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對立：東亞和平的新願景

戴維斯院長、倫敦政經學院的師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維斯院長表達個人最誠摯的謝意；因為院長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這個特殊機會在此向諸位發表一些個人淺見。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是振奮的，一方面，這是因為早年留學哈佛大學的學院經驗，讓我一走進這裡，就有一種回到家的溫馨；二方面，則是因為能在此地與各位分享我個人的理念，特別是有關台海兩岸、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榮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費邊社的領導人貝翠絲韋伯、悉德尼韋伯、格漢韋拉斯、和蕭伯納，決定創立一所能夠發揚他們社會改革理念的學校。倫敦政經學院在他們的努力下設立，並在此後一百多年間發展茁壯，被公認為是一所世界級的學術機構、頂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揚政治和經濟理念的思想重鎮。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請接受我對這所偉大學府的崇高敬意，請接受我對它輝煌成就的感佩。

歷史的交會

同樣在一八九五年，位於世界另一隅的中國也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一年四月十七日，滿清主政下的中國與當時國力漸強的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作為中國戰敗的代價之一。我所屬的政黨－－中國國民黨－－即是在中國戰敗後到條約簽訂前的這段期間，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孫中山先生所創立。有感於對日戰敗，中山先生矢志把中國從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手中解救出來，並將其建設成獨立、民主、繁榮的現代國家。經過十八年的奮鬥，中山先生率領同志於一九一二年成功地締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倫敦政經學院於一八九五年創立，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也發生在同一年。或許諸位在回顧歷史時，會傾向把這兩件事看做獨立的事件，但容我提醒各位，這兩件看似不相干的歷史事件，曾在一位偉人的身上交會，他就是孫中山先生。

費邊社與孫中山先生

一八九六年，滿清政府在倫敦誘捕並綁架了孫中山先生。迫於英國輿論的壓力，以及中山先生的恩師康德黎醫生的奔走援救，滿清政府終於釋放了中山先生。事件平息後，中山先生留在英國研究，經常造訪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研讀歐洲政治概況與政治思想，並特別考察了流行於當時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思潮。其中，又以費邊社的改良主義思想，對中山先生形成了最重要且最持久的影響。

不同於階級鬥爭的途徑，英國費邊社倡議的是漸進的改革，強調的是理性的說服，呼籲的是教育的重要。該社成員展現了強大的毅力，為他們的革新與進步論點進行理性辯護。而這種務實的社會改良主義，毫無疑問是建立在對民主與多元主義的堅實信念之上。

費邊社的視野和遠見，不僅促成了倫敦政經學院的創立，同時也在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給予其甚大的啟發，這毋寧是另一個重要的歷史交會。

三民主義與國民黨

由民族獨立、政治民主與社會福祉三個理想所構成的三民主義，正是國民黨賴以成立的理論基礎。在對日戰敗的衝擊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義作為反抗滿清政府的基調。民生主義在費邊社的影響中萌芽，中山先生將其視為矯治當時中國社會與經濟沈痾的良方，而它的具體實踐更成為日後台灣締造經濟奇跡的重要關鍵。此外，對於中山先生及其追隨者而言，政治層面的民權主義改革，必須與社經層面的民生主義改革同時並進，而不容偏廢。

先是建設中國大陸，繼而是一九四九年後的發展台灣，國民黨的歷史正是一部為實踐民族、民權與民生理想的長期奮鬥史。超過一個世紀以來，國民黨一直都是中國現代化的主導力量。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它帶領中華民國「北伐統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它戮力從事國家建設，創造了「黃金十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它不懈地領導對日抗戰，終至贏得最後的勝利；一九四六年，它開始實施民主憲政；一九四九年以後，則致力於建設繁榮和民主的台灣。

我確信，三民主義所楬櫫的政治理想與價值，在今天仍然不減其意義。身處於這個更加複雜的、由晚期現代性與嶄新全球化所交織而成的世界中，我們更必須持續地更新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與價值。

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國民黨將其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用於維護國家獨立和國家統一的艱難工作上。但另一方面，出於各種因素牽制，它在中國大陸所推動的民主試驗並非是完全成功的。對日抗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在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中迅速地擴張其勢力，打敗國民黨，並於一九四九年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遷移到日本於一九四五年無條件投降後歸還給中華民國的台灣。爾後，國民黨在台灣持續執政，直到二○○○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為止。

經濟奇蹟與社會福祉

國民黨到台灣後記取了先前的教訓，切實地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推動一系列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這些政策日後被證實是非常有利於經濟的成長與社會的公平。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最傑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打造出一個致力於經濟建設的「發展國家」，同時帶動出一個活力充沛的市場經濟體。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八點一，這足以見證國民黨對台灣繁榮的重大貢獻。

請讓我再舉一個也許各位會感興趣的例子。諸位都知道，自一九八○年代後期起，台灣開始成為全球電腦、電腦周邊產品與IC晶片的製造中心。現在全球數一數二的晶圓代工廠——台積電和聯電，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輔導下，才逐漸地發展茁壯，而致舉世聞名。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倫敦政經學院，因為那時成功地帶領台灣產業升級的行政院長，正是貴校所培育的優秀人才——俞國華先生。

台灣傑出的經濟成就，使得世界銀行在一九九四年將台灣以及新加坡、南韓和香港等表現出色的經濟體，恰如其分地喻為「東亞奇跡」。而這益加證明的，正是國民黨政府於五○年代至九○年代，治理成績的不容小覷。

更值得一提的，台灣是極少數能夠成功地在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之間，保持微妙平衡的開發中國家之一。舉例來說，在一九九九年，即政權從國民黨轉移到民進黨的前一年，台灣前百分之二十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所得，是百分之二十收入最低家庭的平均所得的五點五五倍。無論是在開發中國家之林，甚至是在已開發國家之林，這都是極低的貧富差距。

但是很不幸的，自二○○○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迅速下滑。台灣內部的、台灣跟國外之間的經濟差距，都擴大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

自由化與民主化

當然，我舉出這些經濟與社會成就，並不是為了遮掩國民黨在一九八○年代中期走向民主化之前，在中國內戰及冷戰的背景下，而長期維持的威權統治。我本人曾在許多場合，為國民黨過去一些違反人權和背離法治的不當作為公開道歉。這些不當作為包括：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內戰與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環境下，對「二二八事件」的不當處置；一九四九年實施戒嚴後，隨著冷戰態勢而升高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以及橫跨五○年代與八○年代，在政治、言論、媒體和出版自由方面的不當箝制。當時，在國家安全需要的理由下，數千公民未經合法程式即遭拘捕、刑求、監禁、處決、或軟禁，許多書籍、雜誌或其他出版品遭到檢查、查禁、或沒收。雖然這些不當作為已在國民黨推動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後停止，但留給受難者和其家屬的，卻是難以磨滅的創傷與悲痛。正因此，每當我代表國民黨為其過去不光彩的作為道歉時，我總是懷抱著感同身受的真心與誠意。

但與此同時，我為國民黨在台灣推動自由化與民主化的一切努力感到驕傲。如果不是國民黨在過去的執政中，成功地替台灣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台灣恐怕無法享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可持續的自由民主社會。而在八○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國民黨亦扮演了無可取代的積極角色。在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後，國際社會已將台灣視為一個完全的民主社會。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國民黨也已成功地轉型為一個現代民主政黨，並由黨員直接選舉黨主席。

我必須驕傲地指出，過去六十年間，很少有發展中國家能夠同時兼顧經濟成長、社會公平與政治安定。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成就的「寧靜革命」，唯有其「經濟奇跡」可與之媲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請容我高興地告訴諸位，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理念，也就是政治民主主義，絕大部分已經在台灣獲得了具體的實踐。雖然國民黨在二○○○年後成為台灣的在野黨，但國民黨作為一個「負責的反對黨」的表現，再度為它贏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二○○四年的立委選舉，國民黨及其盟友維持了立法院的多數地位（二百二十五席中贏得一百一十五席）；二○○五年的縣市長選舉國民黨也大有斬獲（在廿三個縣市中贏得十七席）。國民黨所獲得的普遍民意支持，使我們有可能在二○○八年贏回執政權。

分離不是解答

近年來，一些台灣的政治人物主張，台灣應該藉由制憲正名、應該藉由切斷與中華文化的臍帶、應該藉由升高內部的省籍對立、應該藉由挑起兩岸間民族主義式的仇恨、應該藉由壓抑台海兩岸日益頻繁的各項交流、甚至應該藉由與中國大陸進行軍備競賽的方式，以遂行單邊的分離主義計畫。但基於如下的理由，我個人完全無法認同這種思維方式。

在今天這個快速全球化的世界裡，「分裂」或「分離主義」絕非是確保政治民主、經濟與社會繁榮的唯一方法。台灣理所當然要確保其民主的成就，但這項考量卻不應該與台獨分離主義混為一談。相反地，我們必須盡力與中國大陸達成可能的和解。確保台灣民主成就的關鍵在於對話，而非分裂。

更進一步來說，片面的分離主義行動只是一帖召喚劫難的藥方。實際上它將升高台灣內部的對立，重啟兩岸停歇的內戰。而那將是一場全面的戰爭，既危及台灣的生存，亦重創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努力。同時，由於美國和日本將無可避免地被捲入台海衝突，這帖分離主義的藥方不僅危害台灣的利益，更勢必動搖整個區域的安定與世界的和平。

兩岸關係發展

過去二十年間，台海兩岸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台灣居民赴大陸的人數與次數，在一九八七年還只有幾千名，到了二○○五年已成長到了四百萬。兩岸間的雙邊貿易，在一九八七年還不到一億美元，到了二○○五年已增加為七百一十億美元，擴增了七百倍。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購買了台灣百分之三十七點八的出口品。二○○五年，台灣對大陸享有四百九十七億美元的順差，這數字遠超過台灣貿易順差的總額；這意味著，如果台灣斷絕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那麼台灣對其他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將高達四百二十億美元。與此同時，已有超過七萬家台灣企業前往大陸投資經商；他們自一九八七年以來至少已投資了七百億美元，據估計創造了一千萬個工作機會。在另一項統計中，大約有七十五萬台灣住民旅居中國大陸，這佔了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以數據作為明證，台海兩岸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的交流規模，可以說已大幅成長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

但兩岸間的政治關係，卻因為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時的飛彈危機，而開始陷入僵局。雖然在一九九八年，台灣方面派遣企業家辜振甫先生赴中國大陸協商，使得情況獲得改善，但前總統李登輝於一九九九年接受外國記者專訪時一席「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之談話，卻又使得兩岸政治互動再度停滯不前。而二○○○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為討好民進黨內部分離主義者的種種舉措，更導致兩岸關係雪上加霜，並最終加劇為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反國家分裂法》的制訂，以及民進黨在台北市所發動的二十七萬五千人抗議大遊行。為了化解兩岸政治僵局，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於去年四月赴大陸進行了破冰之旅。這趟包含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會面的「和平之旅」，是一次偉大的和解行動，不僅大幅消解了兩岸間的緊張關係，也為國民黨未來的兩岸政策奠定了基本方向。

交流的領域

我們將依據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在二○○五年四月所達成的各項初步共識，繼續逐步推動有利於兩岸雙贏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事實上，國民黨已於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召開的第十七屆全會中，將連胡的五點「共同願景」列入了黨綱。在政治方面，國民黨若能於二○○八年贏得總統大選，我們將嘗試恢復兩岸間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政治對話。「九二共識」乃兩岸雙方為尋求共通點與建立互信基礎，在一九九二年於香港所達成的默契，其重點在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雙方都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但容許、尊重各自不同的詮釋。對我們而言，「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對他們而言，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我們不會讓彼此不同的表述方式，去阻礙兩岸在其他方面的各種交流。

進一步來說，兩岸和平發展的中程目標應該在於：雙方協商出一個可行的和平協定，並以此作為指引未來數十年間兩岸和平互動的基本框架。當然，這種和平穩定的互動框架能否實現，端看我們能否克服一些依然存在的政治阻礙。在這方面，我要邀請諸位共同思考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課題。

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普遍地被視為是代表全中國，因而包括台灣在內的唯一合法政府。從此以後，亦即三十多年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在國際社會中一直沒有真正的代表，被不厚道地拒絕了參與大多數區域及國際組織的權利。這一點正好讓今天一些主張台獨的政治人物拿來利用，他們鼓吹台灣唯有與中國作徹底的切割，才能重返國際社會，才能獲得尊嚴。我想，問題所在是一種對承認的需求。在政治上，被承認與否並非完全無關痛癢。

但我認為，對承認的心理需求，並不能用來合理化片面的分離主義行動。因為在分離主義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更有效、代價更低的政治選擇。更何況，承認，未必會隨著台獨分離主義行動而來，因為世界上少有國家會願意在這個極高度敏感的問題上，不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決裂而承認一個獨立的台灣。不過，務實地說，任何兩岸和平框架要可長可久，都必須充分確保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自由。

國民黨堅定地支持兩岸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維持台海現狀，並反對任何對現狀的片面改變，更反對所有非和平的或違憲的改變現狀手段。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一中憲法，所以不排除當兩岸間的整體發展條件趨於成熟時，換言之，當中國大陸在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和社會福址方面的發展可以與台灣相互調和的時候，以兩岸的終極統一作為選項。

再由於台灣已經是一個完全的民主，要實現兩岸統一必須取得台灣人民的同意。即因如此，我們沒有統一時間表。而無論是對台灣還是對大陸來說，統一都不具有急迫性。

我認為，若要為兩岸統一創造有利條件，則中華民國在台灣作為一個已確立的民主政治實體必須獲得尊重，作為一中架構下的政治夥伴的對等地位亦必須獲得承認。這些問題對兩岸而言都是巨大的政治挑戰，而這更進一步說明了為什麼兩岸亟需恢復有意義的對話。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日的中國大陸已經不再是過去我們所認識的那個貧困的、極權的中國。三十或四十年前，與中國大陸進行和解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但情況已不再是如此。雖然中國大陸表面上仍尊奉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但我非常樂見它在最近二十年來，不僅創造了一個富有活力的經濟體，也改變了上百萬窮苦農民與工人的赤貧狀態。這項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我們希望將會是中國大陸邁向更佳的社會福祉與更大程度政治開放的重要一大步。

誠然，要在中國大陸逐漸落實民生主義和政治民主，還需要一段時間，也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在農村和內地仍有八億人口的情況下，要進行劇烈的政治改革是很困難的，甚至潛藏不測。我相信中國大陸需要的是持續漸進的社會與政治改革，而在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其所孕育出的「台灣經驗」仍有其重要的參照意義。在我領導下的國民黨，願為中國大陸的進步發展做出貢獻。時至今日，該是讓台海兩岸終止內戰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在互信、以及追求和平與繁榮的共同願景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具建設性的新互動關係。

毫無疑問，國民黨現在是一個根植於台灣的政黨。但它清楚的台灣認同，既不會令其自閉鎖國，亦不會讓其隨分離主義起舞。我非常有信心，國民黨在爭取台灣人民的最佳利益、捍衛台灣民主成就的同時，也能對建設自由、民主、繁榮的現代中國的未竟事業和憲政使命，作出重要的貢獻。我們沒有時間繼續操弄對立──諸位，我們會癒合傷口，跨越對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所來自的東亞，百年來飽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內戰、冷戰、及國族主義對立之苦，致使無數生靈無辜犧牲。反思現代東亞的血淚史，我傾向認為，我們東亞人民應可從歐盟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教益，以進行和解的試驗，並思索主權共享與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可行性。

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曾倡議「大亞洲主義」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但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東亞所需要的是一種以促進區域內、外的和平、繁榮和民主為目標的開放型區域主義。而要使這種開放型區域主義具有可行性，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勇於面對、檢討、反思歷史上發生的血淚與謬誤，如此方能超越現今的仇恨與對立，並共同探索以未來為導向的東亞和平願景。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也必須放在歷史與區域的脈絡中來思考。兩岸人民間的進一步交流，本質上亦屬於東亞人民間邁向東亞共同體的一環。恪遵中山先生的遺志，國民黨以東亞的開放型區域主義為理念，不僅將矢志促進兩岸人民的和解互助，更將奮鬥不懈地推進東亞以及世界的和平。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該是我做些總結的時候了。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且讓我們期許台灣有智，大陸有仁，攜手成為催化區域與世界和平的主導力量。讓我們給和平一個機會，讓我們使之成真。我們新國民黨暨台灣人民，絕不逃避這個歷史挑戰與責任，絕不輕言退縮或放棄。台灣海峽不應該是充滿戰爭風險的「烽火地帶」，而應該是連結兩岸偉大人民的一條和平、繁榮與民主的康莊大道。

今天，我們必須戮力開創東亞的新時代，一個由新願景和新典範所啟發的新時代。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跨越半世紀前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對立。我的朋友們，這即是我的理想。今天，我與諸位分享了我的理想。最後，恕我做出一個誠摯的請求：且讓我們一起為二十一世紀的和平、繁榮與民主共同奮鬥！

非常感謝各位！

（轉載http://www.kmt.org.tw/Content/HTML/Statement/Report/2○○6○214128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