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薩馬．賓．拉登之死：對國際暴力的認識

美國當地時間2011年5月2日凌晨，總統歐巴馬於白宮宣佈，蓋達（Al-Qaeda）組織領導人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7/3/10-2011/5/1）已於前晚，在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以北150公里處阿伯塔巴德城的自宅內，為美軍海豹特種部隊第六分隊擊斃。歐巴馬並宣稱：此一舉動為「正義的制裁」；大批的美國民眾則聚集華府「白宮」、紐約「時報廣場」、「拉法葉公園」附近，無畏春寒料峭，熱情歡呼以示慶祝。

自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雙塔遭受攻擊後，鑒於賓拉登的暴行，西方主流媒體鹹以「恐怖分子」視之，並稱這個世界已進入一個「恐怖時代」，而一心想捍衛世界正義的美國，也邁入所謂「反恐戰爭」的新階段。前總統布希曾說不論死活，美國都要逮到賓拉登。如今，在鍥而不捨的報復心驅使下，終於讓他命喪異域；但是，恐怖行動就真能因此而結束了嗎？自由正義就得以伸張了嗎？世界為此就更安全了嗎？

賓拉登及其組織所展現的罪惡行動，其實只是冷戰以來殘酷殺戮戰場中的一波漣漪，吾人若能以大國追求國家利益的動機為出發點、自全球戰略與意識型態的高度思考，或許可對暴力的真實面目及其行動蓄積之因，有不同以往的思考與理解。

以色列當局以巴勒斯坦人為芻狗

在兩極對峙的冷戰時期，民主與極權兩個概念，成為具有特定意義指涉的意識型態術語。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團，在自我的認知與意象的塑造中，代表的是繁榮、自由與民主；其所對照的則是以俄國為首華沙公約組織集團的蕭條、專制與極權。在美、俄兩強衝突的過程裡，除了文宣、經濟與科技等方面的冷較量外，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與資源的爭奪，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熱戰；韓戰、越戰固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於以阿衝突與阿富汗戰爭，尤其是影響中東變局與當代世局的根本關鍵。

二次大戰後，猶太復國主義得到英、美等國的支持，大批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案」，規定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阿拉伯和以色列兩個獨立的國家；其中並將巴勒斯坦總面積的57%畫給占32%人口的猶太人。阿拉伯人因此反對該決議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此後至1982年間，雙方先後爆發了五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

1948年12月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阿拉伯國家的聯軍死亡1.5萬人；以軍僅陣亡約6,000人、佔領80%巴勒斯坦的土地，造成96萬巴勒斯坦的原居民逃離家園，還暗殺了聯合國調停特使。1967年6月5日早晨，以色列出動空軍襲擊埃及，隨後也對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機場進行攻擊。在這場為時僅6天的第三次中東戰爭裡，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400多架飛機被摧毀，超過40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而以色列則進一步佔領了加薩走廊、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區和戈蘭高地，共6.5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軍事佔領下，以色列人用帶有極輕蔑與貶抑之意的「阿拉伯佬」之名，稱呼生活於「上帝應許給我們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總理比金更以「兩條腿的畜生」形容之；至於號稱最同情巴勒斯坦人困境的國防部長戴揚，也主張應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將活得像狗一樣」。紀錄顯示，生活在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被強迫在自己同胞身上大小便，或跪爬在地上高喊「以色列萬歲」，是一種極為平常的羞辱。這個被以國稱之為「懲罰性殖民地」的佔領區，猶如一處露天的大型監獄，居民無論就醫、訪友、上學、工作或生意，都受到嚴密監控。2002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吁求各捐助國支持「提供食物計畫」，幫助50萬挨餓和營養不良的巴勒斯坦人；計畫署警告：「在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越來越多的家庭被迫減少進餐次數或食物的攝取量，……隨著以國政府禁止貨物在區內自由流動的政令，上述狀況將更進一步惡化。」

美國不甩聯合國的以巴和平方案

為了報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巴解，俗稱法塔）的建國企圖與反抗行動，以色列政府除在佔領區內也常跨越國界，對其進行清剿行動。1975-1990年間，黎巴嫩境內爆發內戰，以色列建立了一支以基督教徒為骨幹的僱傭兵－－南黎巴嫩軍參戰，這一場持續了15年的內戰，嚴重破壞了黎巴嫩的經濟，造成進90萬人流離失所。戰爭期間以色列為求於該地建立可有效控制的「安全區」，分別在1978年、1982年、1985年和2006年，四度入侵並佔領黎巴嫩南部，致使原有六萬左右人口的希姆（Khiam）、奈巴提亞（Nabatiya）等村落及一些難民營「空無一人」，而巴解也遭到徹底驅逐。

每次的出擊除了空中轟炸外，以色列還使用火箭、大炮、炸彈、坦克、凝固汽油彈、聯合國禁止使用的白磷彈和一種極為先進的「智能炸彈」（ Smart Bomb），因此多能把目標化為灰燼。相對於阿拉伯人的恐怖主義活動，以、阿兩方所造成的死亡比例約為100:1。以下是 一段對智能炸彈威力的描述：「一個在巴解總部附近賣三明治的男孩被炸成碎片，父親是憑著他腳踝上的傷疤才認出他。……一些傷者從廢墟中被抬出來，……沒有外傷，看起來好像還算健康的樣子 ，半小時後，他們在痛苦的扭曲中昏倒死亡；顯然這些人的內部器官，早已被巨大的爆炸力所摧毀。」

為了解決難民與土地問題，1976年1月，巴解與敘利亞、約旦、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曾表示，願意支持由聯合國所提出「和平解決方案」的建議；「藉由談判以建立兩個國家，彼此間實現相互承認，並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相處。」以色列除強烈表達不會與巴勒斯坦人從事政治談判的立場外，也遭到美國的否決。

1984年4月5日，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於歐洲發表一系列聲明，再次呼籲以色列開啟「相互承認」．的談判，除再次遭到以色列拒絕，美國也未多加理睬。以、阿衝突歷經多位美國總統調解，何以始終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政治學者史賓格爾（Steven Spiegel）針對此一狀況就貼切的指出，「美國的態度再明顯不過了，他雖願意傾聽巴勒斯坦人的渴望，但卻一定不會接受一個對以色列造成威脅的要求。」因為，除了石油的經濟利益外，以色列是美國維護中東地區戰略安全的前哨。

蘇聯敗走阿富汗　美國乘勢進西亞

1979年9月14日，奉行獨立民族主義路線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推翻親蘇聯的塔拉基（Nour Mohammad Taraki）政權。基於以下幾項理由蘇聯決定出兵阿富汗：1.唯恐阿富汗的民族主義一旦抬頭，將倣傚埃及沙達特將蘇聯顧問驅逐出境；2.反對共產主義的伊斯蘭基本教義，因地利之便將直接對俄國境內5千萬的穆斯林產生影響；3.阿富汗是蘇聯欲控制波斯灣並進入印度洋的通道；4.絕不能坐視這一友好鄰邦，落入西方帝國主義的陣營中去。總書記布裡茲涅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於12月27日令蘇軍佔據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指責蘇軍侵阿，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和平最大的威脅」，他還進一步聲稱：「任何努力欲控制波斯灣的意圖，都將被視為對美國重大利益的侵犯，必然會遭到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必要的回擊，使侵略者為其侵略付出昂貴的代價。」此後，在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巴基斯坦等國金錢、武器的支持下，阿富汗反抗軍與政府軍及蘇聯軍隊進行了長達9年多的艱苦戰爭。蘇聯的入侵固然使自己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淖與困境，除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外，死亡、受傷、失蹤與被俘的官兵，將近25,000人；也為阿富汗帶來深重的災難，300多萬人逃離家園成了難民，百萬以上的平民死於炮火，數十萬戰士命喪沙場。另一方面，蘇聯的敗退則為美國進駐西亞地區開啟了方便之門。

如果說恐怖分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瑪斯與真主黨的出現，源自巴勒斯坦問題與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致，那麼，賓拉登與基地組織的發展，則要拜阿富汗戰爭的經驗與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所帶來的刺激。

賓拉登出生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德，父親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建立了一個號稱「沙國王室之外最富裕的家族」，早年就去世的他為子女們留下大筆遺產。1976-1979年間，賓拉登於吉達的阿布杜拉國王大學攻讀經濟學、工商管理等課程，並取得土木工程與公共行政學位；資料顯示大學期間的他，也開始執迷於《可蘭經》教義，之後成為瓦哈比派的忠實信徒。

雷根曾譽拉登「自由鬥士」

瓦哈比派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中的一支，興起於18世紀初，因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1703—1792年）而得名。19世紀初，其子曾擊退麥地拿地區的土耳其人，建立一個獨立的瓦哈比王國；之後雖一度因埃及人的入侵而衰落，至1949年再度成為阿拉伯半島上最大的統治力量。又因與阿拉伯半島上紹德（Saud）家族的合作，而奠定了後來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建立的基礎。瓦哈比派依據瓦哈布所訂的基本原則，主張一切應嚴格執行先知、《可蘭經》與聖訓的學說，信仰應回歸經典本身。反對蘇菲派以吹笛擊鼓所進行的宗教儀式，反對在現實生活中藉由靈媒來接近阿拉的作法，反對一切會導致腐化、墮落的行為如賭博、酗酒與華服；反對暴虐與專制統治；對上述所有的反對，瓦哈布認為信徒應與之「聖戰」，該派的崛起既代表的是伊斯蘭宗教與道德的復興，也是一場阿拉伯人反抗異族的解放運動，故而被視為是近代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前驅。

由於虔誠的宗教信仰，賓拉登雖然坐擁萬貫家財，卻生活的如教士般簡樸。1979至1989年的十年間，他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武器與戰技的訓練，協助阿富汗游擊隊反抗軍抵抗蘇聯入侵者；雷根總統還稱譽其為「自由鬥士」。1984年，他在白夏瓦創立阿富汗服務局（Afghan Service Bureau）並以自己龐大的家產，資助陸續抵達參戰的阿拉伯志願軍。1986年，他移居白夏瓦，開始進口武器並組織一個小型志願軍隊；1988年成立蓋達組織，仍以對蘇軍作戰為主。自此，他逐漸發展了一套綿密的企業網路去調控資金並取得武器；創造了一個能訓練士兵、善用科技與媒體力量的基地。

據賓拉登自己的說法，1970年代後期伊斯蘭世界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如沙達特所推動的以埃和平進程、伊朗革命、黎巴嫩內戰等事件，深深影響並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他發現只在阿富汗戰鬥是不夠的，阿拉伯人必須全方位的對抗共產主義與西方勢力的壓迫；不過，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爆發才是他與美國真正交惡的關鍵。

「美國才是真正恐怖主義和犯罪的領袖」

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因美軍駐軍於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令賓拉登非常不滿。他認為非穆斯林的美軍進駐伊斯蘭教的聖地，是對所有穆斯林的污辱；他公開批評沙國王室的腐敗與親美政策，並宣稱美國是無理的異教徒。1991年起賓拉登開始流亡的生活，1996年在美國的施壓下，他離開了落腳地蘇丹轉赴阿富汗。此後一系列的暴力攻擊如沙烏地、肯亞奈洛比、坦桑尼亞三蘭港、葉門亞丁港等爆炸案及911事件，都和他有直接的關係；他甚至主張殺掉美國人是所有穆斯林的責任。在美國人的眼裡賓拉登所犯下的暴行總共造成3千多美國人死亡，已是個天理不容的恐怖分子，因此不論死活都要逮捕到手。

1997年他接受CNN的採訪時說：「美國想要佔據我們的國家，偷竊我們的資源，強行統治我們並要我們同意這一切。只要我們拒絕這些，就說我們是恐怖主義者……。然而，不論我們往哪裡看，發現美國才是真正恐怖主義和犯罪的領袖。」這一段談話不但表達了他對恐怖主義的看法，也為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下了個註腳。

1979年至1990年，統治中美洲尼加拉瓜的是採行社會主義路線的桑定政權，由於美國視其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蘇聯對外侵略的代理人，而這一群恐怖主義者「正野心勃勃的想要征服中美洲與南美洲，甚至，連北美洲也是他們的禁臠」。他們既然想「橫掃美國並奪走我們的一切」，因此，強力反擊自然是正義且必要之舉。

1986年3月16日，雷根在一篇慷慨激昂的談話裡，指責桑定政權幹盡各種壞勾當，其中「毒品交易尤其將造成美國為人父母者的憂心與憤怒」。媒體對相關內容做了廣泛的報導，媒體與國會一致呼籲：「控制尼加拉瓜」。然而，聯邦法庭根據被判毒品走私者的供詞與訪談，明確得知海灣區古柯鹼種植園的收入，主要是用來資助反抗尼國政府的康查叛軍之用。在尼國12年的內戰期間，康查叛軍正是雷根政府在當地的代理人。美國一邊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恐怖戰爭之際，另一方面，也大言不慚毫無愧色的表示，將竭盡所能的消除國際恐怖主義的瘟疫。

在維護石油的經濟利益與中東地區的戰略安全上，以色列是美國堅定且可信賴的盟友。因此，當以色列用嚇阻以黎巴嫩為基地的襲擊行動、打擊報復恐怖主義、維持佔領地區的秩序與安全，作為出兵越界清剿的主要理由時，是在美國認可、默許和支持下方得遂行；期間大規模的殺戮與無辜百姓的大量死亡，有關當局知之甚詳。同樣殺人，其殘酷猶有過之，何以就不是恐怖分子？反而可因「恐怖主義」的受害者，而使「報復」師出有名，「正義」得以伸張？因為對既有秩序做了反抗並傷害了美國人的安全，賓拉登成為了恐怖分子；桑定政權採行社會主義政策，則成為意識型態的敵人、蘇聯政府的代理人，也成為恐怖主義者，兩者都必須擊垮而後止。盟友、代理人與恐怖分子的分際，你搞清楚了嗎？

暴力較量的不對稱性

1990年代前蘇聯解體後，在緩和氛圍的環繞下，國際體系由兩極對立演變三極、多極並立的學說沛然流行，實際的狀況卻是美國正朝向單極霸權邁進。

俄國已然不是對手，共產主義這個做為對立面的意識型態當然無需再用，而「國家利益」這面大旗也就堂而皇之的站到台前。

2002年9月17日，美國白宮發表《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宣言，這個被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伊肯柏理（John Ikenberry）標舉為「一個大戰略」的主要內容， 即在致力維護一個無人能與美國抗衡的單極世界，防止出現任何對美國實力、地位和特權抗衡的力量；同時，這個狀態還要永遠持續下去。這樣，就沒有任何國家或組織，能挑戰美國做為全球領導者、保護者與執法者的地位。在《國家安全戰略》裡，美國也宣稱他有任意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權利。

眾所周知，美國在軍費上的開支，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武器軍備限制條款歷歷在目，但最具毀滅性、最先進的武器，仍然不斷開發出來並用於各處的戰場之上。華盛頓既然已明確的表明要維護國家的優勢地位，那麼，所謂聯合國的決議自然只是「一紙空文」：自1648年威西發裡亞條約以來，國際關係中所運作的主權國家體系，已然徹底的崩潰。此後，我們看到美國在入侵伊拉克、阿富汗時，採取的就是一種所謂「預防性自衛」措施的說詞；隨後還宣稱：美國政府將不理會聯合國安理會有關伊拉克的決議，……也將不再受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控制武力使用條款的約束。因此，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完全不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對利比亞的格達費進行轟炸，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其實美國這種為追求「絕對權力」，並欲控制全世界能源的企圖，早在二次大戰初期就已形成，冷戰期間的意識型態鬥爭是這種企圖的一種操作。911事件後，有鑒於威脅直接指向了自己，《國家安全戰略》只是進一步完善化其帝國霸權發展的合理性而已。

談到暴力，不禁想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淒美而悲壯的歌聲，隱含的是發生在2200餘年前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不過，史家司馬遷則以一個極不具主觀價值判斷的名詞「刺客」，將荊軻的言行「列傳」志之，其所留存與表彰的則是一份任俠重義的情操。

拉登成了伊斯蘭的聖戰士

以暴力致人於死，本就是一件無法被認可的事；那麼，在暴力與反暴力之間又該如何看待？以賓拉登的財富大可過著舒服享樂的生活，但基於宗教理想和現實中阿拉伯人的悲情，他投身於抵抗運動中。對美國攻擊行動的初衷，原本只是想驅逐其國土上的異教徒，以保有伊斯蘭土地的純淨性；但結果反而引發了美國對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招致更多美國人入駐伊斯蘭的土地，就這個因而言，其果當屬悲慘且事與願違。相對於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的規模，他算是弱者的反抗；但不同於卑屈苟且的活著，奮力一擊，卻是人性中面對不公不義時，求生存意志力的表現，而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無私奉獻，也是一個民族希望的泉源。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以消除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區人民的痛苦、糾正對巴勒斯坦人民不公平的待遇為由，而發動911屠殺的賓拉登做了以下的評論：「恐怖分子披著委屈的外衣，但其說詞只是無恥的藉口」。身為知名的公共政策學者，未能深刻反省國家恐怖主義徹底毀滅性的暴力本質，論調則猶如政治宣示，令人啞然！暴力是有感染性的，施加者與受害者之間，要取得一個妥協的平衡點本就是件難事；但若手總是指著別人，那就絕對缺乏化解的誠意，而最怕的是被壓迫者的痛與恨，一旦化成無數的種子代代相承，人類豈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與安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伊斯蘭世界講「聖戰」；擁有21世紀切‧格瓦拉（CheGuevara）美名的賓拉登，既然成了為聖戰犧牲的聖戰士，就個人而言那也算得上是死得其所了無遺憾了。

5月13日，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份子以報復賓拉登身亡為由，對邊防警衛訓練中心發動兩起攻擊，造成至少80人死亡的慘劇。塔利班發言人（Ehsanullah Ehsan）艾山致電路透社聲稱：「這是為賓拉登殉難所進行的第一起報復行動，好戲還在後頭。」在賓拉登死後這是第一起以他之名所發起的報復攻擊，具有影響力的還不是這個行動，而是整個中東局勢關鍵性的「變」。

埃及開始轉向了

4月28日，埃及外長納比勒‧阿拉比對卡達半島電視台發表談話表示：「埃及將在7-10天內採取措施，準備永久開放拉法口岸，使貨物和人員可以不再受以色列的監督，而自由進出加薩地帶，藉以緩解巴勒斯坦國的封鎖與苦難。」自1979年以、埃和平協議後，埃及成為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但也為此喪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發言權。在埃及革命以前，拉法口岸是由以、埃兩國警察聯合共管，藉經濟封鎖以削弱哈瑪斯組織的力量。然而，即使在長期的經濟封鎖與越界清剿下，哈瑪斯每每都能快速整補恢復戰力，一旦口岸開放力量必倍增。5月4日，巴勒斯坦各派系更在埃及的協調下，於開羅簽署和解協議，以終止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之間的對立，並達成在一年內舉行選舉的共識。這次協調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埃及成為巴解組織與哈瑪斯之間長期對立的調人，致使反以的力量更為統一。巴解政治局成員卡西姆（Bilal Qassem）告訴法新社：「在與埃及情報官員進行的會議中，巴勒斯坦所有派系都簽署了這份文件。」同時，哈瑪斯集團領袖馬夏艾（Khaled Meshaal）還表示：「他們希望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土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自由且主權完整的巴勒斯坦國，沒有任何的屯墾區，不放棄任何一寸土地，也不放棄巴勒斯坦難民返國的權利。」以色列政府對這樣的發展「深感不安」，總理內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並稱這項協議是「對和平的重大打擊」。埃及外交政策的轉變除了呼應民意的要求之外，也努力重拾一度放棄的作用與影響力。

美國是當今文明世界的領袖，也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當舉世對不對稱性施暴能力產生恐慌之際，如何除怯世人的疑惑不安，才是這個文明真正偉大並能再創光華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