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薩馬.賓.拉登之死:對國際暴力的認識

孫若怡
(元培科技大學教授兼共教會召集人暨通識中心主任)


美國當地時間2011年5月2日凌晨,總統歐巴馬於白宮宣佈,蓋達(Al-Qaeda)組織領導人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7/3/10-2011/5/1)已於前晚,在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以北150公里處阿伯塔巴德城的自宅內,為美軍海豹特種部隊第六分隊擊斃。歐巴馬並宣稱:此一舉動為「正義的制裁」;大批的美國民眾則聚集華府「白宮」、紐約「時報廣場」、「拉法葉公園」附近,無畏春寒料峭,熱情歡呼以示慶祝。

自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雙塔遭受攻擊後,鑒於賓拉登的暴行,西方主流媒體鹹以「恐怖分子」視之,並稱這個世界已進入一個「恐怖時代」,而一心想捍衛世界正義的美國,也邁入所謂「反恐戰爭」的新階段。前總統布希曾說不論死活,美國都要逮到賓拉登。如今,在鍥而不捨的報復心驅使下,終於讓他命喪異域;但是,恐怖行動就真能因此而結束了嗎?自由正義就得以伸張了嗎?世界為此就更安全了嗎?

賓拉登及其組織所展現的罪惡行動,其實只是冷戰以來殘酷殺戮戰場中的一波漣漪,吾人若能以大國追求國家利益的動機為出發點、自全球戰略與意識型態的高度思考,或許可對暴力的真實面目及其行動蓄積之因,有不同以往的思考與理解。

以色列當局以巴勒斯坦人為芻狗

在兩極對峙的冷戰時期,民主與極權兩個概念,成為具有特定意義指涉的意識型態術語。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團,在自我的認知與意象的塑造中,代表的是繁榮、自由與民主;其所對照的則是以俄國為首華沙公約組織集團的蕭條、專制與極權。在美、俄兩強衝突的過程裡,除了文宣、經濟與科技等方面的冷較量外,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與資源的爭奪,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熱戰;韓戰、越戰固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於以阿衝突與阿富汗戰爭,尤其是影響中東變局與當代世局的根本關鍵。

二次大戰後,猶太復國主義得到英、美等國的支持,大批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案」,規定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阿拉伯和以色列兩個獨立的國家;其中並將巴勒斯坦總面積的57%畫給占32%人口的猶太人。阿拉伯人因此反對該決議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此後至1982年間,雙方先後爆發了五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

1948年12月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阿拉伯國家的聯軍死亡1.5萬人;以軍僅陣亡約6,000人、佔領80%巴勒斯坦的土地,造成96萬巴勒斯坦的原居民逃離家園,還暗殺了聯合國調停特使。1967年6月5日早晨,以色列出動空軍襲擊埃及,隨後也對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機場進行攻擊。在這場為時僅6天的第三次中東戰爭裡,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400多架飛機被摧毀,超過40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而以色列則進一步佔領了加薩走廊、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區和戈蘭高地,共6.5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軍事佔領下,以色列人用帶有極輕蔑與貶抑之意的「阿拉伯佬」之名,稱呼生活於「上帝應許給我們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總理比金更以「兩條腿的畜生」形容之;至於號稱最同情巴勒斯坦人困境的國防部長戴揚,也主張應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將活得像狗一樣」。紀錄顯示,生活在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被強迫在自己同胞身上大小便,或跪爬在地上高喊「以色列萬歲」,是一種極為平常的羞辱。這個被以國稱之為「懲罰性殖民地」的佔領區,猶如一處露天的大型監獄,居民無論就醫、訪友、上學、工作或生意,都受到嚴密監控。2002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吁求各捐助國支持「提供食物計畫」,幫助50萬挨餓和營養不良的巴勒斯坦人;計畫署警告:「在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越來越多的家庭被迫減少進餐次數或食物的攝取量,……隨著以國政府禁止貨物在區內自由流動的政令,上述狀況將更進一步惡化。」

美國不甩聯合國的以巴和平方案

為了報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巴解,俗稱法塔)的建國企圖與反抗行動,以色列政府除在佔領區內也常跨越國界,對其進行清剿行動。1975-1990年間,黎巴嫩境內爆發內戰,以色列建立了一支以基督教徒為骨幹的僱傭兵--南黎巴嫩軍參戰,這一場持續了15年的內戰,嚴重破壞了黎巴嫩的經濟,造成進90萬人流離失所。戰爭期間以色列為求於該地建立可有效控制的「安全區」,分別在1978年、1982年、1985年和2006年,四度入侵並佔領黎巴嫩南部,致使原有六萬左右人口的希姆(Khiam)、奈巴提亞(Nabatiya)等村落及一些難民營「空無一人」,而巴解也遭到徹底驅逐。

每次的出擊除了空中轟炸外,以色列還使用火箭、大炮、炸彈、坦克、凝固汽油彈、聯合國禁止使用的白磷彈和一種極為先進的「智能炸彈」( Smart Bomb),因此多能把目標化為灰燼。相對於阿拉伯人的恐怖主義活動,以、阿兩方所造成的死亡比例約為100:1。以下是 一段對智能炸彈威力的描述:「一個在巴解總部附近賣三明治的男孩被炸成碎片,父親是憑著他腳踝上的傷疤才認出他。……一些傷者從廢墟中被抬出來,……沒有外傷,看起來好像還算健康的樣子 ,半小時後,他們在痛苦的扭曲中昏倒死亡;顯然這些人的內部器官,早已被巨大的爆炸力所摧毀。」

為了解決難民與土地問題,1976年1月,巴解與敘利亞、約旦、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曾表示,願意支持由聯合國所提出「和平解決方案」的建議;「藉由談判以建立兩個國家,彼此間實現相互承認,並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相處。」以色列除強烈表達不會與巴勒斯坦人從事政治談判的立場外,也遭到美國的否決。

1984年4月5日,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於歐洲發表一系列聲明,再次呼籲以色列開啟「相互承認」.的談判,除再次遭到以色列拒絕,美國也未多加理睬。以、阿衝突歷經多位美國總統調解,何以始終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政治學者史賓格爾(Steven Spiegel)針對此一狀況就貼切的指出,「美國的態度再明顯不過了,他雖願意傾聽巴勒斯坦人的渴望,但卻一定不會接受一個對以色列造成威脅的要求。」因為,除了石油的經濟利益外,以色列是美國維護中東地區戰略安全的前哨。

蘇聯敗走阿富汗 美國乘勢進西亞

1979年9月14日,奉行獨立民族主義路線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推翻親蘇聯的塔拉基(Nour Mohammad Taraki)政權。基於以下幾項理由蘇聯決定出兵阿富汗:1.唯恐阿富汗的民族主義一旦抬頭,將倣傚埃及沙達特將蘇聯顧問驅逐出境;2.反對共產主義的伊斯蘭基本教義,因地利之便將直接對俄國境內5千萬的穆斯林產生影響;3.阿富汗是蘇聯欲控制波斯灣並進入印度洋的通道;4.絕不能坐視這一友好鄰邦,落入西方帝國主義的陣營中去。總書記布裡茲涅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於12月27日令蘇軍佔據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指責蘇軍侵阿,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和平最大的威脅」,他還進一步聲稱:「任何努力欲控制波斯灣的意圖,都將被視為對美國重大利益的侵犯,必然會遭到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必要的回擊,使侵略者為其侵略付出昂貴的代價。」此後,在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巴基斯坦等國金錢、武器的支持下,阿富汗反抗軍與政府軍及蘇聯軍隊進行了長達9年多的艱苦戰爭。蘇聯的入侵固然使自己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淖與困境,除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外,死亡、受傷、失蹤與被俘的官兵,將近25,000人;也為阿富汗帶來深重的災難,300多萬人逃離家園成了難民,百萬以上的平民死於炮火,數十萬戰士命喪沙場。另一方面,蘇聯的敗退則為美國進駐西亞地區開啟了方便之門。

如果說恐怖分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瑪斯與真主黨的出現,源自巴勒斯坦問題與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致,那麼,賓拉登與基地組織的發展,則要拜阿富汗戰爭的經驗與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所帶來的刺激。

賓拉登出生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德,父親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建立了一個號稱「沙國王室之外最富裕的家族」,早年就去世的他為子女們留下大筆遺產。1976-1979年間,賓拉登於吉達的阿布杜拉國王大學攻讀經濟學、工商管理等課程,並取得土木工程與公共行政學位;資料顯示大學期間的他,也開始執迷於《可蘭經》教義,之後成為瓦哈比派的忠實信徒。

雷根曾譽拉登「自由鬥士」

瓦哈比派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中的一支,興起於18世紀初,因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1703—1792年)而得名。19世紀初,其子曾擊退麥地拿地區的土耳其人,建立一個獨立的瓦哈比王國;之後雖一度因埃及人的入侵而衰落,至1949年再度成為阿拉伯半島上最大的統治力量。又因與阿拉伯半島上紹德(Saud)家族的合作,而奠定了後來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建立的基礎。瓦哈比派依據瓦哈布所訂的基本原則,主張一切應嚴格執行先知、《可蘭經》與聖訓的學說,信仰應回歸經典本身。反對蘇菲派以吹笛擊鼓所進行的宗教儀式,反對在現實生活中藉由靈媒來接近阿拉的作法,反對一切會導致腐化、墮落的行為如賭博、酗酒與華服;反對暴虐與專制統治;對上述所有的反對,瓦哈布認為信徒應與之「聖戰」,該派的崛起既代表的是伊斯蘭宗教與道德的復興,也是一場阿拉伯人反抗異族的解放運動,故而被視為是近代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前驅。

由於虔誠的宗教信仰,賓拉登雖然坐擁萬貫家財,卻生活的如教士般簡樸。1979至1989年的十年間,他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武器與戰技的訓練,協助阿富汗游擊隊反抗軍抵抗蘇聯入侵者;雷根總統還稱譽其為「自由鬥士」。1984年,他在白夏瓦創立阿富汗服務局(Afghan Service Bureau)並以自己龐大的家產,資助陸續抵達參戰的阿拉伯志願軍。1986年,他移居白夏瓦,開始進口武器並組織一個小型志願軍隊;1988年成立蓋達組織,仍以對蘇軍作戰為主。自此,他逐漸發展了一套綿密的企業網路去調控資金並取得武器;創造了一個能訓練士兵、善用科技與媒體力量的基地。

據賓拉登自己的說法,1970年代後期伊斯蘭世界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如沙達特所推動的以埃和平進程、伊朗革命、黎巴嫩內戰等事件,深深影響並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他發現只在阿富汗戰鬥是不夠的,阿拉伯人必須全方位的對抗共產主義與西方勢力的壓迫;不過,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爆發才是他與美國真正交惡的關鍵。

「美國才是真正恐怖主義和犯罪的領袖」

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因美軍駐軍於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令賓拉登非常不滿。他認為非穆斯林的美軍進駐伊斯蘭教的聖地,是對所有穆斯林的污辱;他公開批評沙國王室的腐敗與親美政策,並宣稱美國是無理的異教徒。1991年起賓拉登開始流亡的生活,1996年在美國的施壓下,他離開了落腳地蘇丹轉赴阿富汗。此後一系列的暴力攻擊如沙烏地、肯亞奈洛比、坦桑尼亞三蘭港、葉門亞丁港等爆炸案及911事件,都和他有直接的關係;他甚至主張殺掉美國人是所有穆斯林的責任。在美國人的眼裡賓拉登所犯下的暴行總共造成3千多美國人死亡,已是個天理不容的恐怖分子,因此不論死活都要逮捕到手。

1997年他接受CNN的採訪時說:「美國想要佔據我們的國家,偷竊我們的資源,強行統治我們並要我們同意這一切。只要我們拒絕這些,就說我們是恐怖主義者……。然而,不論我們往哪裡看,發現美國才是真正恐怖主義和犯罪的領袖。」這一段談話不但表達了他對恐怖主義的看法,也為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下了個註腳。

1979年至1990年,統治中美洲尼加拉瓜的是採行社會主義路線的桑定政權,由於美國視其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蘇聯對外侵略的代理人,而這一群恐怖主義者「正野心勃勃的想要征服中美洲與南美洲,甚至,連北美洲也是他們的禁臠」。他們既然想「橫掃美國並奪走我們的一切」,因此,強力反擊自然是正義且必要之舉。

1986年3月16日,雷根在一篇慷慨激昂的談話裡,指責桑定政權幹盡各種壞勾當,其中「毒品交易尤其將造成美國為人父母者的憂心與憤怒」。媒體對相關內容做了廣泛的報導,媒體與國會一致呼籲:「控制尼加拉瓜」。然而,聯邦法庭根據被判毒品走私者的供詞與訪談,明確得知海灣區古柯鹼種植園的收入,主要是用來資助反抗尼國政府的康查叛軍之用。在尼國12年的內戰期間,康查叛軍正是雷根政府在當地的代理人。美國一邊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恐怖戰爭之際,另一方面,也大言不慚毫無愧色的表示,將竭盡所能的消除國際恐怖主義的瘟疫。

在維護石油的經濟利益與中東地區的戰略安全上,以色列是美國堅定且可信賴的盟友。因此,當以色列用嚇阻以黎巴嫩為基地的襲擊行動、打擊報復恐怖主義、維持佔領地區的秩序與安全,作為出兵越界清剿的主要理由時,是在美國認可、默許和支持下方得遂行;期間大規模的殺戮與無辜百姓的大量死亡,有關當局知之甚詳。同樣殺人,其殘酷猶有過之,何以就不是恐怖分子?反而可因「恐怖主義」的受害者,而使「報復」師出有名,「正義」得以伸張?因為對既有秩序做了反抗並傷害了美國人的安全,賓拉登成為了恐怖分子;桑定政權採行社會主義政策,則成為意識型態的敵人、蘇聯政府的代理人,也成為恐怖主義者,兩者都必須擊垮而後止。盟友、代理人與恐怖分子的分際,你搞清楚了嗎?

暴力較量的不對稱性

1990年代前蘇聯解體後,在緩和氛圍的環繞下,國際體系由兩極對立演變三極、多極並立的學說沛然流行,實際的狀況卻是美國正朝向單極霸權邁進。

俄國已然不是對手,共產主義這個做為對立面的意識型態當然無需再用,而「國家利益」這面大旗也就堂而皇之的站到台前。

2002年9月17日,美國白宮發表《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宣言,這個被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伊肯柏理(John Ikenberry)標舉為「一個大戰略」的主要內容, 即在致力維護一個無人能與美國抗衡的單極世界,防止出現任何對美國實力、地位和特權抗衡的力量;同時,這個狀態還要永遠持續下去。這樣,就沒有任何國家或組織,能挑戰美國做為全球領導者、保護者與執法者的地位。在《國家安全戰略》裡,美國也宣稱他有任意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權利。

眾所周知,美國在軍費上的開支,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武器軍備限制條款歷歷在目,但最具毀滅性、最先進的武器,仍然不斷開發出來並用於各處的戰場之上。華盛頓既然已明確的表明要維護國家的優勢地位,那麼,所謂聯合國的決議自然只是「一紙空文」:自1648年威西發裡亞條約以來,國際關係中所運作的主權國家體系,已然徹底的崩潰。此後,我們看到美國在入侵伊拉克、阿富汗時,採取的就是一種所謂「預防性自衛」措施的說詞;隨後還宣稱:美國政府將不理會聯合國安理會有關伊拉克的決議,……也將不再受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控制武力使用條款的約束。因此,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完全不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對利比亞的格達費進行轟炸,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其實美國這種為追求「絕對權力」,並欲控制全世界能源的企圖,早在二次大戰初期就已形成,冷戰期間的意識型態鬥爭是這種企圖的一種操作。911事件後,有鑒於威脅直接指向了自己,《國家安全戰略》只是進一步完善化其帝國霸權發展的合理性而已。

談到暴力,不禁想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淒美而悲壯的歌聲,隱含的是發生在2200餘年前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不過,史家司馬遷則以一個極不具主觀價值判斷的名詞「刺客」,將荊軻的言行「列傳」志之,其所留存與表彰的則是一份任俠重義的情操。

拉登成了伊斯蘭的聖戰士

以暴力致人於死,本就是一件無法被認可的事;那麼,在暴力與反暴力之間又該如何看待?以賓拉登的財富大可過著舒服享樂的生活,但基於宗教理想和現實中阿拉伯人的悲情,他投身於抵抗運動中。對美國攻擊行動的初衷,原本只是想驅逐其國土上的異教徒,以保有伊斯蘭土地的純淨性;但結果反而引發了美國對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招致更多美國人入駐伊斯蘭的土地,就這個因而言,其果當屬悲慘且事與願違。相對於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的規模,他算是弱者的反抗;但不同於卑屈苟且的活著,奮力一擊,卻是人性中面對不公不義時,求生存意志力的表現,而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無私奉獻,也是一個民族希望的泉源。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以消除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區人民的痛苦、糾正對巴勒斯坦人民不公平的待遇為由,而發動911屠殺的賓拉登做了以下的評論:「恐怖分子披著委屈的外衣,但其說詞只是無恥的藉口」。身為知名的公共政策學者,未能深刻反省國家恐怖主義徹底毀滅性的暴力本質,論調則猶如政治宣示,令人啞然!暴力是有感染性的,施加者與受害者之間,要取得一個妥協的平衡點本就是件難事;但若手總是指著別人,那就絕對缺乏化解的誠意,而最怕的是被壓迫者的痛與恨,一旦化成無數的種子代代相承,人類豈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與安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伊斯蘭世界講「聖戰」;擁有21世紀切‧格瓦拉(CheGuevara)美名的賓拉登,既然成了為聖戰犧牲的聖戰士,就個人而言那也算得上是死得其所了無遺憾了。

5月13日,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份子以報復賓拉登身亡為由,對邊防警衛訓練中心發動兩起攻擊,造成至少80人死亡的慘劇。塔利班發言人(Ehsanullah Ehsan)艾山致電路透社聲稱:「這是為賓拉登殉難所進行的第一起報復行動,好戲還在後頭。」在賓拉登死後這是第一起以他之名所發起的報復攻擊,具有影響力的還不是這個行動,而是整個中東局勢關鍵性的「變」。

埃及開始轉向了

4月28日,埃及外長納比勒‧阿拉比對卡達半島電視台發表談話表示:「埃及將在7-10天內採取措施,準備永久開放拉法口岸,使貨物和人員可以不再受以色列的監督,而自由進出加薩地帶,藉以緩解巴勒斯坦國的封鎖與苦難。」自1979年以、埃和平協議後,埃及成為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但也為此喪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發言權。在埃及革命以前,拉法口岸是由以、埃兩國警察聯合共管,藉經濟封鎖以削弱哈瑪斯組織的力量。然而,即使在長期的經濟封鎖與越界清剿下,哈瑪斯每每都能快速整補恢復戰力,一旦口岸開放力量必倍增。5月4日,巴勒斯坦各派系更在埃及的協調下,於開羅簽署和解協議,以終止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之間的對立,並達成在一年內舉行選舉的共識。這次協調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埃及成為巴解組織與哈瑪斯之間長期對立的調人,致使反以的力量更為統一。巴解政治局成員卡西姆(Bilal Qassem)告訴法新社:「在與埃及情報官員進行的會議中,巴勒斯坦所有派系都簽署了這份文件。」同時,哈瑪斯集團領袖馬夏艾(Khaled Meshaal)還表示:「他們希望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土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自由且主權完整的巴勒斯坦國,沒有任何的屯墾區,不放棄任何一寸土地,也不放棄巴勒斯坦難民返國的權利。」以色列政府對這樣的發展「深感不安」,總理內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並稱這項協議是「對和平的重大打擊」。埃及外交政策的轉變除了呼應民意的要求之外,也努力重拾一度放棄的作用與影響力。

美國是當今文明世界的領袖,也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當舉世對不對稱性施暴能力產生恐慌之際,如何除怯世人的疑惑不安,才是這個文明真正偉大並能再創光華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