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得失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中共的經濟偉績

自由主義經濟論者說，中共的六四事件和東歐事件證明社會主義已經沒落，已經喪失了生命力。

這樣武斷的論斷顯然過於自信和失之輕率。從中國現代化的經驗來看，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化的理論和體制，其所取得的成就證明它具有無限的潛力和活力，其所碰到的問題和挫折只不過顯示它正處於稚幼的初級階段，還需要汲取最大量的先進經驗才能趨於成熟。

從經濟領域來看，當代的歷史證明，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快速地擺脫依附和被剝削、克服落後狀態，走上獨立自主，最切合時宜的道路莫若社會主義。

大陸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其經濟發展的成敗得失應該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何新在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中冷靜而客觀地分析了大陸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點和弱點，頗能發人深思。

何新確信社會主義是人類通向正義之路，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前途，不論道路怎樣曲折，最終是不可避免的。在社會主義處於空前低潮的今天，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甘犯眾怒，表明他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份道德勇氣確屬難能可貴。

談經濟問題，不能離開事實和數據，否則易流於空談妄論。

首先列舉一些基本數據，來證明中共自1949年至今的四十多年來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所取得一些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

在1990年，大陸的礦產四億二千萬噸，經濟作物如棉花、肉類如牛羊產量均居世界首位，煤產十億九萬噸，鋼產六千五百萬噸，油產一億四千萬噸，發電量6 ,150億千瓦小時。

這是衡量大陸國民經濟水平的幾個基本數據。概言之，中共的國民生產值居世界第八位，工業總產值居世界第三位，農業總產值居世界第一位，總體經濟力（包括國民總產值、國民收入、主要工農產值，居世界第八位，僅次美國、蘇聯、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

目前，大陸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換言之，大陸已經具備了一個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強大的物質基礎。

知道1949年時大陸老底子的人，看到這些數據和事實，應該不會不承認這是了不起的偉績；甚至說它是經濟奇跡，也不為過。〔註1〕

這些事實和數據還為下面兩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問題提供了答案︰

第一、中國何時可致富強？目前大陸中國基本上已經實現了晚清同光以來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富國〔註2〕強兵的目標；

第二、走什麼道路可致富強？1949年以來的大陸中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不是在資主義經濟體制下實現了這個富強的民族目標。

歷史已經作了結論，但是有些人還是想翻歷史的定案，便說今天的大陸仍然貧弱，仍待他們去拯救，去推翻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搞自由市場經濟。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言論自由，只好讓他們睜著眼睛說瞎話了。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得

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可以使大陸中國快速地達到今天的國富兵強之境呢？

何新為這個問題提供了頗為令人信服的解釋。何新主要列舉了三點︰

第一、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一點不錯，這四十多年來，中共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技術，搞了水利建設、油田、一星（人造衛星）三彈（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等基本設施和國防建設。就拿去年亞運會來說，北京滿城花海，這上百萬盆花，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由於費用過高，恐怕不易辦到。

第二、對外有力量。這也極其重要，有人說，共產黨人在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共打了三次對外戰爭，即韓戰、中印戰爭和越戰。這些戰爭，不僅具有政治和軍事意義，也具有經濟意義。

沒有政治和軍事上的獨立自主，根本就談不上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今天的海灣戰爭，本質上是一場戰略資源石油的爭奪戰。為什麼中東的產油國不能自己定價？美、英、法、義這些區域外的強權為什麼要用武力來控制中東的石油？

猶憶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當道時，竟然宣稱中國的東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線。當蘇聯是中國老大哥的時候，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分工，也要把中國包括它經濟分工的範圍之內。你反對，它就停止援助，卡住你的脖子，叫你的日子不好過。

這些例子都證明，如果對外沒有力量，就無法按照本國的國情和優先次序來從事經濟建設。現在我們常聽到中共說要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在50年代，蘇聯卻要中共搞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

此外，同樣重要但何新沒有提到的是，對內也有力量。一般人特別是既得利益階級，一聽到階級專政就恨得要命。但是，如果想一想以前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榨，想一想宋、孔兩家的視國庫為己有，就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打倒這些特權家族，中國是永遠富不了的，強不起來的。

階級專政是專這些人的政，專那些維護他們一己利益的人的政。

今天中共的總體經濟建設能搞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早專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將他們的財產和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用來搞國家基礎建設；否則一窮二白的中國，在美國和西歐的封鎖下，那裡去籌集龐大建設資金，如何養活億萬被他們剝削的工農大眾。

中國人怎麼能忘掉這段艱苦建國的歷史？

第三、可以在計劃經濟之下，調節全國的總供需，調富濟貧，調豐濟歉。中共在這方面一直做得很成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經濟發展上照顧邊疆少數民族，新疆和西藏每年都要從國家獲得巨額補貼，中國沒有發生像蘇聯那麼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部分應該歸功於這項政策。

與此類似的是，國家還實行脫貧計劃，幫助落後貧困地區發展經濟。據報在這項計劃下，三西（甘肅的河西、定西、寧夏的西海固）的赤貧地區近年來農業獲得豐收。這在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下，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公有制本身基本上保證了不會出現像資本主義社會那種貧富懸殊的兩極化現象。

簡言之，社會主義經濟之得主要在於，可以為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從總體上規劃如何比較公正合理地分配和運用國家的資源。

越戰後中共面對的新格局

越戰之前，中共的經濟建設一直是在極其不利的國內外大小氣候之下進行的。但是到了1975年越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歐對中共的封鎖解除了，原來的敵人變成了朋友。這種客觀形勢的根本改變，對中共的經濟建設起了下列極其深刻的影響。

第一，由於國際上階級關係改變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也起了根本的變化，地主和資產階級變成了人民內部的良性矛盾，甚至成為人民的一部份。

第二，西方有限度地而非全面地對中共開放〔註3〕，使中共無可避免地要同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來往，而中共不但在政治、文化等領域還要在經濟領域，進行大幅度調整，以適應世界的新格局。

由於客觀形勢改變了，所以國家發展的重點改變了，以前是戰時經濟，今後打大規模對外戰爭的機會明顯地大大降低了，逐轉為平時經濟；以前一些遵循已久的價值觀念方式、思想方式、辦事方法現在都要跟著起相應的改變。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機會，但也包藏危機。

這是鄧小平制訂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客觀背景，如果沒有出現越戰後中共和美國關係的和解，也就根本不具備改革開放的客觀條件。

這個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卻被何新忽視了。誠如他所言，1966至1976年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關鍵期間，但是中共這時正在南方抗美援越，在北方反蘇反修，這是兩場極其嚴重的對外民族戰爭和鬥爭，美國在越南是項莊舞劍，志在中共，中共怎麼能不搞備戰呢？不但搞備戰，而且還直接參加了戰鬥。

撫今想昔，也許可以這麼說︰中國在越戰期間飽受反共災難，而日本和四小龍卻趁此機會大發反共財，這一減一增，一出一進，兩者差距焉能不大？

何新遺憾地說，中共不能把握這段黃金時期來從事經濟建設，而四小龍卻把握了，所以四小龍創造了經濟奇蹟。但由上可見，不是中共有意失掉這個機會，而是嚴峻的客觀形勢不允許中共去抓住這個機會。何新說這是中共決策的失誤，他很可能是被1981年6月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誤導，因為其中隻字不提越戰，認為文革同越戰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場鬥爭 〔注4〕。實際上兩者密切相關，從伊拉克侯賽因總統呼籲發動反美聖戰來看，文革也許可以視為抗美援越思想總動員。

假定美國在越戰取勝了，中共是在戰敗國一方，美國會同中共和解麼？尼克松總統會不遠萬里親自飛到中國來向毛周求教麼？鄧小平有制訂改革開放的客觀條件麼？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失

得失利弊，本是相對的︰同一件事情放在不同的時空參考系下來衡量，就會得出不同的評價和看法。

越戰之前，中共基本上是對同質的東歐和第三世界開放，但是越戰之後，中共都對異質的歐美和日本開放。以前基本上是被迫關起門來自己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但是現在有了比較，有了對手，而且對手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

無庸諱言，社會主義體制存在著許多結構性和行為性的缺失，具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裡，經過同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對比之後，的確更能看清楚自己的缺失。要而言之，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中央計劃卡得過死，扼殺了地方、單位和個人的創造性、積極性和責任感，助長了官僚主義、特權和貪污腐化；

第二、公有制養成了積重難返的依賴性和惰性，使社會主義退化成為救濟經濟；

第三、輕工業和服務業長期被忽視，致使人民的生活內容單調、貧乏、不便；

第四、不注重商品的質量，不講競爭，其結果是無法提高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水平；

第五、補貼過多，使國家財政不勝負荷，且因此嚴重扭曲價格，搞亂供求關係；

此外，有人說社會主義經濟不識效率，沒有速度，而且很浪費，這種看法不夠全面。如果要說總體的效率和速度，微觀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比不上宏觀的社會主義經濟的。

關於這點，何新列舉了下列事實︰

1949年，中共在工業技術和經濟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約落後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今天在農業上，約落後20年至40年；工業的基本設備和技術上，僅落10年至15年，在國防工業上僅落後10年；在科學研究上，正在迎頭趕上，而且有的方面甚至已經領先。

像這樣的飛快速度和高度效率，怎麼還能說不夠快，沒有效率呢？

至於浪費，是資社兩個制度的通病，美國社會浪費的程度恐怕是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的，所以根據這一點來貶低中共社會主義是不公正的。

經濟規律與政治規律的矯枉過正

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主要目的是要借資本主義制度之長以補中共社會主義之短，來興利革弊，振興經濟，刺激生機。但是不幸的是，由於人謀不臧，政策失誤，以致矯枉過正，把改革開放導向否定社會主義，反為社會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這恐怕非決策者始料所及。

過去按政治規律辦事輕視經濟規律，固然不對，但80年代卻反其道而行，唯經濟規律是從，把政治規律完全置之不顧，更是不對。這可以說是胡趙時代所犯的不可饒恕的戰略性方向性的錯誤。

就拿美國來說，也不是都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六四事件本是個政治事件，純屬中共內政，但美國卻以此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美國政府寧可犧牲本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來換取美國的政治利益，試想美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經濟和貿易援助，哪有不帶政治條件的﹖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本來是個國際貿易體制，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堅持下，卻規定必須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才有資格申請，這等於硬要通過貿易手段把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國際貿易體系之外。用經濟貿易作為達到政治目的手段的一個最新的例子是，歐共體中的德法兩國在去年12月舉行的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為了爭取國內農民的支持，堅決不接受美國所提的大幅降低它們對農業補貼的要求，結果使會議破裂。

連強勢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時無刻不按政治規律辦事，而一個弱勢的社會主義國家反而不講政治規律，寧非怪事？

不講政治規律就是不講階級分析，不講為誰發展經濟。四項堅持和最近公佈的十二項原則，一言以蔽之，也不過就是這兩條。抽掉這兩條就等於抽掉了社會主義的精髓。四項堅持早就明令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但一直被胡趙束之高閣，有意不認真落實。

由於不講政治規律，所以在引進市場機制、管理經驗，在討論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在實施商品經濟時，原則丟掉了，立場模糊了，紀律鬆弛了，以致人的思想陷於極大的混亂和迷失，終致對社會主義喪失了信心，視愛國主義為笑料而任意加以嘲弄。

於此可見，所謂的社會主義危機，就中共的情況而言，主要是人謀不臧和外力介入造成的，並非社會主議體制本身存在著什麼內在的不可解決的矛盾。

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的前景

什麼因素決定中共社會主義的前途？是主觀的理論學說或客觀存在的國情？當然是大陸自己的國情。

大陸最突出的國情特點是︰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然而耕地總面積只佔世界總面積的百分之七；換言之大陸的耕地面積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十，但卻養活了比美國多三、四倍的人口或把七個工業大國和蘇聯加起來的人口。

這是一個極其嚴峻的國情，面對這樣的國情，以有限的資源養活不斷膨脹的人口，未來的中國是繼續實行公有或共享的社會主義經濟？還是改行私有或獨享的資本主義經濟？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答案不難求得。從世界範圍來看，世情更是嚴峻，答案更是顯而易求，而且誠如何新所言，資本主義濟正在經歷著空前的總體危機。

結論－－不要再做中國建設的逃兵

總上而論，中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固然有失有弊，但從總體上和中國國情上講，肯定得遠大於失，利遠大於弊，肯定要比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公平合理得多。

從中國的全局來看，今後若干年中國最理想的經濟佈局是︰維持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以此為主體，輔之以台、港、澳的資本主義經濟，使兩岸經濟彼此取長補短，充分發揮互補的作用。這應該是符合全體中國人利益的最佳安排。

試想有一天如能將台灣的資金、技術、人力來建設大陸的經濟，則中國的總體經濟何愁不能追上美、日、德三國，而成為另一個經濟大國？

數十年來，台港中國人誠如顏元叔教授在《海峽評論》第二期所言，作了大陸建設的逃兵，對大陸經濟建設一無貢獻，現在該是他們慷慨地為國家民族的整體長遠利益作出無私貢獻的時候了。

〔註1〕1988年洪都拉斯的兩個議會代表團在分別訪問了大陸和台灣之後評論說，中國（大陸）能夠養活十億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註2〕目前中共的國民總產值高居世界前列，國家的總體財力是相當雄厚的，人均所得很低，所以不能說民富，只能說國富。
〔註3〕國際上仍然有一些組織不讓中共參加，如很重要的關稅貿易總協定將中共排拒門外。
〔註4〕80年的《歷史問題決議》中說，他（毛澤東）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義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但就是隻字不提越戰，不提也頂住了美帝國主義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