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清二二八論述盲點

台灣歷史上的悲慘事件眾多，但惟「二二八事件」獨受當前執政的民進黨垂青，年年紀念不輟，今年更擴大紀念。究其緣由，誠如台灣本省學者陳建仲的分析，就獨派而言，它上可連結祖國滿清割讓台灣的無情，中可連結陳儀政府的失政，續可連結國民黨政府戒嚴統治的不義，現則連結所謂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從而坐實反對中國大陸的正當性。民進黨持續「紀念」二二八，就是不斷提醒本省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即使國民黨有許多本省人，但他主張統一，是中國黨，而中國對台灣人無情無義，誰主張統一，誰就是賣台」。因此，對台灣分離主義者而言，二二八具有不可撼動的政治意涵。

民進黨的具體做法，就是大肆紀念二二八，藉著各種的紀念活動以曲解二二八。誠如學者陳芳明所云，「執政者老把二二八當選票的『印票機』，強調本省人的『受害者』悲情以換取選票」。台灣政權本土化明年即屆滿二十年，以占台灣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七的本土優勢，「執政黨明明權力在握，還要強化自己『受難者』的悲情形象，『把錯都怪到過去』」。然而，陳君在提及事件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向陳儀所提的「處理意見三十二條」時，稱台灣鄉紳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裡頭蘊含的理念如族群融合、和平改革，是台灣民主運動精神的濫觴。『可惜，他們面對危機所激發的政治智慧，都被後人忽略了!』」〔注1〕「台灣先人提出的政治要求非常謙卑，只是希望政府能夠從事和平改革。正是這些和平改革的要求，遭到蔣介石冠以『跡近叛亂』的罪名，終致引來殺機」〔注2〕。陳君此一論述不但與歷史真相迥然不同，而且好似陳君自己所言的悲情論調，令人有台灣先人只是謙卑地要求和平改革，就遭國軍鎮壓的錯誤歷史認知，把錯都怪到別人，徒增本省人對外省人的誤解。無獨有偶，在現行的台灣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居然也有這樣的論述，且段落標題就是「改革的主張與武力鎮壓」〔注3〕。

全台社會秩序解體

歷史真相是「二二八事件」前八天的風暴中，全台陷於殺戮動亂。當時外省人慘遭大規模毆殺迫害，在2月28日這一天，外省人在台北被打死的就有百餘人，傷數百人。次日，台北車站月台上就有數十具被斃的屍體。那幾天，台灣其他主要城市如基隆、桃園、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市，均掀起本省暴徒恣意劫掠，到處毆殺外省人之風，許多市府機關已遭暴徒佔領接管，甚至警察局的武器也悉遭劫奪。及至3月4、5日時；在屏東，暴徒已佔領市政府及警察局，另並攻擊憲兵隊；在台南，暴徒除了強行接管市內大小機關，另並佔領廣播電台；在高雄，暴徒佔領市內全部軍政機關，被集中的官兵多達七百餘人，另並攻擊憲兵團、陸軍病院、軍械、倉庫及高雄監獄，釋放280餘名犯人；在台中，全市官方機構多遭接管，外省軍公教人員及眷屬，則被拘禁於民眾旅社、倉庫、監獄、學校等處；嘉義市，未能逃走的外省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約一千四百人，全都被捉拘禁，稍有反抗，輒遭毆打。當時，全台可說陷於極度動亂，社會秩序解體。

要求國軍解除武裝

在八日風暴期間，長官陳儀與本省鄉紳，經由直接互動，陳儀曾先後於3月1日下午五時、3月2日下午三時、3月6日晚八時半，親自三次向全省台胞廣播，每次均作出重大讓步。尤其是6日的廣播，陳儀除同意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外，甚至也同意於7月1日舉行普通直接民選縣市長。

回首歷史，在上述三次廣播後的任何時點，「處委會」台灣鄉紳，如果能妥協，局勢的發展，當可和平落幕。然而，「處委會」諸鄉紳，卻日日逼進，在陳儀每次讓步後，均再大跨步地提出更多要求，似永無止盡，並於第二天7日傍晚七時，向長官陳儀遞交「處理意見三十二條」(後追加十條)。三十二條，黑字白紙，第一條開宗明義是要國軍解除武裝。陳儀披閱未畢，忽赫然震怒，隨手將之擲地三尺外，離坐，眾人遙聞厲聲。

歷史資訊分享的極端不對稱

現代政府掌控了科技與龐大嚴密組織的行政機器，故對其所專注議題的統治運作，也就更為精緻細膩。在政治宣傳與充裕財力的行政交叉運作下，政府掌控了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詮釋權。例如前述有關三十二條的詮釋，陳芳明君就是頂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政府名器光環發聲，而高中歷史教科書更是經過教育部政府公權力的嚴格審訂。然而，通常百姓個人不但對現今重大政治事件，由於非身歷其境，且所接觸之週遭人事有限，故所知有限，何況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此外，術業有專攻，如非專門研究，一般個人是很難客觀瞭解歷史真相；然而，政府卻擁有各種龐大的政治資源，以詮釋歷史。因此，一般個別民眾與政府對歷史資訊的分享及其詮釋能力，是極端不對稱的。

就以處委會所提的「三十二條」而言，一般人未能親見原始條文，但可能因發聲者頂著國立大學研究所所長的政府名器光環，而對其所解讀的歷史詮釋，有所相信。事實上，「三十二條」第一條原文是「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亦即實質要求國軍解除武裝，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要求。如果在一年半前，「處委會」諸鄉紳敢要求日本皇軍解除武裝嗎？又試問，在當時全台陷於社會秩序解體的如此重大動亂，「處委會」諸鄉紳此一形同要求國軍繳械投降的條件，不知其「政治智慧」何在？且怎會是謙卑的要求？又例如第六條原文是「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試問，此條不啻奪權架空行政當局，使得「處委會」好似第二政府的要求，這怎會是謙卑的要求?

二二八另一現行主流論述，似將陳儀政府全盤地妖魔化，將陳儀政府講得似無一好人，不是貪污腐敗，就是不學無術。除了貪污腐敗，軍紀敗壞外，實際上，那個時代在台的基層公務員中，也不乏令人懷念的傑出優秀官員，例如孫運璇與李達海就是較知名者。在經濟領域，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璇(山東蓬萊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於1945年12月抵台，參與台灣電力的復原工作。適值台電約三千名日人遭遣返日，時任電機處代處長的孫運璇，帶領著約二百名外省、千名本省及七、八十名日人的台電人員，埋頭苦幹，搶修復原遭美軍大轟炸嚴重破壞的台灣電力系統，功在台灣電力；前經濟部長與工研院董事長李達海(遼寧海城人、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畢業)，曾在我國甘肅油礦局老君廟任職三年多。抗戰勝利後，年輕的工程師李達海奉派台灣，與其他外省本省同事努力從事高雄石油工廠的修復，功在台灣石油。

陳儀延攬優秀人才

光復後，祖國除了派出孫運璇、李達海等這樣的優秀官員來台外，長官陳儀也延攬了許多學經歷俱優的人才來台，例如;

黃朝琴台灣台南日本早稻田大學學士、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士，當時出任首任台北市市長

游彌堅台灣台北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我國駐法國巴黎使館秘書、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出任第二任台北市市長

連震東台灣台南日本慶應大學畢業、西安中央戰時干訓團少將政治教官，出任台北縣縣長

謝東閔台灣彰化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畢業、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委員兼宣傳科長，出任高雄縣縣長

胡福相浙江寧海浙江省警官學校正科一期畢業、曾赴外國留學警政、並著有《日本對殖民地之警察設施》一書，出任台灣省警務處長

張振漢福建福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出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李萬居台灣雲林曾就讀上海民國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國際問題研究所港澳辦事處主任，出任新生報社長

林忠台灣南投曾就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於湖南長沙電台專責對日本及台灣之廣播，出任台灣廣播電台

許壽裳浙江紹興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出任編譯館館長

劉晉鈺法國巴黎大學畢業，任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

湯元吉江蘇南通德國明興大學化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瀘縣與遵義等酒廠廠長，出任台灣肥料公司總經理

李國柱浙江美國麻省大學化學博士、滬江大學化學系主任、江西苧麻廠廠長，出任台灣肥料公司協理

夏之驊安徽六安美國沃海渥大學碩士、江西農學院化學系主任、福建農改處處長，出任台灣肥料公司協理

蔡常義貴州息烽武昌中山大學經濟科、俄國斯格林納技術學院畢業、福建閩南汽車管理處處長，出任台灣肥料公司協理

方以矩前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化學工程科畢業、廣東硫酸蘇打廠工程師、印度達達化學公司電化廠外籍總工程師、資源委員會簡任技正兼化工科科長，出任台灣鹼業公司總經理

謝明山浙江鄞縣中央大學工學士、英國倫敦大學化工博士、西南聯大化工系主任兼教授，出任台灣鹼業公司協理

朱頌偉浙江嘉善浙江大學電工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機械碩士、兵工署二十兵工廠工務處處長，出任台灣鹼業公司協理

上述許多人是曾留學日本、美國、德國、法國、俄國者，且不乏獲博士或碩士學位。他們的學經歷，即使是以六十年後今日的標準視之，也可說是優秀人才。這與一般以為當初來台接收的官員，均屬無甚知識或不學無術的認知，似有相當差距。此外，就當時祖國貧窮落後的國情，陳儀能物色如此優秀的人才來台，實也表明陳儀的治台心切。

警政重建本土化

光復後，台灣省警務處除盡量留用前本省官警、按期淘汰日籍官警外，並招募訓練本省新官警，截至1946年10-11月前止，計新招訓警官496名，其中本省人417名、占84.1%；警員2,215名，其中本省人2,167名、占97.8%；工礦警察與森林警察375名，其中本省人361名、占96.3%。故在光復後的警察重建過程中，陳儀所推動的可說就是警察本土化政策；又例如，是時(1946年冬、二二八事件前)，資源委員會派糖業人才赴美深造，其中還特別為本省人保留名額。

民意代表本土化

行政長官公署於1946年4月在台所舉辦的選舉，台灣省首屆30名省參議員、30名候補省參議員、及523名縣市參議員，全部是本省人當選，無一外省人。然而，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所舉辦的選舉，1945年4月1日時，全台486名州會議員、廳協定會員與市會議員(即今之縣市議員)，日人多達296名，占60.9％，但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人口的6.0％。此一數據，具體說明，祖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所舉辦的選舉，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是視台人為骨肉同胞的真民主，後者是視台人為異民族的假民主，二者判若雲泥。

縣市首長與宣傳機器本土化

陳儀在高層人事佈局上是不但重用本省人，甚至還派本省人出任台北市市長、及分別出任全台宣傳媒體報社與電台的首長，其權力之大，影響之廣，實遠甚於「處長」之職。此外，就行政區域而言，當時台灣本島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等七個縣中，就有三個縣的縣長是由本省人出任。而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並且是台灣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則連續兩任均派本省人出任市長。

黃朝琴台灣台南人台北市首任市長

游彌堅台灣台北人台北市第二任市長

連震東台灣台南人台北縣縣長

劉啟光台灣嘉義人新竹縣縣長

謝東閔台灣彰化人高雄縣縣長

林忠台灣南投人台灣廣播電台總台台長

李萬居台灣雲林人新生報的發行人兼社長

反觀日據時代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等七州廳（即剛光復後的七個縣），日人據台五十年是從未有台人出任州知事（縣長），當然也不可能有台人出任台北市市尹（台北市市長）。此外，光復時，將日據末期台灣唯一報紙改組而成的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及唯一的台灣廣播電台總台台長二職，也都派本省人出任。上述職務，不但均是主管一方的實權縣市首長，且包括掌控全台宣傳機器的報紙與電台。如此信任台人的人事任命，這在日據五十年間，是不可能的。然而，台灣官方行政院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不但無絲毫肯定之意，反而顛倒解讀，稱陳儀將七個縣中的三個縣縣長予台人出任，但其悉數均返自大陸重慶，「並不受台人歡迎」；真是不知居心何在?

台人肯定陳儀的本土化政策

斯時，日人佔據台灣已五十年，而中日處於激烈實戰的戰爭狀態也已約十年，兩岸全然絕斷，祖國無法與當時台灣在地菁英建立政治聯繫。再者，前述悉數返自大陸的台人，不但均是那時在大陸眾多台人中的菁英，且多是日據時期1920年代前後，千里迢迢冒死歸返貧困積弱的母國，其中部份投入中國共產黨、部份投入中國國民黨，毅然加入祖國偉大的抗日行列，經過重重歷練，脫穎而出，分別在兩黨各自嶄露頭角。日人戰敗，國府接收台灣，其中投效中國國民黨者，為國府重用，實屬情理內事。試想，當時國府已與台灣在地菁英，中斷政治聯繫半個世紀，陳儀政府此時初抵台灣，無法立即起用從未相識的在地菁英，也屬情理內事；事實上，陳儀政府抵台後，經與在地台人菁英互動，也啟用在地菁英，例如命林獻堂接收彰化銀行，還於1947年2月28日派其出任彰化銀行董事長〔注4〕。

關於陳儀政府重用悉數返自大陸的台人一事，斯時台人是持肯定觀點。例如光復後半年，陳儀當局在台灣全島，舉行完全自由開放的各級民意代表選舉時，對參選的返自大陸台籍菁英如黃朝琴、李萬居等人而言，以時下台灣選舉經驗當知，他們長期離鄉背景，人脈遠非在地菁英可比，且無錢財，然而卻都獲選為省參議員，這就反映那時台人對曾投效祖國返回大陸菁英的崇敬，可說是用選票歡迎他們，肯定他們；絕非台灣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所稱，他們「並不受台人歡迎」。

不宜將陳儀「行政團隊」曲解為歧視台人。無可諱言，台灣光復之初，長官公署所屬行政一級主管全是外省人乙事，最為本省菁英不諒。惟此事似不宜曲解為陳儀歧視台人。首先，陳儀將全台灣的宣傳機器(報紙與電台)與台北市長都任命台人出任，且在台灣辦理完全民主選舉，陳儀顯然並無歧視台人之意。其次，前述長官公署所屬的一級主管，實際上均是長期追隨陳儀者、或其在福建主政時的團隊，例如

秘書長葛敬恩陳儀留日陸大同學，陳儀任浙江第一師師長的參謀長，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

民政處處長週一鶚陳儀主閩省府委員、省糧食管理局局長、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中央訓練團台訓班副主任

教育處處長范壽康陳儀主閩時的秘書與顧問

財政處處長張延哲陳儀主政浙江時的秘書長

農林處處長趙連芳週一鶚推薦，中央訓練團台訓班農林組主任

工礦處處長包可永陳儀主閩省公用事業管理局局長、建設廳主任秘書、廳長

交通處處長嚴家淦陳儀主閩時建設及財政廳長

警務處處長胡福相陳儀提拔、曾任台灣警察幹部講習班主任

君不見今日台灣政權本土化近二十年，時下的行政院長，不也均偕其班底或其所熟稔者，出任其「行政團隊」的部會首長。故時下台灣媒體一會兒游(游錫坤)團隊、一會兒謝(謝長廷)團隊、一會兒蘇(蘇貞昌)團隊，可見「行政團隊」的組成，是首長為因應推動業務的需要。因此，陳儀當時可說祇是務色其長期追隨者或班底，組成「行政團隊」，俾助其推行施政。將心比心，吾人不宜將陳儀的「行政團隊」用人，曲解為祖國歧視台人〔注5〕。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的諸多因素，包括日人在將台灣交還我國前，接連發動陷台灣於社會秩序崩潰的大規模經濟戰。關於前述提及的公務員與國軍官兵素質，誠然陳儀用心務色許多人才來台，祖國也派遣了包括孫運璇與李達海這樣個別優秀的工程人員來台，但杯水車薪。整體而言，當時祖國歷經半個世紀的戰亂，綜合國力極端落後，公務員與官兵整體素質不佳或很差，是可想見。

例如1941年日本對美英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擁有戰艦10艘、航空母艦10艘、重巡洋艦18艦、輕巡洋艦20艘、驅逐艦112艘、潛水艇65艘、其他156艘〔注6〕，試想這樣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後面是有龐大先進的國防工業、龐大優秀的科技隊伍與俸給優厚紀律嚴明高素質文官體系的支撐，其綜合國力，無與倫比，遠非當時的祖國可比。當時祖國的工業能力是連一艘戰艦或潛水艇也無法自制，中國軍人是以血肉之軀力拚日軍保衛祖國。戰後，中國共產黨本諸落後就要挨打的血淚歷史教訓，傾舉國之力，全力發展國防工業，直至1957年才有能力自製第一艘中型常規魚雷潛艇〔注7〕。因此，如果國府公務員與官兵整體素質類似日本的話，祖國也就不會戰敗割讓台灣，也就不會遭日人殘酷侵略五十年。故期盼它日台人能諒解，祖國以光復時一窮二白的國力，及陷於內戰的情況下，國府是無能力派出整體素質優秀的公務員與官兵來台的。

隨著史料的大量公佈，學者的研究深入，二二八真相是與日俱明，愈來愈不可能完全被隻手遮天。更何況，為私利操弄族群矛盾，而蓄意曲解二二八這段歷史，實有傷天理，畢竟冥冥中世間仍有因果。

〔注1〕陳宛茜，《陳芳明:歷史共業我們都是受難者》，《聯合報》，2007年2月28日，第A13版。
〔注2〕陳芳明，《在講稿上紀念歷史?》，《中國時報》，2007年2月28日，第A15版。
〔注3〕薛化民，《歷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8月，p.84.
〔注4〕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一)，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2月，p.(4).
〔注5〕全文相關資料，參見戚嘉林，台灣二二八大揭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2月。
〔注6〕服部卓四郎著，軍事譯粹社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一冊)，台北:軍事譯粹社，1978年，p.215.
〔注7〕魏巍等，聶肖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