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台灣對大陸政策究實

一　前　言（背景說明）

2009年1月1日，是華盛頓與北京關係「全面正常化」屆滿三十週年紀念日，但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台海兩岸關係上，更值得吾人重視和檢討的，應為同月同日北京方面以人大常委會名義正式向台北提出之《告台灣同胞書》也屆滿三十週年。而兩岸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曲折演變發展，歷經三十年歲月後，它已經走到哪裡了呢？兩岸的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雙邊關係？這些問題應是無從迴避的。

本文要討論的主軸，側重於這三十年來，台灣方面在因應始自《告台灣同胞書》由大陸方面提出的建議或要求上，所展現的實際做為與背後的指導思想，此或許可以澄清兩岸關係在過往三十年裡，曾遭遇的若干問題或障礙的成因。三十年不是一個短時間，主持與致力於兩岸關係事務的人士，自不免替換代謝，然而掌握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及其何以如此的因果，卻不宜因人而異，以致昧於史實，惑於現狀，徒然模糊早經確立的目的而浪費了時間，也過多的耗用達成國家完全統一所須付出的成本。

不必諱言，兩岸關係概可區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應為上（20）世紀的50、60年代，後期則為70年代開始以迄於今。其可以如此區分的主因，仍在二戰後兩大超級強權中的美國，決意調整其全球戰略，改以尋求與中國關係解凍及和緩化，進而與之締結聯手制蘇的戰略同盟，以確保其國家安全與既得利益。中國對美方的試探，反應良好，但堅持美國必須在「台灣問題」上明確表態，意即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不容侵犯，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反應亦稱良好。這些史實可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及《告台灣同胞書》的具體內容得證。甚至美國國會旨在釜底抽薪藉以繼續干預台灣事務而立法的《對台灣關係法》，亦在隨後由雙方的《817公報》獲有效的糾正。可以說，歷經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華盛頓與北京雙方之間的「台灣問題」，基本上已獲協商解決。爾後的問題便是雙方信守約定與否了。

不過，人們應該清醒辨識到的是，美國發展跟中國的關係全面正常化僅為一項手段，其目的在有利於摧毀蘇聯，因此，華盛頓在「台灣問題」上的妥協，亦屬於階段性的選擇，難有固定、長期的約束力。「三公報」對北京而言，並非一勞永逸的保證書。美國的對策佈局應為設置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而在華盛頓已白紙黑字言明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持異議後，這障礙便只能經由台灣本身的「去中國化」來形成。一旦「去中」意識與政策成為台灣朝野共識、社會主流，台灣便無異「實質獨立」，兩岸終極的完全的統一，就可望而不可即了。如此形成的對北京和平結束國家分裂歷史與憲政使命的挑戰，乃無可避免的演化成一種難局，考驗也挫折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共各領導班子。但不論如何，考慮或採取以粗率的或迴避的手段來因應這一難局，都是危險與不被允許的。因為因此兩岸須付出的代價，將太大與難測，卻是若干佈局者所期望與樂見的。

二　蔣經國主政後期（1979-1988）

當台北當局在1971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中遭否決其中國代表權並予驅逐後，華盛頓則以此為致贈北京的重禮，而更為積極的經營建構與北京的解凍。在雙方終於在1978年12月15日同步宣佈訂於79年元旦建交之前的一段時間，華盛頓與北京均各自深思估算自己的「台灣問題」，雙方都負有在正式建交後立刻拿出具體對台政策的大任，因為這是美、中爾後較量交手、趨利避害的一個焦點，關係深遠。

台灣的悲哀可分兩個方面。其一，北京一天也不耽誤的在與華盛頓正式建交之同時，向台北發出《告台灣同胞書》，主旨在建議兩岸可以開始正常來往，繼而通過和平談判，發展國、共的第三次合作，進而達到結束敵對分裂完成國家統一的「共同目標」。在這封書信中，北京當局並不諱言此事開頭不免困難，但也坦言將以誠信貫徹承諾，台灣可以觀察檢驗再作回應。事實上，已擺出「以大事小」的態度。

眾所周知，蔣經國的回應迅速且負面，那就是「三不」。此一「政策」的評價正、反皆有，且也事過境遷，但吾人願提醒國人同胞的是，蔣氏既為國民黨主席、又是台灣最高領導人，位尊權重，深諳談判門道，值此之際，自然抬高姿態，掩藏底牌，以待更多於己有利的北京讓步；然更重要的原因應為，不是華盛頓與北京已建交關係正常化，台北就可以跟著上的。台北在未得美方放行之前，不能輕舉妄動，不敢自做主張。蔣經國對北京放話「三不」其實旨在穩住對美關係，忌憚於美國因不快而有其他危害的反應。這未始不是說明了，在1979年之前，美國已更有效的掌控住台北（國民黨政權）了。

其二，美國對台灣的「反中」勢力的長期指導、支持與提攜保護，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控制之下，養育出一股對抗國民黨的號稱民主、本土的政治力量，目的在於能制衡或取代國民黨此一「外來政權」或「中國政權」。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因媚美懼美只有佯為不知的容忍，並以「革新保台」統戰口號自欺欺人。而在大陸上的共產黨，對此則更為無知，不能警覺國民黨所代表或具備的中國意義，如果在台被消滅或扭曲變質，將必然給國、共內戰與霸權操弄所造成的兩岸敵峙分裂，帶來真正複雜嚴重的麻煩，升高與惡化要解決兩岸國家統一問題的危險與傷害。美國的這一介入，應始自上世紀70年代，到了80年代期間，這個以追求民主為包裝的「去中」、「反中」、「台獨」運動，基本上在台灣已成氣候，反倒是它要推翻取代的 一方，在面對北京的新對台政策與內部高漲的反對聲浪下，因內外交困而惶惶然手足失措。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最後階段，面對的是將台灣交給對岸還是「台獨」的選擇。但在現實上，美國（也要加上日本）是不允許前項選擇的。

在上述的兩種悲哀或「二元危機」之中，吾人親睹台灣醞釀成形中的統、獨分歧對立問題，但須釐清的是，這一期間的統，只是堅稱自己是中國人或擁護中華民國的台灣居民，以所謂「外省人」居多數，他們仍是反共、恐共與疑共的，也就是說，他們幾乎還未曾慮及要解決台灣的現狀難局，去正視與思考中共或大陸當局已經提出的建議或方案，是必要和重要的。跟他們在台灣的反對方一樣，都抱持著深植內心的對美國的信任與依賴，毫不介意這是美國始自70年代的台灣政策下的產物，雙方都是美國的玩具，雙方所期待與爭取的台灣前途都是幻想。大美帝國並不齒於那些被它杜撰的迷思（myth）麻醉的人，因此根本無意（不會）為這些人因被麻醉而產生的幻想做什麼服務。

三　李登輝時代（1988-2000）

蔣經國因1984年的「江南案」後，公開宣佈蔣氏後人不再參政，除了保證蔣氏國民黨政權將隨他結束之外，而由他選拔的省籍政客李登輝的接班，也因此包含了諸多的意義。蔣在1987年年底之前饒有魄力的終止戒嚴與開放探親，於今看來，對斯後兩岸關係的正常化進展，可說具關鍵性的作用，但他個人卻在一個半月不到的時間猝逝。

兩岸沒有人能預知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的權位後，所扮演的角色，竟然儼然大日本帝國派駐台灣的總督，在他的手下日本神秘的復辟了它戰前（在台灣）的形象。在台灣出現的對殖民主人統治者的歌頌阿諛，以及刻意的美化肯定日據的治績等無恥變態語言文字，逐步普遍化，而且恐怖的躍升至政府的政策作為，更進而侵犯到教科書的神聖領域。給人切身而痛楚的中國正在台灣亡國的感受。它的自然後果，當然是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愈趨混亂與分裂。國民黨也裂解成至少三塊，而拱手讓出在台灣式民主體制的實際運作中的勝算，民進黨一步步的坐大，取得與國民黨可分庭抗禮的地位與能量。

回顧李登輝的20年在台主政，其主要做為包括下述幾個方面：

首先，李精確也斷然的封禁掉蔣經國生前或許倚重的外省籍重臣（大老），完成了蔣生前以較長時間在「革新保台」口號下推動的黨、政系統，中、基層幹部組織的本土化所未及的上層本土化。國民黨呈現較純粹的「省籍色彩」。而此一刻意的以「省籍色彩」來掩蓋甚至抹去國民黨的中國性質或它對中國的責任或承諾，便必然引發國民黨的內哄與分裂。內哄與分裂一方面一定削弱黨的能量，致無從有如兩蔣時代那樣的行政與應變，更嚴重的是促長不正之風，朝中善類一空。分裂的國民黨彼此間的鬥爭，是它失去政權的保證。而國民黨執政之結束，由正港本土政權取代，則是確定「台灣實質獨立」的必要程序。

其次，李在1988年初到90年正式獲選總統前，為鞏固與方便其在國民黨內的大權與權力的操作，必須排除黨內高層的假想政敵，他所製造的一套煙幕是向大陸方面傳遞他意在清除國民黨內頑固的反共大老們，以利他全面掌握對大陸政策的事權，俾有助於兩岸關係良性進展的說法，交換李所忌憚的大陸方面有所不為在蔣後期間對台灣事務的可能干預。這也反映出李登輝本能的假設與提防中國與在台外省人的勾連合作。而這其實是美、日的對台政策工作下的一貫思維。

人們也因此目睹了在相當期間，國民黨政權內的各級黨、政界外省幹部在短視與鄉願情結下的誇張反共、反中，以維護自己的職位，向李氏集團表忠，徒然延宕或倒退兩岸關係的進展與國、共間的可能和解。

應該辨識到，李登輝裂解國民黨的目的，除了營造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的條件外，同樣重要的是，國民黨因此不能、不敢正面回應中共向它提出的結束敵對、談判統一的正當呼籲。宏觀言之，他是在破壞與阻攔中華的振興崛起，將國民黨可為中國偉大前途貢獻的助力，轉為阻力。其心可誅。

其三，蘇聯於1991年末崩解消亡，美國再調整其全球戰略，而以拆散中國為指導思想的戰略佈局，其首要步驟應在恢復與強化、更新它的西太平洋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戰力。在時間上，李登輝的在台灣主政則恰適逢其會。危害中國，身為忠於日本帝國皇民的李登輝自是何樂不為的。而李之「優於」其後的扁，在於李完全信服美國與日本的對中戰略與實務操作，而為盡心盡力的配合。這也反映出李登輝仍抱持著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或信念，中國是應該也可以打敗、征服、毀滅的。

兩岸關係在80年代開始出現的變化，讓美、日以及李登輝等極其敏感的便是兩岸統一可能性明朗化且持續升高。必須予以遏制與破壞的敵意惡念油然而生，其手段則當然可以無所不用。吾人合理的懷疑與推理，認為李登輝主導下的台灣對大陸政策，初期階段是取得北京的信任與放心，但這一階段概在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達成「一中各表」共識而告完結。隨之，在1993年兩會在新加坡的首度大會，台方已具不認帳的反覆姿態全盤否認共識之存在，也等於一併撤銷《國家統一綱領》。至此，李登輝展開其系列以顛覆「一個中國」、切割中國主權、否定中華民國、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主張，基本上系出於受命配合執行美國正在調整變動中的對中國戰略，兩岸間由1979年迄於90年代初的穩定正向關係進展，至此被人為的毒化而停頓倒退。北京方面的不安與反感，由其相對應的政策發言及軍演展示，也導致明顯呈現出的台海情勢新的緊張。從90年代中期的時間點觀察，始自1979年中、美建交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中共對台「和平談判」、「一國兩制」主政策，似乎是敗象畢露的。應該被注意的是，李登輝的政策言行，的確有「敗事有餘」的不容忽視效果。不過，吾人仍抱持這樣的認為，李登輝具相當影響力的破壞性作為，並非出於他個人的聰明才智，跟所謂「愛台灣情結」、「台灣人意識」亦關係不大。李氏應為蔣經國被迫或受包圍下不得不的選擇。在消極意義上，李繼位後，所發揮的是對中國國民黨「木馬屠城」的功能；在積極意義上，中共不但失去一可與對話協議以合作成就統一大業對手的在台國民黨，反須面對甚或吞下由國民黨主導推動的「台灣獨立」此一毒果。這一深遠但邪惡的佈局安排，它難以掩藏的是百年來我中國民族所長期忍受的各霸權帝國愚弄宰割殘害圖謀的軌跡，李乃一彼等精挑細選早早埋伏的工具罷了。但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一切是在華盛頓主動其與北京解凍的戰略作業開始之後，幾乎同步在台灣針對國民黨進行的，也被蔣經國手下重臣們聽命配合助成的，蔣經國已無力回天。

李登輝大展拳腳的高潮應該在1995年6月的訪美（康乃爾）之行，與其1996年完成的（台灣）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這一連串的演出，其劇本的編寫，目的應在（一）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正式「名存實亡」，台灣完成「實質獨立」，台灣歷史走到「法理獨立」的起跑點；（二）北京若無法忍受，便必須考慮將現代化建設進程停擺，迎接戰爭。美、日等西方反中鷹派有大量以戰爭倒退或終止中國崛起的論說，也指出它的事不宜遲。

而李登輝以其皇民化台灣人的角色甘於為虎作倀，反自詡為「日本武士道」，做英雄無畏狀，誠古今中外無恥卑賤表演之尤。但這毋寧也反映出遷台國民黨今日之不堪墮落與已嚴重無知麻木。

北京在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舉行空前規模軍演，展現決心以不惜跟美國（日本）作戰，來粉碎台獨之任何可能。中、美雙方在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驚險情勢下，雖然未曾真正開火，但心理上都經歷了一場大戰，認知到此事的非同小可不是兒戲。這一事件促使美國須更認真與深入的思考其對中戰略，也警覺日本狡詐的利用它留在台灣的「皇民族群」，特別是國民黨內黨、政、軍、經、特、學等界中的親日、知日派實力份子，借執行美國對台政策升高激化兩岸衝突緊張，內裡卻為引爆美、中間的真正戰爭，以遂日本的長期戰略利益。美國應不能接受日本以「台灣問題」算計它，而必有因應。

人們看到的是華盛頓與東京，在1996年4月後，即逐步建構所謂「二加二體制」的軍事、外交聯手反中制中同盟，美國亦借此允諾日本可重拾戰前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利益，這包括了台灣，酬庸可謂豐厚，但內裡的要害卻是將日本推到想定的對中戰爭的第一線。美國以「台灣問題」為餌以還魂日本軍國主義的貪慾與愚勇。吾人須指出，在華盛頓設計與指示下的蔣後台灣政治發展，其核心思考與政策制定，仍在針對中國（大陸、北京）而為佈局調整。李登輝主政期間，其對大陸政策自系為服從與服務於太上政府而操作。但斯人的「日本色彩」則方便或偷渡了日本因素的介入。美國不會反對，甚或樂於促成台灣的「再日化」，以突顯台灣之「非中」、「去中」，刺激中國與日本的新仇舊恨，但美國亦無可能接受日本的暗算去跟中國血戰。但對日本而言，中國的崛起如不能及時阻止，它的前途將在哪裡？李登輝便是它最重要也是最後的機會。吾人因此看到，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與工具李登輝，同時演變成日本的死忠盟友，一心一意的去為日本的陰謀服務。

北京若以為這一期間會有「國民黨的對大陸政策」，那不是將計就計以不變應變，就是有失明智坐失機先了。

四　陳水扁時代（2000-2008）

華盛頓並非不知北京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上的守信與堅持，但超強的霸權主義操作，慣性的以否定遊戲對手對自己的承諾，而可自由的改變對對手的政策。這是歷經上世紀70、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中關係演變的主軸。

吾人發現，始自1971年季辛吉秘訪北京之後，美國很快的成為北京欲解決或處理與台灣關係問題時的真正唯一交手對象。歷史發展到李登輝在台主政後，台北當局已變成專務製造兩岸關係麻煩的角色，北京只得去與華盛頓交涉折衝以阻止或降低麻煩的傷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做為美國認知的中國一部分的台灣，便成為華盛頓與北京所共有或共有的問題。這樣子的怪異情況，其最大或根本性的不公平在於，如果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或台灣必定唯美事從，北京所努力的與台北的接觸與協商，都可能歸為無效。美國這樣壓抑貶低台灣與大陸在接觸、談判時的角色地位，也間接的空洞化兩岸可能達成之任何協議的價值與約束力。但美國針對其對中戰略架構下衍生的對台政策，在90年代結束後，其日程已走到國民黨經「民主選舉」程序交出執政權的時候。民進黨陳水扁的勝選主政，指出台灣的大陸政策不致由李登輝所完工的基礎上退卻，而將要從「實質台獨」的起跑點向前奔進，其目的地是「法理台獨」的終克底定。

被各方確認為以引爆對中國的真正戰爭為首要業務的美國小布希執政團隊中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在彼等信誓旦旦將在所假想的西太平洋衝突中痛擊及挫敗中國的積極部署期間，「911」事件神奇的發生，美國的戰略首務同時轉變為「全球反恐」，其戰爭能量及打擊力度集中到「文明衝突」的反伊斯蘭課題上，隨即逐步降低此前對中國的尋釁式戰略作為，甚至須與中國在「全球反恐」的操作上取得合作，以中國為其行動之輔翼。這使得台灣遭遇到意外且怪異的新處境。但這卻恰恰與陳水扁民進黨在台勝選執政幾乎同步發生與進行。

吾人知道，歷史甫步入21世紀之際，大美霸權主義的旗下的各派人士，必須評估的一項難題，是同時打擊中國與回教；還是分別處理，以回教為先？答案是後者。因此而形成的政策落差，在台灣造成嚴重問題。

美國源自70年代的對台政治操作，在計劃步驟上，2000年所出現的局面，應為階段完成。其後續發展，如非台灣「和平獨立」，則為台海統獨戰爭。而西太平洋霸主的美國如已準備好與中國在此的一戰，則「以戰逼退」中國自屬上策。人們在目睹95/96的「台海飛彈危機」後，大美霸權主義中的「新保守主義派」全面當令，主掌了爾後美國的戰略構想與實際操作，台灣也便非充當引爆戰火的關鍵角色不可了。陳水扁與其家族與親信們（民進黨中的一派），是早經物色好的一批工具，對他們，只要保證履行「守護天使」的承諾，允許彼等享有瘋狂貪污聚斂的特權，在台灣毀於戰火前，讓他們逃亡海外坐擁天文數字「建國基金」，則一個以精準高科技最新核武的對中國戰爭，就是可行的，也可治本的解決因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各種西方的不便與忌憚。真一勞永逸也。陳水扁之驕狂，是他明知自己的角色功能後的小人得志。人們也可從這裡看到他何以會跟李登輝不時齟齬。這兩個人合演出這一幕何其不堪的人間醜劇。

陳水扁的悲哀是，他竟抗拒美國在「911」後的戰略大調整與執行步驟的變更。在這一點上，吾人警覺到日本所雷同感受的失落與不滿。在「反恐」之後，美、日「二加二」同盟中的日本角色或重要性自然大貶，日本企盼的「反中、制中」作業亦因之流產。使台灣能以追求台獨建國的迷夢為衝動，像精神病患般的去踩踏兩岸關係的警戒紅線，引爆衝突戰爭而將美國拖下火坑，便是日本最後寄望的選項。陳水扁等有如「二百五」般的斗膽衝撞與反嗆美國的再三誡令與警告，暗示出這一底牌。吾人認為，這是2004年美方仍能包庇陳水扁民進黨的在台連任，卻再難坐視2008年任其繼續執政，並隨之發生扁家族與近幸們的貪腐案官司之主因。

公平言之，陳水扁的八年當政，台灣其實並無對大陸政策，也無任何內政、外交政策，因為這一執政的原設計是促成兩岸戰爭，或將兩岸關係控制在戰爭邊緣，做為美國與中國交手的諸多選項之一。陳水扁與其執政團隊只管貪污和借助「玉山兵推」全身而退即可。但天道難測，邪妄必敗，才出現08年的選情轉變。但不知繼之主政者是否能由此獲得什麼教訓了。

五　小　結

（一）由以上各節的闡述，它指出1949年因內戰敗北退守台灣省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之後，被侵奪或褫奪了它對大陸或中共的對話、談判自主權。全文試圖回顧與描述它的主因與歷程。

（二）吾人觀察與體認到，美國的對中國政策在實務上，通過以逐步裂解、弱化與役使中國國民黨，逐步掌握對台灣的優勢支配能力，在過去三十年裡，將台灣完全操作為它的對中國（大陸）戰略構想與實務的一個工具。中華民國或國民黨已空洞化，而台獨的信仰者、主張者與炒作圖利者，則更像失去靈魂與人格的行屍走肉，服從與服務於大美帝國的霸權利益，不惜殘害兩岸以為得意。

（三）很難讓人相信，經過過去三十年歷程，台灣2008年的政黨再輪替，能帶來國民黨中華民國恢復原生命力（價值與信仰）的契機，但至少「法理台獨」已被公認為危險、不可能與不必要。兩岸的交流在12月15日大三通後可望正常化，大陸今後應責無旁貸的在「實質台獨」的「再中國化」轉變工作上，盡更多更大更務實的力量，把台灣救回中國，使兩岸的終能統一成為可實現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