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六十年回顧與展望(下)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需要額外的力量應對蘇聯集團的優勢和威脅，也就是需要中國的加碼平衡。其三，中蘇關係破裂之後，中國自力更生，於1964年10月16日試驗原子彈成功，1966年10月27日發射核彈頭的彈道導彈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1980年5月中國發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中國兩彈一星的研發成功增強了軍事實力，建立了基本「第二次打擊能力」的報復性核威懾力量。同時，隨著六○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以及和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建交，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1971年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的席位，更擴大了中國的外交領域，提高了國際地位。基於此，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簽訂上海公報，為中美關係開啟了新篇章。1979年1月1日中美恢復建交，以國際權力均勢理論與實踐，為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進入戰略合作共同抗蘇時期。西方國家期望以中國的地緣戰略地位、人力、物力、軍力、和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牽制蘇聯的霸權擴張。中國同時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八○年代展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以西方世界為依托，致力於全面經濟建設。1979年中國政府宣告對台和平統一的政策，台灣問題和中國統一成為這一時期的次要矛盾。中美就台灣問題的矛盾相對緩解。

4.中美政治意識型態衝突迴盪期（1992-2000）

這個時期的中美關係處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一超獨霸的世界格局下，中美戰略合作關係消失，而政治意識型態再度突顯的衝突期。再者，西方國家意圖以其民主價值觀進行和平演變中國社會為主軸。中美關係的起伏可以如下事件表述。其一，1989年東歐局勢出現鬆動，脫離蘇聯集團的趨勢加劇，造成民主風潮，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1989年6月中國北京天安門六四風波觸動全國，西方國家幕後煽風點火推動中國民運人士，意圖以中國改革開放勢頭和平演變中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進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決定鎮壓和平息六四民運風波，激起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烈反彈，展開對中國的政治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和軍備禁運等措施。西方對中國的軍備禁運至今（2011年）仍未解除。其二，台獨勢力在李登輝執政下死灰復燃，美國幕後放任支持，導致1995年和1996年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和對台導彈試射，美國出動兩個航母戰鬥群對陣威懾，構成台海危機。隨後台獨勢力變本加厲，1999年李登輝推出兩國論。 2000年台灣大選，在李登輝的操作和扶植下民進黨勝選，陳水扁執政，連續八年，台獨勢力更加坐大，並提出一邊一國論。其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加劇和平演變中國，期望中國如同蘇聯解體模式，催化政治意識型態領域的議題。在聯合國人權領域，以民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為議題，高度政治化，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幕後推動藏獨、疆獨，加速對中國的分裂與和平演變。同時，以意識型態社會制度為由，阻擾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治化中國的申辦2000年奧運。此外，加速政治和軍事方面對中國的圍堵和騷擾。

5.中美戰略磨合與經濟合作期（2001-2010）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也將進入新時期新階段。新世紀的初期是美國一超獨霸的頂峰，以新保守主義為核心的布希政府，雄心壯志企圖建立巍峨的美利堅大帝國，同時宣稱三大戰略方針：一、單邊主義、先發制人；二、美國的絕對優勢不容挑戰；三、美國的民主價值觀普及全世界。在單邊主義方面，美國為追求絕對優勢，單方面廢除1972年的美蘇「反導條約」，致力於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美國的破壞核武器國家之間的戰略平衡體系，對俄羅斯和中國構成嚴重的戰略威脅，促使新一輪的核軍備競賽，不利於美俄、中美之間的關係。國際裁軍機制也因此長期癱瘓。在這個時期經歷了如下的事件逐漸改變了美國的戰略走向。其一，九一一事件促使美國戰略方向轉移朝向國際恐怖主義的打擊，入侵阿富汗，進軍伊拉克。促成了中美和美俄的合作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包括聯合國的決議和行動。但是美國單方面進軍伊拉克超出了聯合國的授權，為國際社會譴責，疏離了歐洲盟友，激怒了伊斯蘭世界。布希政府宣稱普及民主價值觀的「十字軍精神」並沒有給中東國家帶來民主和平，反而是戰爭的苦難和混亂。其二，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和研發外空武器系統及其部署，促使俄羅斯和中國加強洲際彈道導彈的研發和突防能力，並且發展外空武器系統，2007年1月中國的反衛星導彈試驗和2008年1月導彈中段攔截試驗的成功，就是對抗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措施之一。中國研發和部署晉級094戰略核潛艇，以及研發新型096戰略核潛艇，陸基東風31甲型以及東風41型洲際彈道導彈，和宣稱南海地區為「核心利益」，都是為了維持戰略平衡，保證最大邊際效應的核威懾能力。其三，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戰爭效果欠佳，進退兩難，軍費高昂增加赤字，影響經濟。民主黨執政後，歐巴馬總統決心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解除政治和經濟的困境。中國在同一時期，經濟蒸蒸日上，外匯儲備世界第一，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化和生產力大大提高。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美國遭受重大打擊，失業率攀升高達百分之十，中國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美關係因此在戰略對峙的格局下呈現經濟合作的空間，2011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成為中國幫助提升美國經濟，緩和中美戰略矛盾的標誌。與此同時，針對中美結構性戰略矛盾，美國加緊對中國的遏制與圍堵，聯合日、韓、東盟、澳、新、印等國家形成亞洲版的北約，制約中國的崛起，包括在東海、黃海、南海進行軍演，對台軍售等等舉措，高姿態宣稱重返亞洲。所以，這個階段的中美關係遊蕩於對抗與合作之間。

三、中美關係發展芻議

從過去百年中美關係發展脈絡的觀察，可以說明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際格局下，呈現出不同的主要矛盾。國家的總體實力、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國際政治規律、經濟利益等因素都在不同的時期發揮了主導作用。然而，在這些因素中最具有主導作用的應該是現實的國家安全利益。在國家安全利益面臨危機時，其他的因素都成為次要矛盾。最突顯的事例是七、八○年代中美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時期，在這個階段意識型態和價值觀以及社會制度等等都變成次要因素。那麼在將來的三、五十年中美關係該如何發展？什麼因素將起主導作用？中美大國博弈的結構性矛盾將扮演何等角色？正是展望中美關係發展必須探討的問題。

1.結構性戰略矛盾進程中的中美關係

所謂結構性戰略矛盾，是指天生俱來、人性存在、群體誘發的、無法擺脫的一些矛盾。小則群體的爭奪領袖地位、爭奪第一的誘惑。從國家層面而言，王位、領導權、總統職位等的爭奪，以及領導地位的「國無二君」的絕對性。就國際層面而言，古往今來國與國之間霸權的爭奪，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是典型的實例。所以，就國際政治而言，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鬥爭理論，體現在霸權的「守成國家」（Status Quo State）和「崛起國家」（Rising or Imperialist State）之間爭奪領導地位的矛盾。這種結構性的戰略矛盾可以說訴諸四海皆准，尤其將體現在當前全球化過程的發展中，表現在社會制度差異和文化傳統不同的國際競爭中。

中美關係在將來三十年的走向，將難以逃脫國際關係結構性戰略矛盾的框架，霸權的爭奪將扮演主導的角色，除非其中之一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例如九○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仔細觀察，新世紀的頭十年中國的綜合國力急速增加，軍事實力逐步加強。至2010年中國的生產總值達到5.8786兆美元（397,983億人民幣），超越日本的生產總值5.4742兆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美國的生產總值是14.6兆美元，中美之間仍相差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所得和美國與日本相差十倍。其他的資源潛力、基礎建設、城鄉結構、工業化生產力、經貿市場、金融實力、軍事設施和武器裝備、科研教育等等，中美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中美關係的戰略結構性矛盾可以說從2011年剛剛起步，因為美國認為中國的綜合實力仍然落後至少二十年。實際上，即使二十年後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美國並駕齊驅，中國的人均所得和實力和美國相比還是存在極大的差距，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只有三、五十年後，中國的生產總值是美國的五倍，各方面的發展和設施是美國的若干倍，才能算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並駕齊驅，中國佔據了世界領先的地位。

所以，中美關係在將來的三、五十年內注定地將陷入國際關係結構性戰略矛盾的鬥爭，在長期磨擦衝突和調適的進程中發展。國際關係的其他因素，包括政治意識型態、社會價值觀、文化傳統、經濟利益等等都將在這個進程中扮演推波助瀾的次要角色。

2.經濟全球化相互依存的中美合作關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美之間的經貿相互依存關係似乎越來越密切。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以廉價勞工外向型經濟模式成為「世界工廠」，為世界各國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材料，為美國和國際跨國公司賺取巨大的利潤，為美國人民提供廉價的貨品物資，節省至少五千億美元以上，抑制了通貨膨脹的速度，為美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國際跨國公司的壟斷經貿體系下，中國人民受益雖小，但促進了中國這二十年來經濟的蓬勃發展，呈現出雙贏的局面。由於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尤其中西部地區，這種經貿模式可能再持續十年，隨後向高科技資本密集型的經濟模式轉變，同時擴大中國內需的市場。將來二、三十年內，中國的經濟模式必然轉型，並且要推廣亞、非、拉其他地區的經貿市場，建立中國的跨國公司企業，這些都將和美國的經貿模式形成競爭的局面。所以，今天的中美經貿相互依存合作關係就可能是不久將來的相互競爭關係。這種競爭關係更可能在國際戰略結構性矛盾中增添變數，推波助瀾。如何化解中美經貿競爭關係為合作關係將是未來降低結構性矛盾的重要課題。

3.大國博弈中的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牽涉到領土的完整和國家主權。六十年來中美關係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台灣問題。目前中國尚未統一，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國干涉中國的內政，阻礙兩岸的統一。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美國對台政策都是「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以《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法向台灣當局提供軍備和其他支持，幕後鼓勵台灣人民脫離中國。台灣經過兩蔣的反共統治，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二十年台獨意識執政，當前馬英九不統不獨，強調兩岸意識型態價值觀差異的獨台立場，造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灣人民反對統一，主張長期維持現狀。美國雖然繼續宣稱，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台灣問題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實際上，美國的對台政策意味著，從維持現狀的途徑出發到和平解決，就是和平地台灣獨立。大陸方面以兩岸和平發展，以經促統的願望可以說如同緣木求魚。台灣方面「政經分離」和避談統一的應對，以致大陸方面「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訴求更是海市蜃樓。隨著時光的流逝，台灣年輕後輩對大陸的疏離隔閡，民進黨的日益坐大，經過量變質變的結果，和平統一的進程遙遙無期。即使預測二、三十年後中國綜合國力大幅提高，軍事實力增強，中美可能為台灣問題一戰？2011年南蘇丹的公投獨立結果絕不能成為將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先例。此外，台灣問題的長期擱置必然成為將來中美關係大國博弈中對中國不利的籌碼，增添中美戰略結構性矛盾進程中的重要變數和份量。從另一個思路出發，美國將來會為了解決中美戰略結構性矛盾，以台灣問題為契機和突破口，和中國爭霸一戰嗎？值得深思。

4.中美戰略平衡框架下的和平共處

中美戰略平衡是維持兩國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的基石。所謂的「戰略平衡」，是指在美國強大核武器系統威懾的框架下，中國能夠維持「第二次打擊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的報復性核威懾力量。一旦中國失去了有效的報復性核打擊能力，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就不復存在，兩國的博弈將更加激烈，戰爭的可能性就相應增加，戰略結構性矛盾就更將突出，其他的次要矛盾也可能浮出水面，推波助瀾，增加不穩定的變數。

冷戰後，美國追求攻防兼備的絕對安全和優勢，廢除1972年的美蘇反導條約，延續八○年代的「戰略防禦計劃」（SDI），大力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目的就是推翻多年來的國際戰略平衡，鞏固美國單方面的國家安全。中國自六○年代以來發展有限的核武器系統，體現最大邊際效應核威懾力量，維持有效的國際戰略平衡。美國的決定發展導彈防禦系統將嚴重威脅中國的有限核威懾力量，導致中國的報復性核打擊能力失效，影響中國的國際政治、外交、軍事的地位以及國防安全。所以，近年來中國致力發展先進戰略核潛艇、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反衛星彈道導彈、戰略巡航導彈等等，都是為了鞏固中國的核威懾能力，維持核大國間的戰略平衡。從冷戰的經驗說明，戰略平衡是維持國際和平的基石。核武器國家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雖然對人類構成威脅，但是減少了核武器國家之間軍事衝突或戰爭的可能性，防止全面核戰爭的爆發。

因此，只要中國維持國際戰略平衡的能力，無論各國之間的意識型態如何差異，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如何不同，社會哲學和價值觀如何不一樣，中美關係就能維持基本相互尊重與和平共處的局面。即使將來中美戰略結構性矛盾逐步升級，只要能維持雙方戰略平衡，就能夠避免戰爭的發生，尤其核戰爭的威脅。

四、結束語

常言道，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說的透徹，也說的輕鬆。如果仔細推敲，我認為所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是指中美兩國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存在，大國博弈和權利鬥爭都是可以預見的前景。隨著中國的逐步崛起，在亞洲地區和全球影響力的增加，必然引發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關切和反彈，不論中國如何強調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善意，都難以阻擋美國的疑慮以及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對中國的遏制。全球化經濟的相互依存與合作只能是中美之間短期和暫時的緩解，不能消除長期根深柢固的結構性戰略矛盾。

中美關係壞也壞不到哪裡，立足於兩國之間的戰略平衡地位。鞏固中美戰略平衡必需有所作為。中美兩國都是核武器國家，擁有相互確保摧毀的能力。核威懾能力的相對平衡保證了兩國之間的和平相處，可以理性地對話和平解決問題與矛盾，避免爆發戰爭，特別是核戰爭。所謂中美關係斗而不破，正是如此寫照。

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一，甚至是有爆炸性的矛盾。不過，中美之間對台灣問題的政治利益有根本性的差距。對中國而言台灣關係到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其核心利益不容挑戰，必要時戰爭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最終途徑。然而，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環和在東亞的一個棋子，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崛起，扮演制約和圍堵的角色，並不構成美國的政治核心利益。一旦出現《反分裂國家法》中第八條列舉的台獨情況之一，特別是沒有和平統一的希望時，中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依我估計，內容刻意模糊的《與台灣關係法》，不足以促使美國政府決心為了台灣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因為，中美之間的戰爭意味著核戰爭的可能性，也是全球性和平的巨大威脅，更是人類生死存亡的威脅。美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反戰傳統，加上理性的專家學者精心盤算，聯合國領域的外交運作，都將發揮各種作用。和平解決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是可以預見的前景，最終實現中國的全面統一。

總之，中美關係是當前國際政治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關係到世界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欲知其發展脈絡，必須能透徹理解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譬如，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戰略矛盾嗎？結構性戰略矛盾是將來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矛盾？如果是主要矛盾，可以轉化為次要矛盾？中美結構性戰略矛盾發展的進程可能導致戰爭？局部衝突或全面戰爭？戰爭的可能突破口？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可能緩和或化解中美結構性戰略矛盾？或者其他的因素能夠化解這個矛盾？當然，這些問題只是模擬和假設性的構思和推論，在歷史前進的長河之中存在著無數的意外和變數。中美關係發展的前景真正如何，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胸有成竹、拭目以待。

（2011年2月14日，紐約）〔全文完〕

作者：林國炯，政治學博士，聯合國裁軍事務首席政務官（退休）。前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主任秘書、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主任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