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一時」或「爭千秋」

台灣自從威權體制解放以來，就在社會價值及體制解構和建構的演進過程中顯現出嚴重失序的現象：經濟發展十幾年的停滯、社會福利體系的效能崩解、教育機能的僵化及嚴重失靈、金融體系遭致扭曲而對市場調節的失衡、政府官僚體制的解構及機能失靈、政治操守的污穢不堪及遊戲規則的混亂…，台灣的政治人物及人民都在這種亂局中，迷失在「爭一時」的漩渦裡，為求取短暫的生存、利益和權力，而逐漸地流失了「爭千秋」的機會，眼見著台灣社會逐漸向下沉淪。然而，台灣終究是我等安身立命的基礎，如何撥亂反正必為我等所關切。

從整體的國家生存與發展來看，台灣由於自我受制於本土化的主張，對國際體系的主流機制逆勢而為，內外的危境已然顯現。根據新世紀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建構主義，一國的身份定位和利益決定於該國在國際社會體系內的行為實踐與互動。同時，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區域主義的運行將成為國際社會體系的主流機能；這是歷史力量使然，任何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難以逆勢而為。台灣由於歷史情結的糾葛，受到主觀價值理念及客觀環境的限制，為了爭一時而緊緊咬住本土化的主張，背離了這一個歷史的潮流。就在台灣對內抓住本土化以作為政治競逐的主軸、對外力圖建構虛幻性本土國家主權的汲汲營營下，台灣在國際社會體系內逐漸被排擠到邊緣地位，其身份和利益也同時邊緣化。也在這個本土化的國家定位主張下，所有的國家生存功能，包括國防、外交、教育、考選、經濟、法律、金融、資訊…等，都被罩在倡議本土化的政治意識型態之下，國家競爭力就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逐漸消蝕。

首先，就以教育來說吧！在資訊化知識經濟的文明體系下，教育所擔負的知識功能，已經跨越傳統以生存及生活知識為內涵的傳授，而是邁向競爭性知識的啟發；換句話說，過去的教育功能只在於傳道、授業、解惑，以提升個人生存和生活的技能，進一步穩定社會；而當代的教育則在於啟發具有競爭力和爆發力的知識，且要能在世界的教育體系內及國際性職場中去競逐。台灣在威權體制時期的教育體制，基本上是建構在基礎教育的普及與高等教育的公平競爭，可以說順利地維持了那個時代的社會及政治穩定，也同時於「盡其在我」的經濟生產體系內創造了經濟的繁榮。然而，這種基於政治意識型態、僵化、八股的知識內涵長久以來在限制個人的創造力上卓有成效，短期間穩定社會有餘，發展則無力，尤其在政治解放、全球化衝擊的效應下，幾乎完全失去了當代所謂的知識意涵。這一些知識透過教育普及政策的推展深入人心之後，長遠來看，反而將嚴重斫傷國家的競爭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由於制度的扭曲及政策的誤導，在研究優先於教學的運作下，不但教育功能失靈，學術研究亦瀕臨破產。在長期填鴨式教育下，缺乏啟發動力，跳脫不了「學而不思」的境界，所謂的研究也只不過是拼拼湊湊的抄襲，說是「學術破產、師道尊嚴掃地」亦不為過。至於想要透過大學評鑒建構高等教育競爭機制的政策，其實際運作在行政干預學術領域、預設立場、事先通知、吃吃喝喝、審查假資料、事後酬庸…等等封建惡習重現下，教授們不思教學與研究，一心只想著逢迎行政，完全違反了「行政應該支援學術」的基本精神；高等學堂成了另一種「次級官僚機關」，百年樹人的「爭千秋」志業將淪為口號。回想四十年前，只要有人取得國立菲律賓大學的碩士學位者，在台灣官場上堪稱大才；如今就算取得國立菲律賓大學的博士，只是象徵著「無德無才的賄學者」，何以淪落至此？是否也應該深思？今天在台灣教育體系內的碩士學位，已逐漸不為國際所承認，在近親繁衍體制內的博士學位，也必將失去學術的認證力。教育如此，豈有可能「人才湧流」？既無人才，政經發展那會有希望？所以，驗之當今台灣的總體政經情勢，只見「爭一時」之人，不見能「爭千秋」之才，而且這一時之爭卻是以「千秋之機」為犧牲，悲哉！

其次，吾等再來檢視當前台灣經濟和金融體系的運行狀況。根據塔弗羅(A.Toffler)的研究，人類社會歷經了三大文明體系：農業、工業及知識，這些文明都關係著財富生產以及權力形成的方式；既然與生產方式有關，就會存在「生產要素」，分別是土地、資金和資訊。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透過對生產要素不同程度的支配，相對地就決定了社會生產關係結構；當生產方式產生突破性改變之後，如果社會生產關係結構未能適時變革，社會將醞釀革命，直到兩個變項再度達到平衡為止。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經濟體繫在生產方式上，受到美國的幫助和影響，得以快速地邁向工業化。儘管如此，台灣社會的價值思維依然停留在農業文明的狀態，還是認定土地是生產財富的主要因素；因此，資金的增加和累積雖然是透過工業的生產方式而來，但是其價值思維卻仍然停留在農業文明的狀態，資金的轉投資都會往土地和房屋投入，而不是投入工業生產，近代則應投於知識生產或資訊生產（即透過創新研發程序）。

也正因為這樣，房地產就會脫離出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體系，不管經濟循環如何，其價值都會居高不下，必然會不成比例地增加交易成本，進而嚴重阻礙經濟體系的循環。經濟一旦陷入不景氣的狀態，就很難有足夠的動力或動量恢復景氣，尤其把大量資金投入炒作房地產，對整體社會經濟的傷害就更大了。君不見，地下經濟及路邊攤交易持續增加，他們寧可受罰，也不肯租店經營，其原因即在於此；如此一來，不但正常經濟無法運行，政府稅收減少，國家能力也必會被削弱，將無法有效透過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經濟那能跳出長期蕭條的命運？另外，也因為這種農業文明的價值思維無法根本改變，但它又在工業化資本主義體系內對經濟循環造成障礙，此時剛好碰上中國推動經濟建設，對土地的需求提供了優惠的條件，在一推一拉之間，造成了台灣產業的空洞化現象。因此，如果硬是要把台灣經濟的困境完全歸因於兩岸關係，實在也有失公允。

進一步來看經濟全球化之後金融體系運行的理論。本來，金融體系的全球化具有其正面的意義，它可以全球性調節資金的供需，把資金流到全球範圍內需要資金的經濟機能上（包括生產、交易及消費），一方面可以增加資金的使用價值（利率增加），同時可以促進經濟循環、製造更多的財富。金融體系就有如人體生命機能的血液循環系統，資金就有如血液，必須運送到需要養份及氧氣的器官，以發揮一定的功能，並平衡各項器官機能，維繫生命。所以，在經濟體系內如果資金缺乏，就會造成貧血現象；但如果過多，則會有高血壓的現象；而如果血液流出各器官機能之外，就會造成中風而癱瘓。總之，金融體系就有如血液循環系統，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將立即危及生命。一方面，由於台灣經濟體繫在全球金融體制內被邊緣化，多少程度將自外於全球性的金融調節功能。另一方面，台灣企業家的傳統價值觀忽視了工業文明的資金要素，將工業生產的財富轉投入房地產，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體質異常，長此以往，本來就容易導致貧血現象，一旦為了解決因此造成的景氣低迷現象，「爭一時」地增加貨幣供給額或擴增公共支出，短期內或可刺激景氣，長期來看，將使血管失去彈性，進而硬化，最後是經濟欲振乏力。君不見，台灣經濟發展已停滯十幾年之久，國民所得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等於是每況愈下。

最近中華銀行被掏空的案子，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由於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台灣經濟體質顯現出嚴重的缺陷，許多大財團經過長期經營之後，都會感受到力不從心。然而，自利終究是人的本性，這些大企業主為了逃避「由奢入儉」之苦，幾乎無法不起黑心；透過家族企業團的交叉控股，以家族銀行作為與國家金融體系的連接窗口，持續汲取社會資金，然後掏空，並大量置產於海外（又是房地產），進而流亡海外。單就以王又曾一案來看，目前已經翻出來的賬，我等台灣人民，包括老幼在內，每人平均至少要分攤二萬元，如果再把其他案件以及醞釀中且即將爆出來的案子算進去，其數目可能難以估計；社會如此嚴重失血的情況下，不從外在輸血，可能生命堪虞。然而，一旦由外輸血，本身各器官機能（各項工業的生產機能）如果不健全，很容易又會導致不正常出血，甚至高血壓而中風，社會經濟將癱瘓。

不巧的是，當經濟景氣長期低迷的壓力下，由於病急亂投醫，也未經診斷病因就胡亂引用日本金融改革的偏方。這一下來，表面看來，病情雖然沒有繼續惡化，可是真正的病因卻正在加重而不自知。台灣與日本在對土地的價值觀上有類似的情境，都是地狹人稠，在客觀環境的供需上有點失衡，台灣甚至要嚴重些，自然會高估土地的價值。可是，土地終究是農業時代的生產要素，屬於天然資源，卻不是工業商品，不能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對像，一旦納入交易，很容易就會招致壟斷，價格將飛漲。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如果將資金大量投入土地，立即會有泡沫經濟的現象。日本在1990年代中，就遭遇了這個情況，於是推動了金融改革，減縮金融機構，縮短銀根。台灣眼見東亞各國都有經濟泡沫化的現象，不顧經濟景氣的狀況，只想未雨綢繆，也「東施效顰」推動了第一次金改；結果使得經濟景氣欲振乏力。阿扁執政期間，根本就是懵懵懂懂地承接了這一情境，不要說是不會處理，可能連情況都不瞭解。接著又在政治的壓力下，阿扁胡亂下猛藥，決心推動「二次金改」。

本來，理論上來說，這「二次金改」就好像打強心劑一樣，是用來刺激心臟功能，加速血液循環的；所以，它是用來矯正第一次金改所產生的後遺症，希望透過資金集中，配合民營化，擺脫綁手綁腳的官僚程序，寬鬆銀根，意圖促進資金在經濟體系中的循環。但是，並不是所有體質的人都適合打強心劑，必須要身體各個器官功能都正常的人，才能在打過強心劑以後，帶動各器官功能，讓生命機能恢復正常。

本來「二次金改」是想建構一個新的金融體制，將資金有效、快速地傳送到經濟活動的各部門，包括生產、交易（傳媒、物流、商場等）及消費（信用卡的發行、置產貸款）等活動，以熱絡整個經濟體系。但是，由於台灣的經濟運行在全球化體系中已經被邊緣化了，其產品的國際市場萎縮，遷動國內經濟活動低迷，買氣逐漸衰竭；更嚴重的是，企業缺乏有力的研發功能（教育都沒有培育創新思維，制度也不鼓勵創新，企業那來研發功能？），從傳統工業體制到知識密集的體制轉型遲遲無法完成，大部分企業只好轉往開發中國家投資，以求生機。

就在這種內外夾殺之下，台灣內部形成了產業空洞化的景象。另外，由於國民所得相對逐年下降，加上好逸惡勞的痞士文化推波助瀾，卡債、卡奴、呆帳等相關問題，壓得金融機構及社會喘不過氣來。像這樣器官幾乎衰竭的經濟體系，那裡經得起強心劑的衝擊；於是乎，血液在強心劑的作用下，未能正常地補充到器官，反而流失於體外及器官之間，生命必將垂危矣！

此次王又曾家族就是利用這個機會，透過其企業團將資金吸入，並導出海外。儘管有了此案的警訊，但問題並未鬆解。銀行整並之後，資金集中，可是，銀行終究是以放款收利來維繫其生存的，總不能因為王又曾一案就不放款了吧！

在「二次金改」的推動下，整並後的各金融機構在一夜之間資金爆增，那麼就必須趕緊放款出去，否則怎麼活？但是，在產業空洞、國民所得縮減、景氣低迷的經濟情境下，再加上兩岸關係的不正常化，又怕大陸台商「錢進大陸、債留台灣」，那麼放款要放到那裡去呢？晃來晃去，惟一的出路就又回到了房地產的放款，既能夠不怕「錢進大陸、債留台灣」，又有抵押，放款的承辦人對上面又好交代。

然而，一般大眾都沒錢，那能再購屋呢？當然就要靠財團的官商勾結及投機客來炒作囉！於是乎，一棟一千二百萬都賣不出去的房子，經過一炒作，漲到了二千六百萬，以正常貸款八成來算，將可向銀行貸出二千零八十萬。問題是，真有人買嗎？當然，有是最好（總有一些笨又好賭的人嘛！），但其實不需要真的有客戶，只要用人頭就行，付過幾個月利息之後，自然就成了呆帳。

如此一來，這些財團和投機客個個都成了王又曾，如此台灣想要躲過金融風爆恐怕很難！可憐的是一般老百姓，又要概括承受這些爛帳，政策和制度殺人，莫此為甚呀！當面臨如此民生凋敝的景況下，真可謂醞釀著革命的形勢。

然而，民主政治的選戰本質上就是革命的屬性；當一個政權無法替人民解決民生問題的時候，人民就可以透過選票寄望於另一個新政權，以求得生活的改善。問題是，如果眼看所有可能的政權都沒有能力來解決問題進而改善人民生活，那麼這種革命形勢就會繼續醞釀，最後將會爆發大的革命行動，把包括各政治團體的整個舊政治體系完全推翻，重新建構新的政治體制。君不見，台灣年輕人最近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在全面擴散中？

因此，一個民主政治體系的穩定，顯然必須立基於內部各個政黨的不斷反省，彼此良性激盪，以冀掌握世局和歷史發展的脈動，提升執政能力。傳統有一句話說：「一代人只能解決一代的事」，果若如此，當然就會形成「朝代更替」的必然。當代民主政治所依靠的是透過科學思維和制度激盪迫使政治人物養成「爭千秋」的眼光、格局和能力，進而突破這種限制，才能免除激進的革命，同時跨越「朝代更替」的宿命。

我們當然無法否定李國鼎、孫運璇等人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但是就算他們再世，也無法解決當前的問題；時代正不斷快速地進化，人的思維，尤其是領導者的思維，就必須能夠跨越時空，才能找出新方法，帶領人民迎接變局，進入即將快速來臨的新世紀。譬如，過去的行政功能長期依賴著如何完善科層組織，到了二十世紀末，隨著民主政治的進展及社會的快速多元化，官僚體系不得不轉型，平面式組織成為立即反應民意的必要工具；新世紀以來，人類科技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全球化浪潮如波濤般洶湧而至，社會科學的量子思維及組織的量子化，必將成為趨勢。作為當代的政治領導者如果不能比一般人感應在先，又如何能夠替人民創造福祉呢？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此乃培育「爭千秋」領導力所需要的慈悲胸懷。

寰觀當前台灣的政治人物顯然都仍停留在「爭一時」的思維和格局，只想爭2008年的大選，卻沒有解決2008年民生問題的思維。紛紛擾擾總是限局於那些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他們的口中幾乎聽不到對人民生活、社會生計、國家生存的關懷，更不用說跨時代的思維。當陳水扁提到，過去國民黨的執政也是如何如何的時候，顯然地他正在為「爭一時」的利益找藉口。

二十世紀末，陳水扁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出訪俄羅斯，適逢普丁也任職於聖彼得堡，二人可以說是相見歡，事後二人都同時在2000年當選為總統，所面對的問題也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是大財團對國計民生的威脅。普丁上任後，切斷與這些大財團（在俄羅斯稱為Maffia）的政商網絡，並極力壓制它們的猖獗，終能挽救俄羅斯疲弱的經濟，取得俄羅斯人民的擁戴。相對來看，陳水扁受到「爭一時」的誘惑，淪入了大財團政商網絡的漩渦，終至不能自拔。再換個角度來看國民黨的馬英九，也常常為了「爭一時」的誘惑，政治立場搖擺不定，尤其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作為一位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馬英九竟然無法瞭解民主政治的真諦，以為他可以一言定決策，甚至認為黨主席可以對政黨名稱發言表態，這種作為又與陳水扁何異？殊不知，黨名是應由所有黨員討論之後才能決定。老國民黨的威權思維仍然在馬英九的腦子裡揮之不去，這個老店連新開的氣氛都沒有，人民如果依然寄望，2010年之後恐難逃革命再起。

但話又說回來，目前台灣政局內，「爭一時」的策略規劃倒是能夠安排得非常精緻。很多人從表面觀察便誤以為2008年的選局將會至少四組人馬（國民黨及民進黨各二組）出面競選，但事實上絕無可能。讓我等先來探討國民黨方面吧！

馬英九面對特別費被起訴的窘境下，已經沒有辦法依其主觀意志來支配整個選戰的進程；換句話說，候選搭擋的人選恐怕已不能依其主觀偏好來決定了。目前已經有人預期或希望馬英九可以脫離國民黨獨立參選，這完全不符合馬英九的個性，單就競選經費的籌措，馬英九就會很掙扎。將來不管是修改排黑條款或是由國民黨徵召參選，馬英九應該心知肚明，其選情已經不再可能一路順暢，勢必要向現實妥協，在搭擋的選擇上恐怕不能不委曲求全了。

在這過程中，馬英九當然必須表現自信、果敢和不妥協的態度，其目的充其量是想以戰來鞏固他在參選上的主導地位，以期確立「馬王配」的定位。

至於王金平方面，情境的選擇更單純。自從上次黨主席選舉失敗之後，情勢其實已經夠明朗了；不管怎樣，如果決意排除與馬英九搭擋競選的話，至少在2008年這一局，王金平應該自知是不可能當選的。所以，王金平才會需要擺一些煙霧局，來提升外界對他的評價；不管是李登輝的屬意或是陳水扁的授意組閣，都無助於他獨當一面競選的當選率，主要也只是增加他搭配競選的籌碼而已。王金平是一個識實務的現實主義者，他不會昧於這層道理才對！顯然地，王金平的表態參選，其主要作用乃在「以戰逼合」。如果該二人的思考邏輯跳出上述的分析，那麼2008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又將沒有希望。

接著，吾等再來分析民進黨的情況。陳水扁在面對一連串貪腐案件之後，勢必會關心他在2008年之後的生涯規劃，因而對該選局的掌握及運用，對他而言，至關重要；他的考量當然不是人民是否還支持民進黨，而是要推誰上去，才能保他下台之後的生活安定與安全。

平心而論，如果要他在蘇貞昌與馬英九之間做選擇，阿扁很可能寧願選擇馬英九；雖然兩人都很固執，但馬英九比較沒那麼狠。如果必須選擇謝長廷或呂秀蓮，那也是一種不安全又痛苦的選擇，至於說游錫坤，根本就扶不起，想也是白想。在這一片混沌的政局中，阿扁終究還是找到了一顆活棋，那就是新潮流的精神代表－－邱義仁。

邱義仁不僅是選局操盤的高手，這在民進黨上下是一個共識，而且邱義仁也可取得阿扁的信任；更重要的是，阿扁長期以來都待之不薄，應該不會在2008阿扁下台之後，落井下石。於是，當邱義仁再度出任總統府秘書長之時，阿扁的意態已很明顯；邱義仁將臨危受命調和阿扁、謝長廷及蘇貞昌三邊，規劃三方共贏的策略。未來的大選選局依然是由邱義仁帶領著新潮流來操盤，民進黨將以「謝蘇配」集中全力參選，以確保執政權。同樣地，民進黨的政局規劃如果不在上述的邏輯中，2008年民進黨想再保有執政地位，也將非常渺茫。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上述的選局策略規劃，由於雙方在選戰方面都已累積了一定的經驗，應該都可以想到。但是，儘管如此，那又怎麼樣呢？不管那一方當選，都還是無法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還是沒辦法拯人民於倒懸之中，也還是無法推進國家發展。

馬克思有言：上層的政治結構乃立基於下層的社會經濟結構，1991年蘇聯的瓦解不就是垮在社會經濟問題無法解決嗎？台灣朝野花了太多的心思在「爭一時」的策略之上，無形中失去了「爭千秋」的智慧。當曹操、孫權和劉備都無法穩定天下時，三國歸於晉；英雄不見得能治國，因為爭了太多的「一時」。所以，只有「馬下」深思，才能治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