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文明衝突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由大陸作家莫言贏得，全球華人莫不興奮和鼓舞，唯大陸「自由派」和海外「民運」份子異議和反彈。反彈的理由都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學的，說莫言是「紅色作家」，不該得獎，得獎是為了討好中共。

諾貝爾文學獎及和平獎向來是帶有強烈的政治性，是以西方意識型態掛帥的。尤其從冷戰時期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文化戰略工具。

當年蘇聯的異議作家巴斯特納克以《齊瓦哥醫生》獲文學獎，遭不得參加頒獎典禮；索忍尼辛獲獎後不肯出國領獎，以免被放遂，結果被蘇聯當局押上飛機送往西方國家流亡，直到蘇聯瓦解才回國。和平獎則頒給沙卡洛夫，也是蘇聯著名的異議份子。戈巴契夫也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作為他裂解蘇聯的補償。

諾貝爾和平獎還頒給過韓國的金大中，因為他的「陽光政策」促成了朝鮮半島的和解，並親自到平壤與金正日握手言和。這邊這隻手的金大中得到了和平獎，但另一邊的手金正日卻仍然是「邪惡國家」。難道這不是政治使然嗎？

和平獎沒頒給和金大中和解的金正日，卻又頒給了剛當選上任不久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是頒獎給美國嗎？但美國是二戰後，全世界對外出兵戰爭最多的國家。是頒獎給歐巴馬嗎？當時歐巴馬剛上台還沒有政績，而且小布希時期發動的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還沒撤軍呢。

獲獎後的歐巴馬更是只有恐怖而無和平。歐巴馬竟然不經逮捕、審訊、判決的程序即直接命令「海豹部隊」入侵巴基斯坦賓拉登的匿藏處，當場格殺毫無武裝和抵抗的賓拉登。試問國際法何在？美國的法制何在？人權何在？

歐巴馬還介入利比亞的內戰，推翻格達費，希拉蕊還去叫囂「殺死他（格達費）」，而致使格達費被擒遭受毆打後被殺死，並暴屍街頭。

格達費執政42年，雖一人（黨）專政，但也都定期選舉，並且造就了利比亞成為北非生活水平最高，社會福利最好（教育、醫療免費、住屋公費）的國家。格達費死後的利比亞則部落內戰不已，成了恐怖主義的鬼城，反抗的恐怖流血事件不斷。

歐巴馬還在白宮遙控無人飛機炸殺匿藏在國外的恐怖份子，包括擁有美國身份的公民，而遭到《紐約時報》質疑美國總統有這樣不經審判而殺人的權力嗎？

今年的和平獎也揭曉了，居然是歐盟獲獎。自冷戰以來從大西洋公約到歐盟，都是美國的扈從。美國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歐盟都是幫兇。

自冷戰結束後，西方文化戰略的目標從蘇聯轉移到中國，達賴和劉曉波都得過和平獎。達賴外表上給人印象是和平的宗教（佛教）領袖，但實際上，卻是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50年代從事西藏武裝暴動的主謀，失敗後叛逃國外，一直是中情局分裂中國的工具。劉曉波則主張中國應該被殖民統治三百年，才能「現代化」。達賴和劉曉波的主張如果實現的話，中國能不分崩離析，內戰不已，有如今天的回教世界嗎？連歐巴馬、達賴、劉曉波都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試問，將「文革」撥亂反正，帶領13億人脫離貧窮飢餓的鄧小平又該獲得什麼獎？但鄧小平卻是美國所指責「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

所以，最近，西方媒體也有人提出對歐巴馬、劉曉波之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質疑，認為不符諾貝爾設置和平獎的宗旨。

另外，在莫言之前，諾貝爾文學獎還給了高行健。高行健是流亡到海外的法籍華裔作家，他的文學成就，我們不予評論，但他對中國的痛恨到不肯承認自己的中國淵源。

大概沒有人可以否認，長期來，諾貝爾和平獎具有強烈的西方政治立場；其實，文學獎也不遑多讓，所以，已逝的法國哲學家沙特，當年就拒領諾貝爾文學獎以示抗議。

莫言得獎，全球華人莫不感奮，因為這是被視為世界最高榮譽的獎，其實也只是西方世界價值觀和意識型態下的最高榮譽。還是莫言自己說得最對──「獲獎並不能代表什麼」，真不愧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應有的胸襟和見識！

文學是人類生活的反映，包括喜怒哀樂，包括吃喝拉撒，當然也無法自外於政治。作為一個人的莫言應有莫言的政治，作為莫言的文學也當有莫言文學的政治。莫言的政治可以等於莫言文學的政治，也可以不等於。莫言獲獎不是以莫言的人獲獎，而是以莫言的文學獲獎。

或言，文學有二派，一曰：「為藝術而藝術。」而有所謂「純文學」。世上或果真有所謂「純文學」，我們姑且不論。

以中國文學的傳統言，有兩大源頭，一是《詩經》，一為《楚辭》。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班固說「詩」是「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漢書‧食貨志》。

《楚辭》最有名的是《離騷》，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

《詩經》和《離騷》都不是「為藝術而藝術」，或為「文學而文學」。至先秦諸子，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謂：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六家不但不是「為藝術而藝術」，反而是「此務為治者也」，是政治掛帥的，是以「治國、平天下」為目的的，或以解除人民困苦為目的的。

雖「漢代文章兩司馬」，但也有古詩十九首，皆反映民間疾苦，和怨歎征戰。

魏、晉、隋、唐溺於玄、佛，或香草、美人之類，而有韓愈奮起，恢復古文，倡「文以載道」，而得到蘇軾的讚譽：「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以載道」的「道」就是「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道」，韓愈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

莫言的文學不能說沒有政治，沒有「道」。莫言的作品寫的幾乎全是他家鄉山東高密的農民生活，鄉野傳奇，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最低層，是歷代備受壓搾和剝削的階級，也是歷來最沒有聲音的階級，平日逆來順受，只有民不聊生之時，才會奮起推翻政權。

莫言的作品雖寫的是山東高密的農民，但具體中具有普遍性，因此，莫言的文學也使他成為普遍的中國農民的代言人。中國農民至今還佔有中國人口的七、八成。

莫言以其文學的技巧，表達了中國農民的感情、生活、和刻苦奮鬥不懈的精神。莫言的文學有政治，但其政治又何罪之有，而值得那些自命「自由派」和「民運」份子的撻伐嗎？面對著洶湧而來抨擊，莫言沒有說錯，「很多批評的人，沒看過我的書」。所以，「自由派」和「民運」抨擊的不是莫言的文學，也不是莫言文學的政治，而是莫言這個人，和莫言這個人的政治。

莫言這個人，生長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家庭被評為「中農」，家鄉高密是處於貧窮落後的農業地區，讀書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後參軍，自學，而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也會成為「自由派」和「民運」抨擊的對象嗎？顯然，莫言被抨擊的是他的政治立場。

莫言是共產黨員，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和參與過書寫（肯定）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

要如實的評論中共，也不能簡單的看待。「文革」後，中共曾內部評價毛澤東是「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這是中共角度。我們對中共的評論，至少得分三個時期，一是革命鬥爭時期（1921-1949），二是階級鬥爭時期（1949-1979），三是改革開放時期（1979－）。

莫言生於1955年，是階級鬥爭時期，成名於1980年代之後，當是改革開放時期。莫言肯定的共產黨當是改革開放的中共。

今天的中國大陸雖未實行完全的西方民主政治，但改革開放的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下，以30年時間，完成了歐洲三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帶領中國脫離貧窮落後，讓13億人民基本溫飽。在世界經濟不景氣中，一支堅挺，並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經美國皮尤（Pew）公司的民調，人民的滿意度連續五年，為世界各國之冠，遠遠超過美國。這難道不是有功於中國人民，有功於人類（13億人是五分之一的人類）嗎？莫言當以這樣的共產黨員為榮，為傲。又何能動搖莫言的道德立場。只是這些「自由派」和「民運」見樹不見林。

或受中共提拔而為作協副主席。莫言在中共統治下，而為最被剝削，最困苦的農民代言發聲，而受到中共提拔，這只能證明中共是真正中國農民的黨。莫言的獲獎證明了他的文學才能，不但副主席是實至名歸，也證明了中共是「伯樂識駿馬」。

或言，《延安文藝講話》，是講於1942年5月，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時值抗戰期間，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文學當然是動員人民抗戰的一支精神力量。當時中共所處的地方是偏僻的農業地區，除了作戰的軍人，就是農民，再加上共產黨意識型態強調的工人階級。《講話》的內容主要是在強調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用群眾的感情，群眾的語言來創作，作品才能感動群眾。內容中，也批判了「超階級」文學的梁實秋，和「漢奸文學」的周作人、張資平。

關於《講話》，我們也認為應分二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講話》的內容。一方面是以《講話》為工具整肅作家。

以內容言，我們可以不同意毛的主張，但他也是「一家之言」，韓愈可以「文以載道」，毛澤東為什麼不可以文藝「為工農兵服務」？

尤其是莫言的文學，就是以農民的感情，以農民的語言，寫家鄉農民的生活。是毛澤東《講話》肯定了莫言，當然莫言要肯定毛澤東《講話》。否則，豈不是莫言自我否定？

莫言有拿過《講話》整過人嗎？如果有，請「自由派」和「民運」舉證出來，讓莫言的道德人格「一刀斃命」。

從冷戰以來，不但諾貝爾獎成為西方的文化戰略工具，其實中國（含台灣）的「自由派」和「民運」也成了西方的文化戰略工具。

莫言獲獎所受到的抨擊，其實就是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生前所言「文明衝突」的現象。

近代中國有「三挨」－－挨打、挨餓、挨罵，現在挨打和挨餓基本解決了。挨罵則涉及意識型態和價值判斷。連獲諾貝爾文學獎都要挨罵，可見建立中國獨立自主的意識型態和價值體系的「軟實力」，當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當務之急。

審查委員會為什麼把諾貝爾獎頒給莫言，除了審查委員會所強調的文學之外，也許魏京生說對了──「為了討好中共」。為什麼要討好中共，也許是中國已強大到讓西方不能不重視了。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新圍堵」中國大陸，但諾貝爾審查委員會已「春江水暖鴨先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