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體制的展望和檢討

1990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了中國科學院的何新先生的大文，題目是《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筆者茲針對何新先生在文中所表示的論旨和見解，提出若干意見。其中有基本上出於共鳴立場的補充性質者，也有表示些許保留觀點的部份。筆者認為何先生的談話所涵蓋的問題包括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走向的分析，以及經濟結構的現實機制的剖陳，和對國家政策觀念的檢討等，不僅切合當前的中國經建問題，同時也關係到一般人的政治認識問題。下面筆者將私見分為三點提出，甚望各方面關心人士多予指正。

一、有關世界經濟情勢中的問題評估

何文首先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樂觀論表示懷疑。且對世界經濟的種種危機提出了深刻的指陳。與筆者的理解多有吻合。雖然有人因為所謂的「蘇東波」風潮而放言「從此萬流歸宗於資本主義」，但如此的「笑料」畢竟少有人予以理會。倒是全球資本主義勢力圈內，長年累積下來的結構矛盾－－來自根本的利害鬥爭的「北北問題」（亦即，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間，如美國與日本，美日與歐洲共同體、共同體內部之間的貿易摩擦，甚至局部性的經貿「戰爭狀態」等），其所帶來的問題，有時候還顯得相當深刻。如眾所周知，自從戰後早期的馬歇爾計劃開始，美國經濟霸權的運作主要集中在軍備、能源和資金的三方面。這三大項無疑是美國獨佔資本藉以控制所謂的「自由地區」的基本手段。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欲穩定其支配體制和經濟秩序，這三方面的有效保證是不可缺少的。

而美國以其戰後冠於全球的財富集中、地理、資源方面的獨厚條件，成為那三大要項的最大的提供者和分配者。但不論提供或分配，總是以回收更大的成果為目的。這些國家之間，雖然在政經結構方面的同質性相當高，但各個資本主義的共同本質是各自具有侵他性，除非面臨共同危機，否則經常性的摩擦是難以避免的。如近由卡特政權時代的安全助理布列辛斯基所提出的「美日複合體」（Ameri-pan）的構想，反映了美國對日本的「既鬥爭又聯合」的霸權戰略，在《外交季刊》上另以「雙重霸權」為名受到美方決策層的肯定。但也導致歐洲共同體的相當的震撼。

西歐國家的東進政策，本來也是歐洲對美日雙重霸權的恐懼感的產物，在推動的前階段並沒有得到美日兩國的支持。而在日本方面，雖然以它的突出的成長規模而取得美國第一夥伴的地位，但美日複合體的實質內容不外是讓日本發揮美國經濟的補足作用。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積累下來的龐大美方資金如何在美國目標的規範下有效回流或環流。且在美元的環流過程中，使美國的資本利益得到優先的照顧，這種主從關係，最具體的實例是，日本政府每年訂出翌年度的成長策略時，必須以美元．日圓的匯率變化的預估為首要的決定因素。

然而美元．日圓的匯率變化，實際上常常決定於美國財經巨頭的「意見」，和由其帶起的外匯市場上的投機行為。據日本專家的分析，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正常經貿的交易量不過佔百分之五左右，而各國中央銀行為了穩定幣值而做的公開操作所佔比例更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交易都屬於投機。這種不正常的情勢愈來愈嚴重。於是乎年來在日本學界有一種論調再度受到人們的注意。那是以中世紀德意志地方的秘密結社伊魯美那底（Illuminatie）做為白種人世界獨佔資本的集體意志的象徵。將近現代史中的重大政經現象或事件視為該組織的秘密策略的結果。強調當代的超國界經濟運作中有一種潛藏的征服計劃。特別是隱身在美國財界政界的秘密大本營對日本及其他亞洲各國的危險企圖。論者經常使用一種神秘主義的陳述方式。雖然語多偏激，學術價值不高，但也不妨視其為美國資本壓力下的日本經濟民族主義的反彈。

至於美國控制他國的財經武器，可以說非常繁雜。一次的問題解決，往往種下另一種糾紛的原因。有人因而說，在世界經濟中，只有熱戰和冷戰，向來也不曾出現過真正的和平。其次，更嚴重的是所謂的南北問題。也就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地區之間的片面剝奪關係。這是戰前資本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戰後版。直到本世紀的60年代以前，世界經濟的矛盾焦點被認為是，通稱為「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圈、和通稱為「東方」的中央計劃經濟圈之間的對抗問題。但1960年，英國洛易特銀行總裁奧利巴．弗蘭克首度指出，今後除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東西對抗外，還必須面對先進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南北矛盾問題。他甚至認為此後國際關係的中心應該是南北問題。

對於這樣的論調，雖然也可以指為還是東西問題的衍生問題，甚至是西方謀略上的焦點轉移。但是，國際獨佔資本的經營體系下，富國愈富貧國愈貧的極化現象總歸是必然。到了60年代西方國家才以積極的姿態首度在聯合國提出該項問題，且訂出「第一次開發年代」（Development Decade I=DDI）為聯合國計劃中的一項。不過說穿了只是藉此對抗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因為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中第三世界國家所佔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半數。1969年10月發表的「開發中的協作」皮亞遜報告，70年「尋求開發的加速化」丁巴根報告等，主旨都是以農業為主的開發中國家如何轉向工業的問題。但以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政策來指導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那簡直是一種諷刺。因為那違反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

到了71年，美國經濟因為援外和越戰而空前疲軟，不得不停止以美元兌換黃金。並回復貿易保護政策。大大動搖了世界經濟兩大支柱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制度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體制。於是南方77個國家乘此情勢在71年10月間在秘魯首都集會發表了《利馬憲章》，針對以先進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制提出控訴。73年的石油危機再度刺激了開發中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提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74年的聯合國特別大會上通過了《關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宣言以及行動計劃》。第29屆總會通過（國家間經濟權利與義務的憲章）。75年聯合國工業開發機構總會再度通過《利馬宣言》等。

但貧窮國家雖然依靠過半數的席位在聯合國一連通過了多項決議，在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景氣衰退的風暴下，北方國家總是以「不具備有效市場機制的發展中國家，忽視各國實況而企圖以人為方法改變國際經濟是非現實的」為辭加以反駁。並說南方所要求的「新秩序」其實是「無秩序」。1979年的馬尼拉南北會議仍然因為北方國家堅持「世界經濟的變革應該委之於市場機制」而無功收場。此後所謂的南北合作毫無實質的進展。南方的窮苦只有年年惡化的一途。

1978年世界銀行發表的預估是這樣：到了公元兩千年，處在「極端貧困」狀態下的南方人口將達13億人。其中最嚴重的飢餓人口將有五億九千萬人。另一方面，南方國家所負債務，自1986年起已經突破了一萬億美元。自1982年8月的「墨西哥週末」事件（負有644億美元債務的墨西哥政府要求暫緩支付外債本息）開始，一年之間總共有30個南方國家接連做同樣性質的宣佈。到了87年2月，巴西再度爆發債務危機，帶來了更大的震撼。一直到現在，世界的資金流向已經是由貧國到富國的本息償付大於富國到貧國的投資貸款。

至此開發中國家的累積債務問題被認為是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有炸垮世界經濟體系的可能。但在先進國主導的現有體制下是一項無法根本解決的難題。從根本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侵略本質，一旦把剝削機制擴大到異國異族，因為可以減少許多內部穩定方面的顧忌，也就不知止境了。資本主義表面的人權價值觀，原本就肯定強者的征服權，卻從不真正承認弱者的生存權。筆者手邊有一份南方研究文件（1986年日本的《世界》雜誌臨時增刊），其中所列南方世界的生存危機項目竟達40種之多。而幾乎都與南北間剝奪性經濟關係有關。落後地區的貧窮其實是先進國家的繁榮的必要條件，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何文中對南北危機的本質與現象有重點式的指陳，以上是數點補充說明。

二、有關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圈的變革問題

何文中缺少對這一部分的直接提及。只在「通向歷史正義之路」的小標題下有如下的一段話：「如果承認人類的全球問題，愈來愈需要一種有利於全人類的一體化解決方案。那麼僅從這一意義看，我個人也日益確信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前途，不論道路怎樣曲折，最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一條通向歷史正義之路。因此，即使社會主義在一些國家目前暫時失敗，它的理想和現實性，也還會被人類所再認識。我想，未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定會吸取昨天失敗的教訓，會比過去的形態更高級，更成熟，包括在發展民主的問題上。」

做為原則論的提示，以上的話是正確而有力的。只是環顧當前言論界，思想界的混亂相，雖然何文的主要範圍不在此，筆者還是覺得有必要另立一節正面處理。以下的文字可視為對上面一段話的註解延伸或補充。

一般外國人對蘇聯歷史的劃分通常如下：(1)戰時共產主義時期（1918-1921）；(2)新經濟政策時期（1921-1928）；(3)史達林官僚行政管理時期（1929-1953）；(4)非史達林化布里茲尼夫安定停滯時期（1953-1982）(5)戈巴契夫改革時期。戈氏雖然以「改革」為涵蓋一切黨政機構和意識型態的最高運動，但客觀而論，整個的蘇維埃建國70年，便是一長段的歷史性試驗。正如一位蘇聯學者所說：「蘇聯為了全人類的命運進行了70年備嘗艱辛的實驗」云云。因此嚴格說來，戈氏的改革也只是世紀性的實驗大格局中的改革。只有具備比前階段更高的方法論的時候，它才能取得正當性。

其實蘇聯70年的實驗並不是純粹的摸索。也不全是官僚體系的盲目壟斷。而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指導下的進程。它所根據的還是國家內外的具體情勢。只是不曾十分有效地去克服結構和政策，以及觀念方面的種種限制條件，和由此而產生的局部異化或錯失問題。終於自80年代開始，出現生產機制的鈍化，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失控失調，黨員意識和公民意識的脫體制化趨向等情形，逐年嚴重化。影響到社會的正常運作過程和整體的國家發展。

85年戈氏就任總書記。86年第二十七屆黨員大會上提出「根本性改革」的構想。在7月底的哈羅夫斯克演說中更指出經濟結構的改革是「第二革命」。這種措辭預示出蘇聯改革觀念和計劃的深度和廣度，在黨政機構和一般社會所引發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動搖的體制和紛雜的民心，日後形成了東歐社會主義各國激變的背景。不足一年時間，自波蘭到羅馬尼亞，各國領導黨紛紛被迫放棄了法制上的保障地位，改變組織型態和建設路線，甚至在一定範圍內改採資本主義的所有方式和自由市場制度。

東西德統一在西德的強勢資本力的全面運作下迅速實現。東歐民眾之間出現了相當普遍的資本主義熱。既往的社會主義體制似乎被認為既無民主也乏進步的錯誤嘗試。在情勢急速演變的過程中，西方傳播媒體的宣傳效果也不可忽視。資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的乘勢宣揚，使輿論中有關兩種體制的比較判斷產生了混淆。事態演變至此，不僅一般民眾，即連運動者也在嚴重的挫折感中彷徨，懷疑和苦惱。

實則，唯物史觀規定下的社會主義至今尚未成為歷史中的現實。作為正常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是揚棄了資本主義的更高級的經濟結構體，和這個基礎上面的充分民主的政治系統。這樣的社會主義必定是承繼了資本主義階段的所有的積極因素：包括社會物質條件的生產質量水平、制度的高度效率化、社會化的充份的結構性和心理方面的基礎等。同時也消除了資本主義基本人際關係中的侵略性和不合理的階級構造導致的反進步因素。但與此相比，歷史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是另一種時代範疇的產物。那不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揚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的掠奪世紀中失去了本土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機會的後進地區，為了追求自主的現代化而選擇的革命體制。

70年前的俄羅斯，40年前的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還有東歐數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雖然各國的歷史條件不一，社會的發展階段也有小異，但除了東德、捷克的工業化已有相當基礎外，其餘多數國家都處在低生產力狀態下，缺少充足的資本累積以進行現代化的基本項目－－生產工業化。就像何文中所指，在資本先進國家的發展軌跡中，殖民地的暴力掠奪曾經是主要的資本累積的來源。而在後進地區，唯一的途徑是走社會主義的路。以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來集中低生產力基礎上的有限經濟資源，做重點式計劃性的運用。經濟的大目標首先在於維護民族主體性所必需的自衛體系的建立，基建開發的初動，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獲得最低保障等。然後透過中央計劃加速資本的原始積累，同步著手工業化的實際步驟。

這種後進地區的非資本主義方式的革命歷程，無例外都處在極其險惡的內外情勢之下。內部有舊階級結構的反阻勢力，外部有資本主義勢力圈的包圍破壞。只有高度的集中、強勢的統一，才能打開初創時期的困局。於是政治的一黨領導，和經濟的中央計劃，優先於個人的自由權利和消費滿足。為了堅持政治經濟的集中原則，意識型態領域的高度一致性也被認為當然的要求。時代的重擔由被動員的人民大眾來負荷。但持續性的運動張力使人民大眾之間「苦鬥的社會主義」逐漸淹過「解放的社會主義」的實感。且群眾動員中部份領導幹部因為體制的權威內化而使黨性中原有的使命感異化，於是產生了相當普遍的官僚化問題。群眾的自覺性熱忱因而逐漸消褪，再加上勞動成果大部分轉為社會積累，個人的回收長時期受到抑壓。革命的共利、大利、遠利觀念逐漸萎縮、倭化為私利、近利、小利的庸俗現實主義。

1980年代的蘇聯青年，多已傾向於「重物品，輕勞作」，而對於共青團刊物上的訓誡文章，則答以「我們覺得疲倦了」。依政治運作的理論來說，群眾的「制度疲勞」極為有害。當多數群眾對公式宣傳和運動喪失了信心和熱忱時，除非個人功利的動機以外再也沒有東西使他們振奮起來。而當國家正處在宏觀規劃下的積蓄階段，因而必須抑制個人的消費慾望時，人們對體制，對機構，對劃一的思想標準的離心將不可避免。有兩種反應模式，都會帶給體制一定的危機。

第一種是前面所說的制度疲勞。而另一種則可能形成所謂的社會主義異論派，更有變成社會主義反對論者。當戰爭的危機似乎逐漸消失時，當個人消費的慾望長期得不到滿足時，當飢餓不再是生活中的危脅時，為民族自衛而努力，為提高生產而積累，為保障全體的生活條件而抑制個人，其必要性將受到質疑。蘇聯全境在兩年之間出現了三萬個體制外青年團體。自右翼排猶到近似嬉皮，自脫政治沙籠到搖滾舞，自研究佛理到中亞草原逍遙派等，不一而足。這些都不能不說是預兆。而當領導機構必須依賴更多的強制時，革命的精神凝結已快速趨向瓦解。疲倦而易怒的大眾，在資訊化的時代更容易受到資本先進國家的形式民主和大眾消費的表相所迷惑。

一切不滿指向政治的一黨領導和經濟的中央控制。多數人不再在意帝國主義論，不在意先進國家的繁榮來自境外剝削的殘酷事實。這也可以說是人民的「反動」，相對於領導黨的腐蝕。人們不再肯定體制所完成的歷史性成就，不再記憶生活中獲得改善的部份事實。當人民大眾心離開了領導黨，離開了革命的理想時，被孤立的黨或政權，必須在孤立中去面對來自資本先進國家的、處心積慮的挑戰。西歐的東進政策，欲在疲倦而離心的東歐人民之間培育出異論派反論派並不困難。而沒有責任包袱的異論反論派和當權派競爭取得了群眾的動員權，也非難事。於是出現了相當幅度的資本主義化變革。有一位日裔美國人學者，且說東西對抗已見勝負。

然而，東歐社會主義的挫折，甚至變資，事實上對西歐資本主義並無顯著的增勢作用。西歐資本主義對美日複合體的弱勢不會因為東歐的加入而有所改善。統一後的德國即使變成共同體中的獨大，也不足以抗衡美日，卻已破壞共同體既有的內部平衡。而如果統一後無法消納東德的體制變革帶來的經濟衝擊，那意味著不僅是東德，而是整個東歐的變革將是歐陸的新的亂源。

這在兩個方面是相當清楚的。首先，東歐的參加使西歐資本的活動圈擴大是事實。軍備競賽的結束，使西歐部分剩餘資本流向東歐是自然的趨勢。但穩定性如何，利潤率是否絕對有利呢﹖來自美日的競爭應如何面對呢﹖其次，軍事對抗的休止導致軍備的大緊縮後，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圈的內部變化所隱含的問題是相當深刻的。軍事生產線轉向和平產業後，必定出現資本活動中的擠壓現象，局部的生產過剩，利潤率的降低，失業的增加，景氣下墜等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東歐原有體制的性質使其無法在轉型期間變成具有順暢的受納力的市場。更何況一般民心的不穩潛藏著的動盪危機。因為40年來史達林主義的過度集中和官僚體系的僵化錯失雖然激發出空前的大反彈，但畢竟那是一個體系的因果內變，本質上無關於另一個體系的優越性。東歐人民正以本身的禍福命運為睹注進入兩種體制的檢驗歷程。除了保加利亞社會黨外，所有的前執政共產黨都經過一場選舉變成了在野少數黨。而新起的所謂的民主政黨大都表現出不穩的過渡性格，至今少有提出明確具體的新建國路線者。一般的群眾心理似乎也只汲汲於資本主義個人價值的重建，同時也漫然地企求著保留社會主義的共同保障。但那是何等非現實的奢望！即令以西歐的富裕，北歐的福利，這種欲圖魚掌兼得的機會主義，還不等於白日夢囈。

當數十年來社會化了的生產設施和公共財富重新設定私有產權時，是否就是一場赤裸裸的個人權益的爭鬥，一場階級剝削的重現呢﹖並在西歐資本勢力介入的必然前提下，是否又是一場新殖民地的淪落﹖如果是，那也不過是帝國主義世紀中，後進地區的「苦鬥的社會主義」在完成了一段任務後難以承擔沉重的代價而在挫折中落幕，且以其淪落來證明歷史上的革命時期易犯的主觀錯誤的悲劇性後果。而如果不是，那表示著受戕傷而尚未崩潰的東歐社會主義的根，和歷經曲折而尚未斷裂的實驗脈理，兩者猶存。總之，不論正反，受到證明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如何把它再加以充實或提高，那怕是通過災禍和痛苦，也應該是轉變過後的反思的唯一課題。

三、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幾個觀念問題

何文中關於這一部分的文字恐怕比較有爭議性。筆者身不在大陸，生活不在其中，認識上畢竟多有限制，誤解也在所難免。下面只提一些推理性的觀點，和一項有關日本經濟史的補充意見。(1)何文認為中國的許多經濟問題不是生產力的發展過慢，而是過急所導致。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生產力對於國內市場而言是過剩的。且國外市場又太小。如此的提法是把生產力和市場的購置力相對比而下的判斷，當然是有道理的。但這中間有關聯問題還是有澄清的必要。例如：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尤其是後進地區的、開發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縱然不得不通過商品生產的等價原則的支配階段，否則影響到擴大再生產的正常循環，但等價原則的支配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如果把社會主義定位在一個更高級社會的前階段，則除了等價原則下的分配外，還必須顧及到出於特定需求的分配部分。而這一部分大都屬於社會的公共需要和長遠性規劃下的必需，等於是長期性的迂迴投資。社會生產力本來就不是一種普通的量化概念。除了規模與效率外還得包括指向性的質的規定。也就是說，生產力是特定的社會性質特定的發展方向規約下的歷史現象。如此則除了生產週期的市場消納問題外，還有另一系統的環流問題。再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生產力應不止於是對照市場有效需求來定出大小、過剩或不足。當然如果所謂的生產力過剩是同時針對這兩種不同系統－－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的情況而說的，那種過剩才算是真正的負面因素。在中央計劃的指導下在某些生產分野還有可能存在著計劃盲點。局部性的供需失調是難以避免的。如果這樣的失調現象變成了普遍性經常性的現象，那也會動搖到計劃的技術層面的合理性問題，是要以大力來加以解決的。(2)何文認為起自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正值「亞洲四條小龍」起飛的時期。「如果不搞文革，不搞備戰，而是利用當時已有的工業技術基礎和充分調動資源，利用當時的民心、民氣、面對世界市場積極開拓出口」云云。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是何新先生的獨有意見。但這裡亦有一些關連問題。蘇聯的史學界近年來也出現所謂的「代替理論」。也就是說，把一段歷史的事實經過，用假設的另一段經過代替，用截然不同的經過推理出不同的結果。

這種方法雖然也是一種研究歷史因果問題的推理手法，但它的客觀性有賴於假設事況的現實可能性，否則任何結果都只存在於蓋然性之中。而假設事況的可能性現實性，卻主要看其關連因素的可能性現實性。因此假設的周延性夠不夠非常重要。只要假設中有一項是無法成立的，整個的銜接作業都變得空虛。

如上述的代替理論中必須細加考究的是：四條小龍中工業起飛特快的台、韓是美援地區。雖然兩地的近代化產業基礎本來就比東南亞各地區略勝一籌，但是起飛條件中不可忽略的，倒是非經濟的政治因素。亦即，做為分裂國家的反共地區，做為美援保護地區，必須顧及東西兩陣營的經濟競賽中的示範作用和內部的政治安定。因此台韓產業的較快速的現代化和輸出取向的成績，也算是美援的政策效果，也是美國在全球反共戰略中的一項當然目標。而在台韓這方面，則必須以新殖民地的依賴地位接受國民經濟主體性喪失的事實。最屬關鍵性的資金、技術、銷售悉皆仰賴美國，然後才有低附加價值的初級產品的一大市場－－美國國內市場的開放。即使在那一時段中，台、韓的生產角色由大陸來取代，美國市場還是不可能向中國開放的。除非政治上沒有當時的對抗性，經濟上有如台、韓那樣的新殖民地依賴關係的存在。

如果沒有海外大市場，把絕大部分產品轉為內銷，則國內市場的結構變化，資源分配問題，重、輕農的比例問題等，究竟會產生怎樣的連鎖反應呢﹖對宏觀規劃的立場觀點，進而對意識型態，國民心理的影響如何呢﹖日人大來佐武郎曾經提出有關亞洲經濟發展的「三波論」。後來在部分中國學者之間「三波論」變為「三個機會論」。大意是50年代的美國勞力密集產業因工資增高陷入困難而由日本承繼。到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因同樣理由而再由亞洲NIES（新興工業國家）承繼。現在是第三度的承繼機會，中國應該妥加掌握。這是基於技術條件的國際分工觀點。承繼第二波的台、韓如上述，的確起飛過。但代價是新殖民地的附庸地位。因而時至今日，前途並不樂觀。這一點何文中指出來了。

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經濟變化和發展，何文不曾深入探討。他只注重日本國家政策的有力的導引作用，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方面所表現的意義。「作為落後國家的日本經濟，為快速擺脫落後狀態，採取了由國家掌握主要經濟部分，並直接為國家目標服務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 」這段引文據說來自《現代日本經濟事典》。筆者對「國家社會主義體制」這個用語認為不符合經濟理論與事實。

按維新前後的日本產業連英國18世紀的產業革命前夕的水平都沒有，因而政體的形式上的近代化對經濟基礎來說是超前太多。民間並沒有自動形成現代企業的條件。唯有經過政府的大力培養。這就是明治初年的官營工業，包括兵器、機械、水泥、玻璃、制鐵、制絲、紡績等。也把全國礦產納入官營。在所有制的形式上，尚未撥售給刻意培養的「政商」（後來發展為日本財閥）以前當然是國有。但國有企業並不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否，不能只看所有方式的靜態規定。而應該更大地取決於動態的運營方式。只要企業的生產關係中有剝削機制，且剝削的成果歸於毫無民意基礎的官僚派閥，變成其私物，則不論名義或實質，都不是社會主義。

而維新後的東京政府是藩閥政府。政權有如藩閥巨頭私器。他們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為施政口號進行所謂的由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化。也就是以政治強制力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其過程是非常殘酷的。農民暴動、貧民騷動、士民叛亂等，可以說年年歲歲頻繁發生。因為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來源是農村的高度剝削，明治十年代的日本農家幾乎都變成了農村高利貸的債戶。地租和耕地集中到地主或高利貸手裡，使他們變成了工商資本家，而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村勞力，則流向城市工廠變成工資勞動者。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公佈「欽定憲法」。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政治形態之一－－立憲君主制正式上軌。

二十七、八年甲午戰爭，獲得了可觀的賠償金，資本積累過程逐年加速。進入三十年代，日本的資本主義才算完成了應有的社會結構。這一段資本原始積累期，使日本國家權力的特質歷史地定位下來。那是高壓性威權，侵略性的制度暴力，以絕對化的精神價值做掩護，以「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為憲法的首條工具。這種權力架構下的官營產業，離開「社會主義」的內在規範究竟有多遠呢﹖依筆者的理解「國家社會主義」一詞，遠的指德國俾斯麥主政時的官方統制經濟政策，目的在於抑制勞工運動。後來也用以指第一次大戰時期的軍部統制產業政策。原來都是一些御用學者的慣用名詞。因此筆者認為不如直稱國家資本主義。

當然，根據國家資本主義一般定義，那必定是先有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的存在，然後才有巨大化的財權與政權的結合，形成國家資本主義。而當時日本社會上還未出現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這批學者或許認為不可能把政權構成分子的代表性歸屬於尚未形成的大資本家階級，而只能放在已經形成了的「國民」概念上面。官吏代表國民主持企業，則企業的性質不是階級性而是全民性。大概這就是日本式「國家社會主義」名稱的由來。但若以日本憲法的條文，官吏並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天皇的部分統治權（舊憲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因而筆者還是根據前述的動態規定的理由，認為以國家資本主義來稱呼資本培育期間的日本官營事業。何氏接受日本經濟事典上的名詞而未加省察似乎是一時的疏忽。以中國當前所經歷的經濟開放改革路線而言，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微妙性，像這一類性質的觀念混淆還是盡量避免的好。

結 語

何氏的一番議論，基本上是從全局觀點，歷史觀點來澄清世界和中國的經濟問題。同時也有意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點比較，意識型態和政治現實的反省等問題上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應有的認識內容都有所建構。◆