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會看中國外交和國防的新局面

林國炯


一、2012年中國兩會的特殊意義

2012年3月3日開幕的全國政協十一屆第五次會議和3月5日開幕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有其特殊的意義。其一,這是中國經濟建設「十二、五」規劃的開端,和過去十年的經濟規劃有重大的改變,從經濟高速發展轉為平穩前進,從全面發揮生產力的國家資本主義轉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協調平衡發展的方式,建設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指出2012年的GDP增長規劃定在7.5%,不再以過去追求GDP8%以上(所謂的保八)為重點的目標。同時以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改變以外貿為主導為擴大內需為動力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同時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方面,重視民生、振興教育、改善環保、關注「三農」、縮小貧富差距、加強西部大開發、擴大內需、科技創新等舉措,進行深化改革,朝向社會全面均衡發展的目標。

其二,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即將開幕,將進行領導人以及兩會代表的全面改選。所以今年的各項經濟建設和政治改革都將為本屆領導人的十年政績留下印記,為下屆領導人開創新篇,發揮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作用。此次兩會的召開為今年的政經建設定調,有其特殊的意義。此外,王立軍入美領館事件以及薄熙來被免職和「重慶模式」的爭議,突顯出當前中國30年來改革開放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給中共領導層提出將來中國政經正確發展方向的問題。兩會結束的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把「重慶模式」隱喻為文革運動的可能再度重現,給中國政局的穩定和路線鬥爭增添了新的關切,讓全國人民和國外華人華僑以及關心中國政局的國際人士為之震驚。老子曰:「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熟知其極?」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並存,貪污腐化更是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毒瘤。在中共一黨專政的框架下,當前的集體領導層以及兩會的代表們肩負著為中華民族子孫開萬世太平的重任,必須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開啟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穩步邁向小康社會,切莫陷入歷史興亡的輪迴。

二、中國深入地踏上世界政治的舞台

自2011年開始中國的外交和周邊環境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宣稱重返亞太,構建以日、韓、東盟國家、澳、新、印度等新月形亞洲小北約包圍圈的合縱,圍堵中國。並在東海和南海地區頻頻進行軍演,軍事上威懾中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對能源和資源的巨大需求,進而在澳洲、拉美、非洲和中東地區的經貿投資和開拓,美國和西方國家卻冠以新殖民主義來政治化和妖魔化中國的經濟活動,慫恿當地國刁難中國的走向世界。在中國日益崛起的過程中,近年來中國的外交不得不走出亞太地區,深入地踏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應對各方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國家領導人頻頻地出訪五大洲三大洋的世界各國,逐漸地體現了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最為突出的實例表現在2011年初以來北非和中東地區的動亂,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直接干涉該地區內政,或為石油資源或為推進西方民主價值觀,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行徑暴露無疑,尤其是針對當前的敘利亞動亂以及伊朗核問題。日益崛起的中國既無法獨善其身,也無法繼續韜光養晦,不得不參與其內,何況該地區國家也期望中國有所作為,負起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責任。

在兩會期間,外交部長楊潔篪在記者會中闡述了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全面加強中俄務實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特別是普京於3月4日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及其未來可預見的12年執政期間。 在當前中國面臨美國圍堵的客觀形勢下,中俄的戰略聯盟將是傳統權力均勢理論的體現,為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保障。根據國際現實主義理論,當前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是大國政治鬥爭的自然法則。雖然美國總統和國務卿都否認有圍堵中國的意圖,甚至宣稱歡迎強大和繁榮的中國。但是美國今年初宣佈了「新軍事戰略」以及「空海一體戰」,集合海空軍60%的強大實力進駐亞太地區,在2013年的國防預算中包括研發針對中國防空網的新型遠程隱性戰略轟炸機,外交上積極聯合中國的周邊國家展開合縱之勢,如此等等都無疑地說明了事實勝於雄辯,確實針對中國而來。楊潔篪「中美和則兩利斗則俱傷」的忠告乃恰如其分,近日基辛格也作出了相似的評論,認為中美一旦陷入戰爭必然兩敗俱傷。中美衝突的爆發點在於核心利益,就中國而言不外乎台灣問題和南海地區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關於周邊國家關係,中國強調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信念,大力促進互利共贏的方案,包括「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同時反對南海地區國家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平台,拉幫結派把爭端國際化、多邊化,尤其是反對地區外的國家,美國,參與南海地區的爭議,近年來中國積極進行維護主權的活動,包括加強海空巡視釣魚島海域和南海島礁的力度,特別是近日海洋局對71個釣魚島列嶼的命名舉措。所以,中國近年來的外交活動可以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局面,美國和西方國家把改革開放以來以韜光養晦為主導的羞澀中國外交推向了世界政治的舞台。

2.維護聯合國憲章原則主持國際正義

關於敘利亞自2011年3月以來的動亂,中國和俄羅斯兩次否決了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敘利亞的決議草案,反對聯合國大會提出的類似決議。俄羅斯在敘利亞有其國家利益,而中國在該地區從來就沒有私利。但是,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原則下,中國堅決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利比亞模式再度干涉敘利亞內政,進而孤立和入侵伊朗的圖謀。中國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中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本原則,主持國際正義,維護敘利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內部問題,並派遣特使進行調解斡旋,提出了六點主張。這六點主張是:一、停止一切暴力行動,通過非暴力途徑表達政治意願;二、通過協商達成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三、反對以「人道主義」問題之名行干涉敘利亞內部事務之實;四、反對對敘利亞實施武力干預或強行推動所謂「政權更迭」;五、歡迎聯合國與阿盟共同任命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推動政治解決危機;六、安理會成員應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其中,中國堅決反對美國霸權主義以及西方國家以「人權高於主權」的藉口干涉他國內政,破壞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準則。在核問題方面,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條約,中國反對任何中東地區國家發展核武器,支持中東地區成為無核武器區,同時支持無核武器國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對於伊朗核問題,中國主張以外交談判的方式解決爭議,反對以色列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使用武力,況且至今國際社會並沒有證據表明伊朗正在發展核武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隨著國力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崛起,中國必然要積極和全面地參與國際政治,進入世界政治的舞台,在外交上有所作為,維護國家的安全與核心利益,特別是台灣問題和南海主權。

三、中國國家安全與國防戰略邁向新台階

1.中國國家安全面臨新挑戰

美國於2012年初宣佈了新軍事戰略,並在亞太地區加強軍事實力,更以空海一體戰為契機,使中國國家安全面臨新的挑戰。中國多年來的海軍和空軍實力在質量和數量上與美國相差甚遠,近年來此一落差雖然略有改進,譬如新型戰機、隱形技術、核潛艇等,但是仍然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中國必須在軍事戰略方面有所作為,盡快把國家的軍事實力和戰略部署推上新的台階。

2.中國需要現代化國防建設和軍備

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應該要有輕重緩急本末先後的安排。首先要著重鞏固戰略上「第二次打擊的核威懾能力」,突破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保持核戰略的平衡,尤其晉級新型戰略核潛艇的服役,東風31型系列戰略核武器,包括東風31A型洲際彈道導彈的部署,東風41型洲際戰略核武器的試射和部署,以及其他類型的遠程、中程、巡航導彈等核武器。在常規武器方面,建設航空母艦戰鬥群刻不容緩,至少要盡快組建六個大型核動力航母戰鬥群的海軍實力,維護祖國的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同時大力研發新式武器,尤其激光、電磁、粒子束等定向能和其他高能武器系統。組建信息化作戰能力的部隊以及操作信息化作戰的優秀人才。更要盡快掌握外空戰略的制高點,以及海床洋底的深潛能力。中國的國防建設和軍備發展要有創新和突破,才能踏上戰略的新台階。

3.中國國防預算和軍備開支必須要合理增加

中國的國防要踏上新台階,就必要有相應的國防預算。近十年來中國的國防預算都在10%以上,反映了軍事現代化的需要,但是國防開支占GDP的比例都很小,例如2011年只佔GDP的1.28%。這次兩會中宣佈的2012年國防預算是6,702.74 億元人民幣,相當於1,065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1.2%,然而和美國的7,07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相比差距甚遠。以中國13億的人口數目以及軍隊兵員240萬的人數,加上軍事現代化的需要,我認為中國的國防正常預算應該至少在3,000億美元以上才合理,所以中國國防預算每年增長10%以上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實在某些專項研發,尤其是發展新武器和組建大型核動力航母等項目,應該有額外的預算,才能有突破的成就,才能保持大國間的戰略平衡,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以及領土完整。

4.中國國防預算和軍備開支是公開透明的

中國的國防預算自2007年開始就是公開和透明的。按照聯合國決議的要求,中國每年就各項國防開支向聯合國秘書處提出匯報,編製成聯合國文件散發給所有會員國作參考,所以現在不存在所謂透明度的問題,美日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國防預算透明度的批評無疑是無的放矢。依照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七大類常規武器的進出口或轉讓,即戰艦、戰機、坦克、裝甲車、火炮、導彈、武裝直升機等,中國自2007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秘書處匯報,編入《聯合國常規武器登記冊》,散發給會員國供參考。如此經由國防預算和軍備轉讓的透明度,建立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增加國際間的安全。所以,西方國家對中國國防預算的說三道四是完全別有用心,企圖散佈「中國威脅論」,達到妖魔化中國和制約中國的陰謀。

(2012年3月19日,紐約)

作者簡介:林國炯,政治學博士,聯合國裁軍事務首席政務官(退休),曾任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主任秘書、聯合國裁軍委員會主任秘書,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199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