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開放交流20年之變化與省思

一、開放促成交流：

1979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同時中共對內啟動「改革開放」的新政，對兩岸開啟「和平統一」的政策，這三件大事在當年及其以後的歲月分別震撼世界、中國與兩岸，世界的格局，中國大陸本身以及兩岸關係都隨之出現變化，中華民國雖然一直以反共堡壘自居，然而第一個感受此一變化，而且被迫設法「以變應變」的就是中華民國的蔣經國總統，他在1986年就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隨後他在台灣也啟動對內的政治民主改革，和對共黨國家「政經分離」的交流原則，又過一年就宣佈了極重要的開放交流的政策；由於經國先生採取的一連串的措施，開啟了中斷半個世紀的兩岸完全敵對的接觸，當其時也，雙方都是小心謹慎，充滿戒心，然而中共的「改革開放」確確實實提供了機會；而台灣在經歷過七○年代的經濟轉型，到八○年代的經濟起飛，所以在交流的初期，台灣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各各方面都十分自傲，反之，中共在「改革開放」的過程，充滿了曲折和挫折，內有天安門事件引起的政局風暴，外有「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各共產國家的非共化和反共的浪潮，社會主義陣營一夕瓦解的事件)事件的震動，因而顯得處處落後，相形見絀；然而，事件的變化沒有終止，兩岸交流的二十年之際，兩岸的各項指標都出現了不可思議的變化，驕傲的止步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兩岸都出現政治的重大發展，在台灣出現政黨輪替，在大陸也出現了政權和平的代間移轉，此後的兩岸發展就出現「黃金交叉」。(「黃金交叉」這是股市的術語，通常與「死亡交叉」合用；前者指：短期平均線從下往上穿越長期平均線時為黃金交叉，此為確定漲升波段的開始，可進場買進。後者指：短期平均線從上往下穿越長期平均線時，形成死亡交叉，表示跌勢的開始，此時要將手中持股出脫或融券放空)一邊向上提升，另一邊向下沉淪，兩岸之間，攻守易勢，不能不令人感慨世事變幻無常。同時大家也發現，二十年的交流似乎對兩岸之間的相互理解沒有太大的幫助，台灣抱怨大陸不能真正理解台灣，大陸也奇怪每年百萬人次的交流，結果台灣的台獨勢力仍有成長，以致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的調整不但未成正比，而且逐漸異化。所以兩岸當局也就常常輕率地停止交流，依據兩岸政治情勢的變化，隨意終止個別人士的往來，兩岸交流成為兩岸關係的奴婢和出氣筒。

從民間交流的角度來看，二十年中間最明顯的變化有三：中共對台交流為統一服務的統戰交流轉成為和平而服務的自信交流，其次是台灣對大陸的交流從有絕對優勢而著著挨打，其三是兩岸學術差距亦在縮小。以下分別加以分析：

二、為統一服務的統戰交流轉成為和平而服務的自信交流：

兩岸開放交流之初，大陸停留在貧窮落後的水平，而且剛剛抽離文化大革命的狂飆時代，中國何去何從尚待思考，改革開放如何推動仍須摸索，經濟瀕臨破產，民心早已淪喪，在此種情況下，唯一的利多就是中美建交，因此如果能運用外在有利形勢，兵不血刃完成統一，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自然是大大有益，因此中共從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之後，有「葉九條」「鄧六條」「一國兩制」，除了政治號召，在行政上提出「三通、四流」，開放媒體尋親，鼓勵政要互訪，保證來去自由，歡迎登陸投資等，客觀而言，中共當時的所有優惠，所有善意都帶有明顯的政治動機，也就是為統一而統戰的政治伎倆。對中共而言，和計得逞，自有大利，和計不成，也毫無所失。而且也正因為從小從弱以統戰的需要出發，所以抱持開放自己，虛心學習，邊學邊作，截長補短，努力趕超的心態和精神，如今，二十年後中共的綜合國力今非昔比，國際影響也大大提升，外匯存底世界第一，文化實力也日趨突顯，雖然整體發展仍有失衡，但是一切變數尚可控制；所以，儘管台灣仍在政治挑釁，但「十七大」仍以「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作為主軸，這就代表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已經充滿自信，自有規劃，自有高度以主導趨勢，可以說與以往的統戰的急躁大大不同。

三、台灣方面從有絕對優勢而挨打：

從兩岸交流之初，台灣與大陸的對比在各各方面都是充滿優勢的，台灣人到大陸也充滿自信，甚至是驕傲；隨著這些優勢，當時的台灣當局如果戰略得宜，原本可以「立足台灣，經營大陸，放眼全球」，以便作大作強台灣，可惜原本的亞太營運中心，忽然叫停，「大膽西進」也被批為賣台，不但是消極地不作為，而且是積極地阻止民間往來，以致在大陸起飛的過程，台灣是唯一不去利用大陸的市場壯大自己的地區，經過不到十年台灣的優勢幾乎喪失殆盡，民進黨執政之後，非但沒有糾正錯誤，反而為了討好深綠選民，鞏固票源，進一步封鎖經貿的通路，從戒急用忍而積極管理，對經貿交流的限制，迫使台灣企業為求生存，不得不想方設法私下登陸，由於欠缺政府的支持和整合，台商在大陸只能單打獨鬥，終不能形成整體力量，對中共對台政策也就沒有任何政策壓力，更有甚者在經年的鎖國政策下，台灣在某些方面已出現明顯地落後，這一點在交流方面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大陸的學者以往對於赴台交流總是懷抱著高度的興趣，現在更熱衷到其他國家，以往來過台灣的大陸人士都很羨慕台灣的進步和繁榮，現在則認為台灣不如北京、上海、深圳。過去是大陸人民羨慕台灣人有錢，現在台灣人民引頸企盼大陸的觀光客，能為台灣經濟帶來活水，今昔相比，優劣之勢相易，攻守之勢互換，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四、學術交流的趨勢：

台灣雖有優勢大陸已大步趕上。在上述的趨勢下，檢視近二十年的兩岸學術交流，基本上與兩岸交流的趨勢相互吻合。呈現以下的過程：

第一、從單一的大陸研究與台灣研究的交流邁向多學科的交流，這也包括了原先比較保守的社會學科，如國際政治、中國外交、基層政治等等，從單一學術窗口的學術交流也都交流之列。這就使得中共中央理解台灣的管道，除了對台工作交流到開放多元學術窗口，甚至中共中央黨校、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等軍事院校的機構之外，還多了其他的渠道，因而中共的對台政策才有可能出現若干理性的變化；反觀台灣認識大陸的渠道雖然多元，卻囿於意識型態的篩選，形成偏信偏聽，以致大陸政策終難調整。

第二、從相互政策的質疑、攻訐到相對理性地探討，早先兩岸學者的交流多半在自身立場的說明，對對方政策的攻擊為主，特別在有媒體參與的討論會上，這一類的交鋒更加明顯，其後中共方面也發現類似的學術交流並無益處，因此，在學術交流中開始轉向召開小型研討會為主，於是兩岸關係的研究學者也逐步從立場宣示，政治表態式的討論，轉而趨向問題解決、可行方案的摸索式的研討，類似的方式如果碰上雙方的領導階層都是技術官僚背景的話，相信經由兩岸關係研究學者的理性討論的提議，必然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可惜中共的領導階層才剛剛由技術官僚掌權，仍然受制於意識型態的束縛，而台灣的領導更是意識型態掛帥，因而雙方的建議均難以轉為政策。

第三、兩岸交流的費用從以往台灣出資到大陸自付，此一現象的變化固然只是一種形式的變化，但是從大陸學者的心理面來看，導致相互交流的自主性大大提升，有助雙方更有機會進一步坦誠地交換意見和深度地理解。從台灣的角度觀察大陸的學者，也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大陸學者的生氣勃勃和樂觀自信，以及彼此之間的意見多元，這些變化也表現在面對台灣學者討論議題時的自信上，因此說雖然台灣學者在創新和多元化方面，仍保有一定的優勢，然而與大陸學者的距離已經大幅縮小，這是台灣方面必須善加警惕之處。

五、結 論：

面對上述的交流形式，台灣應如何面對和思考未來的兩岸交流呢？我們以為如果因此而得出停止交流，東進或南進的結論，那不但在經濟上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徒勞的嘗試，在文化、學術和政治等層面，也必然使得台灣越來越邊緣化。因此，此一種健康而理性的思維審視兩岸交流二十年的得失，調整交流的心態，拋棄悲情邏輯的思考方式，正確把握交流的意義和本質，才能走出當前兩岸交流與關係異化、交流與認識脫解的現狀。

我們處在一個快速全球化的時代之中，交流不但是現在存在的必要，而且也是我們開創自己的未來唯一的方法，台灣在近十年的內耗之後，如果大家能真正理解自己已經落後，認識別人已經強大，從而能以中共當年「學習」態度，重新解放思想，把握和平時機，努力創新，彰顯自主或許可以重塑台灣奇跡，則也算是台灣文革動亂的唯一收穫，或許再二十年後，交流的形勢有機會再見逆轉，反之，則很難不令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