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萬水我獨行.茫茫大海何處尋?

馬英九的歷史定位與內閣大改組(下)
吳瓊恩
(中國政法大學特聘教授)


4.新自由主義的窮途末路:

二戰結束後,1945年到1975年之間,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命名為「大壓縮的時代」,即貧富差距比二戰前縮小了。但1980年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和1981年的美國總統雷根,厲行所謂新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強調市場機制至上,政府少干預的理性預期學派,反而造成中產階級消失,成為大前研一所謂的M型社會。根據Thomas Piketty 與 Emmanuel Saez的研究,2005年的美國,1%的富裕階層的收入,超過國民總收入的17%。克魯曼認為,20世紀70年代,美國具代表性的102家大企業的高層的年薪,僅為企業員工平均收入的40倍,而到2000年,就已達到367倍。而此期間所得稅卻從50年代末的91%,降到現在的35%,因此純收入的差異還要更大。(以上資料來自中谷巖著,鄭萍譯,2010:22頁)

新自由主義理論以個人為分析單位,強調市場競爭,誰有能力賺錢誰就是英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不關心貧富差距的公共利益問題,只求勝者為王。這種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結合,造成了:1)世界金融和經濟的巨大不穩定;2)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消失;3)加速地球環境污染和食品污染。(中谷巖, 同上,頁4)

這種歐美式的價值已流行了200年,已經難以解決世界的問題。龍應台無知於此,對西方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疏於譴責,卻嚴於責備中國改革開放才30年而興起的「一小部人先富起來」的自然現象,毫無民族同理心。而此次內閣大改組,未見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和財政部長劉億如對縮短貧富差距拿出真正具體可行的辦法。整個馬政府對90年代以來,奉行「小而美政府」,及所謂「顧客導向」,視公民如顧客的民粹主義風潮,導致公民失去對公共利益的承擔責任,和嚴重的貪污腐化現象,並未對新自由主義嚴加批判,整個政府和學術界仍以美國為師,這種所謂「台灣人」毫無獨立自主精神,竟想大言不慚地搞台灣獨立,抱美國大腿混日子,終將因中國崛起而被美國拋棄。

(二)兩岸的共同利益仍然是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共同崛起所確立的發展方向

1.中國正在尋找下一個四/五百年人類的文化發展:

當20世紀初德國的Spengler發表《西方的沒落》,中國人沒幾個人相信;到了20世紀中期,英國的湯恩比發表《歷史的研究》,並提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同樣的,沒幾個人有信心,因為中國人自身難保,那有閒功夫吹吹牛;到了20世紀晚期,1996年Samuel P. Huntinton發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宣告「帝國主義是普遍論必然的邏輯結果」。這些西方菁英對中國文化精神雖未必深刻體會,但已警覺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西方價值並無普遍性。我們的馬政府閣員和輿論菁英,你們沿門托缽效貧兒,以美國為師,拋棄自家無盡藏,流浪中國大陸的海外,有家歸不得,自以為是,何時回歸與認同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崛起,停止熱血沸騰呢?西方文化崛起400年,開始緩慢衰退,歐美200年來功利主義已形成非正義的社會,再加上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大家已看到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中國正在摸著石頭過河,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相信這不僅是中國的道路,更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道路,同時也是世界人類的新方向。西方人或可謂我們吹大牛,中國人應有此信心,就好像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你能想像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結束了中國大陸分裂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歷經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折騰,經1979年以來改革開放的不折騰,立即在30年內就有活力而東山再起。2007年廣東一省的GDP超過台灣,2008年北京的世界奧運會,2009年的60週年國慶大典,2010年的GDP世界第二,2011年中國成為歐債危機的救命符,美國國債的債權人,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中國的和平統一已可預期也。

2.台灣必須以自己60多年來的經驗,擺脫西方意識型態的霸權和美國學術殖民地的牢籠。

1949年以後,因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在美國保護下,早已習慣美式思維,學術上幾乎成為美國的殖民地。50/60年代流行美國的邏輯實證論,兩蔣時代尚有中國民族精神,在美國保護下苟且偷生,尚知保存中國文化的命脈,60年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有可圈可點之處。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年輕人尚有保釣運動的中國民族精神。可惜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推出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精神開始走下坡。到了80年代末期,李登輝上台,中國民族主義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壓抑,90年代後期,愛國學者戴國輝與李登輝翻臉,1999年辭掉國安會諮議委員。2000年政黨輪替,一個虛無主義的陳水扁上台,更無中國民族主義色彩,依賴美國更深更廣,直到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此時,他錯誤地想當全民總統,一味討好綠營,枉費留美博士,有損哈佛校譽,不通民主深義。馬英九並非像陳水扁那樣的民族虛無主義,當然也不是李登輝那樣反中國民族主義,他多少繼承了蔣經國的一點點民族思想和封建殘餘的帝王思想,修養上完全體會不到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所以,筆者想奉勸馬英九好好作個本份的總統,無聖人之智,聖人之才,即無聖人之功,歷史地位如此,自堪滿足於權力的追求,守住台灣以免滑向台獨或獨台,效蔣經國1987年11月開放探親的民族思想精神,再創兩岸關係的另一高峰。馬英九!你要繼續順應民意/討好民意,作個平庸無能,「石火光中鬧不休」的領導人,還是謹記管子:「成大事者不謀於眾」,領導民意,突破現狀,作個開創新時代新現狀的歷史關鍵人物呢!

3.以台灣保存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影響中國大陸實踐人類第三波中國文化的來臨。

所謂第三波中國文化,即中國第一波本土的、原生的文化傳統,以春秋戰國時代為高峰,孔子承先啟後為代表。第二波文化新傳統,是以道家為本,吸收外來的佛教,而在隋唐兩代大放異彩,宋朝達於文化傳統的高峰。此後明清兩代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衰頹,迄今仍未振興。第三波中國文化新傳統的開創從2010年GDP世界第二,中國已有經濟基礎從事吸收人類各支文化的精華,整合消化與旁通統貫,開創以全球為範圍的文化大國,才有文化的吸引魅力,無形中影響台灣和香港的順服,也就是Joseph S. Nye (2011: 37)所說權力的第三面向:「A協助創造與塑造B的基本信念、認知與偏好。B很可能不知道也未意識到A權力的效應。」北京去年10月搞的文化建設有沒有如此高度的認知?1979年林毅夫和吳國禎跑去大陸,那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吸引力;1990年代顏元叔、許老爹、和李鍾桂等一托拉股知名人士在杭州西湖等各地買房子,那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加民生主義的吸引力;此後的吸引力將是文化的吸引力,是中國統一的核心力量。台灣必須加速以其60年來保存中國文化傳統的經驗再度奉獻中國最後統一的力量,才能取得大陸同胞的最後敬意與融合。正如20年前台商協助大陸經濟發展,20年後大陸崛起,台商重要性雖然下降,但只要愛我中華的台商,接受九二共識的台商,老共只有鼓勵歡迎,沒有打壓的道理,好比張榮發和許文龍集團的表現。

4.積極加強兩岸政府與民間各行各界的交流與合作協議,少談反台獨,多做促進兩岸合作的各項協議之落實或實踐,如此不談反台獨,反而朝向統合或統一的目標前進。

北京應瞭解現在台灣的新形勢,台獨聲音已日薄西山,台獨背後的日本勢力或影響力已日漸下沉,可是台灣人還很現實,還不願意與中國大陸統一,仍在美國與中國雙方影響力之下拉鋸戰,中國將來不但GDP要超過美國,回到康熙/乾隆時代世界第一的角色,在學術文化、哲學和社會科學吸引美國,更要修改美國的政治思想,創造符合中國人的政治體制。光講不接受兩黨制、聯邦制、和三權分立的說詞是可以的,但很沒出息。你不要這個,不要那個,你要什麼呢?說出來嘛!這就要有創造力囉!你有政治實務經驗,但沒有中國歷史經驗學問,又不懂西方政治哲學,也就吸引不了人了。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建國更難難在沒有高深的學問。兩岸今後要加強文化思想的交流與合作,多簽協議,多實踐合作;少炫耀財富與權力,少談反台獨,多默默實踐兩岸合作協議,統一自然水到渠成。

(三)台灣發展方向的實踐及可能發生的問題

1.文化建設不宜由拘泥於400年來西方文化意識型態霸權的人來領導。

馬英九的歷史地位要看他有無文化理想,再以這個文化理想指導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的方向,更要有心在台灣,恢復台灣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否則,有經濟成就,已成過去式。有民主成就,還不成熟正在實驗中,不到吹牛的時候。最糟糕者,沒有中國民族精神,沒法凝聚2,300萬人一條心。台灣人本來就是中國人,你可以賭爛中共,但不可忘本,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台灣共和國搞不來,就必須守住中華民國憲法,那你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國人,你要說你是台灣人也OK,那就等同上海人、廣東人一樣都是中國人的地方戶籍。

龍應台在信仰400年來西方文化意識型態的霸權或典範下,偶爾也有精彩之論,例如她在2005年6月23日的《聯合報》E7版《大學,如果沒有人文》一文中說:「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這句話說得很到位,正好給學土木工程的教育部長參考。但仔細觀察龍應台的最高共識單位即典範(paradigm)仍屬於西方文化400年來典範的盛行,因此看貶中國文化的典範,也未能體會當代新物理學典範強調愈是新物理學典範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相通。

筆者在《海峽評論》2006年3月號《 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不為也:龍應台的「價值認同」及中共與馬英九應記取的教訓》一文中,批判龍應台認同西方價值的普遍性,提出中國文明的價值與知識經濟的相關性,指出民主發展道路不可以急切,而且民主政體並不能真正保證憲政人權自由等一系列觀點,可以看出她尚未體會東西方文化的典範移轉早已開始。馬英九沒有這一個體會,不當在此關鍵時刻,任用迷執西方價值的普遍性,而忽視中國文化精髓的人。有人說龍應台是大中華文化者,筆者只能說她是浮游無根的中華文化的宣說者及西方文化價值的牧師。

2.教育問題必須由深切瞭解民族精神問題,體會當前社會「過度理性」與「技術理性」膨脹的嚴重問題者來領導解決:

新任教育部長,由中央大學校長接任。由他成長的背景和經歷來看,此人或許是很優秀的理工研究人員,但是否有人文素養的深切體認則大有問題。當前的教育問題有幾個嚴重性:1)中小學教科書已失去民族精神教育,已讓青少年不知自己是那一國人。郝柏村春節期間考問其外孫女時即有此感慨。四年來,馬政府對此問題屌兒郎當,未能劍及屨及,不敢為天下先,還好意思談將來的歷史地位?2)過度理性(hyperrationality)即指過度理性主義,忽略了應予考慮的情境而使深思熟慮的滿意結果成為不可能,例如在不確定性、曖昧與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仍然要求特別地理性決定(James Bohman, 1996, p.157);3)技術理性過度膨脹,使許多人只講權謀、技術、手段、或效率。

以上三點使台灣的民主政治沒有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終將失去社會的凝聚力,社會資本難免流失,民主體制不易加速成熟。由於過度理性主義,缺乏同理心的厚德,在情勢不明與資訊有限的情況下,立即作出決定,或簡化為人的金錢/利害/性因素決定了人的外顯行為,好像這個世界沒有就事論事的真誠,於是權謀盛起,人性日趨下流而不以為恥。這些都必須在教育過程中培養美學、宗教精神、和哲學智慧,可惜台灣歷任教育部長不是流於功利主義,即陷於事務主義,所培育的人才,不是學歷愈高愈自私,就是我執甚重的一曲之士。吾人對新任教育部長並不寄予厚望,原因即在於此。

3.深切反思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對台灣政治、經濟與財政的負面影響:

上一世紀80年代,歐美國家流行新右派的政治思想,強調小政府的市場機制,以及法制的鬆綁和公民成為顧客的導向。這在法治不健全的國家非常危險,因為實踐檢驗真理的可行性:小政府在當代複雜環境下已不可行;市場經濟主要靠人民自動自發的法治與文化精神;法制鬆綁正好上下其手,貪污腐化;顧客導向變成民粹風潮,公民喪失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

90年代以來台灣許多學者和政客無知,成為美國學術殖民地,跟著喊顧客導向,企業精神政府,強調競爭取代合作,自利成為自然的人性取向,破壞社會和諧與政治腐敗莫此為甚。吾人未見馬政府內閣四年來有此反省。Michael Sandel對民主治理提出政治利他主義(political altruism)取代政治的利己主義,他說:(Sandel,1996:.5-6)公民超越自利而關注較大的公共利益,採取較廣泛而更長遠的觀點,此則必須具備公共事務的知識和歸屬感,關心整體,並與命運休戚相關的社群具有道德上的連結。

Mansbridge(1994:147)認為這種公民精神觀提供了黏合劑,將政治系統結合起來,這就是她所謂的公共精神或政治上的利他主義,與愛和責任相關,具有重要的角色。

以上的話,就可看出李扁政權20年執政,對台灣社會的傷害。馬政府四年來對此像呆子一樣,沒有fu也無能掃瞄環境,新內閣亦未聞文化和教育部長對此提出治理方案,反倒沉浸在行政事務的瑣事上,吹吹牛唬唬人罷了。悲夫!

4.回歸中華文化家園,擺脫精神虛無主義,接受九二共識即同意「不同意」的最低共識指標,等待將來政治談判:

一個沒有文化理想的社會或世俗化的社會,將會導向精神虛無主義。台灣與大陸本來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文化,沒有分裂的理由,只因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分裂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追求而決定了今天兩岸政權的分離。國民黨自1894年即以振興中華為奮鬥目標,後來逐漸失去民族主義的方向,反而讓共產黨接下民族主義的旗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如果國民黨不願重新再回到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方向,最後將會為全民所唾棄。民族利益高於政權利益,「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張學良語)誰背叛這一原則,最終沒有好下場,史有明鑒,歷歷不爽。

所謂「九二共識」,在當代外交上即為agree to disagreement,擱置爭議,爭取最起碼的共識,那就是當前國際政治上,台灣與大陸具有一個中國的共同主權,兩岸主權尚未分裂,有人想要搞分裂,依辯證法,自然要激起反分裂的力量的出現,而且是力量更大的反分裂法的出現,這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沛然莫之能御的洪流。

2月7日下午4:30,筆者率《海峽評論》訪問團,拜訪國台辦時,筆者告訴王毅主任,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理由:1)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主權原則,有主權即有治權,目前的治權涵蓋台、澎、金、馬等地區;2)保衛中華民國政府事實的存在,可以防堵台灣共和國的出現;3)保衛中華民國政府事實的存在,可以作為將來兩岸政治談判的一方主體代表。兩岸一個中國可以等待有利時機來談判,但無力也無必要去鬧分裂自討苦吃。目前的國際政治並無人敢於分裂中國的主權,只有在台灣的少數人見不及此,還要自鬧分裂,豈非螳臂擋車自尋煩惱或死亡?

三、為什麼行政體系讓民眾無感或沒有Fu?

此次內閣大改組,吾人有所憂慮者,即總統及其執政黨,責在策略規劃,行政院及其各部會首長/政務次長,責在策略執行。策略執行比策略規劃還要重要,執行失敗等於完全失敗。為什麼馬英九要向公務行政人員提出苦民之所苦,卻不得其門而入,流於口號呢?此固為領導人個性過度理性,執著依法行政的一體適用性,未能體會情勢複雜的個別差異性,已逐漸成為時代的主流,使法規和程序僵化成為無情的獨裁者:物化的(reificative)獨裁者。人民沒有Fu已算是順民了,否則這個政權早被推翻了。

此次新內閣大改組,吾人所生起的憂患意識,大致有下列各項:

1.行政院長陳沖,是否有系統思考的統合能力?

陳沖是優秀的財經人員,又有法律的知識背景,這一類人才是劉邵《人物誌》上所謂「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流業第三)為什麼因應金融經濟問題,就要讓他當行政院長呢?這種直線思維,即呈露非線性系統思考的不足。如果再加上馬英九「清節之流,不能弘恕。」(流業第三)其格局之小,可見一斑。難怪自馬市長起,幾乎各政務官都像事務官,循規蹈矩有餘,卻不見政策擔當的果斷,因為所有風頭都給他,我雖是政務官,卻恐功高震主,何況他還要選舉嘛!所謂民粹威權主義即此之意也。

2.民意與專業的衝突:

新內閣號稱博士一大堆,過於迷信知識菁英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博士菁英難免沾惹專家傲慢之譏,莊子:「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徐無鬼篇24卷)這些博士專家絕大部份以賢臨人,渺視民意,視為無知之徒,難免走上專業獨裁之路,而與立法院形成溝通失敗的拉鉅戰。這些知識菁英面對社會和政治的複雜性,傾向「過度理性主義」(excessive rationalism)有如前述。所謂「過度理性主義」即忽略有效的公共審議,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多元的非線性互依關係,無法充分理解情境的知識,因而使得理性的公共決定成為不可能。因此複雜環境加上過度理性,使組織更加強調技術與資訊的控制,拙於回應公共批評,閉鎖於官僚組織內部的專業權威。(參考Jong S. Jun,2006,7-8)這種博士內閣曾經在孫運璇時代,由魏鏞宣傳得意一陣子,卻讓孫院長後期慨歎無力感盛行,且後悔重視經濟忽視文化的後果。一流人才能夠駕御變遷,二流人才尚能因應變遷,三流人才等待形勢已不可逆轉,反而唉聲歎氣。國民黨1949年被中共趕到台灣,2000年被民進黨趕下台,喋喋不休鬧了八年,又被毫無遠見氣魄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世人所見者,他們汲汲於權力分配的滿足與不滿足,已難見內在理想與道義的凝聚力,其前途早已不問可知焉。

3.行政人員為什麼無法苦民所苦而麻木不仁沒有Fu:

這當然是官僚主義過度理性化,過度強調一體適用的法規化/程序化的物化獨裁所自然形成的現象。官僚體系強調客觀理性的決策基礎,事實上沒有感覺輔佐或協調一致的理性相當於睜眼瞎。(Goleman,中譯本,2011,61-62)哈佛大學精神病學家Peter Sifneos 1972年提出,有一種心理病態的人叫「述情障礙」(alexithymia),指個體缺乏用語言描述感受的能力,也就等於沒有產生過這種感受。(Goleman,同上,58-59)這種過度理性的客觀性決策,缺乏敏銳直覺能力,很難培養出同理心或同情心,類似所謂「麻木不仁」,對於法規或程序只知客觀的、一致性地處理,對於個別差異的判斷缺乏敏銳的直覺,因而無法作出真正公平的處理。例如同樣罰款五萬元,對富者未必起到有效的嚇阻作用,但對貧者可能起到過份處分的傷害。中國文化的禮治重視人倫關係的差異性與西方文化重視法治關係表面上的一致性,可以辯證的綜合起來,創造第三波中國文化的新氣象。所以,公務員的訓練,此時此刻不應以博士專才為傲,但也不必排斥這種專業權威,重要的是,培育情理交融的均個性,避免過度理性的決策。凡此問題均應在教育部和國家文官培訓單位改變教學或教材內容,積年累月改變國民的個性,自然會提高文化素養,解決有Fu沒Fu的問題。

四、結語:

中國統一即兩岸同胞共同的幸福指標,其勢已不可逆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馬英九能否突破現狀,做一個平庸無能的爛羊頭或歷史留名的總統,幾乎全繫於實踐此一理想的程度而定。台灣400年來歷經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吸收歐洲文化、美國文化、和日本文化等多元文化,而存在於今天的樣貌。吾人深信以中國文化淵源之深厚流長,以及過去歷史之豐富經驗,當有能力再度吸收而融會貫通西方文明,再創新時代的新文化。

馬英九將來的歷史地位必將在這個歷史文化發展的背景下量他的執政意義或價值,若無此高度視野,那馬英九也不過是人生旅途中因緣際會,玩了八年總統遊戲,過過癮頭罷了。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人生除了權力的追求與滿足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追求,無此深切體認,奢談歷史地位,都是「有身如被夢勾留,石火光中鬧不休」。【全文完】

參考書目

  Bohman, James, 1996.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Goleman, Daniel. 2011.《情商》中譯本。楊春曉譯。北京:中信集團。   Jun, Jong S.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Mansbridge, Jane. 1994. 「Public Spirit in Political Systems.」 In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ed. Henry J. Aaron, Thomas Mann, and Timothy Taylor, 147-7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Nye, Joseph S. The Future Of Power,李靜宜譯,2011, 台北:天下文化。   Sandel, Michael.1996. Democracy's Disconten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谷巖(日)著, 鄭萍譯,2010,《資本主義為什麼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