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

在2008年，不管是對世界或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激變之年。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搖撼著戰後以來的美國霸權秩序，並繼續深遠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大陸則在川震後以及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包圍中，成功地舉辦了京奧，同時近30年來急馳的開放改革列車也正面臨世界金融風暴的大考驗。而處於美中歷史巨浪交匯的蕞爾小島台灣，更處於動盪與激變之中，金融經濟問題自不待言，政治層面的變動更是20年來未曾有過；上半年經歷了有驚無險的政黨輪替，接著下半年，貪腐的扁一家遭到偵辦和起訴，同時圍繞著兩岸和平與交流問題上前進與保守兩勢力爆發了嚴重的衝突，終至兩岸大三通實現。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分離主義的時代將步入歷史；兩岸關係將脫去60年來世界冷戰的枷鎖。基本上，台灣將回到1949年的真實面貌。對台灣而言，2008年的重大歷史意義，就像1945年的「台灣光復」、1950年是內戰和冷戰「雙戰年代」的起點、以及1987年是「解嚴和民主化」的開始一樣，它將是一個巨大變革時代的開端，新的歷史列車正開動著巨輪。然而，另一面，新舊時代的鬥爭也是激烈的，特別在意識型態文化領域。

又聞一片阿諛聲

在新的歷史列車正開動著巨輪的時刻，12月11日，20年來被封上「台灣文學大師」榮冠的葉石濤，以84高齡去世了！文藝界依舊是一片哀悼兼吹捧之聲；單從《中國時報》的版面來看，就有歌頌葉石濤為「文學良心」（蔡詩評）、「代表風骨文人的離開」（林懷民）等等發言。吹捧之餘，還不忘再批評過去曾批評葉石濤的聲音為「藍綠惡鬥」、「政治口水」、「扣上意識型態的帽子」、「貼上本土論述文化霸權的標籤」等等，繼續為葉石濤辯護，暗裡為自己的文化立場辯護。其實葉石濤正是過去二十年台灣的統治勢力在文學文化歷史等意識型態上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與李、扁政權的結束以及兩岸大三通的啟動是有同等意義，都昭示舊時代將要結束，新時代將要來臨。只不過文學文化屬潛移默化層次的問題，更形複雜，因此有必要對葉石濤一生言行作一評述，讓大家能更總體地掌握歷史脈動和時代方向。

大體而言，文學有作為一種思想的方面和作為一種藝術的方面，孰輕孰重，當視時代、民族、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受過帝國主義侵略或殖民的地方，文學作為一種思想的方面更受到重視，譬如在中國或台灣，特別在受過殖民統治與內戰冷戰長期支配的台灣，文學上的民族認同問題一直是重要的問題。葉石濤被封為「台灣文學大師」並非由於他在小說創作上有什麼高藝術成就，而是由於他對台灣文學的論述，亦即他對台灣文學的民族觀點和立場；並非因為他在文學原理或觀念上有何進步或啟發性的論述，而是因為他從1986年以後在台灣文學上的「本土論述」，主張台灣文學的「台灣主體論」；具體地說，就是主張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積極地配合政治的兩國論，主張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一邊一國論。譬如，他說：「中國文學與日本、英、美、澳洲文學一樣，是屬於外國的」、「大學裡的中文系應該是屬於外國文學……」等等「兩國文學」論。只是在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高漲時敢背棄自己長年的主張而改唱文學的兩國論，「台灣文學大師」、「文學良心」、「風骨文人」的桂冠就榮寵加身，批評者即被戴上「政治口水」、「意識型態」的大帽。葉石濤不斷配合台獨政治勢力的演出，不斷將「本土論述」極端化到「台灣主體論」，甚至把真正的本土作家楊逵、龍瑛宗都排除在他的本土論標準之外，貼上「大中國主義者」的標籤。

葉石濤的三次轉向

1925年出生的葉石濤，在關於台灣文學的民族立場上經歷過三次的大轉向，前後互相自我否定。第一次是在日據末的皇民文學當道時期，青少年的他擔任日本皇民文學總管西川滿的左右手，是一個皇民主義者，幫西川滿打擊《台灣文學》上的台灣作者。台灣光復後，他馬上轉向成「大中國主義者」，除了中間十數年的白色恐怖時期保持了緘默外，一直到1986年都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從61歲起，他又再次轉向否定自己大半生主張的「大中國主義」，轉而主張與中國對立或排除中國的「本土論」乃至「台灣主體論」，明白說，就是文學台獨論。如此看來，葉石濤是沒有什麼文學中心思想的，充其量只是一個文學的投機主義者，他所謂的「主體」，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主體的「移入主體」；而是「統治者主體」論，隨著統治者更替而轉變。

1943年初，日帝「大東亞戰爭」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進入所謂「決戰期」。日本軍國殖民者為了進一步加強控制台灣文學界，於五月一日成立了「台灣文學奉公會」。皇民文學總管西川滿也於同一天，寫了《文藝時評》，厲聲責罵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狗屎現實主義」；遂引起了台灣作家的反駁，爆發了一場「狗屎現實主義論爭」。當時擔任西川滿助手的葉石濤，只是一個十八歲的「紅顏美少年」，竟提筆為西川滿幫腔，指責張文環和呂赫若的作品中，「到底有沒有像西川作品中的『民族意識』？」當時被人質疑有沒有「皇民意識」，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決戰期」是相當嚴重的一件事。為此，呂赫若在日記中寫下：「有葉石濤者以我和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在人身攻訐上令人憤怒。」

對於日據末的這件文學公案，葉石濤在台灣光復後轉向「大中國主義」後，於1980年前後的一篇《日據時期文壇鎖憶》文中表示了「心裡至今仍覺慚愧。」在同時期另外一篇《〈文藝台灣〉及其周圍》文中，他更明白地坦承：「這種見解的錯誤，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擺脫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型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

「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

然而，就在這篇痛切反省的告白後不到十年，當民進黨台獨政治勢力日漸奪得台灣統治地位之時，葉石濤又再度改口，否定那篇指責呂赫若「沒有皇民意識」的文章是他寫，而推說是西川滿寫的。葉石濤為了符合台獨「本土論」的政治正確，居然可以自打嘴巴，無視過去的滿口振振之詞；且在當事人都故世後，企圖掩飾不名譽紀錄而公然說謊。

由此可見，葉石濤不但不是「風骨文人」，說「軟骨文人」還太恭維了。否定了又再否定，這樣的「言而無信」就是「文學良心」嗎？

其實，扣除自稱是「日本人」的前20年，葉石濤在60歲以前所寫下的大量有關「台灣文學」的文字，大多是以60歲以後他厲聲指責的「大中國主義」為基調的。

首先，台灣光復後不久在《新生報》的「橋」副刊論戰中，葉石濤發表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這是他在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有關台灣文學的試啼新聲，他說：「無疑地，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型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1977年《聯合報》副刊主辦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上，他的書面發言也侃侃而談：「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本人殖民統治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

進入80年代上半年，葉石濤主張「大中國主義」的台灣文學論更是不勝枚舉，譬如他說：「台灣文學是整個中國的一環，我們的主權在大陸，惟有統一的、強大的中國出現，台灣文學……才能獲得歷史性的歸宿與意義」。（1983年）

「台灣……在血緣上、地球上、歷史上、社會結構上為中國不可割裂的一部份。……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殆無疑問了。」（1981年）

這些鮮活的論調是如何慷慨激昂的「中國主體」的「台灣文學論」！他還更肉麻地諂媚當道說：「光復前的台灣新文學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文學！」這種「三民主義台灣文學論」任誰聽了都汗顏。蔣介石過世時，當大多數有「骨氣」的作家拒絕配合當道寫悼念文之際，他欣然寫了！

絕大多數在日據時期即從事文學活動的台灣作家，終其一生莫不認同台灣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楊逵、龍瑛宗如是，楊雲萍、黃得時、王詩琅、吳漫沙莫不如是。惟少有人醜表功到連「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那樣的話也說得出來。

文學陣地的史明

90年代後，李登輝和民進黨裡應外合，致使政治上泛獨勢力統治台灣。以省籍意識和反中國為內容的所謂「台灣意識」幾乎成了「國民意識」；在文化上，本土論、台灣主體論也逐漸確立其「霸權」地位，而作為其核心的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學本土論」。透過國家的力量，教育部在各大學廣設台灣文學系所幾乎到浮濫的程度，來自文建會、國藝會、文總會乃至國科會大量政府金錢的挹注，遂急速形成了一個包括學術、學者、校園、論客、各種團體基金會、媒體出版業所構成的「台灣文學圈」，一個龐大的文化利益集團。在這過程中葉石濤被捧了起來，成了台灣文學宗師，人人口中的「葉老」。葉石濤也在眾人簇擁中積極配合演出，把他的台灣文學論日益極端化。

第二度轉向是在1986年之後，葉石濤把他原在《文學界》上連載的《台灣文學史綱》中隨處有關「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支流」的論述全部刪除或竄改，刻意貶低或抹消台灣文學中中國文學的存在，而大力強調台灣文學已脫離中國文學的獨立性、主體性，而於1987年結集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這一抹一唱，自然使他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並駕齊驅，成為台灣分離主義在台灣文學、歷史上的兩本聖書，其文學、歷史的意識型態成為分離主義者在台灣文化霸權的中心論述。把葉石濤高高抬起據以維護自己的文化利益者，如張良澤、陳芳明、彭瑞金、游勝冠、日本右翼「學者」星名修宏、中島利郎、若林正丈等，到處造神吹捧葉石濤是台灣文學的礎石巨木、旗手、火炬、典範、宗師……等等。除了獲得各種各樣的文學尊稱之外，1999年還召開了「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究會」，2000年成功大學文學院頒贈給葉石濤「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台文所任教。最後，還獲得最高政治名位，榮任陳水扁政權的「國策顧問」和文總會副會長。榮登台灣文學宗師大位的葉石濤，陶陶然如坐雲端睥睨現實，其言行如登皇座的陳水扁政權一樣，忘我地走向極端，終至自曝其短。

2000年葉石濤應日本右翼學者之邀，在日本東京大學用日文以《我的台灣文學60年》為題演講，同時又接受了日本雜誌訪問，發表了《訪問葉石濤》。在這次於日本的演講和訪問稿中，葉石濤掏心掏肺地傾訴了他六十年來文學感情認同的原點。

「日本是我心裡故鄉」？

第一、演講內容，明白印證了他曾說過的「日本是我心裡故鄉」的話。面對日本聽眾，演講一開始葉石濤便急著表態說：「20歲以前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長大的」。這種表態像極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的傾訴。接著他明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灣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灣現代化、近代化」。他露骨地宣稱自己和已被人類文明歷史唾棄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站在一起。顯然心智急速退化到六十年前皇民化的荒廢年代。這還不夠，葉石濤還在演講中站在日本人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立場，批評絕不說日語堅持過傳統漢民族生活的父母親是「有民族尊傲，然而卻是錯誤的尊傲」。

第二、退化到60年前日本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意識型態去的葉石濤，突然又跳到「台灣主體」論來，大力批評：「如果按照台灣主體的標準，楊逵和龍瑛宗都不合格，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必須重新檢討他們在台灣文學上的地位」。由此可知，葉石濤大肆宣揚的台灣本土論乃至台灣主體論中的「本土」、「主體」，其基礎就是日本人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意識的亞流；如果依日據時期絕大多台灣民眾的素樸倫理來說，就是「三腳仔」的「主體」。

葉石濤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用皇民意識去質疑台灣作家呂赫若、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在台獨分離主義當道的時代，又用分離主義的「台灣主體論」去審查楊逵、龍瑛宗，並稱他們不合格，冠之以「大中國主義者」。這種言行，與他人生大半所處的反共戒嚴時期，以反共的「大中國主義」來審查台灣的文學心靈與思想，有什麼不同嗎？

都同是站在台灣統治者的立場，用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去審查文學的心靈與思想。60多年來，統治台灣的意識型態，一個是皇民主義，接著是反共主義，再來就是分離主義，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復合意識，這種復合意識存在於日本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在政權輪替的今天，這種愚昧的復合意識仍舊統治著絕大部分人的心靈。在葉石濤的冥日，寄望大家早日告別那樣愚昧的意識和時代。

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客觀世界的鬥爭必然是激烈的，在精神領域的矛盾更是深刻的。葉石濤去世了，對其人的物故，我們祈其冥福；惟對以其為代表的意識，我們要清楚的認識其本質與其今日或未來在台灣可能的動向，站在兩岸和平民族統一的立場，毅然向它宣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