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西抑東:美國在鉅變時代的大戰略

布熱津斯基 著


未來幾十年,美國的大挑戰在重振國力,在西邊營造一個大西方,在東邊鞏固各方面力量對付中國在全球的崛起。對美國而言,所謂成功的擴大西方,是指成功的將西方變成一個穩定的民主區域,設法以理念把政權結合起來。一個合作的大西方,從北美與歐洲經歐亞(最後把俄羅斯與土耳其也納入)一直到日本與南韓,可以增強西方核心價值對其他文明的魅力,慢慢營造出一個全世界都接受的民主政治文明。

同時,美國應繼續積極介入經濟蓬勃發展而政治上存在衝突的東方。美國如能在各樣議題上與中國相互牽就,亞洲將來就可望更為穩定。如果能促成中日真正的妥協,如果能緩和中國與印度日趨敵對的關係,穩定的亞洲則更有可能出現。

歐亞的東西兩邊是位居世界中央又最重要的陸地,美國要想在這兩邊起到具體作用就必須扮演雙重角色。在西邊更深更廣的團結上,美國要扮演推動與保障的角色;在東邊各強權之間,美國要扮演平衡與協調的角色。兩個角色都至關緊要,相輔相成。但扮演好這兩個角色得有一定的信用與能力,是以美國必須向世人表明重整內政的決心。美國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巧實力,如發明、教育、軍事外交並重,以及政治領導層的素質。

大西方

要在重生的西方扮演好推動與保障者,美國需維持與歐洲的密切關係,維持對北約的義務,與歐洲一起,按部就班,把土耳其和真正的民主俄羅斯迎入西方。保證在地緣政治上不能沒有西方,華府還必須積極與聞歐洲的防衛。華府也必須鼓勵歐盟進一步的統一:歐洲政治中心法國,經濟中心德國與軍事中心英國間的密切合作要擴大下去。

一方面要歡迎俄羅斯入伙,一方面要保障西方的團結,法國-德國-波蘭這一顧問三角就該在波蘭與俄羅斯脆弱的和解間起到積極作用。歐盟的支持有助於俄、波更廣泛的和解,就像當年德國與波蘭的和解,德、波與俄、波的和解都有利鞏固歐洲的穩定。不過俄、波和解如要一直維持下去,和解就必須通過人民與人民的接觸與教育合作計畫,從政府層面移到社會層面。政府帶頭的和解要是沒有扎根到人民觀感的根本改變,那樣的和解是不會長久的。二戰後法、德和解是一典範,由巴黎與波昂最高政治層面起頭,然後成功的推進到社會與文化層面。

美歐用心營造大西方之際,為與歐盟有更密切的關係,俄羅斯也不得不應變。俄羅斯領導層必須面對的事實:在富有的西方與蓬勃的東方之間,俄羅斯這塊土地如相對的還是那樣匱乏、低度開發,這個國家的將來難料。即令俄羅斯真吸引到幾個中亞國家加入普丁總理倡議的類似歐盟的歐亞盟(Eurasian Union)也無法改變這樣的形勢。俄羅斯民間有相當一部份人走在政府前面,支持加入歐盟,不過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瞭解加入歐盟的許多具體條件是什麼,尤其是民主改革的條件。

歐盟與俄羅斯接近的過程難免磨磨蹭蹭,有起有伏,分階段並透過一些過渡安排前進。要盡可能同時在社會、經濟、政治與防衛層面展開。可以想見,歐盟與俄羅斯社會的互動機會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相同的立法與制憲行動,北約與俄羅斯聯合防衛演習,在不斷擴大的大西方內部建立協調政策的新機構,這一切的一切都在為俄羅斯最終樂意加入歐盟做準備。

2025年後整合出一個大西方並非不切實際的想像。往後這幾十年裡,俄羅斯可能依照歐盟與北約的標準全面搞基層民主改革,土耳其可能成了歐盟正式的一員,兩國都步上了融入跨大西洋社群之途。但在這些出現以前,美國、歐洲(包括土耳其)和俄羅斯可能就有更緊密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了。俄羅斯向西方傾斜,很可能受到烏克蘭與歐盟先有的密切關係影響,因此,一個新集體協商機構(開始或就是個擴大的歐洲理事會)的地點可以設在基輔,古代基輔羅斯國的首都,設在這裡說明西方已經新生,範圍已經擴大。

美國要是不設法營造一個大西方,惡果隨之而來:舊恨復活,新利益衝突發生,短視的競相結盟出現。俄羅斯可能運用其能源資產,乘西方渙散之際併吞烏克蘭,帝國野心復甦,造成國際上更大的動盪。歐盟消極,個別成員國為追求更多商業機會,會設法自行與俄羅斯達成協議。想想這樣一種景象,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譬如德國或義大利會與俄羅斯發展特別的關係。法國和英國因對德國有疑慮而更靠攏,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則會拚命要美國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結果不會是一個新生的更有活力的西方,而是一個慢慢走向分裂而日益令人悲觀的西方。

複雜的東方

渙散的西方無力與中國競爭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眼下中國沒有再強調那一套意識型態教條,最近的表現因而較能為世人接受;而美國也小心翼翼的避免讓意識型態成了美中關係的焦點。華府和北京都聰明的在全球事務中接受「建設性夥伴關係」的概念,美國雖批評中國違反人權,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一筆抹煞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體系。

但是,不安的美國與過於自信的中國如果陷入越來越強烈的政治對立,雙方很可能會爆發要命的意識型態衝突。華府會說北京的成功是靠專制,有損美國的經濟福利。北京則會視美國的說法在貶低甚至在支解中國的體系。中國還會強調其成功拒斥西方的優越感,爭取那些早已仇視西方又特別仇視美國的開發中國家。這樣的情況有損兩國而於事無補。因此,想到各自的利益,美中會在意識型態上自我約束,避免伸張彼此社會經濟體系中顯著不同的特色而相互詆毀。

美國在亞洲應扮演區域的平衡角色,就像19世紀20世紀初英國在歐洲各政治勢力間所扮演的角色。透過折衝與抵銷潛在對手間力量的懸殊,美國能夠也應該幫助亞洲國家避開為主宰這一區域展開的鬥爭。這麼做的時候,美國要尊重中國在維持遠東大陸穩定中所扮演的特殊歷史與地緣政治角色。針對區域穩定與中國展開對話,不僅會降低美中衝突的可能性,也會減少中國與日本或中國與印度誤判的可能性,甚至在中俄爭取中亞國家與其資源時也能降低雙方誤判的機率。因此,美國在亞洲的平衡角色最終也於中國有利。

同時美國必須認識到亞洲的穩定不能再由非亞洲國家出面維持,更不能靠美軍的直接介入。事實上,美國要去維持亞洲的穩定只會自討苦吃,把華府推回最近幾場天大花費的戰爭中,甚至重演歐洲20世紀的幾場悲劇。如果美國與印度(或比較不可能的越南)再搞反中聯盟,或在日本推動反對中國軍事化,那很可能帶來彼此反感的危險。21世紀亞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平衡,不能依靠與亞洲以外國家組成的軍事聯盟。

美國亞洲外交政策的主軸在履行對日本和韓國的義務,避免捲入亞洲大陸大國間的戰爭。美國介入日本與南韓已逾50年,如果對美國長期以條約做出的承諾有任何質疑,這兩個國家的獨立與自信,連同美國在太平洋的角色全將遭到摧毀。

美日關係尤其重要,在美國、日本、中國間努力締造合作三角關係時,美日關係應起到跳板作用。這樣的一個三角關係產生一種狀況,可以處理中國在區域中身段越來越高所引發的戰略疑慮。就像二戰後的歐洲,如果沒有法、德和解擴及德、波和解,就不會有歐洲政治上的穩定,因此經心孕育中日更深的關係是使遠東更為穩定的第一步。

在這一三角關係框架中,中日和解可以鞏固美中更廣泛的合作。中國清楚美國對日本的承諾極為堅定,美日兩國關係既深遠又紮實,日本的防衛直接依賴美國。東京很清楚與中國衝突就是相互毀滅,美國與中國協議間接有益於日本本身的安全。這樣中國不應視美國對日本防衛的支持為威脅,日本也不應視美中更廣泛的夥伴關係會威脅到其自身利益。日益加深的三角關係也可減輕日本對人民幣最終成為世界第三種外匯存底通貨的疑慮,因而進一步鞏固中國在既存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同時緩解美國對中國將來所扮演角色的不安。

在區域內出現進一步妥協的背景下,在美中雙邊關係擴張的前題下,三個敏感的美中問題勢必得和平解決:第一個問題不久可解決,第二個今後幾年可解決,第三個或需十年上下可解決。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應重新評估在中國沿海的偵查活動,以及美國海軍在中國經濟領域的公海巡弋。這在北京眼裡是挑釁,換作華府也會有同感。美軍的空中偵查任務也冒著引發意外衝突的風險,因為中國空軍通常會派出戰機就近監視,有時還會騷擾美國軍機。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軍力的不斷現代化,最終會坐實美國在國防上的疑慮,其中還涉及美國對日本、南韓的承諾,美中應就其長期軍事計畫定期協商,同時設法擬出彼此的保證措施。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將來的地位會是兩國最激烈爭執的問題。華府已不承認台灣是個主權國家,接受北京的看法,視中國與台灣同為一個國家的一部份。但同時美國還賣武器給台灣。美中不管哪種長期妥協的方式,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一個分隔的台灣,在美國以軍售永遠保護的情況下,只會升高中國的敵意。依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處理香港的「一國兩制」著名公式,但重新定義成「一國多制」予以徹底解決,或可給台北最後與中國結合提供一個基礎,台灣與中國仍可維持政治、社會與軍事的特殊安排(尤其是解放軍不進駐台灣)。不論具體出以什麼樣的方式安排台灣,以中國不斷壯大的實力,加上台灣與大陸日趨頻繁的社會聯繫,台灣能否迴避與中國建立更正式的關係,令人懷疑。」

走向互惠互利的合作

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第一個千禧年的前五百年,歐洲相對文明地帶的政治多半由羅馬帝國同時存在的東、西兩帝國主宰。西羅馬帝國的首都長年在羅馬,經年累月與掠奪的野蠻人衝突。軍隊一直駐紮海外所費不貲的重重要塞,政治上擴張過渡,五世紀中葉時已瀕臨破產,基督徒與異教徒的對立衝突削弱羅馬社會的凝聚力,重稅與貪污癱瘓其經濟。476年奧古斯都被野蠻人殺害後,這個垂死的西羅馬帝國就正式覆亡了。

同時期的東羅馬帝國,不久即以拜占庭聞名,都市繁榮,經濟蓬勃成長,外交與國防政策相當成功。羅馬覆亡後,拜占庭繼續繁榮了幾個世紀。它重行征服老羅馬帝國的部份地區,並一直生存到(雖然後來是經過不斷的戰鬥)15世紀奧圖曼帝國崛起。

五世紀中葉,羅馬的悲慘境遇並未累及拜占庭,那個年代,世界明顯劃分成不同區塊,區塊與區塊間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政治經濟上是隔離的。一區的命運不會直接的迅速影響到別區。不過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今天傳播的即時與轉眼間完成的金融交易使距離變得沒甚意義,世界幾個最先進的地區,其福祉是息息相關的。我們這個時代,跟一千五百年前不一樣,那時西方東方可以各過各的,現在的西方東方,不是彼此合作,互惠互利,就是拚死拚活,兩敗俱傷。

(作者 Zbigniew Brzezinski,原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2012年1-2月號。福蜀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