的方式來思考，從中共的立場來看，中共可以將一中原則架構化、地方化、務實化來取代目前總是掛在嘴上的，或是以國家的形式寫在條約上的方式。

所謂「結構化」最近一段時間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有不少人談到「統一法」或是旨在規範兩岸性質的法律，中共中央有必要在研議法律之際為兩岸關係建立起一個現階段可行，而又不改變目前兩岸形勢的架構，基於世界上主要的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承認一中原則，以及中共最近通令中共的駐外使領館有必要但不強制地照顧到其駐地的台灣同胞，因此中共可以將一中原則以法治的方式架構化，亦即將一中原則從對台灣的要求變成今日兩岸的現狀法理描述，過去中共堅持一中原則，一直被台灣解釋成中共要逼迫台灣接受「一中」原則，一旦轉而視為現狀的架構時，一中原則對台灣就是是否維持現狀的問題，由於架構本身不傷及各方的利益，因此相關各方也都願意進一步來維持此一架構，如此一來，一個空間向中共單方示好的原則就變成大家都樂於維持和遵守的架構，一個地區互惠的框架，共守的框架。

所謂「地方化」是中共可以比照經濟改革的方式，擴大地方政府某些對台交涉的範圍和權力，在兩岸關係中，有許多事務由地方政府出面，既不具政治的敏感性，而且還可以及時解決兩岸在交流層次所衍生的問題，促使台灣人民對大陸的行政效率產生新的認識和理解，或是趁著大陸有人研議所謂的「統一法」之際，中共當局也可以認真考慮，透過法律規範的形式，將對台工作區分為中央的層級與地方層級兩個領域，使地方層級在地方性的交流上負起更多的責任，從中央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國家之內的地方與地方交流，而台灣也可以堂堂正正以台灣之名來與大陸各地交涉事務作為台商的後盾，為台灣人在大陸的保護者，以最近來台觀光的福建省居民，發生離團失蹤的事件就可以由福建省自行負責，相信各省必能夠做最有效的管理，從而可以減少意外事件的發生。

所謂「務實化」這裡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是在人民層次如何將一中原則實踐到台灣人民的身上，如果更多台灣人民願意成為中國人民則中共的一中原則的可能性是有所增長，為了充實框架的人民內涵，中共就可以在「統一法」或兩岸關係的範圍中進一步提供台灣人民成為中國人民的方便和便捷的特殊方式，促使架構的政治意涵更加具體化、更實際化，這是一中原則務實化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則是在兩岸關係層次可以朝否定國際性質的角色來間接呈現出兩岸中的一中原則，而不必在談判前去強調一中原則，特別是兩岸委託中介人談判經貿議題，有必要將一中原則落實在協議的非國際化的努力上，如此一來中共既不失其一中原則，兩岸又有機會可能恢復接觸的談判。

從台灣主體來看：以兩岸關係「一中原則」來說，民進黨政府在其第一個任期內為了政爭而否定「九二共識」這樣一個相對中性的名詞，以致錯過了兩岸重啟談判的可能性，這是以民主選舉所得到的政府繼承去執行以革命手段所獲得的國家權力的作為，所謂「政府繼承」是指政府的更替不能任意改變屬政府的承諾，除非是經由革命手段推翻原本的政權，否則在國際間國家與國家的協議無法執行，所以民進黨在一中原則上是自己把政策的選項窄化，使自己沒有選擇，如今民進黨又再執政，如今是真心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穩定地發展，就必須將中共堅持一中原則的原因、目的和心態深入地加以瞭解，特別是中共在堅持「一中原則」的目的是否有所變化，一般而言，中共的對台政策在核心內涵上有過「解放」「統一」「反獨」三個不同的側重點，其中可以一以貫之的就是堅持一中原則，因此大家就很容易忽視了在不同時代堅持的一中原則在心態和目的上是否存在差異的問題，粗略而言，在解放時代所堅持的一中是為要統治台灣，因此當時要求蔣氏政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承認中共是勝利者、是統治者，而蔣是失敗者、被統治者；到了統一時代，中共堅持的一中原則，則是為了一國兩制，這時就不是為了統治，而是創造中國大陸一個周邊和平的環境以便於中共自身的發展，所以承認了一中之後的台灣，仍是以「台人治台」為主；再到了反獨時代，中共堅持的「一中」原則已經不必承認中共政權，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即可，此一國家按汪道涵的說法是未來共建的「中國」，所以此時的堅持「一中」原則，可以說是中共的面子工程而已。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我們就必須進一步研究三個問題：第一是能否既給中共面子又不失自己裡子的方法；第二一旦給了中共一次面子之後，對台灣可能有什麼後遺症；第三如果我們完全不給中共任何面子，則如何促進兩岸和平呢?

第一是能有兩全之道：對中共而言，所謂「面子」之事就是在表面上、在公開場合中，表現的作為，與之相對就是裡子，在私下的場合、在實質的關係，可以有作為，此二者是可以區分的，面子的問題常常是中國人處理事情的底線，如果面子沒有了，則行動的底線也沒有了，反之，一切好談，所以面子常常是口惠的，言語上的表現而已，如今中共的「一中」原則，如果也只是「面子」為先，則我們的解決智慧就在於找出一種說法，使大家有台階下，例如以上海公報的模式，我方表達「在充分認知中共的『一中原則』基礎上」開展兩岸的平等交流與協商，或是大陸所提出的兩岸願意在歷次辜汪會談的基礎上，開展談判，這些就是帶有「兩全」思維的解決之道。

第二可能的後遺症：對台灣而言，在「一中原則」的立場除了原有的政治立場相左的困難，還有一層疑慮，就是一旦在言語上回到以往的邏輯是否有後遺症，除了兩岸可能展開談判與協商之外，一般而言短期內(二、三) 年大致沒有後遺症，長期則看兩岸的互動的各種相關因素，這裡就包括了中國大陸自身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和發展，兩岸領導人的關係、台灣自身的發展變化以及相關的遠東形勢的變遷而定，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或無的問題，其中關鍵還在台灣自身的發展，如果台灣社會仍是分裂的，台灣的政局仍是不穩，則相對而影響就會大些，可以肯定的是兩岸一旦重開談判和協商對兩岸特別是對台灣肯定會有衝擊，如果台灣的領導者善於把握此一趨勢，則更可以有利於台灣自主性的發展，反之當然有不少人也會對「台獨」發展的挫敗感到沮喪，不過我們也可以事前有所研究，以便及早釐定對策，使之有利因素增加，而不利因素下降。

第三是完全對立的情況下，和平的機會，按中共「五一七聲明」是「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由此推論如果中共政權在面子上得不到回應，而兩岸又想維持一個穩定的和平的機會，恐怕就只能依賴一是中國領導人的變化帶來解決台灣問題思維的變化；二是外在強權結構的實力對比和牽制，這兩部分當然是以後者的可能比較大，不過其結果則是台灣對自身的安全的自主性大大下降，因此台灣只能在僵局下發展而無法在和平下發展，這是目前的執政者必須思考的。

四、具體方案：

上述的建議是否可行，自然必須經由雙方的溝通，然而目前兩岸無法溝通，我方尋求任何的突破方案的關鍵在於使對方能有效的理解，才能建立後續的對話、研究的可能，是以在突破方案的研究不能只有構想而欠缺建立溝通的環節，目前在官方互不信任、無法往來的情況下，只有二個管道可以嘗試，一是運用外國人進行間接的溝通，即以往的背靠背的會談；二是兩岸的民間管道，不論何種管道的使用，關鍵在於誠信，建立有誠信的溝通管道是突破兩岸的第一步，除非中共當局在現階段完全沒有發展兩岸關係的意願，否則建議如下：

第一、選擇兩岸的重要智庫，建立有誠信的交往管道；有誠信包括事前提供可靠的信息，該智庫對決策機構具有建議的可能。

第二、建立兩岸重要智庫定期長期連繫的方式和制度性交流的渠道，以上兩岸智庫熱線的建立，均將這些智庫定位為兩岸功能性智庫。

第三、兩岸功能性智庫，必須具有民間或社會身份，而又具有政策的影響力的定位，他們應就兩岸重大事件和議題進行有時效的溝通，並各自建議己方的決策單位。

第四、兩岸功能性智庫宜就某些敏感議題定期、定人、定題交換看法，並作出具體建議。

第五、在時機成熟情況下，派出密使，授權溝通，尋找突破。

五、結 論：

總之，兩岸關係的突破關鍵在於方案的可行性和當局的誠信度，可行性的方案可以突破僵化的思考，誠信度的思考，才能為可行方案建立實踐的可能性，在實踐過程仍然有些變數自然應有所評估，前瞻未來的兩岸關係最大的變數有四：

（一）今年年底的美國大選：這一變化對未來的四年具有重大的影響，特別是涉及美國領導人如何評估其自己的遠東利益，因此涉及美國的中國政策。

（二）中共自身的「政治改革」：中共的改革已逐漸進入「政治改革」的階段，而這是中共改革中最為艱難的階段，如何改，改多少，在在都涉及中共自身的認知，認知的調整將影響對台工作的具體作為。

（三）在中共的對台事務方面主要的變數有二：一是傳聞正在擬議的「統一法」，此一法律的性質、位階和規範的導向，將對中共的台辦機構以及台灣民眾的認知有影響；二是中共台辦明年的人事改組，這將直接影響到中共的對台工作的方式。

（四）台灣當權誠信度的建立：在以上所有變數中，這是台灣自身唯一可掌控，但也因為同樣執政的黨性和領導人的個性，有可能是台灣最難表現的變數。沒有誠信，一切的方案都 將沒有意義，這是台灣執政黨領導人自己必須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