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不為也

今天俄羅斯是一個比中國自由得多的國家。…中國仍是共產黨統治的封閉社會；但是中國在好些方面，主要是經濟和司法，正在穩定地進行自由化改革。中俄兩國究竟誰會最後走上更穩定的自由民主道路？如果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是維繫民主的鑰匙，中國正走上正確的道路。（Fareed Zakaria，2005：93-94）
「一個國家越富裕，實踐民主的機會就越強。」「當國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社會也會產生維護自由民主政府的力量和技巧」(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
當然有些貧窮國家也變成民主了。但是一個在很低的發展水準上建立民主的國家，其民主多半很快夭折（印度是例外）（Zakaria，2005：68）
幾乎每一例子都顯示，獨裁政權先緩慢而部分的開放經濟，但是此一過程導致政體越來越自由化。（Zakaria，2005：50）

龍應台在一月二十六日發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中國時報），對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勉勵國青團學員的一句玩笑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提出批判，並引發了一場綠營對馬英九的惡罵。

基於對言論自由的人權信仰，筆者向來肯定並歡迎這種論辯，但還有一層更深刻的理由來鼓勵言論自由。因為真正具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深知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必須鼓勵並尊重多元觀點的呈現，以便逼近真理。但是，多元觀點的呈現，不是惡罵，也並非沒有對錯的標準；然而，真理並無絕對標準，錯誤則是有標準可尋的，關鍵在於必須要有專業的深入研究，不能像龍應台這篇文章或《自由時報》那種意識形態所扭曲的論述。

龍應台的思惟模式有兩個特點，幾乎是全盤西化派的共同特徵：（1）分裂性思考（schismogenic thinking）。這是自我中心的理性主義者最大的毛病，他們在觀察或分析問題時，以自我為中心，一開始就忘了與之相關的他人或群體，或者就兩者彼此相關的概念，衹取其一而做直線的邏輯推理；例如：一本書的作者衹就自己的立場推論，忘了從讀者的角度設想，提供閱讀的方便；或一家廠商衹從生產者的角度設計產品形式，卻忘了從消費者角度，設計使用者便利的產品，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理性主義者。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這封公開信，一開始就預設了自我中心的傲慢，因而是微觀的「價值認同」，缺乏宏觀的、專業的政治學理論基礎。同時，她對義和團的愚昧與殘酷，視為反現代文明，卻對於另一面－－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殘酷與侵略，竟然視而不見，毫無一句反現代文明的譴責，十足暴露所謂自由主義者的偽善面孔；也暴露了龍應台缺乏民族感情的同理心，好像局外人很理性地以抽像概念分析別人所遭遇的問題，卻乏局內人不足為外人道困難處境的體會，這種現象都是自我中心的分裂性思考。（2）預設西方文化價值的普遍性。龍應台認為大陸中學教科書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教導下一代「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她似乎忘了，大陸目前雖然未將馬列主義定於一尊，但總不至於將之視為邪惡思想吧？難道馬列主義不是外來文化？事實上，龍應台把外來文化不自覺地狹隘化為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她似乎把歐美國家資本主義長期以來的貧富不均所造成的「少數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視為天經地義，未置一詞，卻對中國因改革開放必然會出現的貧富不均初期現象喋喋不休，毫無同情地理解，這種全盤西化派的觀點，早已為學術界所揚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廷頓（Sam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書的結論中即有此論：「帝國主義是普遍論必然的邏輯結果」（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alism.）（p.310）從龍應台的文章中，我們實在看不出她對中國文化精神高明面有何認知？她對二十世紀物理學愛因斯坦典範所形成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思惟模式相通，並無深刻的體會。因此思想境界也就停留在已經落伍的西方文化價值認同，並自以為是，要人家「用文明來說服我」。實際上，筆者祇看到她流暢文筆後面所顯現的膚淺與傲慢的偏見；例如：她預設了民主與自由的關聯性；政治上的獨裁代表一種逆流，而忽略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專制集權與經濟的持續發展相結合，正是走向成熟的民主自由之路，所表現的正確方向。這些觀點都是近數十年來，西方政治學者經驗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以下筆者將對下面四個問題進一步闡釋說明：（1）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民主發展道路可以急切嗎？（3）西方文明的「價值認同」有其普遍性嗎？（4）中國文明的價值與知識經濟的相關性。

民主政體已成為政治合法性最後的一個理由，民主選舉也成為獨裁者的形式門面，民主政治重量輕質的決策方式，也反映在文化層面。所謂「高級文化」已變成少數人的「小眾文化」，而所謂民意測驗早已成為新式摩登的預言家，只要是公眾的意見，一個常識性的主張，立刻就變成具有聖經一般的神聖性，不可冒犯，人民好像是個「大嬰孩」（Big Babies）。而代表社會專業知識或專業精神的律師、會計師、醫師、銀行家、大學教授等都退化成為焦急的說客，喪失威望和公益責任感。

我們通常都假定民主是神主牌，不可能製造任何問題，如果批評民主的黑暗面，很可能被貼上「反民主」的標籤。然而，傳統政治學一直強調，民主可以帶來「憲政自由主義」，其實民主未必與自由相關，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如此。民主選舉或公民投票復決認可的政府，很可能產生一個回教神權政權或極端政權，德國希特勒就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民主選舉很可能加劇了種族緊張或族群衝突，印尼的蘇哈托、南斯拉夫的狄托、台灣的兩蔣統治都說明了，在強人統治時代，比民主時代反而較少族群衝突；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如果明天馬上選舉，很可能選出比現在更獨裁、更不容忍、更反動、更反西方、更反猶太的政權。（Zakaria, 2005:6）同樣的，如果中國大陸明天馬上舉辦全國大選，恐怕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驅使下，「攻打台灣」將成為最優先的政策選項，而非當前僅次於「經濟建設」的次要選項。

為什麼民主發展勢頭興旺，自由反遭受擠壓？為什麼新興民主國家如伊朗、委內瑞拉、甚至於台灣變成虛假民主，造成幻滅、混亂、暴力和新形式的暴政？香港完全沒有民主可言，但享有舉世最高的憲政自由水準；巴勒斯坦政府無憲政自由傳統，但它是整個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經由相當自由的選舉產生的政府；美國廢除奴隸的成功，不是民主選舉促成，而是北方的武力徹底打敗南方，可見種族歧視的悲劇，使民主和自由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韓廷頓在其名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對此有詳細的解釋（轉引自Zakaria, 2005 : 7）：

公開、公平而自由的選舉是民主的根本，必不可少。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可能無效率、腐敗、短視、不負責任，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控制，而且不能採行公益所要求的政策。這樣的政府是壞政府，但是並不因此而否定其為民主政治。民主是一種公共之善，但不是唯一的善。

民主並不等於「好政府」，像台灣的執政黨經由民主選舉而上台執政，六年來政務空轉，兩岸關係閉鎖，其侵犯人權，違反專業精神的政策思惟與作風，不勝枚舉。尋思其故，這種虛假民主，其實即為一種「民粹政治」，具有三種特徵：（1）法治規範破毀；（2）專業精神下降；（3）社會資本流失。

筆者並不反對民主，但對於預設民主政府必然帶來憲政自由，這種違反專業認知的常識性誇大言詞是要嚴正反對的。成熟民主是一漸進的過程，是必須觀察歷史條件的各種配套措施是否具備了，中共如有違反憲政自由之舉，是該譴責的，但若以空洞的、抽像的民主自由概念，急切的催促人家搞民主，沒有自家人的民族情感和同理心，反而譴責義和團的野蠻無知，充其量祇是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霸權不自覺的傳聲筒而已，那裡還有中國文化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修身？

中國領導人必須在政治、法律、社會加強改革，才能因應國內外動盪的局勢，但在從事自由改革，要小心謹慎，逐步增加，效果會較好。（Zakaria，2005：87）社會科學家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提出有力的論點：「一個國家越富裕，實踐民主的機會就越強。」「當國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社會也會產生維護自由民主政府的力量和技巧。」政治學者Adam Pzr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深入世界上每一國家從1950至1990年的資料，得出國民所得在1500美元以下的民主國家，政權的存活期平均只有8年；在1500到3000美元，民主政權平均可以存在18年；超過6000美元，它就變得非常有彈性適應力；在6000美元以上的國家，其民主政體會消亡的比例僅五百分之一。32個國民所得超過9000美元以上的國家，沒有一個消亡；69個較貧窮的政權，39個失敗，占56%。由此可見，國民平均所得在3000至6000美元的國家，民主轉型較易成功。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這篇文章中說：「發達國家的民主歷史顯示民主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如此，直到它們取得高度經濟增長，人民受過教育之後，全面地享有普選權。」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1928年婦女才有投票權；1948年才廢除牛津和劍橋大學畢業生所擁有的額外投票權；美國1776年獨立，1788年只有繳交產業稅或人頭稅的富人才有投票權，1920年婦女才有投票權，1965年黑人才獲得了投票權。李光耀又說：「如果世界出現持續的經濟蕭條，沒有人可以保證目前的民主政體能夠繼續生存。各國的所有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一個國家必須先有經濟發展，民主才可能隨之而來。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並沒有導致經濟發展（前蘇聯戈巴契夫的民主改革即是一例－－筆者注），是因為政府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總的來說，我認為要取得一個行得通的民主體制，比在人權方面取得進展來得更艱難。給予人權更大的尊重是一個可貴的目標。唯一實際的前進辦法，就是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文明行為的標準，因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而異，同時也取決於社會中的人民所習慣的阻嚇或懲罰程度。」「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不相同，二十世紀末期的標準（21世紀何嘗不是如此！－－筆者注）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標準。」

由以上政治學者的經驗研究和李光耀豐富的治國經驗所得出的結論，都指向一個有力的論證，從經濟自由逐步發展到政治民主，不僅是歐美國家的經驗，更是東亞國家的民主發展模式，這也是循序漸進，邁向成熟民主的自然路徑。

中國大陸目前在去年GDP成長9.9%，規模達2. 23兆美元（英國達2.18兆美元）僅落後美日德，躍居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已實現毛澤東當年「超英趕美」半個目標。雖然如此，中國的人均GDP去年僅達到1703美元而已，距離3000美元的民主轉型期，還有一大段路程要走。如果照龍應台的觀念，加速民主進程，重自由輕秩序或穩定，就世界各國民主發展的路程來看，恐怕將是揠苗助長，只有害中國，而非愛中國之道。當然啦龍大小姐是外國人嘛，如果她真有心愛中國，請對中國當前攸關13億人民溫飽的經濟發展問題多多賜教，不要以半調子的民主自由概念，拿來對中國人民指指點點，卻無補於中國健全文明的發展。何況中國文化首重人文、人道、人倫的精神，有高於人權的概念，在歷經鴉片戰爭以來，東西方帝國主義不文明的殘暴欺凌後，難得有這個時代的相對和平穩定時期，需要逐步實現人權的保障，絕不能操之過急。請勿再以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來教訓中國人，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不為也。」龍應台應當知道西方文明這四百年的崛起，祇是掠奪、剝削亞非地區人民的勞力和資源而壯大起來，是一極不光彩、極不文明的「流氓國家」（這是美國世界知名語言學家Noam Chomsky一本大作的書名叫Rogue State的譯名，2004年正中書局有中譯本出版），希望龍應台多充實四百年來的比較中西文化史、思想史，並在方法論上採取社會學大師R. K. Merton的「局內人的學理」（Insider doctrine）以先求瞭解「熟悉」（Acquaintaqnce with）中國的特殊處境和特定的歷史文化，然後再作抽像的概念分析或理論建構的「知悉」（ Knowledge about ）。

從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的崛起，先是16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最後是20世紀中葉迄今的美國發展歷程來看，西方的崛起誠如Huntington（1996:51）所指出，「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龍應台則無知於這個事實－－筆者註），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由此可見，西方文明的崛起是靠霸道的「以力服人，非心服也」，這是四百年來在牛頓典範支配下的西方文明，以駕馭自然、開發自然的心態，轉移到對人文世界的控制，其文化潛意識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所表現出來的「褊狹傲慢」，以為西方文明價值具有普遍性，全世界圍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湯恩比的批評）。這種褊狹傲慢反映在學術上就形成了「西方史觀」，完全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龍應台要胡錦濤用文明來說服我，不知她要用那一種文明的標準接受說服？她這種褊狹傲慢的自我中心論調，令人覺得十分自大和可憐無知。

四百年來，隨著西方文明（實際上是不文明－－筆者注）組織暴力的擴張，西方人早已習慣以「國際傳教士」的身份，宣揚所謂西方文明的價值，尤其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自1913年提出「威爾遜主義」以來，宣傳美國價值觀的普遍原則，要「主持美國式的正義」，一直到2001年2月的布希總統訪問中國，在當時胡錦濤副主席主持下，於清華大學演講「美國的價值」，仍然像個傳教士那樣鼓吹，好像美國價值是普遍的真理，絲毫未對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從事深刻的反省。當年九月，出現911事件，美國在國際輿論普遍不支援下悍然出兵伊拉克，聲稱要扶持伊拉克的民主發展，結果搞得如今進退兩難。

其實美國有識之士並非無人警覺美國國勢的衰退，已不具備完全可以實現它所有願望的實力，因為有些國家已成長為強權大國。（季辛吉，1998: 5）因此，季辛吉無可奈何地衹好求之於國際秩序的平衡，他說：「新出爐的現實需要之一，則是同時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且其秩序必須建立在某種平衡（或譯均勢－－筆者注）的觀念之上，這正是美國歷來難以接受的一種觀念。」（1998:5）Huntington（1996:184）也說：「西方所謂的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美國的道德優越性，面對儒、回文化的興起，也不再具有說服力，衹好從美國價值觀的普遍原則向後退卻，而以「國家利益」、「秩序」、「均勢」概念取而代之。Huntington（1996）以保衛西方文明的獨特性（注意：他終於承認西方文明價值沒有普遍性），來保衛國家利益Brzezinski（1997：193）則以地緣政治的均勢，東邊拉攏日本，西邊拉攏德國，以維持歐亞大陸塊的穩定均衡，尤其中國更具有戰略上夥伴關係的價值，應成為美國的遠東之錨，協助培養歐亞大陸的均勢，使歐亞大陸東邊的強大中國與歐亞西邊擴張中的歐洲相互配合。季辛吉（1998:1099）更露骨地說明如下：

在下一個世紀裡，美國領袖必須向民眾闡釋國家利益的觀念，說明在歐洲與亞洲維持勢力均衡，為何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需要夥伴以便在世界若干地區維持均勢，而且這些夥伴不能永遠只照道德考量的原則去挑選，美國外交政策同樣需要以清楚界定的國家利益，做為基本指南。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代表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盛世的最後一個強權國家－－美國，逐漸領會到「美國有史以來首次面臨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窘境。」（季辛吉，1998:5）承認西方文明價值的獨特性，沒有普遍性。今日美國的國家利益，也不過是退縮到以自保和均勢為策略而已，這種境界和中國戰國時代蘇秦、張儀之流差不多，仍然是自我中心價值觀的投射，衹不過西方文明的傳統是侵略性的膨脹，自大與傲慢，對人類文明雖也作出重大的貢獻，但也給人類帶來慘痛的教訓，兩次世界大戰和數十年的冷戰，敘說了人類20世紀的苦難。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對西方文化孿生子的鬥爭終於結束。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8:5）就有一段話說明所謂西方文明價值的普世論已漸趨式微，他說：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各種大規模制度的同化現象形成一幅幅諷刺的畫面，其中之一就是現在全世界的人們甚至比以往更加意識到文化差異的現象。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人類的文明進展，如今又到了一個分水嶺，舊有的西方典範（paradigm）漸趨式微，這四百年來，西方人所創造的各種價值如三權分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乃至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市場經濟－－等等概念，都需要21世紀全體人類重新反思批判其意義，大系絡已轉變了，其中的意義詮釋，豈有不變之理？人類當前已或明或暗地進行了「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東方紅太陽升已非革命時代的夢幻曲，而是你我身邊一天到晚可見的事實景象，衹有信仰西方舊典範的知識分子，一時還難以跳脫舊世界所謂「文明價值」的牢籠，以那種舊典範信仰的世界觀，來詮釋新環境、新系絡出現的新現象，將會出現許多不自覺的盲點。

一百多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基本上其理論背後的認識論假定是（1）重視「個人」超越於「團體」；（2）重視「外顯知識」（the explicit knowledge）超越於『默會知識』（the tacit knowledge）。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觀察，這是牛頓物理學典範的思惟模式，其所表現的方法論特徵是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或後來的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依此而建構了一些抽像理論，成為一般教科書的知識來源。

1970年代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重大轉折的關鍵，物理學三大理論：相對論、量子力學、渾沌理論所形成的愛因斯坦物理學典範，正好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的思惟模式相通。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Ilya Prigogine在其名著《渾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1984）導論中提及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已經開始，人類正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有別於四百年來西方文化傳統，以人類自我為中心，控制大自然為我所用，進而剝削、宰制亞非暫時落後的弱勢群體。Prigogine在該書中引述莊子《天運篇》的一段話如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Prigogine（1984: 22）對中西文化的會通抱著樂觀的態度，他說：「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

20世紀的物理學典範革命，改變了牛頓典範下的實證研究，量子力學的代表人物 Werner Heisenberg就有如下二段話說明了實證論的危機：

「每一字或概念，無論多清楚，只有有限的應用範圍，科學理論對實體從未有完整與確定的描述，他們永遠只是接近事物的本質。更明白的說，科學並未研究真理，他們只對實體作有限的和近似的描述。」（Capra, 1982: 48）
「當代物理學向其他學科顯示，科學思想並不必然是化約論和機械式的。全觀性的與生態的觀點同時也是合乎科學的。」（Capra, 1982 ;48）

從以上的典範革命或典範移轉可見，當代物理學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世界觀是相通的，愈是傳統的世界觀也愈是現代的世界觀，若從牛頓典範的世界觀來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將出現許多弔詭、矛盾、甚至荒謬的論述，1960年代台灣殷海光所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即為一例。

中國文化的知識傳統，特重「天人合一」、「身心一體」、「心物一元」、「自他不二」的認識論假定。日本兩位世界知名的學者Nonaka與Takeuchi就根據中國傳統這種認識論的假定，結合日本的管理實務，發展出「知識創新的理論」，並於1995年出版《知識創新的公司》（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一書，第二年得到十大企管名著之一，其所創造的理論，公認對西方社會亦有其普遍的解釋力。

數十年來，中國學者觀察或詮釋國內外政經、社會現象時，幾乎反映了西方認識論的傳統而不自覺，其所建構的理論，頂多成為西方文化學術的殖民地或傳聲筒，對於自家文化只見其缺點或落伍，例如對義和團行為意義的詮釋，卻對自家文化高明的一面因無所認知或體會，逕直採取一種嘲諷口氣，把自己所認知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概念視為絕對真裡，以為那就是文明的價值，對西方四百年來的侵略性殖民統治反而未見其殘忍野蠻的特質，這就好像一個女子被流氓強姦了，還要責備這位女子憤怒的情緒是野蠻的、反理性的、藏有仇外情緒的。如果龍應台要那樣說的話，筆者衹能感歎一聲：豈有此理，理性得十分可怕！

中共中宣部近來查禁《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報刊及有關主編和總編輯，筆者無暇去瞭解其中的是非或恩怨，但總覺得一個有信心的執政黨是不會老動腦筋查這個禁那個，如果以為查禁就可以解決問題，那是最愚蠢也是最沒出息的作法。

至於馬英九受到龍應台的嘲諷，還誇讚她文章寫得好，一方面顯現他的軟弱性格，另一方面也看出他的無知。胡錦濤在中共的體制下能出人頭地，這是就他個人而言，而非就制度而言，就好像批評美國布希總統不是個人物，並非意謂批評美國的制度不好；同理當稱讚康熙皇帝英明時，並非表示要支援帝制復辟，這完全是分析單位的不同，兩碼子事。但政治制度與政治人物是互為影響一體兩面的現象，當胡錦濤一接任中共總書記不久，就邀請憲法學家給政治局常委上課，同時中央領導同志也要向中全會做工作報告，證明他的想法是正確的。他正在進行點滴的改革中，不可無知地苛求他一下子全面的、激進的改革，應給他一點時間，至少他目前所做所為、所思所想不比江澤民進步嗎？衹要有進步就應給予鼓勵。

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其文傳會只是選舉時與民進黨鬥嘴打泥巴戰的單位，全黨缺乏理論工作者，被視為不急之務。這樣沒遠見的在野黨，衹得依靠黨主席的理念作為組織的策略方向。馬英九去年接任黨主席後，在中央黨部牆外掛了幾幅日據時代抗日台胞領袖的門神事跡，象徵中國民族主義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人的壓抑下，重新恢復連結。他又在去年12月25日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呼籲建立正常的社會，而非對手主張的正常國家。馬英九這種符合「一個中國」的國際規範，遵守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憲政架構，以及兩岸關係客觀的現實，可說是最穩定、最務實、最有前瞻性的策略方向。遺憾的是，馬英九有正確的策略方向，卻無策略執行的管理人才。他的周圍幕僚多的是權力飢渴、尋名逐利的爛羊頭，少的是充滿中國歷史文化意識、為民族復興而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再加上小馬哥這個人不經世事缺乏基層歷練的娃娃性格，輕忽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內聚力功能，可以預見他在策略執行方面，一仍舊貫，將毫無多大進展。馬英九如果仍沉迷於歐巴桑與小美眉的大呼小叫中，自以為是，那他必須看一看《莊子》《田子方篇》「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馬英九真正的人格魅力究竟奠基在什麼地方？吾人拭目以待，並期望他發揮用人的見識與魄力。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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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aria, Fareed 2003.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中譯本，孟玄譯 2005.《自由的未來：美國國內和國際間的偏執民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本文關於民主與自由的關係；民主發展道路可以急切嗎？這一部份的資料大多取材自本書中譯本，頁碼亦與中譯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