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台灣外省人的出路

由於民進黨一向以炒作省籍作為選舉動員的手段，又因明年總統大選藍軍最可能的候選人是外省人馬英九，就更是不斷的挑撥省籍問題，並且把省籍問題和台獨掛勾，企圖在政治上裹脅和排斥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以求取選舉的勝利。

因為民進黨的挑釁，甚至最近連王金平也以省籍問題發難，終於引起外省人的反彈，在網路上出現了《外省人能做什麼》（簡稱《外文》）的文章，引起廣泛的呼應，而在網路上流傳。《外文》的情緒，我們能理解和同情；但其內容，我們實在很難苟同。

台灣漢民族內部的社會衝突，並非始自戰後的省籍問題，甚至要追源到台灣人原鄉閩、粵人的械鬥。在台灣，自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至一八七四年（同治末年），一百五十三年間，見於記載的大規模的械鬥共三十次，小規模的械鬥更不計其數，此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

經學者分類，由於移民來源地的不同，台灣的械鬥有四種，一為閩、粵的省對省械鬥，二為漳、泉的府對府械鬥，三為同安對晉江、南安、惠安的縣對縣械鬥，還有雲林廖姓對李、鍾兩姓的姓對姓械鬥。

械鬥的原因或爭地爭水，也有因雞毛蒜皮事就打起來的，一旦械鬥，就不免傷亡，有傷亡就有復仇，又是械鬥，冤冤相報。械鬥的時間短則數月，長或兩三年，手段殘酷而野蠻，致使田園荒蕪，村落丘墟，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不可估計的損失。朱一貴（一七二一年）和林爽文（一七二六年）的失敗，閩客不和即其因素。至今，閩人猶稱客為「奧客」。

不必諱言，「沒有矛盾就沒有存在」，但矛盾有韓非的「冰炭不同器而久」的排斥性矛盾，也有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的「相反者相成；對立造成和諧，如弓與六絃琴」的並存性矛盾。

在社會中，同一時間可以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和衝突，但也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別，亦俗云：「事有輕重緩急。」不能說每件事情都是最重要。

台灣社會漢民族內部的械鬥矛盾，一直到日本殖民統治，才被民族矛盾所取代，大家共同為台灣殖民地的解放而奮鬥，才有台灣抗日五十年的慷慨悲歌與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成為排斥性矛盾，漢民族的內部矛盾遂降為次要矛盾和並存性矛盾。

從這段台灣歷史來看，只有更大的更新的主要矛盾出現才會超越原有的矛盾，或將之降為次要矛盾。至於民族和國家內部的矛盾，現代國家則以法治解決之，也非以械鬥解決。若法治無法解決（如立法不合理、司法不公正），次要矛盾又會上升為主要矛盾，那就是革命前夕的來臨。解決族群問題，一些多民族國家則有民權法案、反種族歧視法之類的立法。中華民國也有憲法第七條的明文規定，但迄今未能有立法的法律規範。

戰後台灣的社會政治矛盾，或有省籍問題的呈現，或有「二二八事件」，其實當時來台的外省人沒多少，且多為公教人員，故其本質上是復員不良，內戰又起的統治與被統治矛盾的問題。大陸有十幾省的民變，韓國也有濟州島事件，都不是什麼省籍或「族群矛盾」，該有族群矛盾的應是美軍佔領下的日本才是。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對大陸來台居於統治地位的外省人間隙日甚，對白色祖國失望，轉而寄望於紅色祖國，在本質上也不是什麼省籍問題，而是政權認同不同的矛盾。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監獄中，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綁赴刑場同志送別的《安息歌》、《歌頌祖國》都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不要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向前走」。並沒有什麼省籍矛盾。

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帶來整個中國的中央統治架構，和追隨蔣介石來台的大量外省人，而有新移民湧進台灣。這些新移民脫離了他們原來生活的社會湧進台灣，蔣介石沒帶一寸土地來台灣，只能把他們安插在國家機器中，以致台灣上從總統下至區公所的工友都是外省人。

中央政權屬於全國三十五省，並不屬於那一單獨省份的人可以壟斷。也許有人不承認四九年以後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而言「少數外省菁英統治多數本省人」。但當時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是聯合國承認的，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美國承認的，直到一九七九年；更是中華民國政府自我肯定的，直到一九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是近代中國歷史和國際政治造成的，又豈是外省人所能為力的。

其實，五○年代台灣就實施了地方自治選舉，除了省長外，省議會以下各級議會及縣市長以下各級行政首長都是民選產生。

由於大陸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無法改選，雖有台灣地區的增補選，本省人要進入中央政權的比例相對是少數，但外省第二代更少。由中央政權的權力爭奪，而產生了新的省籍衝突，但實際上是本省人與第一代外省人的權力衝突，而與外省人第二代無關，在這些表相的後面，真正的問題是當時要不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或者是要在台灣地區創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問題。要在台灣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台灣就須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因此而有「事實主權」和「法理主權」之爭。

很不幸，在台灣光復伊始，就有美國遠東戰略小組的葛超智（G.Kerr）等人為了戰後美國的遠東戰略利益而主張「台灣托管」和「台灣獨立」，並操弄台灣的省籍矛盾，於是戰後台灣內部的省籍矛盾被提升到國家主權的層次，使得認同台灣等於認同台獨。

反攻大陸無望後，崛起於台灣地方的政治勢力為爭奪中央政權，而訴諸地方主義，訴諸省籍問題以爭取選民，為挑戰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正當性，又訴諸台獨，並配合美國的遠東戰略，尋求美國的支持。

美國的遠東戰略，由五○年代的「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製蘇」，到蘇聯瓦解和蔣氏政權結束後，遂蛻變為「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或李家泉教授最近所說的「以台制中，以獨制統」，並鼓勵和支持台灣的「不台獨的台獨政權」。

中共的對台政策則以「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到「一國兩制」，到「不台獨，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一談就和，兩岸和解了，美國又如何「以台制中」？

二千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上台執行美國的「不台獨的台獨政權」，一面宣佈「四不一沒有」，一面又「去中國化」，不斷挑釁兩岸關係，不但致使兩岸關係惡化，台灣經濟邊緣化，政黨惡鬥，政府空轉，社會分裂，甚至於弊案連連，連在野期間的清廉形象也喪失殆盡。為了鞏固政權，民進黨無法訴諸政績爭取選民支持，只有不斷挑撥省籍，強化地方意識。

在強化省籍矛盾的前提下，一切的政治事件和政策都被省籍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被省籍化，各種社會、語言、教育、經濟政策也都省籍化，而有制憲、正名。

我們反對台獨，但我們反對民進黨，實際上還不是耽心台獨，因為台獨是不可能的，李登輝老早說過是「向不可能挑戰」，陳水扁也說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們反對民進黨更不是因為民進黨是本省人，而是他們將台灣帶向一個經濟衰退、政黨惡鬥、政府空轉、社會分裂的死胡同。他們不斷強化省籍矛盾，難道要把台灣帶回當年械鬥時代的社會嗎？此外，我們反對他們甘為美國「以台制中」的戰略工具，來遏制二十一世紀兩岸中華民族的復興。

我們支持馬英九，不是因為是「馬迷」，也不是因為他是外省人，甚而不是什麼英明偉大、人格特質，而是他提供了台灣人民除民進黨之外的一個台灣前途的選擇。只要不台獨，兩岸就和解，兩岸中華民族就能共同為二十一世紀的民族復興而奮鬥，白山黑水，青海草原、戈壁大漠、喜馬拉雅、水之湄、天之涯，任兩岸同胞遨遊，還有什麼本省人、外省人？大家都是中國的主人翁，而不必侷促台灣一島，「牛欄內，牛公鬥牛母」了。

外省人在民進黨強化省籍矛盾的政策下受了委屈，我們同情，也支持外省人為其合法合理的權利而奮鬥，為其出生的尊嚴而奮鬥，但不是去和本省人做什麼省籍鬥爭。人生而平等，沒有什麼人是背負「原罪」的。權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靠怨天尤人、哭爹罵娘或虛無頹廢就會有的。台灣外省子弟的權利必須要靠超越省籍矛盾，追求更遠大的目標和理想，尊重本省人的愛國主義傳統和本省子弟團結合作共同奮鬥，進而兩岸同胞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那才是台灣外省人、台灣本省人、兩岸中華民族最大的共同權利之所在，台灣外省人又何愁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