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剛於上周表示,日皇明仁應該參拜靖國神社,激怒中韓兩國之後,2月5日又表示,台灣教育水準很高,是拜日本殖民台灣50年之賜。麻生太郎說:「這是我聽一位台灣要人(筆者按:很可能就是李登輝)說的。」
且讓我們用事實來駁斥麻生太郎之妄言。
日本國內在德川幕府時代,基礎教育已經比較普遍。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很快依照歐美制度對學校系統進行改造和重建。1886年,開始實行4年小學義務教育,1907年延長到6年。1908年,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檢討台灣教育之成效時,特別強調,雖然日本國內已經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但台灣則無此必要。日據時期固然可以說是台灣近代西式教育之發軔期,但日據時代的殖民教育,不僅執行日台隔離政策,且存在著嚴重的歧視性和差別待遇。
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不同於大英帝國統治印度,實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徹底壟斷,因此其教育體制不著重培養統治精英,而偏重初等教育及初等職業教育。初等教育分三等:日本人念小學校,台灣人念公學校,原住民念蕃童教育所(一直到皇民化時代才一律改為國民學校),不但師資、設備、教材各異,連修業年限都不同。就連小學教育,也長期處於入學率甚低,且擴充甚緩的狀況。直至1914年台灣兒童的入學率仍只有9.1%;而日本學童入學率卻高達94.1%。從1899年至1918年,台灣人公學校畢業生累計53,401人,只佔1919年台灣總人口3,538,681的1.51%。一直到1944年,台灣學童的入學率,才達到日本學童1904年已經達到的水平(約70%)。
初級教育如此,中等教育更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的錄取率平均是台灣人的4至6倍。當時提供給350萬台灣人的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僅四年制高等普通學校1所、三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2所、五年制師範學校2所、三年制工、商、農林學校各1所、六年制農專和商專各1所、八年制醫專1所。而為了不到20萬的在台日本人卻設置了五年制中學2所、四年制高等女校3所、五年制工商專校各1所,三年制高等商專1所,師範學校及醫專還兼收日籍學生。從1922年至1940年間中學平均錄取率,台人僅有15.9%,日人則高達51.5%。迄至1942年,中學畢業生計有台人男8,430、女8,834;日人男10,631、女20,289人.由於中等教育設施嚴重不足,1915年在以林獻堂為首的台灣鄉紳的請願及捐資下,設立了四年制的公立台中中學(台中一中前身)。日本總督府對台灣私人興學極端限制,因此,全台較有名的私立中學僅有兩間:北有淡水中學(李登輝的母校);南有長榮中學。到戰爭期間,這兩所中學都被充公。
至於專科教育,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就學人數相差懸殊,台人平均只佔日人的四分之一。從1921年至1942年,農林專校畢業生台人99、日人716。商專台人425、日人1,607,工專台人162、日人610人。
1924年,日本在朝鮮設置京城帝國大學,1928年才在台灣設置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首屆入學60人,台灣人只有6個,1943年台北帝國大學有學生454人,其中台灣人只有69個。終日據之世,日本政府始終未在島上設立高等師範,當時中等以上學校教員大多畢業於日本國內大學,且絕大多數為日人,這也是造成光復後,台灣師資嚴重缺乏的主因。
由於種種限制,台人子弟進入較高教育機構的人數反而日減(如進入台北帝大的人數1940年為5人,1941至1944年卻只有每年3人),因而出現一種反常現象,即台人子弟至日本國內升學反較在台容易。如李登輝原先就讀京都大學,光復後才在國立台灣大學(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繼續完成學業。
戰後接任校長的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等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曾經再三呼籲,台灣總督府應確實做到「教育機會均等」,台灣有識之士也不斷批評、抗議、爭取,但迄日治結束,總督府並未在制度上作出任何根本的改革。
教育體制的隔離、歧視和差別待遇狀況更尖銳地反映在總督府的官僚體系中。在1945年161個敕任(相當於簡任)職位中,只有1個台灣人,即台北帝大醫學教授杜聰明(占0.6%),2,120個奏任(相當於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占0.7%),21,198個判任(相當於委任)職位,只有3,726個台灣人(占17%),大多數是小學教員、街莊役場(鄉鎮公所)職員以及候補警察。在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期間,台灣人只出現過2個科長、3個郡守(相當於縣長)、3個法官、9個中學教員和2個大、專教授。矢內原忠雄坦言,「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他希望台灣總督府的政策能夠「進化發展」,至少比照印度、朝鮮,改善台灣人的待遇。終日據時代,整個台灣上中層管理階級中沒有一個台灣人,因此,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對台50年的殖民統治,台灣整個官僚體系,立即陷入「空洞化」的窘境。
以上的事實和統計數據,充分映照出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誑言狺狺。台灣教育部政務次長呂木琳強調,台灣教育水準很高與日本殖民兩不相關,是恰如其分的回應。太平洋戰爭時期,曾經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當軍夫的父親曾經對我說,要是在日據時代,像我這樣的窮小子,是不可能上中學的,上大學更甭想。誠如呂木琳所言,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經費來源,台灣有很完整的教育經費編列及管理法令,讓各級政府能陸續推動國民教育等基礎設施。由於教育經費有保障,各級教育能夠採取低學費政策,讓窮人家子弟也能枵腹就學,或靠借貸繳交學費。其次是靠近來頗受人詬病的聯考制度,保證了考試入學的公平。公開放榜使走後門者無所遁形,也使私自安插高幹或富豪子弟減少到最低的可能。在台灣經濟還不夠發達之前,美國各大學提供的獎學金,使得家境並不富裕甚至清貧的優秀學生能夠遠度重洋留學,也是造就今日台灣教育水準很高的另一原因。
日本在台灣的50年殖民統治,到處是坑坑窪窪,無論如何塗脂抹粉,也很難顯得光彩。像麻生太郎這樣的大言不慚或對其曲意奉承,表示諒解者,最後只能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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