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發展啟始真相

美籍華裔徐中約博士所著《中國近代史》一書，其中文版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依其2000年版之The Rise of Modern China（6th Edition）中譯，並於2002年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此一舉措，蘊抱宏遠，實與該社於1979年出版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郭廷以所著之《近代中國史綱》，前後輝映。二書可說均是此一領域的經典之作，內容皆是始自清初，惟前者約至2000年，後者僅至1950年。前者附註解，後者未附註解。前者是以英文出版然後中譯，後者是以中文出版似無英譯。徐君能跨越語文障礙，個人完成此一英文鉅作，其艱辛程度當遠甚於郭廷以之《近代中國史綱》。因為該書是以英文出版，能向西方世界發聲，介紹近代中國歷史，故其在國際間的影響，當遠非郭廷以一書所可比擬。

《中國近代史》第31與39兩章系敘述1950年後的台灣部份，或許是因術業有專攻，故此部份不乏與事實相距甚遠之處。例如31章稱陳儀在台「大搞歧視」「蠻橫地歧視台灣人」，就與事實不符。又例如關於上世紀90年代的兩岸事務，當時台灣當局所實行的明明是兩岸分離主義政策，但其39章「統一的前景」乙節有關台灣部份的論述，似因引用台灣當局的論述，故乍閱之下，宛若政府宣傳品。其實這也難怪，昔日國府執政，發動國家機器，其在島內與海外之宣傳，鋪天蓋地，徐君可能也受影響，其註解就多引自官方之The Free China Journal（自由中國紀事報）、Free China Review、及錢復、胡志強、李登輝等人之文。

《中國近代史》39章有關探討「台灣經灣成功的原因」乙節，似專敘1950年後國府執政時之經濟成就，至於當時經濟發展之諸多啟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似未深入觸及。事實上，不乏海外、內地與西方學者，也有類似受台灣宣傳的影響，以為國府有奪天造化之功，台灣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成了一個富強的工業社會」〔注1〕。實際上，邏輯很簡單，如果國府真的如自己宣傳的那樣偉大，試問為何大陸失敗的如此快速？反之，既然國府在大陸如此不堪，即使遷台後銳意改革，但又怎能短期間創造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跡」？因為其前提主要有二，一是台灣接收了日本在台的近代建設成就，二是國府大撤退注入了內地全國資源精華，以及美國援助等。這些啟始條件，不但遠優於內地大陸，且為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探討台灣經濟成功之啟始條件前，先瞭解內地官員與記者眼中1934與1946年時的台灣。

曾任上海南方大學校長並於1934年任南京政府委員的江亢虎博士，於是年8月考察台灣三星期。江亢虎當時搭乘台灣縱貫鐵路火車，形容沿途重要都市「每站皆有揭示牌，標明附近名勝及其路徑，本站與上下兩站之距離裡數，及當地海拔高度尺度。大站皆設飲食店、雜貨店。其腳夫、汽車伕、人力車伕，均依官定價格，決無需索爭論之事。車站售票處、待車處、行李過磅處，雖極鬧忙，毫不擁擠，亦無遺失。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注2〕。

作家蕭干（燕京大學畢業）曾於1946年冬來台採訪。斯時作為一名曾赴在我國大江南北各地採訪的記者，蕭干敏銳觀察並記錄道「當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直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長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台大如今九成是台人（以前日生比台生是九比一），是個可喜的翻案，資源委員會派糖業人才赴美深造，其中特別為台人留有席位，是風度，也是卓見」「論市政，日人治下的台灣可為全亞洲做模範。論工業，台灣遠走在內地的前面」「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注3〕。

日人據台五十年，憑藉現代官僚體系，從前期的殺人如麻，到中晚期的歧視壓搾剝削台人無所不用其極，但也將台灣視為「帝國」的一部份（從未想到有朝一日會因戰敗而將台灣歸還我國），以其強大國力，先進科技，慘淡經營建設此一「新領的殖民地」。後來，日人由於戰敗離去，其在台的軟硬體近代建設成就，也就留在台灣。

就以電力、鐵路、公路與港口等基礎設施為例；在電力方面，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所的建設，曾克服種種惡劣自然環境與瘧疾、黑水病、恙蟲等的侵襲，施工鐵路更是僅靠台車及小電車為運輸工具，先後歷時十五個寒暑，終於完成台灣電力史上劃時代的鉅大工程。1944年全台已有發電所共34處，其中水力發電占83.2%，因天然水力資源多位於崇山峻嶺之間，輸電距離遙遠，故還需興建輸電線路，方可使用。日據末期，台灣輸電系統分為東西兩系，其中西部平原設十五萬四千伏的一次輸電線路，貫通南北，長370公里。聯接於此幹線者，有一次變電所七個，將電壓降低後再由二次輸電線路，將電流供給至分佈在各地的二次變電所。1943年時全台已有用戶約42萬戶。此外，日人於投降前夕，仍有數項規模宏大艱鉅的發電工程正在進行，例如烏來、天輪、立霧、霧社等，其中烏來日人已完成95.0％的土木工程，天輪日人也已完成約70.0％的土木工程。因此台灣光復後，國府在台半個世紀的電力事業發展，可說是立足於日人在台電力事業的原有規模上，繼續發展與累積，從而為日後台灣工業發展，提供豐富廉價的電力。

鐵路方面，日人於二十世紀前期在台灣從事大規模的鐵路建設，築路工程相繼不絕。1920年時台灣公營鐵路的營業里程即已達637公里，1940年時則達900公里，沿線橋樑、車站林立；公路方面，1940年時台灣公路里程有18,000公里（其中37.1%路寬均在7.27公尺以上）、橋樑增加至10,001座（單一橋長超過90.9公尺以上者計104座），其中縱貫道上的下淡水溪（高屏溪）橋長1,700公尺，大甲溪橋長1,214公尺。至於道路標準與品質方面，許多道路已改鋪柏油或混凝土，1946年時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等都市市內道路均為柏油路面。

港口方面，早在1896年日人就對基隆的潮汐、氣象、地形、地質、淤積、築港材料等進行調查。1899 年開始五次築港，前後約四十五年之久。基隆港內港面積達0.95平方公里，1933年時該港新岸壁上倉庫前已採用移動式電氣起重機。高雄港的興建也是前後歷時約四十年，最後完成時預計將可容納萬噸級船隻150艘，全港面積廣達1.55平方公里。

至於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的興建，各亦均歷時十年，前者灌溉面積15萬甲（約14.5萬公頃）、後者為2.2萬甲（2.1萬公頃）。在日人的強力推廣農業改革下，不但改良稻作品種，增加耕地面積，且已於1930年代開始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完成近代農業的綠色革命，故每公頃稻作產量增加，1938年時全台稻米年產高達140.2萬公噸，較1920年的69.2萬公噸，增加二倍。

日人在台的建設，其目的並非為台灣人民。稻米產量增加，是為了將台米輸日。例如1936-38年間，台米產量50.0%輸往日本，台人米糧消費日減，甘藷消費大增。據日本銀行1966年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Hundred-Year Statistic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台灣平均每人每年可用稻米消費量，1910年代時為130公斤，1930年代時則減至100公斤，降幅達23.1%。另一方面，則甘藷消費量增加38.1%。亦即台灣農業綠色革命的成果，是為日人謀福祉；在電力方面亦然，例如工程費耗資達6,297萬日圓的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所，其工程施工發包是以日本商社為主，亦即在台灣興建日月潭工程的同時，也繁榮了日本本土的經濟。另就電燈使用情形而言，1936年時每100名在台日人平均擁有143.1個電燈，但每100名台人平均僅擁有10.8個電燈，日人擁有電燈是台灣人的13.3倍，亦即電燈使用福祉，日本人與台灣人間不只是不公平，而是懸殊絕對性的不公平。

據蕭干1946年的觀察「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個世紀」〔注4〕。就統計數據而言，當時每千人平均所擁電話機台數，台灣在1941年時已達5台，中國大陸於1983年時方達5台。每人每年平均用電量1943年時高達181.5度，大陸於1970年代前期方達此程度（1981年時印度的每人平均用電量方僅173度，巴基斯坦則為190度：緬甸1981年時則僅34 度，不及1930年台灣的35.8度，落後台灣整整半個世紀）。稻米每公頃平均年產量1938年時台灣已達2,242公斤(1981年時印度為2,050公斤、菲律賓為2,106公斤)。小學教育普及率1943年台灣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71.3%，但中國大陸直至1960年代前期方達此水準；在軟體方面，日人在台灣也留下近代各級政府組織（包括各地的農會）、金融體系、司法體系、郵政體系、與詳盡的戶政兵役地籍等資料檔案與體制。就一個正在開發的地區而言，其重要性甚至遠超過硬體建設。

就1940年代初各項經濟數據分析，台灣在交通、道路、電力、自來水、農業、教育、金融、司法、都市規劃、統計資料等各領域，可說領先內地約三、四十年，故蕭干的觀察，可說相當的敏銳正確。雖然，台灣的工農業在1944-45年間，曾因美軍大轟炸遭致嚴重破壞。但各級學校校舍，各級鄉鎮縣市政府、農會、銀行、郵局、法院、監獄、警察局等機構大體完好。戰後經過短期的復原建設，台灣即恢復至戰前水準。1950年代初，國府就是立足在日人所留較內地進步約三、四十年的諸多近代建設成就上，啟動經濟發展。

國府於1949年自內地遷往台灣時，除曾將當時中央銀行全國國庫所存黃金、白銀與外幣約共五億美元轉至台灣外，也將沿海大城市一些大型工廠(包括資金、設備、技術、人才等)遷往台灣。例如，僅從上海一地，就有中紡、華南、大秦、雍興、中一、台北、台元、六私、彰化、遠東等十家大型紡織工廠遷台，使得1952年台灣的棉紗產量高達13,576噸。這些紡織工業在1950年代，除供應當時台灣民生所需，並開始外銷。紡織品外銷佔全部外銷比例，從1952年的1%升至1958年的38%。1960至1970年代，紡織工業並成為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工業。

至於內地注入的人力資源，1949年上海及大陸沿海城市的許多工業資本家菁英，紛紛遷往台灣與香港。在香港，這些工業資本家菁英為香港注入了商業活力，並將香港建設成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這些來自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傑出資本家、企業家、專業人士、知識份子等人才，也成為改變台灣社會，提升台灣社會的酵母。

當時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91萬外省軍民(1943年台灣人共613.4萬人)，是有價值的人力資源，因為其中包括許多經濟、財政等領域的技術官僚菁英與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菁英。例如，台灣光復後，日籍技術人才因遣返而全面離開台灣，但這時有許多受過西方科技教育的外省技術人員遷台，填補了此一技術人力的空缺，投入台灣的建設行列。

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優質的人力資源，而人力品質的提升，唯有依賴教育。以教育事業為例，1944年時台灣僅有大專學校5所(台北帝國大學、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教員共319人(台灣人僅14人、日本人305人)、學生2,163人(台灣人僅453人、日本人1,710人)；然而，由於內地大批教授與知識份子隨同國府遷台，不但填補因日人教員離台所形成的師資荒，並急速擴增充實台灣的大專教育體系。僅五年後的1955年，台灣的大專院校已增至15所、教員增至1,662人、學生增達17,997人。顯然，如果沒有大批外省高級知識份子的遷台，台灣的大專教育不可能擴充如此之速。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學教育體系，1944年時台彎中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農林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的教員中，本省教員僅佔6.8%、日本教員占93.2％〔注5〕，也因大批知識份子的隨同國府遷台，補充了中學校教育體系的師資。

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實施「進口替代」的經濟策略。當時由於農村土地改革成功，農業生產增加，政府遂外銷剩餘農產品，賺取外匯，以進口部份消費用工業產品及工業物資或原料，自行設廠生產工業消費品供台灣消費，以取代原先進口的工業消費品，從而建立台灣的初期工業。

1960年代，國民黨政府獎勵出口，實施以出口帶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出口擴張經濟策略。國府於1960年公佈獎勵投資條例，設立加工出口區（1965年設高雄加工出口區、1969年設楠梓與台中兩個加工出口區）。出口擴張政策的實施，使得台灣的對外貿易持續大幅成長，1960年外貿總額僅4.6億美元，1970年時已增至30.1億美元；1970年代則從事規模龐大的十項建設，建設台灣；1980年代，更前瞻性的規劃並推動電子資訊高科技工業的發展，從而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最難能可貴的是前述經濟發展策略，不但正確，而且深具前瞻性。

然而，正確的前瞻性經濟發展策略，是由一小撮頂尖菁英專才所制定，其推動則需依賴一批優秀的專業技術官僚與人員去執行。本省學者台大經濟教授林鍾雄就認為，台灣經濟的發展，不得不提及1949年隨國府遷台的外省人中，所包括的當時中國大陸全國性的高階菁英專才及高中級技術人員。因為，縱使有日據時期殘留下來的基本設施及勤奮的人民，但如果沒有優秀的經濟決策者及技術人員，要從事戰後經濟重建是極其困難的，更遑論日後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

這些外省菁英如尹仲容、徐柏園、蔣夢麟、沈宗瀚、李國鼎、孫運璇、汪彝定等及一批來自全中國大陸的中高階技術官僚與人員，建立效率廉潔的行政體系，及在公營企業中從事經濟建設，與本省人共同開創經濟繁榮。當然，此處關鍵人物就是領導人蔣介石，他雖然一面厲行獨裁的恐怖特務統治，但不可抹殺的是他也重用了前述經濟專才菁英，出任財經首長，容忍並採行他們的政策，其子蔣經國也是如此。蔣氏父子兩代重視經濟發展，容忍並重用了這些經濟專才菁英。前述尹仲容等一代外省菁英專才，廉潔無私奉獻地制定實行了一系列符合當時台灣情況的正確經濟發展策略，從而創造了1950-1980年代間台灣傲人的經濟成就。

關於菁英人力資源的重要性，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即指出，1949年一、二百萬人湧入香港，「裡挾著大批來自中國最傑出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他們有來自上海的，也有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這些大陸菁英形成了一個厚實的人才基礎」，他們將香港建成了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若無1949年國府的大遷徙，「台灣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國多年的頂尖領導人才都吸納過去。他們的行政，加上美國的援助，改變了台灣。當這一切在1949年發生時，我還不瞭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別是創業人才，也未曾意識到這些訓練有素的人才，正是改變社會、提升社會的酵母」〔注6〕。

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但其中又以主政菁英的無私奉獻為核心，因唯有無私，方可排除萬難，引領行政團隊，以前瞻無畏的氣魄，擬訂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帶給人民未來。以最近十年（1997-2007）為例，台灣的人民依舊，行政效率提高(電腦普遍化)，教育更加普及，基礎建設更多，財經博士俯拾皆是，惟獨缺主政菁英之無私奉獻，且交爭私利，致台灣經濟停滯十年，這可說是經濟學教科書中最佳的反面教材。

〔注1〕徐中約著，計秋楓等中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p.939.
〔注2〕李筱峰，《唐山看台灣》，台北：日創社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p.14.原引自江亢虎，《台游追記》，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pp.46-47.
〔注3〕蕭干，《冷眼看台灣》，《人生採訪》，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9月版，pp.249-260.
〔注4〕同〔注3〕，p.259.
〔注5〕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12月，pp.1222-1226.
〔注6〕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書局，2000年，pp.63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