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後兩岸關係發展前瞻

一、例行性政府工作報告：

每年中共的「兩會」召開時，第一個重頭戲就是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不斷成長，在全球經濟緩慢回溫的過程中，大陸的經濟表現極成為重要的支柱之一，因此，大陸的「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成為外界理解和猜測北京當局的年度重要經濟工作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政治建設特別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改革，文化建設特別是文化體制改革；社會建設特別是民生工程的作為及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等方面，都應該是外界理解中國大陸整體變遷的重要文獻。至於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後部份依序有：民族工作、國防建設、港澳工作、對台工作、外交工作等，則屬例行性的報告。此一部份工作內容，各年的差異不大，因此理論上不是外界在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需要太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對台工作，台灣更要注意的反而是「全國政協」的工作報告中對台工作的敘述。因為從中共政權的本質而言，這些工作的分工是由黨來分管，決策和執行的權力也在黨中央及其執行部門，不過為了政府對外工作的方便，掛靠在國務院而已，這是中共政權的特徵之一。

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對台工作而言：溫家寶說：「過去的一年，兩岸關係經受了嚴峻考驗，取得了積極進展。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識」，鞏固交流合作成果，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日益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意願。新的一年，我們要繼續堅持中央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增強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意基礎，拓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要全面深化經濟金融合作，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後續商談取得新進展。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積極擴大各界往來，開展文化、教育等交流，使兩岸同胞聯繫更緊密，感情更貼近，利益更融合。全體中華兒女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此一提法和賈慶林在今（2012）年3月中共中央舉行對台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是一致的，因此，觀察年度性質的中共對台工作，理應更重視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的結論。

二、賈慶林的二份報告：

賈慶林在大陸全國對台工作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的大會上肯定了各有關方面和對台工作系統全體同志作出了突出貢獻。並確立下階段對台工作的方向是：政治上要鞏固「一個中國」框架，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維護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宏觀環境；要務實推進兩岸協商，深化經濟合作；要積極擴大兩岸人民往來，使交流合作成果惠及更多台灣基層民眾；要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這是台灣總統大選後的首次對台工作會議，2月29日至3月1日在北京舉行，舉行的時間晚於往年，應該是為了觀察台灣的大選而推遲的；因此，相信上述的四項工作，不僅是今年的對台工作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長期對台政策的工作方針。

另外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上作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時指出表示，「在兩岸雙方和兩岸同胞的努力下，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得到建立和鞏固，『九二共識』的重要性在島內得到廣泛認同。兩岸關係的改善發展，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兩岸交流合作、協商談判不斷取得新成果。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全面實現，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成功簽署和實施，兩岸人民和社會各界交往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交流格局。」但是「實現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奮鬥。我們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進一步加強同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聯繫交往。」賈慶林進一步詮釋「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對台交流，堅持密切代表人士往來與擴大基層民眾交往相結合、深化文化交流與加強經貿合作相促進，進一步強化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民意代表、社會組織特別是青少年群體的交往。開展促進台資中小企業發展、推動兩岸農業合作等專題調研，認真聽取和反映台灣中小企業和農業創業園台商的願望訴求。拓展河洛文化、文史資料、書畫戲曲、宗教文化等交往途徑，就加強社區文化和生態文化建設等赴台交流研討，不斷拓寬政協對台文化交流合作領域，增進兩岸同胞的中華文化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

這裡指出的就只是對台工作中「政協」的角色，如何配合的問題，不過賈慶林畢竟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負責實際對台工作的主要運作，所以賈慶林的「四要」其後也反應在王毅在騰沖會議的講話上。

三、騰沖的兩岸關係研討會：

中共「國台辦」的海研中心自2003年起，每年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以便搜集台灣學者對當年兩岸關係的看法和意見，今年選在雲南省騰沖縣召開，今年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顯然具有相對不同的意義。

首先這是第十屆的研討會，以中國人重視逢五、逢十的屆別意義而言，今年的研討會相對也比較受到重視，會議的本身就帶有總結、反省、批判與前瞻的意義，與以往單純的年度研討比較不同。

其次是今年的研討會是在年初馬英九總統參選獲得連任的條件下，所舉辦的第一場大型的兩岸關係研討，其意義也格外不同，因此今年的與會學者都只準備發言提綱，而非長篇論文。而且特別選在雲南的騰沖，這是抗戰末期國民黨軍隊與日寇激戰，付出慘重代價，終於收復，而且至今仍保留國軍紀念館的滇西小鎮。選擇此地開會，既代表中共尊重歷史，又代表國民黨終獲戰役之勝，可謂用心良苦，寓意深遠。

其三是今年的研討會特別邀請了三位民進黨的菁英參與研討，在民進黨與共產黨對台灣議題仍存在全面對抗的情況下，此一邀請和此一參與，可以說都具格外不尋常的意義。

本屆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以「鞏固深化，再創新局」為主題，台辦主任王毅在開幕式上講話，指出今後的兩岸關係必須雙方要珍視既有的政治互信，還要加強和擴大此一政治互信，以便「有效地管控分歧，更好地聚同化異」；其次是深化互利合作兩岸經貿關係，還將支持和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和「平潭綜合實驗區」在兩岸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試作用；其三是以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清除文化教育領域的「台獨」思想遺害，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和更加機制化；其四是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要促進兩岸基層交流更加深入、持久和常態化地進行下去，要繼續實施並適時擴大對台惠民政策，以便把台灣民眾的個人的切身利益和事業發展，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王毅的講話可以說巧妙地避開了兩岸政治對話、政治協商的議題，務實地強調了今後四年內兩岸關係能夠實現的，必須實踐的目標；但是這不等於說北京不想啟動兩岸的「政治談判」，應該說北京更清楚地認識到，兩岸政治談判的真正難題，在於兩岸關係的內、外結構制約：外部結構的主因是美國因素，而內部結構的主因是民進黨因素；只有調整了內、外結構制約，兩岸政治談判的前途才能水到渠成，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時期，也只有在簽訂了和平協議，才能算是完成和平統一的初期階段的目標。

從外部結構因素來看，不能不讓我們想到近幾年，在美國的中國學界方興未艾的「棄台論」，當然目前這些論點並非美國社會的主流看法，但是這不能不讓人想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學界鼓吹的「一個中國，但非現在」的觀點，距離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約七年，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約15年，不同的是當時北京沒有遊說團體，現在已經有了像季辛吉的基金會這樣的遊說團體，可以說中共主動而積極地希望改變美國社會的想法，當然以目前的北京形象，這樣的努力效果如何仍待觀察。

從內部結構因素來看，則此次邀請民進黨菁英的參與，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我們相信類似的邀請以後會更多，甚至是在海西區或平潭綜合實驗區舉辦若干只邀請綠營學者的會議，和中共學者直接地、規模地對話和研討，以創造機會增進理解，我們相信民、共學者也會像當年國、共學者一樣，從懷疑、猜忌逐步邁向理解。

四、結 論：

今年是中共「胡、溫體制」實際掌權的最後一年，回顧兩岸分離以來，近十年，特別是2005年國、共和解，特別是2008年馬總統上台以來，兩岸關係大幅和解，兩岸關係大為改善，對中共而言，也是中共對台工作最為豐收的幾年，同時，配合上中共的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兩岸的綜合對比，差距亦越來越大，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上，個人以為：

面對前景中國國民黨應該考慮的是，兩岸關係的發展終就躲不開政治談判，離不了和平協議，那麼國、民之間共識的建立，是否要落後於民、共之間的理解，果如是，則很有可能，使得一個締造現代中國的偉大政黨，最終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中，被邊緣化，悄然退居歷史的角落；反之，中國國民黨就應勇於面對自己的歷史承擔和評價，積極地以經國先生開放探親的魄力，開創歷史，迎接一個質變的兩岸關係新時代。

面對前景民主進步黨應該考慮的是，排除少數激進言論的綁架，以接觸增加理解，透過擴大、持續與全面的理解，才能將主觀地「愛台」作為，和客觀地「愛台」願望相互統一，建立符合現實形勢和未來發展的台灣主體性，以便理性面對台灣的當前的定位，規劃符合實際的未來。

面對前景中國共產黨應該考慮的是，在內、外結構調整的過程，簡單地憑藉中國大陸的崛起，往往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是挫折連連，進一步退兩步，真正有效地作為，除了像王毅主任所說的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視為「是中國大陸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外，更必須將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視為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如果以此思考作為指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部署，則不僅改變中共的形象，而且更有利於建立兩岸之間，三個主要政黨的「兩岸共識」。如此，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積極成果」，必然能如王毅主任所言為「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推進提供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