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改變了中國

一、中日關係：鄧小平在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訪問日本。鄧小平訪問日本之前，已完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兩國不謀求霸權，自我約束，這是國際條約中的一項創舉，對今後以亞洲為中心的國際形勢產生重大影響。鄧小平向日本人承認中國科技的落後，要善於向日本人學習，加速中國四個現代化。

二、中美關係：鄧小平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訪問美國。鄧小平的訪問，確定了中美關係今後發展的幾個方向：1）兩國密切合作，共同面對蘇聯的霸權主義；2）鄧小平訪美十天後，開始進行懲越戰爭，以防止蘇聯窺伺東南亞的基地；3）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意向，而非承諾。除非遲遲不談判或蘇聯人進入台灣，才會對和平方式失去信心。1981年4月28日美國總統雷根訪華，是中美建交後第一位訪華的在職總統。鄧小平向雷根說：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並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主張。

三、中英關係：鄧小平執政時期的中英關係，主要是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自70年代初，鄧小平即與港督麥理浩（1971年就任），首相希思和撒切爾夫人打交道。香港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要點：1）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2）1997年後如何管理香港，以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3）從1982年到1997年的平穩過度問題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鄧小平提綱挈領，化繁就簡，很漂亮的解決：1）主權收回是絕對的，沒有討論的餘地；2）97後治理香港問題，先把解決台灣「一國兩制」的政策，用來解決香港的治理問題；3）有關平穩過渡問題，中英雙方最後簽訂《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12月19日）解決了這個問題。

由此可見，鄧小平是一深切體會中華民族苦難的偉大愛國者，主權沒商量餘地，到時候就必得歸返，否則將對不起老祖宗啊！這裡面含藏了多少血淚！多少苦難啊！鄧小平不愧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至於「一國兩制」治理香港問題，更是富有天才創造，英國人會治理香港？中國人就不會嗎？簡直是笑話嘛！至於平穩過渡問題，你英國人不要搞鬼即可，我中國人在民族大義面前向來會凝聚成塊的，不用耽心。後來的歷史驗證，香港問題的解決可圈可點。

四、中蘇關係：中蘇關係恩恩怨怨長達30年，到了70年代後期想要做到中蘇關係正常化，必須解決三大障礙：1）中蘇邊界地區，蘇聯陳兵百萬問題；2）武裝侵入中國西邊的鄰居阿富汗問題；3）蘇聯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問題。這三大障礙在1989年5月戈巴契夫訪華四天後全部解決，完成中蘇關係正常化。更可貴者，鄧小平對蘇關係作到了：1）平等相處，今後沒有老子黨問題了；2）獨立自主，有合作沒有依賴關係；3）把馬列主義用到中國來，沒有固定模式，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

由此可見，鄧小平在80年代後期，他的思想已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問題。90年代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90年代中期，北京學術界還有一群書獃子在吵「姓資」、「姓社」問題，自認高明要指點江山，實際上在見識和能力方面差鄧老爺子多多矣！

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鄧小平在執政時期與退休時期，與菲律賓、緬甸、印度、巴西、莫桑比克、津巴布韋、朝鮮等各國政要均有往來，鄧小平均強調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往來；更強調發展中國家沒有固定的發展模式，要根據自己的條件去創造未來，鄧小平還謙虛地要他們瞭解中國發展不成功的經驗。

至於鄧小平主政時與法國、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的外交關係，因篇幅所限，不再贅述。總之，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途，鄧小平主動積極創造了世界和平的環境，奠定了後來中國突飛猛進的經濟成就：1999年GDP世界第七；2007年廣東一省的GDP超過台灣；2008年舉辦京奧；2009年60週年國慶，13億人已無帝國主義侵侮中國人的恐懼；2010年上海世博會，GDP已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2012年歐美經濟陷入困境，中國經濟相對來說最好。如果沒有鄧小平的豐功偉績打下基礎，中國人今天會是什麼個模樣？緬懷先人，想起孔子：「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宜見大不見小。

五、鄧小平政治人格的特質

鄧小平是怎樣的一個人？早在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參加蘇聯10月革命40週年時，他在回答赫魯曉夫「誰來接班呢？」這個問題時說：「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說：「第一個是劉少奇，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個就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赫魯曉夫點點頭說：「是的，這個人可厲害，我跟他打過交道，1956年他來了，你可別看他個子矮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潘敬國主編，2010：6-7）

1979年1月與中共建交的美國總統卡特也曾評論道：「鄧小平與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他從不糾纏於過去的錯誤或誰該負責。」（傅高義，2012：45）

1.堅持原則的正確性，永不悔改：前述毛澤東曾評價鄧小平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年輕時為了救中國，與當時的中共革命家找到了馬克斯主義對付資本主義的剝削。事實上，早期中共革命家對馬克斯理論理解有限，頂多對資本家的剝削性格有某種實感上的認識而已。但當時欺侮中國的儘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革命的方便，以及1917年蘇聯革命的成功，亂局中馬列主義成了中國革命的一盞明燈。所以，杭亭頓才有國共內戰都是西方文明價值的內戰之言。可見在工業文明盛行的世代，中國文化價值的優越性，已然失去文化的吸引力，直到80年代，西方有識之士覺醒，才發現中國文化價值確有高於西方文化之處。80年代末，當中國學界以《河殤》詆毀中國文明時，澳洲有兩位學者Reg Little與Warren Reed發表《儒學的復興》一書，強調儒家文明價值將取代基督教文明，而盛行於世。90年代的杭亭頓又說保衛西方文明的衰退，是因其獨特性而非其普遍性。1996年9月，在北京召開「展望21世紀論壇」，季辛格、舒爾茨、施密特、李光耀、竹下登等世界政壇和學界知名人士都參與盛會，其中法蘭西學院院士佩雷菲特歸結說：「孔子那筆精神財富要比現代的生活方式、……要比半個世紀來採用的蘇維埃方式和美國方式存在更持久；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有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礎。」（《儒學的復興》，1999：156）

鄧小平終其一生雖然一直在尋找救國和建國之道路，在江西南昌勞改時仍不改其志，始終以毛澤東為老大，絕不公開批毛。在1976年毛即將過世時，希望鄧能從「專」向「紅」調整一下路線，鄧始終不改其志，毛亦未接受四人幫的建議，仍保留鄧小平的黨籍，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加速科技和教育的進步，因為鄧小平知道，中國落後西方太多太久，改變中國不在姓資或姓社的問題，意識型態只是服務於現實需要的工具。

鄧小平自幼深受儒學教育，是真正中國人民的兒子，就必須走一條真正中國人的道路，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在80年代末就摸索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路線，更恢復了儒學的傳統和道家「善於守拙．絕不當頭」的精神，使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西風東漸」和「西風漸微」的關鍵轉形當口，有了獨立自主的信心，和遠大的光明願景。這一層政治與文化的歷史意義，豈是中國通的洋人傅高義所能理解的呢？

2.實事求是的實用主義性格：鄧小平年輕時就懂得先掃瞄環境再確定行動意義的策略思考，此即看出他卓越的領導能力早已隱伏在他的個性基因中。他在1926年8月12日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即在課堂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週遭環境變化而定。」善哉！清政府自乾隆以來，一直昧於西方工業文明的崛起意義，所有改革均陷於被動而起，無法視週遭環境變化而確定應予調整改革的步驟，終至失去競爭力而導致政權瓦解。鄧小平掌權後，此一實用主義性格未變，他要搞好外交關係，創造和平的環境，才能繼續搞改革開放。甚至於改革開放10年後，自然衍生民眾期望升高，將導致政府一時的「不可治理性」（ingovernability），在1989年經濟尚未成熟，民主尚無基礎的情況下，貿然貶抑中國自家文化，以自由女神為師，其後果必將盲亂有如蘇聯解體那樣的亂局，那將不堪設想，何時再能由亂而序，繼續改革開放呢？這是簡單的實用主義思維，可往往成為單向度思維的學者或學生，因生活經驗不足而產生了盲動或激動誤事的後果。此必有大智大勇如鄧小平者才敢於拍板作出果斷的決定。何況許多學者學生不知當家難，不瞭解美國干涉內政之可惡可怕，你在美國干政的壓力下，是妥協變成沒有自主的奴才，還是扛得起大國的獨立精神呢？鄧小平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務實的英雄，他說：「前不久，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未捲入中國的動亂，用中國一句話來說，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們同美國處在一個不愉快的階段。美國政府領導人表示希望結束這一不愉快的階段，我們也有這個願望。」（潘敬國主編，2010：425）這種處變不驚，臨難毋苟免的智勇雙全者，實非局外人所能理解，什麼柴玲、吾爾開希、王丹等一桿子所謂民運人士，認知上叫一叫很容易，在大局大節上扛不扛得起又是另外一回事。孔子曰：「君子可以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以小知，不可大受。」即此之謂也。因此，89「六四」那一場風波，若無鄧小平果斷決定，中國恐將像蘇聯解體那樣，或成為今日中東的亂局，已可看得十分清楚了。

3.堅守黨紀，先公而後私：鄧小平自留學法國入黨後，終生嚴守黨紀，先公而後私。1926年11月5日蘇共在鄧小平即將結束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習時對他的評價是：「他是個嚴守紀律、做事一貫的人，而且學習能力強。他通過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工作，累積了豐富經驗，變得十分成熟。他積極參加政治工作，在人際關係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屬於最優秀的學生。」（傅高義，2012：71）這個評價驗之後來的表現，鄧確實如此。鄧小平一心一意要救中國，雖然遭受三次整肅（1932年在江西蘇區；1966年文革受到批判軟禁和1969年至1973年在江西南昌的勞改；1976年又挨批），鄧小平始終立場一貫，偏向務實專業的立場，沒有因為紅勝於專而頑固堅持意識型態的正確性，「能夠做到不論憤怒還是受挫都不形於色，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決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對黨和國家需要的認真分析之上。」（傅高義，2012：50-51）「鄧小平不喜歡報復，但只要他斷定符合黨的利益，即使是對他忠心耿耿的人，他也會將其革職。」（傅高義：2012：51）「鄧小平堅定地為黨和國家謀利益，不為自己的朋友撈好處。……他明確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親密的同事都是為共同事業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組織的需要之外效忠於他的朋友。」（傅高義：2012：52）鄧小平這種有組織紀律，公而忘私的品格，不僅在中國大陸日漸稀少，在台灣的政界更是鳳毛麟角。由此益見，鄧小平是一位真正愛國家愛民族的偉大革命家和政治家，更是催生21世紀中國崛起的偉大改革家和奠基者，此當非溢美之辭，確為務實之評語。

4.通才治國，不忘本：鄧小平一生中是屬於那種「君子不器」的通才型領導人物，他1927年從蘇聯返國後，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上海的地下工作；25歲領導廣西的城市暴動；追隨毛澤東在蘇區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並參與長征和遵義會議。1948年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擔任總前委書記，負責指揮50萬大軍；1953年至1954年，他擔任財政部長；1956年到1966年，他擔任10年的總書記；1974年他又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第二年即1977年重新工作，開起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大業，直到1989年逐漸退隱為止。鄧小平的工作或才幹，橫跨黨務、政治、軍事、財經、外交等領域，可謂中國當代領導人物中少見的既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通才型人物。

Michael Maccoby（1977：125）指出，有一種領導人才或管理人物屬於精明幹練型（gamesman type）充滿了外表似乎弔詭的情況：

他是有思想理念的，然而也是精明務實的；合作的，又是高度競爭性的；熱心的，又是冷靜超然的；誠懇的，而又難以捉摸的；施恩的，而又無情的；精力充沛的，然而好像又有所不足似的。他一方面是嚴肅認真的，同時又像孩子氣的眼中閃爍頑皮的樣子。

以上這一段話雖不足以形容鄧小平的領導能力，因為只就外像形容之，大體近似而已。但中國的政治人物，還要從他的內心世界如何因應外在世界的刺激反應而觀察那無形無像，屬於「內容真理」（intentional truth）的修練功夫，莊子：「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田子方篇）鄧小平的領導魅力不是從外在的職位或名器上即能觀之的，他有宏觀的戰略思維，雖擅長抓大放小，具有幽默的性格，又有說服他人的執行力，可謂具有前述所引孔子的憂患意識與情理交融而不忘本（心心唸唸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通才型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中華民族史上定當永垂不朽的英雄人物，其事功和內練功夫，亦難由西方所謂中國通所能深刻體會的。

六、結　語

鄧小平的成就與他的政治人格是不可分割的。他從小接受儒家的師塾教育，成為最高領導人後，又不以「天子」自居，更不重視組織中的個人作用。蘇聯解體後，他更勉勵國人「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充滿了道家的領導智慧。他是從中國文革後期亂糟糟民窮財盡的局面，在二、三十年內翻身成為國際大國／強國轉形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古今中外歷史上，這種一流人物不多見。本章結語將最後總結下列要點：

1.他的政治人格具有莊子「形莫若就，就而不入；心莫若和，和而不出」的特質與智慧。鄧小平未成中國頭號領導人之時，他要先順應老大毛澤東的浪漫性格，縱使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絕不會公開批毛，這就是「形莫若就」，但這種遷就並不表示他完全與毛同一路線，仍保有距離，這就是「就而不入」。鄧小平的一生，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局面，他先要順應環境，這就是「心莫若和」，但他要改造環境，改變中國，振興中華的志願，暫時不表露，以待時而動，這就是「和而不出」。鄧小平的一生也就表現了他原則性和靈活性並存，相互為用的智慧與特徵。

2.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與歷史意義：他是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位掌握充份實權，具有國際視野，又有豐富政治經驗；既能指揮百萬大軍，又能治理國家的通才型政治家。更難能可貴者，面對東西方帝國主義，他毫不怯懦，一心一意要讓中國這個國家站起來，這種民族主義的精神內蘊，實非當代空想的自由主義者，所能深深體悟，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不是外黃內白、非中非美或非中非日，非中非俄的敗家子。他的成就是中國1820年GDP世界第一以後，因落後挨打，然後在1978年才有了歷史機遇，創造了國內外和平穩定的環境，在30年左右使中國至2010年終於達到GDP世界第二的地步。他在有生之年做了他該做的偉大事業，他的未竟之業，自當留給後人繼續完成。

3.鄧小平與孫中山均無帝王思想，孫中山一生坎坷，力量不足以號令天下，完成救中國的宏願。而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均難免受帝王思想的傳統羈絆，即使蔣經國時代仍有帝王的殘餘思想，例如總統府仍有「文學侍從」這樣的職稱。惟有鄧小平深挈道家思想，既能淡薄權力，三落三起，又能不為權力所迷惑，而有效運用權力，抓大放小，領導挽救中國的戰略方向並逐步走上富強的康莊大道。論人品論事功，鄧小平當在蔣介石與毛澤東之上。蔣雖有領導八年抗戰之功，毛雖有建國一統中原和韓戰之功，可惜均擺脫不了權力的牢籠，又好權力鬥爭，打擊或報復政敵，在救國救民的胸襟和民族大義上，均稍遜鄧小平一籌。以此論之，自1840年以來挽中國於將亡，立中國於不敗之地，雖孫蔣毛各佔一席之地，但總體而言，鄧小平當屬第一位，後之論史者，當不虛吾之此意也。【全文完】

參考書目

《新譯孔子家語》1996.台北：三民書局。

《莊子》《田子方篇》

傅高義（EzraF.Vogel）2012.《鄧小平改變中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潘敬國主編2010.《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Little,Regand and Warren Reed.（范道豐譯）1999.《儒學的復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Huntington,Samuel P.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Inc.

Maccoby,Michael.1977. The Games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