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本土化」和「愛台灣」

故歷史學家湯恩比和兩度獲得聯合國和平獎的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在他們出版的對話錄中認為西方宗教為「人格神」的宗教，教徒各護其「主」，意識型態極為強烈。不僅回教和其他宗教壁壘分明，基督教和東正教之間在東歐也有一條鴻溝，此一斷層貫穿烏克蘭，造成該國東西兩方面的對立。東方宗教為「非人格神」的宗教，注重哲理，吳經熊認儒家從學習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之中獲得幸福，道家崇尚自然，鄙棄世俗，尋求空靈之樂，佛教蘊發慈悲，明心見性，追求徹悟。三者寬容並蓄，相互尊重，「道並行而不悖」。

古代西方的愛有三個字：（一）phile為友愛，(二)eros為情愛，(三)agape為基督上帝之愛。這三種愛加起來並不完整。儒家講「仁愛」，仁統攝「四維八德」超越友愛、情愛和基督之愛的總和。朱子釋仁為「心之德」、「愛之理」。國父的博愛就是「仁民愛物」。春秋大義明夷夏之辨，夏是文明的美稱、夷是野蠻的別名。「用夏變夷」者，夏亦為夷，「用夷變夏者」，夷亦為夏，這是何等的胸襟，唯有如此才能消弭種族的歧視，仁愛和博愛尋求的是世界大同。

中國上古思想史上並無自由一辭，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首倡自由成為一崇高的理想。自由一詞有liberty和freedom兩字，前者是低級群眾性的自由，後者為特定的高級自由，例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高級自由並非放蕩，恣行無忌。康德稱自由為「理性的自我決定、自我立法。」具體而言必須與「自然為一、道德為一、法律為一、團體為一。」此即自由之四大約束。

今年八月十四日，《經濟學人》雜誌對拉丁美洲十八個國家作一民意調查，大多數人民認為選舉式的民主，並未使大多數的人民獲得幸福，祇有少數權貴蒙受其利。究其原因絕大多數民選的總統未能保障法治，甚至扭曲司法。司法不獨力即無康德的「法律自由」可言。美國總統尼克遜被罷黜，並未「動搖國本」。這才是有法治的民主。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方言有漸被淘汰的趨勢。今年三月十八日的《自然》雜誌有一篇文章討論世界方言問題，根據某一標準，世界共有七千種方言，中國有七百種，但土地面積只有中國百分之八，人口只有五十萬的新幾內亞有八百五十種方言。「本土化」程度愈高，文化愈為落後，全球化和本土化在許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今後全球化的發展會造成許多方言的逐漸式微，其至滅絕。主流文化例如中、英、德、法、阿拉伯、俄羅斯語言將更為普遍。文學和哲學是文化的精粹。高級文明必須有卓越人物為其代表，例如李白、杜甫、莎士比亞、普希金、但丁、哥德、泰戈爾之流，而本土化文化缺乏此類代表人物。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即是揚棄本土化最好的例子。日本在科技上引進了西方的戰艦，在文化上崇尚宋明理學，日俄戰爭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在胸前掛了「一生低首拜陽明」的玉牌。我們必須「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才能營造一個「以真理為基礎，正義為原則，愛心為原動力而瀰漫著祥和氣氛」的高級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