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矛盾」大解析

台灣總人口約2300萬，共分四個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與原住民，分別占台灣總人口的73.3%、12.0%、13.0%與1.7%。原住民是台灣的土著，占總人口比例過於微小，客家人則在統獨立場似各有所傾，故目前在台灣社會所指的族群矛盾，約定俗成的是指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矛盾。此外，由於閩南人是絕對多數族群，因此，在台灣所謂「台灣人」，約定俗成的主要是指閩南人。本文所討論台灣的「族群矛盾」，主要是指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矛盾。

「台灣族群矛盾」原本是不存在的。如果時光倒流，1945年8月15日台灣光復時，台灣民眾張燈奏樂，燃爆掛旗，歡聲若雷，狂歡慶祝台灣的回歸祖國。故在僅僅是半個世紀前，現在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矛盾」是不存在的；很顯然的，「台灣族群矛盾」是產生於1945年之後。在政治學的理論中，族群矛盾是起源於族群怨恨，而族群怨恨是導因於長期的歷史因素或相關政策，包括歧視下的犧牲、不公平、壓迫等感受，從而形成分離運動；台灣地方的族群矛盾，可說起源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權力分配不均及語言政策等的族群怨恨。

一、二二八事件

台灣光復時，台人熱情歡迎回歸祖國。祖國陳儀政府是派李萬居任當時唯一報紙《新生報》的發行人兼社長、林忠任台灣廣播電台總台台長，黃朝琴任台北市市長、連震東任台北縣縣長、劉啟光任新竹縣縣長、謝東閔任高雄縣縣長。他們全都是台灣人。然而日人據台五十年，沒有一名台灣人出任台北州、高雄州、台南州、台東廳、花蓮港廳等七州廳(即台灣光復後的七個縣)的知州事(縣長)，及出任要害部門媒體的首長。僅僅一年，台灣人在政治上所享的權力與地位，也就是所謂的台灣化程度，是日據五十年間台灣人所無法想像的。

日人雖然強烈歧視台人，但日本綜合國力強大，駐台日軍足以威懾台人，加以強力新聞管制，嚴密思想控制，台人不敢形怒，不滿亦無由表達與串聯，社會反而平靖。此外，日人離台前發動慘烈的經濟戰，蓄意放棄一切糧食管制（日本本土則仍實施嚴格糧食配給以度戰後糧荒），製造空前的大饑荒，瓦解台灣社會經濟。當時台灣的饑荒程度，即使是依戰前1944年每個月的米糧配給最多只能維持二十天的嚴酷標準，1945年底與1946年全島缺糧仍達三分之一。此外，光復前全島已遭美軍連續轟炸二百天，全台大地殘破，工業癱瘓，物資奇缺，物價飛漲。但日本殖民當局還於1945年9月上旬，自日本秘密將一飛機貨幣運台發予在台日人，極度加劇物價飛騰。

相對地，祖國卻因連年征戰，遭日人殘酷侵略整整半個世紀，由於悲慘落後歷史條件的制約，綜合國力殘弱，不但無法克服日人所留戰後大饑荒的困境，且殘弱國力所體現的官員素質低落與貪污腐敗，更坐實大饑荒與物資奇缺的物價飛騰，是祖國陳儀政府失政的認知，致為台人所輕。另一方面，又未能如今日港人治港與澳人治澳般地，將行政部門全面台灣化，但卻將擁有質詢權的各級民意代表全面台灣化，並於綜合國力殘弱的情況下，實行日人據台五十年都不敢實行的西方民主，開放民間辦報，放鬆新聞管制，形成擁有質詢權本省民意代表與擁有行政權外省官員間的尖銳對立，……而無法完成平穩過渡接收台灣，並最終衍成1947年的二二八悲劇事件。誠如本省人葉鍾榮所云「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

　二、白色恐怖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當時，對國府而言，政權處於風雨飄搖的困境，人心動搖。故蔣介石乃在台灣大肆鎮壓。據歷史學者的估計，在白色恐怖年代的1949-1958十年間，因匪諜叛亂等罪被逮捕者約五萬人，其中一萬人以上被定罪，約四千人被處死。據一生為保密局工作的谷正文少將回憶，各情治單位在台灣抓到的真正匪諜僅約二千人，其餘大多數是冤案。也就是說，全部涉案者中95.0%以上都不是匪諜。然而，為什麼那些被冤枉逮捕的人，都承認了可能被判刑數年甚至被判死刑的罪名，那是因為在那個黑暗的時代，可說每一名冤枉被逮捕的人均遭殘酷的刑求，被迫認罪。因為，如果案件被判定罪，則被捕者財產的30%將供作告密人獎金，35%作為辦案人員獎金。如此黑暗的獎勵機制，我國歷朝歷代亦無，當時白色恐怖的慘烈殘酷，可想而知。

就本省人，尤其是本省菁英份子而言，日據末期日人的殖民統治，雖有數起重大冤案，但整體而言，若非強烈且訴諸行動有憑有據的反日份子，大體可安居無憂，即使被捕，甚至有時還有法可依。然而國府的白色恐怖，則會因他人誣陷檢舉等入罪，而遭殺生之禍。故本省學者楊志誠認為「蔣介石在全台灣各階層、各角落、各種生活領域中佈滿了情治細胞，並以連坐責任網穿梭整個組織，建構了最嚴厲的『秘密警察』控制網」〔注一〕。也就是說，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殘酷遠甚日據末期的殖民統治；雖然，冤案的受害者包括外省人與本省人，按外省人與本省人各自族群人口的比例而言，外省人政治受難者比例遠高於台灣人。然而，對本省人而言，由於早期情治單位人員幾乎全為大陸來的外省人，故本省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親戚，對外省族群的怨仇，可說永生難忘。這也是為何民進黨搞族群矛盾，一搞就靈；就外省政治受難者，如李敖、柏楊、王曉波、崔小萍等，則因為自己是外省人，故無從將其對白色恐怖的怨恨轉化為對族群怨恨。

三、權力分配不均

二二八事件後，曾統治中國大陸全國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於1949年遷至台灣，國民黨中央文武百官遷往台灣，中央高階重要職缺均為外省人所據。外省菁英控制政治核心權力，致使本省菁英認為在政治權力分配上，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此事滋長並形成族群怨恨。特別是本省菁英認為，這一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台灣人喪失決定他們自己命運的能力，並導致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本省人(實際上更多的是有許多外省人)遭逮捕與殺戮的政治壓迫。

四、語言政策

關於國民黨政府早年在台灣推行國語的語言政策，也遭到本省人的強烈反彈。有論者認為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極致就是對被統治族群「母語」的迫害，並誇大稱國府是禁止台灣人使用「母語」。此種論述，與事實似有所差距，因為國民黨政府雖然規定在學校須使用國語，但在日常生活(包括選舉)中並無此限，均仍可講台語。其次，閩南語與上海話、寧波話、廣東話等都是漢語中方言的一種，文法結構與使用的漢字完全一樣，日語是文法結構與漢語完全不一樣的外國語，且是侵略者的語言。

1980年代政治氛圍寬鬆，本省候選人希望在選舉中贏得佔人口多數本省人支持的政治目的，語言政策就成了本省政客用以怨懟攻擊外省人的藉口。他們不提語言政策的結果，是對許多母語非國語的外省人學童也是相同的，不提「通行語言」對台灣各族群如客家、原住民、閩南及廣東、上海等人在溝通上的方便，不提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如日本、法國、英國等也都在學校推行國家語言。不提在一般生活與選舉時，仍是通行台語，而是蓄意曲解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並將之無限上綱，簡化成是外省人禁止台灣人說母語，是外省人欺侮台灣人。

1949年隨同國民黨政府移民台灣的外省人，他們離開大陸時，失去了在大陸的土地與資產。當時，除了極少數如上海及其他城市的資本家或企業家，外省人中絕大多數是服務於公職的軍人、行政人員或知識份子。因此，外省人在台灣經濟部門私營工商領域中的影響有限。

一、本省人致力於私營工商領域的發展

至於本省人，由於日據時期極端歧視政策，即使據台五十年後的日據末期，本省人出任中高級公務員者極少。例如1945年時，全台敕任官(相當於台灣今之簡任官、或將級軍官)共167人，其中日本人166人，台灣人僅1人。奏任官(相當於台灣今之薦任官、或校級軍官)共2,170人，其中日本人2,141人，台灣人僅29人。因此，這些歷史的因素，在光復後的政權輪替中，也限制了台籍菁英在政府部門的份額。然而另一方面，由於本省人世居台灣，擁有土地、財富與技能，絕大多數的本省人都是從事私營的工商領域。因此，他們也就正好成為1950-1980年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受益者，發展了自己的事業，累積了大量財富，續而有能力影響政治。

二、下一代本省菁英的崛起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相當於北宋的南遷，或南明鄭成功政權的東遷，國民黨政府將台灣視為中國眾多省份的其中一省，視本省人為同胞。因此，在教育政策上，國民黨政府是實施不分族群試卷姓名密封的聯合招生考試制度，文史法商任何科系對考生公平開放。因此，1970年代與1980年代，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下一代本省青年人崛起，其中包括許多政治菁英。某些下一代本省菁英，也承襲了上一代有關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曾遭外省情治人員迫害的族群怨仇經驗。此時，受過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的下一代本省菁英，有政治方面的豐富學識與論述能力，對台人權力配置不公及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等敏感問題，提出質疑並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威權。

在1970年代的台灣早期民主化時期，本省反政府菁英打著民主、人權與自由的旗幟，與外省反政府菁英合作，以緩和外省蔣經國政府的強大政治壓力。斯時，對外省反政府菁英而言，他們曾在中國大陸成長、求學並開展其事業，由於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僅二十餘年，實無法忘懷中國大陸是他們的原鄉，故他們強烈地認同中國。例如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費希平等追求民主，但也認同中國。然而，本省反對菁英的真實動機，不僅祇是追求民主，而且也追求將台灣從中國大陸分離出去。關於獨立的目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本省反政府菁英間都心照不宣。因此，在台灣的政治發展中，本省菁英的民主運動與分離運動，是合而為一的連體嬰。也就是，本省菁英是以隱性的非暴力分離方式，推動實質的分離運動。

三、高雄事件

在1977年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台灣反對運動候選人(全部為本省人)在選舉期間相互串聯助選造勢，整合以往分散的力量，形成以「黨外(意思是中國國民黨以外)」為名的政團雛型，其總得票率達到33.3%，贏得空前勝利，此一聲勢於1979年達到另一高潮。該(1979)年，黨外至少舉辦了十四次的大型群眾活動，並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出版黨外的政論刊物「美麗島」雜誌，以宣揚黨外的政治理念。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黨外計劃於當天在南台灣的高雄市，舉行台灣人反對運動的大型集會，並準備以追求人權的名義，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特務統治，另並也準備了火把與木棍。然而，在前一天，有二名自願工作者遭警察逮捕並被刑求。此事激怒了黨外群眾，立即引發了遊行群眾與軍警的暴力衝突，接著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絕大多數的黨外反對運動領導人，並經公開軍法大審，判決入獄。此事稱為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

高雄事件在台灣近代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絕大多數的高雄事件台灣反對運動領導人，不但遭逮捕入獄並遭殘酷刑求。1980年代中期及1990年時，這些本省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均被釋放。然而，在那個時代，外省菁英主控的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對這些本省菁英的逮捕與刑求，對當事人而言，合理的推斷，無疑地對外省人及國民黨政府是永生難忘的怨恨。此外，在高雄事件的公開軍法大審判中，吸引了一批為被逮捕的本省反對運動領導人辯護的律師，加入反對運動(例如陳水扁、蘇貞昌、江鵬堅、尤清、張俊雄等人)。在經由當時媒體的公開報導下，他們成了新一代的反對運動領導者。在接著的1983年區域增額立委選舉、1985年縣市長與省市議員選舉中，高雄事件中的一些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都高票當選。此一形勢，為日後台灣反對運動奠下重要的組織基礎。

四、蔣經國政治改革

蔣經國於1978年出任總統。1979年12月，南台灣發生高雄事件，反對運動中主要領導人幾乎都被逮捕入獄，暫時強行壓制了本省菁英的反對運動。1984年3月蔣經國連選續任總統，當時台灣整個社會仍是處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令的控制下，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及新聞等自由仍遭到限制。國民黨政府仍堅持舊有的法統，也就是維持原有國會的運作，並仍實施由上而下的菁英統治。有限度的開放選舉，以滿足台籍菁英的參政需求。就當時內外的政治形勢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民黨政府仍然有能力維持這樣的政治運作。然而，蔣經國晚期最後兩年，他從事解嚴、解除報禁、解除黨禁、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及開放大陸探親等五項政治改革。對台灣而言，上述的每一項改革，均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蔣經國政治改革中的解除黨禁，使本省反對運動菁英得以於1986年成立了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由於「民進黨」是以本省人為主要成員，從而使得台灣的族群矛盾組織化。

一、選舉表意空間的宣傳

就整個台灣社會而言，198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緩和，黨外本省候選人為了凝聚同鄉本省人的選票，大肆強調台灣人認同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政治怨仇、及台灣是屬於台灣人等的訴求。某些本省候選人甚至煽動本省人對中國的仇視，並稱台灣應該獨立。在選舉中，黨外政策的最重要關鍵之一就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這是實質的分離主義政策。在歷次的選舉中，黨外本省籍候選人在選舉活動中的演講與宣傳中，一次又一次地重覆著，不但使得族群在意識型態上的矛盾合法化，從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某些本省人除了對外省人群多所誤解，甚至開始認為台灣應與中國大陸分離。換言之，本省分離主義者就是經由選舉過程的表意空間，強化族群矛盾，挑動族群仇恨，藉此將族群認同提升為建立台灣國的國家認同。

二、李登輝掌權後強力操作提升台灣認同

2000年11月，前總統李登輝坦稱，他自1988年繼任總統以來，其工作重點大致有二，其中之一就是全面推動民主化。李登輝並進一步詮釋稱「台灣的民主化非以『台灣認同』及『台灣本土化』為主軸不可」。至於民主化，李登輝則稱「台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來說，就是『台灣的本土化』」〔注二〕。

1990年代，台灣人占台灣總人口的85.3%，故經由完全民主化的選舉過程，台灣福佬人早已獲得選舉所產生的地方首長職位。與此同時，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及兼任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雙重身份，以其無比的政治權力，在許多關鍵性的政治職位上，任命許多本省人取代外省人。2004年李登輝回憶時也坦言，他用人「會盡量找比較有本土意識的人」〔注三〕。李登輝稱「國民的『台灣意識』愈強愈好」，他引導並促進認同台灣及一個獨立台灣的觀念。為了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李登輝先後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第一」「新台灣」「新台灣人」「加入聯合國」等口號。這些政治口號在台灣頗為流行，並也明顯地強化了本省人對台灣的認同。

李登輝統治台灣十二年(1988-2000)後，台灣居民的國家認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意調查顯示，2000年4月時，台灣居民中有42.5%自認是台灣人，38.5%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僅13.6%自認是中國人。然而，在1989年時，台灣居民中自認是台灣人者僅16.0%，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有26.0%，但自認是中國人的則高達52.0%。無疑地，在李登輝的執政期間，他成功地提升了「台灣認同」。同時，並以兩岸對等為由，使此一強烈的台灣認同，是帶有非中國認同及認同台灣建國的台獨意義。

至於自李登輝迄今，在分離主義執政當局的長達近二十年的教化下，本省與外省族群矛盾的與日俱增，這是有目共睹之事。但本省人認同台灣遠離中國的成效如何呢？約二、三個月的不久前，台灣電視媒體曾反覆報導乙則新聞，有一年輕台商婦人帶著其年約六、七歲的小男孩，接受電視採訪時，得意洋洋地敘述其子在大陸受教的情形稱，其子在大陸學校唸書時，老師問他是那裡人？小孩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乃急中生智地說「自己是機器人」，就這樣矇混過關了。母親對著電視，眉飛色舞地讚許著兒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機智。

一葉知秋，個案之所以發生，必然也反映著局部，何況那個鏡頭，旁邊也有許多人，也未見有人提出異議，且是幾家電視台反覆播放。這則新聞顯示，台獨的思想教育，連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即使人在大陸，也能堅挺不是中國人的意識，敢如此戲弄老師。年輕母親自然也是……。這則新聞的意義，顯示分離主義執政者，這二十年來在台獨意識型態上教化的成功，台獨意識型態向下扎根的成果，以及那位大陸老師對台灣事務的漫不經心或茫然。這名這麼小的小孩，面對老師，如此勇敢的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又蒙母親褒揚的故事，可說是我們民族兩岸迄今仍處於分裂的悲哀。

「族群矛盾」是民進黨終極武器 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本省人佔全台總人口的73.3%，就本土政黨的民進黨而言，原本應可輕鬆贏得選舉。一如南非，白人只佔南非總人口約14.0%，故南非的白人知道，南非未來永遠不可能再選出白人總統。然而，無奈本土政黨民進黨首次連續執政七年，其貪污腐敗無能的程度，已完全超出人們的想像，使部份本省人也難以接受。再者，南非是黑白涇渭分明的種族矛盾，台灣只是同為漢族的省籍差異，這才使外省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有勝選的可能性。

民進黨作為第一次執政的本土政黨，民進黨的極度「失政」，辜負了本省人對它的期望，也使本土政黨執政會較清廉的夢想破滅，也由於民進黨的極度「失政」，使該黨無法向選民訴諸政績，而只有訴諸於極終武器－－即族群矛盾。此外，七年迄今的執政權力收編、利益分配與近乎全黨的超級貪瀆，使其獲益者進一步地凝聚成「政經利益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避免「輸選」，權力喪失引發日後其貪瀆遭人揭發，故其一切以「勝選」為目標。追求「勝選」的方式，就是凝聚台島佔人口絕對多數族群本省人的向心，其最廉價的方式，就是以中共打壓與族群悲情為訴求，以移轉本省人對本土執政迄今表現無能的怨懟。這也就是為何內地的對台優惠舉措，可贏得一般台灣居民的好感與認同，但再多的對台優惠政策，居然無法降低民進黨政權敵意及其一心走向台獨的核心原因。

展望未來，由於台灣實行西方美式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現行族群人口比例組合，外加前述台灣上半個世紀的歷史現實與我國固有的省籍觀念，這就注定了台灣的政治，身為絕對多數優勢族群的民進黨，未來任何選舉，無論是「勝選」或「敗選」，必然都訴諸族群矛盾，而且一抓就靈，這是人口組合與選舉機制使然，也是台灣島的悲慘天命。

〔注一〕楊志誠，「台灣拒統情結的探討－－台灣『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心境的『主體』建構」，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南昆明，2007年8月，p.158.
〔注二〕李登輝與中嶋嶺雄，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年11月，pp.35:219-221.
〔注三〕李登輝，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台北：允晨文化公司，p.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