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人權者紀念二二八！

二二八事變後有關台籍的死亡人數老問題，在2012年的這個一年一度的日子裡，照例引發火花。三月號《海峽評論》再次就具體人數問題已有討論，但不會因此而有所化解。本來事件受難者獲得平反與尊嚴，不是人數問題，炒作人數問題的結果，反而造成受難者的尊嚴依附在人數上。可見，炒作人數問題的目的，不是恢復受難者的尊嚴，而是要製造加害者的罪惡，在炒作者描述中，這個加害者就是國民黨與中國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台獨主張者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利用二二八台籍受難者家屬的受難情緒。

毫不令人訝異的是，曾在過去大肆宣傳黑暗光碟，或捏造馬英九私會賭盤組頭的台獨媒體人，也是繼續炒作二二八事件台籍死亡人數的同一批人。但是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的讀者、聽眾或台獨用躉，也被他們從情感上綁架，好像受難人數愈多，他們受迫害的情感才愈有正當性。那麼，就讓他們繼續誇大下去有何不可呢？

台獨主張者為了讓二二八事件有利他們的政治動員，從誇大台籍死難人數著手，從二萬人到五萬人，再無限上綱到數十萬人，其動機不外乎要將二二八事件編織成無可挽回的一種群體對群體的屠殺記憶，以便製造並延續群體間的仇恨。對付的雖然是馬英九，但他們無視受難者各有不同內生的生命軌跡，毫無憐惜地加以抹煞，好像每位死難者所累積的一個數字，比是誰所代表的什麼人生選擇受到迫害更重要，這點上台獨與國民黨政府的偽人權立場無分軒輊。

兩種態度主導著對二二八的紀念：一種以當前的國民黨高層為代表，主張二二八是政府貪污腐化造成的；一種以台獨為代表，主張二二八是國民黨與中國人迫害台灣人。他們之間有兩個共通點：首先是他們都講人權，但並不在意具體的人權為何物；其次是他們對於每位二二八受難者所影射的多種由時代、歷史與各自人生所鋪陳的遭遇、抉擇、巧合，既不敏感也不關心。因而，所謂紀念二二八受難者的結果，其實是抹煞了受難者對生命道路的有所選擇以及有所不能選擇。

今天，國民黨把二二八的災難以當時政府貪污腐化作為解釋，只是其領導階層擅長的政治討好伎倆，並不是對二二八的真正反省。貪污腐化是今天人們對陳水扁主政的形容，將二二八發生時的陳儀政府與陳水扁政府相比，當然是污衊陳儀，不過馬英九深知，污衊陳儀不會減少選票，甚至運氣到了的話，還有短期開拓選票的副作用。他於是放心加入台獨陣營，在言詞上霸凌陳儀，誣為貪污腐化，但此舉足以讓後世對國民黨高層的陰柔取巧與落井下石的風格，更加警覺。

比揭發國民黨還要重要的則是，如果政府貪污腐化是二二八的主要原因，那麼因為遭到二二八事件捲入的諸多死難者之間，到底各自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人生際遇或選擇，才導致政治暴力降臨自身，就變得無關緊要。實際上，台籍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者，有的是有意識的選擇共同發動，也有的則是基於身份、好奇、情境而被動捲入，還有的是並未捲入而遭誣陷。他們的選擇與際遇重不重要呢？侈談人權者竟不問是什麼性質或什麼內涵的人權受到迫害，而一股腦兒丟做堆，如此一來，讓他們受難的內生的生命軌跡便遭到抹煞，這算是什麼人權概念呢？

如果真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鬥爭的話，恐怕主要還不是台獨心目中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鬥爭。30年前，李筱峰在《思與言》發表的一項研究，曾細膩追蹤了二二八之前的中日文化衝突，說明了二二八事件背後強大的潛流所在。確實，1946年大量返台的台籍日軍乃構成當時愛國青年的主流。然而，即使李筱峰的研究也不能說明的是，死難者中，尚有大量並不屬於效忠皇軍，矢志殺敵，以撲殺支那人為號召的所謂愛國青年。而就算愛國青年是中華民國的國法難容，若放大到世界範圍，或延伸到歷史的長河的話，他們所代表的，也仍然是一種不可誅滅的選擇。

比如對國軍進行勸降的仕紳，便與解甲返台的台籍浪人迥異；同情關心而未直接參與，事後卻仍遭構陷的民意代表與社會領袖，對形勢顯然又有與勸降仕紳不同的判斷與選擇；遑論那些在主觀上不曾參與，而只是遭到池魚之殃的袖手旁觀者。同時，有的人主動曾積極出手之後悄然撤離現場；有的人為了向有權者交心，而提供友人的作為或行蹤給有權單位；有的人接受國民黨的攏絡而蟄居某某委員會。不論哪一種暴沖、誤判、退縮、妥協、隱忍，除了有技術上的對錯與特定社會時空下的道德問題之外，絕無人權上加以一概終結抹煞的正當性。

所有殖民地與後殖民社會都會遭遇認同危機與暴力政治的威脅，但是人們的認識與因應策略則不能規範。這種不能規範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本體必然性，表現出由內而外形成的生命軌跡，以及交錯的軌跡所開展的難以封鎖的集體能動性。故到底具體是什麼樣的選擇，最後遭到政治暴力的終結，必須是人權關懷的核心，唯有保留所有已經發生的生命軌跡才有可能尊重既有的與將有的生命軌跡，促使後人不但注意到人對政治選擇的必然不斷開展，也注意到政治暴力與人的選擇必然有所衝突。

被朝野爭相紀念的二二八事件中的台籍死難者之死，因而是肉體之死，但既然紀念二二八以紀念台籍死難者為重中之重，若不回溯與整理他們肉體之死所不能抹煞的一種在生命本體軌跡上的能動性，而只紀念他們所突顯的群體鬥爭，或一心逃避讓這種鬥爭波及自己，反而是在抹煞他們充滿本體能動性的具體軌跡。如此紀念，每紀念一次，就抹煞一次，其對人權為害之深之速，必有隨時爆發之虞。這就是為什麼國民黨高層愈是規避，就愈是形同把每個死難者與其他所有受難者硬性畫作伙，也當然因為如此而愈是把他自己單調化，於是乎而自己就愈是變成非友即敵的一個顯著對象。

縱容無限上綱的不所誇大受難人數或加害者罪孽的話，正是對具體受難者的蔑視，有如受難若不足兩萬人就不值得重視。在誇大的數字中所隱含的則是對一個具體受難者的蔑視。而這樣對個別人、具體人的蔑視，恰恰是台灣政壇繼續受到粗暴性格干擾，大量以結盟方式侮辱個別政敵，或以眾凌寡為能事的文化得以不斷蔓延的重要心理基礎。二二八事件的回顧不但沒有幫助台灣建立人權文化，反而縱容台獨政客將個人貶抑為分化社會的工具。

台獨勢力不針對二二八受難者具體事跡加以追悼，恢復尊嚴，而以今天的政治與意識型態鬥爭為目的。他們對人數的誇大，就像是台獨用編劇方式炮製的黑暗光碟一樣；國民黨高層夥同他們對當時陳儀政府貪污腐化加以誇大，就像是台獨公然捏造馬英九密會賭盤大亨的選戰伎倆雷同。陳儀貪污腐化嗎？陳儀來台後蟄居台糖宿舍，避以總督自居，是清廉的政客，他是接受日本訓練的軍官，娶日籍妻子，對日軍有好感，又豈會如外傳不懂台灣形勢？他麾下廳處級領導如交通主管任顯群或財政主管嚴家淦等，又豈可能是貪官？美國國務院解密後的報告指出，事件另有其他起因。

參與二二八的主要是戰敗後從滿州、海南、南洋返台的所謂愛國青年，他們政治觀點與國民黨不同，理所當然。就連青年辜振甫也曾參加末代總督安籐利吉策動在台日軍召開的太和行會議，陳儀抵台後立即處決後者，安籐利吉則在遣往上海後自殺，但對台籍青年則未加追剿。國民黨希望爭取台灣民心的願望，數十年不變，儘管成效有限。

誇大二二八死亡人數除了是對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極大侮辱，也反映了國民黨政府藏匿事件報告以討好台獨選民的政治算計。這些朝野之間的輕佻與怯懦，從二二八發生當時延續至今不變，他們對受難者的殘忍與剝削亦延續如常。至於大陸各界習以為常將二二八當成國民黨壓迫台灣人民的政治錯覺，竟然到今天也無大變化，以至於仍然浪漫地以為台灣人民心向祖國，或國民黨在2012年的連任就是選民反對台獨的表現。

知情者或許是不願意忤逆受難者家屬的情感，或許是忌憚於台獨勢力的媒體暴力，而不願意面對死亡人數問題。他們遏制受難人數被誇大的方式，就是回到行政院報告發佈的數字，亦即18,000到28,000之間。比如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就是這個態度，他說，除非有新的史料或證據出現，推算出更精確的受難人數，否則研究報告的數據就是政府的官方認定；但是他又暗示目前沒有用到史料，他於是說，唯有充分發掘二二八史料，透過不同的學術研究，追求二二八歷史真相，才能讓二二八成為「歷史事件」。也就等於是說，既然數字是經過民主程序決定的，而不是檢視歷史資料決定的，他本人是不願意對這個數字負責的。

其實，二二八早有官方報告，包括楊亮功的報告與白崇禧的報告都有死亡人數的詳細統計。這些統計至今不能公佈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擔心會因此傷害到受難家屬的情感，以及引發台獨的攻訐，讓國民黨近幾年來全力討好台獨選民的努力功虧一簣。不過，行政院二二八小組的召集人賴澤涵在2009年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偏偏就語出驚人表示不贊成18,000-28,000的估計，指死亡人數有數以萬計的說法太不合理，應改用數以千計比較合理。如果真的是以政府報告為準，並要求科學估計，則楊、白、賴這三份報告都應該分別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相互比較。

其他關於當時情況的文字紀錄甚多，涉及當事人本人對人數估計，而被外界較少採納的，如楊金虎的回憶，他在彭孟緝攻下高雄市政府事後冒險上街救人，有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又如21軍劉雨卿對率軍登陸後鎮壓掃蕩，並無遭遇真正有效抵抗的回憶，也可以說明街坊對死亡人數的想像實出於對戰場情況的無知。

二二八死亡人數的誇大比賽因而意義深遠，是造假、鬥爭、敷衍與幻想的綜合產品。當年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還是今天政治鬧劇的受難者，對他們虛情假意的平反不會引發反省，反而對他們歷史遭遇表現得最義憤填膺的，或對他們今天的際遇噓寒問暖最慇勤的，就是最侮辱他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